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6分,可能是今年最佳美劇,原著卻比它還要虐心100倍
我一直覺得,人類的歷史應該分為兩段,分界點是1986年4月26日。
這一天的凌晨1點23分(東三區時間),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四號機組發生爆炸,核反應堆全部炸燬,釋放出相當於廣島原子彈400倍的放射性塵埃。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事故,並且影響至今。
有專家稱,全球共有20億人口受到切爾諾貝利事故波及,消除其後遺症需要800年,約40代人時間。
最近,書單君正在追HBO的迷你劇《切爾諾貝利》。它把這起33年前的災難推到觀眾面前,因對細節的高度還原而獲得了高達9.6的豆瓣評分,有人說“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核輻射”。
其實,劇中的很多情節,來自一本忠實記錄這場災難的書——《切爾諾貝利的悲鳴》。
它的作者,白俄羅斯作家S·A·阿列克謝耶維奇訪問了上百位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倖存者,他們就是劇中那些暴露在核輻射中玩耍的孩子,是扶老攜幼靜默地踏上疏散之路的居民,是帶著無用的口罩在廢墟上清掃的軍人和工人,是在醫院搶救傷患的醫生和護士……
但在事故發生之後,他們和他們的後代都揹負了一個沉重的名字——切爾諾貝利人。
電視劇《切爾諾貝利》將重點放在災難的搶救與調查,但這本用受訪者獨白方式呈現的書,卻讓我們看到了這場大災難下,一個個普通人的真實命運和內心情感。
書單君今天和大家分享這本書裡最觸動我的一些情節,這些切爾諾貝利人的講述中,或許有電影和電視劇拍不出的歷史。
是人還是高汙染輻射體
《切爾諾貝利》劇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真實原型。
比如,那位犧牲的消防員的妻子,在現實中名叫柳德米拉。
爆炸發生後,她的丈夫瓦西里奉命奔赴現場,沒人提醒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大家以為只是普通的火情。
再次見到丈夫時,他已經被送到了莫斯科的醫院,而且眼睛很快就要看不見了,全身長滿了水皰,一轉頭枕頭上便留下一團團頭髮。
在丈夫生命的最後幾天,柳德米拉抬起他的手臂,骨頭鬆鬆垮垮,晃晃蕩蕩,他的內臟已經變成碎塊,從嘴裡湧出來.....
沒有一個護士願意走近或觸摸瓦西里,照顧的活兒給了柳德米拉,但他們會來拍照,說是為了科學。
周圍的人都勸柳德米拉離開:“別忘了,您的面前已經不是丈夫,不是愛人,而是高汙染輻射體。”
瓦西里這樣因核輻射致死的消防員,被葬在焊死的鋅制棺槨裡,水泥板下面。他們已經不屬於家庭,屬於國家。
瓦西里去世不久,柳德米拉生了一個女孩,但因為肝硬化和先天性疾病,這個孩子只在這個世界存活了4個小時。
多年以後,在向阿列克謝耶維奇講述時,柳德米拉依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
“我殺了她……我……她……救了我……我閨女救了我,她將所有輻射都吸收了,替我承受了。她還是那麼弱小,是個小不點兒。(喘不上氣來)她保全了我。”
很多人無法理解,柳德米拉為什麼要隱瞞懷孕,守在丈夫身邊,也太感情用事了。但在這段口述的最後,她說:
“人們不想傾聽死亡,不想傾聽恐怖……但是我給您講述了愛情……我是怎麼愛的……”
是誰把父親和孩子變成了輻射體,或許是這場災難,或許是人。
爆炸使所有的切爾諾貝利人變成了“瘟疫”,無論他們到哪,人們唯恐避之不及。
卡佳在核電站附近的普里皮亞季出生和長大。爆炸後,他們一家人花三倍的錢買到了去明斯克的車票。
在火車上,乘務員給所有人端茶,卻對他們說:“拿你們自己的的缸子或杯子來。”
鄰座的人知道他們來自切爾諾貝利,都離開了包廂,也不讓孩子們過來。
娜傑日達一家乘大客車到了一個村莊,有好心人願意收留他們,但旁邊的人卻跳出來阻止說:“你瘋了!他們都被汙染了。”
她兒子去上學,第一天就哭著跑回了家,班裡的同學都怕他,說和他坐在一起會死,給他起了諸如“亮晶晶”、“切爾諾貝利刺蝟”之類的外號。
她的女兒參加夏令營,沒有孩子敢接觸她,他們說:“切爾諾貝利螢火蟲。她在黑暗中會發光。”晚上,女兒會被這些孩子叫出來,看她的頭上有沒有光環。
沒有姑娘願意嫁給從切爾諾貝利回來的軍人、飛行員和清理工,儘管他們都是二十出頭的小夥子,是英雄。
人們總以為,離開了這裡,就能開始新的生活,但切爾諾貝利人卻始終活在人們異樣的眼光中,被隔離在社會的邊緣。
幻滅的英雄主義夢想
爆炸發生後,切爾諾貝利上空的飛機比電視劇裡要多得多,重型直升機、米格-24、軍用直升機、殲擊機......太多的年輕飛行員在反應堆旁吸收輻射。
很多人是自願去的,為了男子漢的榮譽。
從上空俯視,廢墟上是密密麻麻的人,機器人已經壞了,只有穿著橡膠外套帶著膠皮手套的士兵還在那裡挖呀,掏呀。
在周邊的農村,列兵們穿著戰時的軍服、農婦和老人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射殺森林裡的動物和他們的牲畜,還要埋掉蔬菜和莊稼、倒光牛奶和酒,摧毀農田甚至推倒房屋。
這些軍人帶著英雄情結前往這裡,電視報紙和廣播在報道他們的英雄事蹟,但當他們回來時,想法卻變了。
死亡在他們離開切爾諾貝利之後才慢慢開始,一些人病了,還有一些人自殺了。
一個戰士退伍後變成了二級傷殘,他才二十二歲,被分配到工廠工作,車間主任不批病假,沒過多久就讓他下崗了。
他去找廠長理論:“你們沒有權利這樣做,我去過切爾諾貝利,我救了你們,保護了你們!”
廠長只甩下一句:“我們又沒派你去那裡。”
還有一個在阿富汗打過仗的士兵,一直留著一張關於核電站控制總工程師列昂尼德·託普圖諾夫的報道剪報。
事故發生時,列昂尼德按下了緊急保護的紅色按鈕,但沒想到,系統失效了,隨後反應堆發生了爆炸。他死的時候,只有背上沒有輻射點。
列昂尼德只是個操作者,但當他父親在鉛封的墳墓邊哭泣時,人們卻走過去大喊:“是你的混蛋兒子引爆了電站!”
這個保留剪報的士兵說,他寧願死在阿富汗,那樣至少死得明白。
有個獵人也加入了撲殺動物的行動,他還清楚地記得,那時活下來的狗已經把窩安在了廢棄的樓房裡,一走進去狗就會向他撲過來。因為它們已經不再相信人類了。
小狗仔們舔著爪子想靠過來和他親近,但他只能用槍頂著它們的腦門。
這麼多年,兒子一直以為他去保家衛國了,就像電視裡演的一樣在戰鬥。他也不敢和孩子說他到過哪兒,做了什麼。
英雄主義的夢想已經幻滅,每一個“英雄事蹟”的背後都是死亡和痛苦。
正如他們所說:
“不要寫蘇聯英雄主義所創造的那些奇蹟。奇蹟的確存在——而且它們也全都是真正的奇蹟。不過,人們首先看到的往往都是無能和疏忽,在那之後,才會關注到奇蹟的存在:堵槍眼,飛身撲向機關槍。但是,那些命令原本永遠都不應該發出,這樣的需求本就不應該存在。”
永恆的詛咒
對於切爾諾貝利人來說,過去的永遠無法過去。
核輻射的陰影如同詛咒一般跟著他們和他們的孩子,離開家園只是悲劇的開端而已。
比如,對於切爾諾貝利的年輕姑娘們,戀愛結婚生子成了“奢望”和“罪孽”。
卡佳說:“我想戀愛,但我害怕……我害怕愛......”
她曾交過一個男朋友,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提交了結婚申請,但男友媽媽得知她來自切爾諾貝利移民家庭後,他們的婚事被否決了。
面對卡佳的懇求,那位媽媽說:“親愛的,對有些人來說生孩子也是罪孽。”
現實就是這樣。僅1993年,白俄羅斯就有20萬婦女流產。
一位當了三十多年助產士的女士說,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看到快樂的孕婦,也很久沒見過幸福的媽媽了。
孩子剛出生,母親剛緩過勁兒,就急著去摸孩子的頭、身體、四肢、手指,一點點確認他是健全的。
切爾諾貝利的孩子,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像孩子的孩子。
他們很小就知道什麼是“謝頂”,沒有頭髮、眉毛和睫毛,拖著虛弱疲憊的身體,不會像其他小孩一樣活蹦亂跳地跑來跑去,他們病了,連續站上十多分鐘,就會流鼻血或者暈倒。
尼古拉的女兒離開這個世界時,年僅7歲。
反應堆爆炸那天,正好是她的6歲生日。她趴在尼古拉耳朵邊說:“爸爸,我想活,我還小。”
雖然小,但她什麼都明白,一看到穿白大褂的幼兒園阿姨或廚師,就會歇斯底里地大叫:“我不要去醫院!我不想死!”
沒想到一語成讖,事故發生沒多久,她的身上開始出現硬幣大小的黑斑。
你能想象嗎,同一個病房裡有7個像她一樣剃光頭髮的小女孩……
在白俄羅斯,有200多萬人住在核汙染區域,被視為展品和天然試驗體。
世界各地的記者趕到這兒拍照、採訪、展示,科學家來到這裡,觀察測量、記錄數據、做實驗,因為他們害怕未來,害怕這樣的災難降臨在他們的土地。
但好像沒人在乎,這裡的人還有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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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倖存者的口述中,年輕的妻子、農婦、清理工……他們不約而同地說過一句話:請把這件事告訴所有人,我想告訴他們,請記下來,一定要記下來。
過去的33年,更多的時候,他們像是被上帝遺忘的子民,存在感甚至趕不上禁區內基因變異的巨鼠。
就像這本書裡一位老師說的:“世界已被一分為二:我們,是切爾諾貝利人;你們,是其他所有人。”
如今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反應堆中,仍有180噸核燃料,它們被整個封在一個巨大的鋼筋混凝土“罩子”裡。
人們把這個“罩子”稱為石棺。
它所埋葬的東西,33年前,曾差點埋葬掉人類。
一場劫難不該只是少數人的痛苦,它值得每一個人正視和銘記。
《切爾諾貝利》播出以後,很多人把關注點對準了事故的原因,誰該為此負責,誰是幫凶,以及電視劇的意識形態……大家爭得不可開交,卻少有人提及,這場災難中普普通通的“人”,而他們每一個人的苦難都值得被尊重。
目前世界上有438座核電站正在運行,人類的健忘往往與科技同樣發達,我們在慶祝進步的時候,也應該記得失去了什麼。
痛苦會讓我們保持清醒。
主筆 | 清涼油 編輯 | 黑羊
圖源 | 《切爾諾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