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瞿秋白未能隨軍長征、留守蘇區最終遇害之真相

瞿秋白烈士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及黨、政、軍、群中樞機關等 八萬餘人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突圍,即長征。瞿秋白未能參與突圍,被留在中央蘇區堅持群眾游擊戰爭。此事被後來的一些人或猜疑或武斷地說成是博古對他的“拋棄”“陷害”。然而事實究竟如何呢?

中共領導人瞿秋白未能隨軍長征、留守蘇區最終遇害之真相

留下最有才能的指揮員

長征前夕,中央蘇區縮小到只剩瑞金、興國、寧都、石城、會昌、於都、長汀等幾個縣,土地面積約一萬平方公里。中共中央據此對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後的鬥爭,作了周密佈置。從中央到地方各級仍保存了一套架子,並因此留下了一批幹部。

當時,中共中央規定給留下的領導機關和紅軍部隊的任務是:牽制敵人,掩護紅軍主力部隊轉移和保衛蘇區、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並在蘇區及周邊開展游擊戰爭,準備配合野戰軍反攻,收復敵佔區,重建蘇區。

為完成如此艱鉅的任務, 就需要一批富有黨性和鬥爭經驗、擔任過一定領導職務並熟悉某方面工作,在當地又有密切聯繫並對地方有相當瞭解的高級幹部留下。因而,中共中央留下了項英、陳毅、賀昌、陳潭秋、瞿秋白、樑柏臺、 何叔衡、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毛澤覃、汪金祥、李才蓮等分別組成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中央軍區。博古在延安時期所作的筆記手稿扼要地記述了這件事:

中央蘇區退出時,由於對形勢——游擊戰爭的形勢及其困難的估計不足,致各級仍保存一套架子,由於這,留下了一批幹部:中央局書記項英、組織潭秋、宣傳秋白、軍事陳毅、政府何叔衡。其餘江西曾山書記、福建汪金得(祥)、鄂贛劉伯堅……

毛澤東事後對此評價道:

紅軍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揮員:陳毅、粟裕、譚震林、項英、方誌敏、劉曉、鄧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張鼎丞。

很多這樣的共產黨領導人都是自願留下準備犧牲自己的,共產黨人現在用各種方式紀念他們的英雄品質。

當時,撤離中央蘇區的紅軍只打算轉移到湘鄂西去,與賀龍、蕭克他們會合,然後放下行李,再謀新圖:開闢新的根據地,並相機反攻,殺回老家去。

在這種前路既不遙遠,又與“南天王”陳濟棠談判達成了借道協議的樂觀形勢判斷下,八萬多紅軍採取一種“搬家”的方式進行轉移。這當然也是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形勢估計不足的一種表現, 由此而影響到留在中央蘇區堅持群眾游擊戰爭的那些高級幹部的處境,表明對將要遇到的困難與危險估計不足。

博古沒有生殺大權

那麼,當時瞿秋白是否就是因為博古或博古們的忌恨、迫害而“不得不留”?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來看看時任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李維漢的相關回憶:

長征前,幹部的去留問題,不是由組織局決定的。屬於省委管的幹部,由省委報中央;黨中央機關、政府、部隊、共青團、總工會等,由各單位的黨團負責人和行政領導決定報中央。決定走的人再由組織局編隊。中央政府黨團書記是洛甫(即張聞天),總工會委員長是劉少奇,黨團書記是陳雲,這些單位的留人名單,是分別由他們決定的。部隊留人由總政治部決定,如鄧小平隨軍長征就是由總政治部決定的。

引文中提到的中央組織局,相當於後來的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和陳雲。作為中央組織局主任的李維漢,他的回憶具有權威性。這個回憶確切地說明了長征前夕,幹部的去留是依據什麼原則、走什麼程序決定的。它清楚地表明,事情並不像一些不負責任的回憶人和論者所說的,誰去誰留的生殺大權操於博古一人之手。

瞿秋白留守的原因

瞿秋白時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兼任分局宣傳部長、《紅色中華》報編委會主任。

為嚴格保守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的祕密,矇蔽敵人、遲滯敵人的行動,中共中央除部署中央政府辦事處一如既往地履行全部政府職能外,還特別要求《紅色中華》報照常以中央政府機關報的名義編輯、出版、發行,並且版式、欄目、出版週期等都不變。要在整個編輯部嚴重缺人手,通訊員隊伍不復存在的情況下,保證報紙的照常出版發行,實在非同小可。能擔當此重任的,自然首推瞿秋白。事實證明,瞿秋白不負黨中央重託,雖艱難卻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貢獻。直到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後近一個月,國民黨軍隊才敢放膽靠近、“收復”中央蘇區核心地區。這也表明,中共中央和博古選擇瞿秋白留下,是出以公心,也是對頭的。

瞿秋白被留下,還有他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極差”,難以承受長途跋涉的艱難險阻、戰事襲擾及醫療困難。就連當時身體不錯的董必武,事後也坦率承認:“假使在出發前,就知道要走25000裡的路程,要經過13個月的時間,要通過無人跡無糧食的地區,如此等類,當時不知將作何感想?”

留下瞿秋白只是權宜之計,“原要潛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療的。對年近花甲的何叔衡的安排,也和瞿秋白一樣,打算最終讓他和瞿秋白一起“潛入上海”。這個細節是朱德在1937年春對史沫特萊披露的。此外,項英對瞿秋白重病臥床必須留下,感到非常惋惜。這也證實了朱德的說法,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

摘自 《黨史博覽》2019年第2期

作者:曹春榮

編輯製作:薛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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