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的楚國（今湖北）詩人屈原，在農曆的五月初五抱石跳汨羅江自盡，後人將端午作為紀念屈原的節日。其實，屈原除了是政治家、詩人之外，還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
屈原作品蘊涵著非常獨特的自成體系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具有非常獨特的教育目的觀、教育內容觀和教育方法觀上。
屈原具有非常獨特的教育目的觀
我們知道，在屈原生活的戰國後期，天下爭相招引人才，有才華者不問國家何在，只要誰重用自己則效力於誰，準確地說，就是一個“有君無國” 的時代，所以“朝秦而暮楚” 和“楚材為晉用” 的事例很。
按說屈原在遭貶之後，也可以憑自己的才華，而服務於信任、賞識自己的君主，但他至死深深眷戀自己的祖國、忠於自己的君王，誠如洪興祖在《楚辭補註·離騷序論》所說的“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 。
屈原在《橘頌》中，深情讚頌橘樹“深固難徙更壹志” 堅定不移的崇高品德，正是他自身的人格追求的真實寫照。
從屈原的詩歌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反覆申述：政治上要求修明法度，舉賢授能；社會混亂在於小人不守法度，“背繩墨以追曲兮，竟周密以為度”；因而必須“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
作為教師和教育官員甚至在流放的艱難歲月裡，他為了楚國的強大和人民的福祉，堅持用“美政” 理想教育學生，以愛國精神和美政理想為根本的品德教育目的觀，是屈原貫徹於教育教學始終的核心思想。
當然，屈原也非常重視其他方面的教育，如科學教育在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就顯得彌足珍貴。屈原的教育目的觀，近乎今日的“全人教育” 目的觀。
屈原具有非常獨特的教育內容觀
屈原的教育內容觀與教育目的觀具有密切的內在聯繫，或者說，他的教育內容選擇完全是為實現教育目的服務的。他為了使學生成為理想的“美政”優秀人才，極力主張或者說他自己在教育教學實踐中，用什麼內容教育學生呢？歸納起來，大略為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進行判別善惡美醜的教育
屈原教育內容中很突出的一個方面，就是善惡要清楚、愛憎要分明的教育。他常用比喻的方法來說明事物的特性，比如他常用芳草香木比喻君子及其優秀的品德，而用惡草比喻小人及其卑劣的人品、奸邪的醜行。
儘管屈原知道社會昏暗，往往醜惡者能青雲直上，而美善者則受到猜忌和打擊，這種現象，屈原借他人之口表述為“直以亡身” “世並舉而好朋”，但屈原痴心不改，疾惡揚善，“苟餘情其信芳”，所以屈原教育學生時，很注意培養他們判別善惡美醜的能力，並要求他們能和老師一樣，保持高尚的節操和美好的品質。
第二，進行加強自我修養的教育
屈原一再表明，人不僅要有美好的外在形象，還應該有很好的內在修養，“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內美” 就是自我修養的體現。這種修養要能保持，就不能受到外部條件的影響，“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
他對自己教育的學生也曾充滿過希望，但由於他們中有的後來變質了，這使得屈原非常失望和傷心，痛惜“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原因何在？“豈其有他故也，莫好修之害也”。
第三，進行追求真理精神的教育
屈原一生不懈追求真理，在真理的持有和個人生存之間，他始終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所謂“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他寫《橘頌》既是勉勵自己，更是在教育他的學生，以擬人化的手法，歌頌了橘樹斑斕奪目的外表和堅定不移的美質，充滿了對學子的愛護和勉勵之情。
更為可貴的是，他不光是要學生為了堅持真理、保持節操、將生死置之度外，而且要求自己為人師表，他最後沉江而死，便是將追求真理的精神化為最震撼人心的行動。
第四，進行社會、人生、自然、宇宙等科學教育
屈原在當時的楚國，以“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 而著稱，對歷史和現實均有深入的研究，針對當時楚國的實際，提出舉賢授能的主張，希望能修明法度，實現“美政” 強國的理想，《離騷》中“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的詩句，精警地表明屈原鍥而不捨的探索精神。
《天問》是屈原進行科學教育的最重要體現，他提出的170 多個問題，包括了天地宇宙、山川河海、神話故事、歷史傳說、天命人事、現實生活等各個方面。
從如此之多的問題和所包含的若干知識、經驗、探索與思考等綜合考察，我們認為屈原在從事教育教學時，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並用設問的方式來啟發學生學習知識，啟發學生對上至宇宙現象、下至現實人生進行嚴肅的思索。在中國幾千年的教育史上，對學生進行如此豐富而深刻的教育教學的教育家，恐怕惟有屈原。
屈原具有非常獨特的教育方法觀
屈原具有非常獨特的教育方法觀。最突出的是兩個方面：
第一，注重“問題啟發式”教學
這集中體現在《天問》中，詩中的170 多個問題廣涉社會、人生、自然、宇宙等領域裡，這些問題倒不是屈原自己不懂，而是他知道學生不懂，他一一提出來，啟發學生思考與探索。
第二，進行“詩樂教學”
這體現在他所有的詩歌作品即教科書中，進行“詩樂教學” ，在屈原的教育方法觀中乃至在整個中國教育史上都顯得尤其突出。孔子雖然極力主張“詩樂教學”，也修訂過教材《詩經》，但我們從《論語》和其他史料中，可以發現，他沒有使自己的教育教學做到全部“詩樂” 化；而從現在可見的資料來看，屈原卻做到了。
屈原是一位詩人，一生寫有大量詩歌作品；他也是一個音樂家，諳熟楚地音樂形式，吸收楚地民間神話故事寫作的《九歌》，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加之屈原時代書寫工具缺乏，知識傳播主要依靠口耳相傳，把知識編為可吟唱的詩歌，是學習最便捷的方式。因此，屈原就採用詩樂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楚國曆史知識、民俗知識、道德情操和自然知識等的教育。
正如上面所說，屈原的詩歌都是教材，是配合音樂或可演奏或可吟誦的詩歌，教育教學內容與教育教學方法統一於“詩” 伴之以“樂”，不僅能使學生學好有關知識，而且能起到陶冶學生情操的作用。
屈原執著地進行了非常豐富的教育教學實踐，他的作品是詩化的教科書和教育著作，他的作品蘊涵著非常獨特的自成體系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具有獨特的教育目的觀、教育內容觀和教育方法觀，這三個方面，使屈原完全符合了教育學視野中的偉大教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