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不同制度的國家在接觸時，會因為對同一件事的理解不同，而產生很多誤會。
比如鴉片戰爭前後，英國在同清朝的外交中，最重視的是合約怎麼寫，每個字每個字都要仔細審查，因為他們覺得簽好了這紙合同，就必須按照執行，這是最重要的。
而清政府完全不同。清朝時中國還是個農業國家，禮教才是維持秩序的根本。所以清政府並不重視合約（在簽訂《南京條約》中，英國人記錄說：“在歐洲，外交家們極為重視條約中的字句和語法，中國的代表們並不細加審查，一覽即了。”），反倒重視文件措辭、格式是否謙卑恭敬，重視互相見面到底是鞠躬還是下跪。
中英雙方對跪拜、合約的不同理解，不能單純看成是愚昧和進步的差別，本質上其實來自於兩個國家秩序結構的天壤差別。
而且清方不瞭解國際習慣，不知道“公使駐京”是什麼意思，還以為公使駐紮北京時會帶著大量士兵（實際不能）。在中國古代的“朝貢體系”中，“番夷”只有定期朝貢的義務，絕沒有帶兵進駐京城的道理。按照中國過去的歷史慣例，番夷帶兵進京等於是在用武力監視皇宮、干涉朝政。這意味著朝廷對內喪失主權，對外失去朝貢體系的天朝地位。喪失主權云云自然是清廷無知的想象，但朝貢體系的崩潰卻是真的。假如讓“番夷”進駐北京，你讓那些持同樣世界觀的亞洲國家怎麼看？朝鮮、日本等周邊屬國還怎麼臣服於你？周邊地區的國家利益還怎麼維持？
以此種立場來看，清廷當時的反應實屬正常。
在聽到即將“公使駐京”的消息時，很多大臣上書，提出“公使駐京”的危害，其中固然有擔心洋人建造高樓，窺探皇宮；暗藏火炮，危害京師；“洋樓要是亂蓋我們攔不住”之類的可笑猜測，但也提到了“設館傳教，去我衣冠禮樂”、“朝鮮、琉球等國，由此滋生輕慢之心”的要害問題。
至於《天津條約》裡的賠款和海關稅，雖然肉痛，但沒有破壞以國家的根基，沒有破壞朝貢體系。在清廷看來，也就成了可以首先犧牲的利益了。
桂良和英法聯軍簽訂《天津條約》後，聯軍如約退兵，雙方接下來還要到上海詳細談判海關關稅到底設置多少的問題。
等到聯軍退兵後，咸豐皇帝對公使駐京、內地遊歷等條款耿耿於懷，他指示參加上海關稅談判的大臣，要他們在接下來的談判中主動對洋人提出願意放棄一切海關關稅，允許鴉片合法輸入，以此換回公使駐京，內地遊歷，長江通商等條款。
不知道大家聽明白了沒有？咸豐的意思是，咱以後大清寧願不收關稅了，一切進口商品免稅，外國貨物隨便衝擊國內市場，我們主動放棄和外國打貿易戰的最強大的武器，全國的製造業和流通業全面落入外國人手中也無所謂。而且以後毒品也隨便賣，愛吸毒就吸毒我也不管了。
那麼這一切換來的是什麼呢？換來的是“你離我遠點兒我不想見到你”，這是何等的胸懷！
古往今來，還從沒有見過一國在談判中主動願意出讓如此大的利益。別說是今天的我們，就是當年負責談判的桂良等大臣都覺得這個命令太瘋狂了，數次上奏，強烈要求皇帝不要這麼幹。遠的不說，單說此時海關關稅的收入就已經佔了清朝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強，現在還是在跟太平天國拼命打仗的時候，免了海關關稅，這不是要了大清國的命嗎？經過好幾次激烈的爭論，咸豐皇帝終於答應不提免稅的事，但前提是桂良必須把“公使駐京”的條款搞定，否則“桂良等自問當得何罪！”。
於是在上海的談判桌上，英國人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清方大臣對商定關稅、鴉片合法化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滿口答應（英國人做夢都想不到，清方皇帝所指示的底線，竟然比他們主動提出來的還要低），卻對公使駐京這最不重要的一條卻瘋狂爭取，死不鬆口。最後英國人一看最重要的利益都到手了，又考慮到公使常駐北京恐怕也有危險，於是同意了清方的要求。只是把滿清對外交涉的城市從廣州改到了上海，將來各國公使也常駐上海。
於是，清廷又簽了一份奉送國家利益的條約，還以為自己獲得了巨大的外交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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