戰國時期的楚國(今湖北)詩人屈原,在農曆的五月初五抱石跳汨羅江自盡,後人將端午作為紀念屈原的節日。其實,屈原除了是政治家、詩人之外,還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
屈原作品蘊涵著非常獨特的自成體系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具有非常獨特的教育目的觀、教育內容觀和教育方法觀上。
屈原具有非常獨特的教育目的觀
我們知道,在屈原生活的戰國後期,天下爭相招引人才,有才華者不問國家何在,只要誰重用自己則效力於誰,準確地說,就是一個“有君無國” 的時代,所以“朝秦而暮楚” 和“楚材為晉用” 的事例很。
按說屈原在遭貶之後,也可以憑自己的才華,而服務於信任、賞識自己的君主,但他至死深深眷戀自己的祖國、忠於自己的君王,誠如洪興祖在《楚辭補註·離騷序論》所說的“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 。
屈原在《橘頌》中,深情讚頌橘樹“深固難徙更壹志” 堅定不移的崇高品德,正是他自身的人格追求的真實寫照。
從屈原的詩歌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反覆申述:政治上要求修明法度,舉賢授能;社會混亂在於小人不守法度,“背繩墨以追曲兮,竟周密以為度”;因而必須“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
作為教師和教育官員甚至在流放的艱難歲月裡,他為了楚國的強大和人民的福祉,堅持用“美政” 理想教育學生,以愛國精神和美政理想為根本的品德教育目的觀,是屈原貫徹於教育教學始終的核心思想。
當然,屈原也非常重視其他方面的教育,如科學教育在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就顯得彌足珍貴。屈原的教育目的觀,近乎今日的“全人教育” 目的觀。
屈原具有非常獨特的教育內容觀
屈原的教育內容觀與教育目的觀具有密切的內在聯繫,或者說,他的教育內容選擇完全是為實現教育目的服務的。他為了使學生成為理想的“美政”優秀人才,極力主張或者說他自己在教育教學實踐中,用什麼內容教育學生呢?歸納起來,大略為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進行判別善惡美醜的教育
屈原教育內容中很突出的一個方面,就是善惡要清楚、愛憎要分明的教育。他常用比喻的方法來說明事物的特性,比如他常用芳草香木比喻君子及其優秀的品德,而用惡草比喻小人及其卑劣的人品、奸邪的醜行。
儘管屈原知道社會昏暗,往往醜惡者能青雲直上,而美善者則受到猜忌和打擊,這種現象,屈原借他人之口表述為“直以亡身” “世並舉而好朋”,但屈原痴心不改,疾惡揚善,“苟餘情其信芳”,所以屈原教育學生時,很注意培養他們判別善惡美醜的能力,並要求他們能和老師一樣,保持高尚的節操和美好的品質。
第二,進行加強自我修養的教育
屈原一再表明,人不僅要有美好的外在形象,還應該有很好的內在修養,“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內美” 就是自我修養的體現。這種修養要能保持,就不能受到外部條件的影響,“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
他對自己教育的學生也曾充滿過希望,但由於他們中有的後來變質了,這使得屈原非常失望和傷心,痛惜“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原因何在?“豈其有他故也,莫好修之害也”。
第三,進行追求真理精神的教育
屈原一生不懈追求真理,在真理的持有和個人生存之間,他始終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所謂“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他寫《橘頌》既是勉勵自己,更是在教育他的學生,以擬人化的手法,歌頌了橘樹斑斕奪目的外表和堅定不移的美質,充滿了對學子的愛護和勉勵之情。
更為可貴的是,他不光是要學生為了堅持真理、保持節操、將生死置之度外,而且要求自己為人師表,他最後沉江而死,便是將追求真理的精神化為最震撼人心的行動。
第四,進行社會、人生、自然、宇宙等科學教育
屈原在當時的楚國,以“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 而著稱,對歷史和現實均有深入的研究,針對當時楚國的實際,提出舉賢授能的主張,希望能修明法度,實現“美政” 強國的理想,《離騷》中“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的詩句,精警地表明屈原鍥而不捨的探索精神。
《天問》是屈原進行科學教育的最重要體現,他提出的170 多個問題,包括了天地宇宙、山川河海、神話故事、歷史傳說、天命人事、現實生活等各個方面。
從如此之多的問題和所包含的若干知識、經驗、探索與思考等綜合考察,我們認為屈原在從事教育教學時,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並用設問的方式來啟發學生學習知識,啟發學生對上至宇宙現象、下至現實人生進行嚴肅的思索。在中國幾千年的教育史上,對學生進行如此豐富而深刻的教育教學的教育家,恐怕惟有屈原。
屈原具有非常獨特的教育方法觀
屈原具有非常獨特的教育方法觀。最突出的是兩個方面:
第一,注重“問題啟發式”教學
這集中體現在《天問》中,詩中的170 多個問題廣涉社會、人生、自然、宇宙等領域裡,這些問題倒不是屈原自己不懂,而是他知道學生不懂,他一一提出來,啟發學生思考與探索。
第二,進行“詩樂教學”
這體現在他所有的詩歌作品即教科書中,進行“詩樂教學” ,在屈原的教育方法觀中乃至在整個中國教育史上都顯得尤其突出。孔子雖然極力主張“詩樂教學”,也修訂過教材《詩經》,但我們從《論語》和其他史料中,可以發現,他沒有使自己的教育教學做到全部“詩樂” 化;而從現在可見的資料來看,屈原卻做到了。
屈原是一位詩人,一生寫有大量詩歌作品;他也是一個音樂家,諳熟楚地音樂形式,吸收楚地民間神話故事寫作的《九歌》,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加之屈原時代書寫工具缺乏,知識傳播主要依靠口耳相傳,把知識編為可吟唱的詩歌,是學習最便捷的方式。因此,屈原就採用詩樂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楚國曆史知識、民俗知識、道德情操和自然知識等的教育。
正如上面所說,屈原的詩歌都是教材,是配合音樂或可演奏或可吟誦的詩歌,教育教學內容與教育教學方法統一於“詩” 伴之以“樂”,不僅能使學生學好有關知識,而且能起到陶冶學生情操的作用。
屈原執著地進行了非常豐富的教育教學實踐,他的作品是詩化的教科書和教育著作,他的作品蘊涵著非常獨特的自成體系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具有獨特的教育目的觀、教育內容觀和教育方法觀,這三個方面,使屈原完全符合了教育學視野中的偉大教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