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嬴政是何等人物

秦王嬴政沖齡即位,一切大政全委之於呂不韋。即位九年後,他發現青春守寡的太后的姘夫嫪毐謀反。叛亂迅即被秦王敉平。一年後,秦王免呂不韋丞相職位,後命呂不韋全家遷到邊遠的四川,呂不韋自殺。

與呂不韋罷相同時,秦國發生了“鄭國渠”事件。鄭國是韓國有名的水利專家,韓王派他去說動秦王修築一條溝通涇水和洛水的水渠,以利灌溉,其真正的目的是增加秦軍東征的交通不便和消耗秦人的民力,減少秦國對外戰爭的力量。這個工程背後的陰謀為秦人發覺,但秦王仍繼續開渠,因為它確實對秦有大利。

“鄭國渠”事件引起秦人的警覺,他們紛紛獻議秦王逐客,“客”就是外國人。秦王遂下“逐客令”,亦應被逐的李斯上書抗辯。李斯認為秦國由弱小而富強,完全是任用外國人之功。秦王信其言,取消逐客令。

秦王禮賢下士,對各國才俊非常尊重。魏人尉繚建議秦王動用三十萬金去賄賂各國的權臣,破壞他們聯合一致抵禦秦國的計劃,“則諸侯可盡”。秦王採用了他的計策,終能各個擊破。他見尉繚時十分禮貌,“衣服飲食與同”。尉繚說:“我(尉繚)不過一平民,然見我時竟常待我如上賓,可見其用心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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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二十二歲的秦王能夠戡定禍生肘腋的嫪毐的叛亂,並不簡單。嫪毐內有大權在握的太后,外有相國呂不韋支持,權力大到“事無大小皆決於毐”的程度,如果不是秦王事前警覺,臨事果決,焉能神速戡平嫪毐及其眾多的黨羽?處置呂不韋沒有引發任何株連政局的劇變,足見秦王的手段圓通寬宥;能如此輕易地去除一個像呂不韋那樣的權臣,亦足以顯示秦王的政治長才。對李斯諫逐客的從善如流,對鄭國渠的繼續完工以及尉繚所敘述的節儉謙恭的德行,在在均足以讓我們知道秦王嬴政是一個何等人物。

秦朝人痛恨秦始皇的原因

秦始皇順應潮流,一切施政目標是天下大同,為生民謀永遠福利,但仍為當時大眾所詬罵和痛恨,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各國民族主義在起作用。多數人雖然希冀天下一統,共享太平日子,但被征服後的心理反應也很複雜。張良是韓國真正的貴族,他要刺殺秦始皇,為的是替韓國報仇。有名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顯示楚人對秦痛恨之深。秦昭襄王將楚懷王的屍體送還楚國時,楚人全國哀悼,項羽入關後對秦的大肆報復,與這種心情有關。換言之,數百年政治思潮主流雖是大同主義,但亡國之恨、故國情懷很難頃刻完全從人們心裡抹去。對知識分子而言,民族情操是不會被輕易忘懷的。

二、秦自商鞅變法徹底實行法治,一舉而將貴族政治消滅,其政治結構、社會風氣、人生價值,全部丕變。到前221年時,秦國已貫徹推行法治一百三十餘年,法治成為秦的定型。其他各國在戰國時期亦先後變法,但絕無秦之徹底。一旦秦制推行至天下,各地、各階層的人自是極不適應。商鞅有孝公全力支持,在一國實施法治,最初三年也遭到強烈反對,後來雖然平服,孝公死後,變法已行之二十餘年,反對他的勢力仍然非常強大,他們對商鞅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於死,可見變法阻力之大。天下各地的社會背景與人情風俗極其複雜,不似當年秦國之單純,秦始皇不能因時因地制宜,又未必有如商鞅之能者逐步施行秦制,自然引起天下各階層的強烈反感,但他們震懾於秦的聲威,敢怒而不敢言,故怨聲載道;秦廷加以強力鎮壓,自然會被視為殘暴。

三、秦自封建國蛻變而出,有若干封建時代的意識形態仍不能完全擺脫,最重要的是仍按傳統要民眾為政府貢獻勞力——徭役。國土小時,民眾服勞役,往返數日,多亦不過十餘日,多於農隙為之,所以徭役並不被視為苦事。天下一統後,疆土擴大,服役時行程有逾千餘里者,往返需時太多,遂為民間極痛苦之事。行程遼遠,淫雨洪水常成為不可預知的阻礙,而據秦法,誤期者斬,這便是陳勝和吳廣揭竿而起、死中求生的原因。秦始皇求治心切,他自己跋涉奔波,每日必披閱一定分量的公事,勤政而不愛民。修馳道、築長城、戍南疆、建設首都等,動輒役民數十萬,過分使用民力,是天下沸騰、人心動盪的主因。苛政猛於虎,是大家共同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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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統一六國

千古一帝vs殘酷暴君

後世之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視秦始皇為專制殘暴君主的代表人物,原因如下:

一、秦始皇及二世享國僅十五年而亡,並無孝子賢孫長久促使無恥的文人去頌揚其祖先“聖德睿哲”“寬仁內蘊”“天質英毅”等“聖德”,又無爭寵的佞臣芟削其醜惡謬妄的言行。所以關於秦始皇的評論,遺留下來的只有六國遺老宣洩其對秦深惡痛絕的言論。這些言論,有的有部分理由,有些僅是情感的發洩。再加上承繼朝代的人們,必定要歌頌開國之君“寬仁愛人”、除暴安良的聖德,於是將一切醜惡蝟集秦始皇一身,以宣揚卑陋不文的漢高祖的偉大。漢代收集秦始皇的“醜德”,甚至對他的身世,對他母親的“敗德”之事,均大肆渲染。

二、秦厲行法家政治而又國祚短暫。漢初是黃老之治,與法家思想是兩個極端。漢武帝以後,則儒術盛行,大家都避免談法治,主要原因是以秦為鑑,認為行法治會很快亡國。即令有人行法治,也是“貌儒實法”,表面上仍然要評責法家。因為法治受到後人歧視,厲行法治的秦始皇自然與法治分不開,變成一而二,二而一。“人治”從此便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成為中國政治根深蒂固的傳統,這個桎梏沒有解除以前,秦始皇便得受人唾罵。

三、一般腐儒或者理想主義者,借懷古幽思之情斥責秦始皇。按孔孟美化古代,實因目睹當時之世,爭名攘利,骨肉相殘,魚肉生靈,乃借古諷今,讚頌堯、舜、禹三代和周公之治,懷念熙熙和和、揖讓有禮的封建時代。孔孟的動機,原是未可厚非,但後世未能深悉其理,將孔孟的美夢當作真實的歷史去頂禮膜拜,認為秦廢封建乃今世一切罪惡之源,遂詬病秦始皇之廢封建。他們既然將“封建制度”當作最完美、最理想的制度,當然無法體會秦始皇為生民恆久享受和平之福的崇高理想,竟責罵秦始皇不恢復腐敗的封建制為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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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不韋

“焚書”不是文字獄

秦始皇最為後世所詬病和痛責的是“焚書”和“坑儒”兩件事。仔細探求歷史,我們發現真相併非傳言中所說的那樣。

首先說“焚書”。公元前213,秦始皇大宴群臣於咸陽宮。博士淳于越認為秦始皇貴為天子,“而子弟為匹夫”,一旦有人造反,“何以相救哉”!他的建議是恢復封建。秦始皇令大臣會議此事。

丞相李斯提出自己的意見,大意是:“三代也不師法五帝,因為時代演變,各代情勢不同,治理的方法迥異……昔日列國紛爭,遊士備持其所學,胡言亂語,不求實際。現天下一統,若仍任由各傢俬學用各種尺度去議論,去沽名釣譽,譁眾取寵,造謠生事,如此則政府將失去威信,各人成群結黨,天下又亂。”因此他主張:“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我們分析一下這道命令,有五點值得注意:

一、各國的史書要全部被燒燬,這與“書同文”及天下一統有關聯;

二、博士所主管的分內的書不焚。博士官所職,包羅《詩》《書》百家言,其所主管的分內之書是政府要保存的各類書籍;

三、“偶語”不是偶然之意,《史記集解》釋為“聚語”,《史記正義》釋為“對也”,能互相談論《詩》《書》的很稀少,因此“偶語”大概是講授之意,即聚眾宣揚以古非今的理論;

四、“城旦”刑是白晝守城,夜幕築城,刑期四年,罪並不重;

五、“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即博士及地方官吏均可讀書,亦均有書。

換言之,即秦始皇的焚書令並非毀滅各家書籍,而是在當時的情勢下,將《詩》《書》百家言的保存者加以限制,將學習的範圍加以規範。他的主要目的在於嚴禁以古非今者主張恢復封建。這絕不是後世所謂的文字之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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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書坑儒

坑儒真正坑的是方士和術士

坑“儒”與焚書是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焚書坑儒”四字連在一起,似乎焚書與坑儒互為因果關係,這種觀點是絕對錯誤的。

“坑儒”之事發生在焚書之次年(前212),事情的起因是術士盧某(盧生)用荒誕神奇的言辭蠱惑秦始皇,要秦始皇隱匿其居住的宮殿,“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秦始皇聽信了盧生的話,隱匿居處之地,只在咸陽宮見群臣。

秦始皇並未因此得到不死之藥,盧生畏謊言被戳穿,乃與韓生和侯生商議後逃走,並傳播了一些辱罵秦始皇的話。盧生說“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一統天下之後,更驕妄自大,每日必批閱一百二十斤文書,“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最後一句話全是為自己圓謊。

秦始皇自然大怒,將“方士”“術士”召集起來,加以審問。這些人互相告發,共得四百六十餘人。秦始皇將這些方士、術士全數坑於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此事與焚書完全無關,且坑的不是“儒”,而是術士。

秦始皇下令“焚書”之後不到三年便去世,一年後陳勝起兵,天下大亂,故挾書律實際推行不久,且私藏書之罪不重,私人藏書仍多。《史記》載陳餘“好儒術”,酈生“好讀書”,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足見民間《詩》《書》仍流傳。秦始皇坑術士之後,儒家照樣被任用。陳勝起兵後,秦二世召博士三十餘人徵詢意見,博士“皆引《春秋》之義以對”,似乎三十餘人全是儒家,包括漢初著名的儒者叔孫通在內。後來叔孫通率領弟子百餘人投奔劉邦,更足見所謂百家言均“火於秦”,秦始皇屠殺儒者之說是後世虛構的。

秦始皇並非嗜殺之人

秦始皇並不是嗜殺之人。綜觀秦始皇一生,統一天下以前,平定嫪毐之亂,殺二十餘人。統一之後,有一次他在山上望見丞相李斯的車騎太多,評其“弗善”,有人告訴李斯,李斯乃減少車騎。秦始皇審訊侍從,是誰洩露了他的話,不得其人,乃將當時在身旁之人盡殺之。又有刻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派人搜查,不得刻石之人,乃將居住在石旁之人殺死。如此等等,大約都不會很多。此外史書無一字記載秦始皇嗜殺,他對六國的後裔與貴族一律赦免,連當面提出復古建議的淳于越也無受處分的記載。與明太祖朱元璋屠殺了五萬餘朝廷官吏相比,秦始皇真應“自愧不如”。秦始皇並未興任何文字之獄,也沒有坑儒生,而是少數不屠戮功臣的開國君主之一。

由於種種原因,功績卓著的秦始皇被他們以後的皇帝們所嗾使的文人所誣衊與醜化,這一點是讀史者不能不察的。

“二十五史”的著者良莠不齊,所以我們對史籍中的這一類記載要有適度的警覺性。許多記敘都要經過過濾透視,才能比較接近事實。對秦始皇的評估,也宜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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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史綱

本文摘自重慶出版社李定一著《中華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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