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6分，可能是今年最佳美劇，原著卻比它還要虐心100倍
我一直覺得，人類的歷史應該分為兩段，分界點是1986年4月26日。
這一天的凌晨1點23分（東三區時間），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四號機組發生爆炸，核反應堆全部炸燬，釋放出相當於廣島原子彈400倍的放射性塵埃。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事故，並且影響至今。
有專家稱，全球共有20億人口受到切爾諾貝利事故波及，消除其後遺症需要800年，約40代人時間。
最近，書單君正在追HBO的迷你劇《切爾諾貝利》。它把這起33年前的災難推到觀眾面前，因對細節的高度還原而獲得了高達9.6的豆瓣評分，有人說“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核輻射”。
其實，劇中的很多情節，來自一本忠實記錄這場災難的書——《切爾諾貝利的悲鳴》。
它的作者，白俄羅斯作家S·A·阿列克謝耶維奇訪問了上百位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倖存者，他們就是劇中那些暴露在核輻射中玩耍的孩子，是扶老攜幼靜默地踏上疏散之路的居民，是帶著無用的口罩在廢墟上清掃的軍人和工人，是在醫院搶救傷患的醫生和護士……
但在事故發生之後，他們和他們的後代都揹負了一個沉重的名字——切爾諾貝利人。
電視劇《切爾諾貝利》將重點放在災難的搶救與調查，但這本用受訪者獨白方式呈現的書，卻讓我們看到了這場大災難下，一個個普通人的真實命運和內心情感。
書單君今天和大家分享這本書裡最觸動我的一些情節，這些切爾諾貝利人的講述中，或許有電影和電視劇拍不出的歷史。
是人還是高汙染輻射體
《切爾諾貝利》劇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真實原型。
比如，那位犧牲的消防員的妻子，在現實中名叫柳德米拉。
爆炸發生後，她的丈夫瓦西里奉命奔赴現場，沒人提醒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大家以為只是普通的火情。
再次見到丈夫時，他已經被送到了莫斯科的醫院，而且眼睛很快就要看不見了，全身長滿了水皰，一轉頭枕頭上便留下一團團頭髮。
在丈夫生命的最後幾天，柳德米拉抬起他的手臂，骨頭鬆鬆垮垮，晃晃蕩蕩，他的內臟已經變成碎塊，從嘴裡湧出來.....
沒有一個護士願意走近或觸摸瓦西里，照顧的活兒給了柳德米拉，但他們會來拍照，說是為了科學。
周圍的人都勸柳德米拉離開：“別忘了，您的面前已經不是丈夫，不是愛人，而是高汙染輻射體。”
瓦西里這樣因核輻射致死的消防員，被葬在焊死的鋅制棺槨裡，水泥板下面。他們已經不屬於家庭，屬於國家。
瓦西里去世不久，柳德米拉生了一個女孩，但因為肝硬化和先天性疾病，這個孩子只在這個世界存活了4個小時。
多年以後，在向阿列克謝耶維奇講述時，柳德米拉依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
“我殺了她……我……她……救了我……我閨女救了我，她將所有輻射都吸收了，替我承受了。她還是那麼弱小，是個小不點兒。（喘不上氣來）她保全了我。”
很多人無法理解，柳德米拉為什麼要隱瞞懷孕，守在丈夫身邊，也太感情用事了。但在這段口述的最後，她說：
“人們不想傾聽死亡，不想傾聽恐怖……但是我給您講述了愛情……我是怎麼愛的……”
是誰把父親和孩子變成了輻射體，或許是這場災難，或許是人。
爆炸使所有的切爾諾貝利人變成了“瘟疫”，無論他們到哪，人們唯恐避之不及。
卡佳在核電站附近的普里皮亞季出生和長大。爆炸後，他們一家人花三倍的錢買到了去明斯克的車票。
在火車上，乘務員給所有人端茶，卻對他們說：“拿你們自己的的缸子或杯子來。”
鄰座的人知道他們來自切爾諾貝利，都離開了包廂，也不讓孩子們過來。
娜傑日達一家乘大客車到了一個村莊，有好心人願意收留他們，但旁邊的人卻跳出來阻止說：“你瘋了！他們都被汙染了。”
她兒子去上學，第一天就哭著跑回了家，班裡的同學都怕他，說和他坐在一起會死，給他起了諸如“亮晶晶”、“切爾諾貝利刺蝟”之類的外號。
她的女兒參加夏令營，沒有孩子敢接觸她，他們說：“切爾諾貝利螢火蟲。她在黑暗中會發光。”晚上，女兒會被這些孩子叫出來，看她的頭上有沒有光環。
沒有姑娘願意嫁給從切爾諾貝利回來的軍人、飛行員和清理工，儘管他們都是二十出頭的小夥子，是英雄。
人們總以為，離開了這裡，就能開始新的生活，但切爾諾貝利人卻始終活在人們異樣的眼光中，被隔離在社會的邊緣。
幻滅的英雄主義夢想
爆炸發生後，切爾諾貝利上空的飛機比電視劇裡要多得多，重型直升機、米格-24、軍用直升機、殲擊機......太多的年輕飛行員在反應堆旁吸收輻射。
很多人是自願去的，為了男子漢的榮譽。
從上空俯視，廢墟上是密密麻麻的人，機器人已經壞了，只有穿著橡膠外套帶著膠皮手套的士兵還在那裡挖呀，掏呀。
在周邊的農村，列兵們穿著戰時的軍服、農婦和老人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射殺森林裡的動物和他們的牲畜，還要埋掉蔬菜和莊稼、倒光牛奶和酒，摧毀農田甚至推倒房屋。
這些軍人帶著英雄情結前往這裡，電視報紙和廣播在報道他們的英雄事蹟，但當他們回來時，想法卻變了。
死亡在他們離開切爾諾貝利之後才慢慢開始，一些人病了，還有一些人自殺了。
一個戰士退伍後變成了二級傷殘，他才二十二歲，被分配到工廠工作，車間主任不批病假，沒過多久就讓他下崗了。
他去找廠長理論：“你們沒有權利這樣做，我去過切爾諾貝利，我救了你們，保護了你們！”
廠長只甩下一句：“我們又沒派你去那裡。”
還有一個在阿富汗打過仗的士兵，一直留著一張關於核電站控制總工程師列昂尼德·託普圖諾夫的報道剪報。
事故發生時，列昂尼德按下了緊急保護的紅色按鈕，但沒想到，系統失效了，隨後反應堆發生了爆炸。他死的時候，只有背上沒有輻射點。
列昂尼德只是個操作者，但當他父親在鉛封的墳墓邊哭泣時，人們卻走過去大喊：“是你的混蛋兒子引爆了電站！”
這個保留剪報的士兵說，他寧願死在阿富汗，那樣至少死得明白。
有個獵人也加入了撲殺動物的行動，他還清楚地記得，那時活下來的狗已經把窩安在了廢棄的樓房裡，一走進去狗就會向他撲過來。因為它們已經不再相信人類了。
小狗仔們舔著爪子想靠過來和他親近，但他只能用槍頂著它們的腦門。
這麼多年，兒子一直以為他去保家衛國了，就像電視裡演的一樣在戰鬥。他也不敢和孩子說他到過哪兒，做了什麼。
英雄主義的夢想已經幻滅，每一個“英雄事蹟”的背後都是死亡和痛苦。
正如他們所說：
“不要寫蘇聯英雄主義所創造的那些奇蹟。奇蹟的確存在——而且它們也全都是真正的奇蹟。不過，人們首先看到的往往都是無能和疏忽，在那之後，才會關注到奇蹟的存在：堵槍眼，飛身撲向機關槍。但是，那些命令原本永遠都不應該發出，這樣的需求本就不應該存在。”
永恆的詛咒
對於切爾諾貝利人來說，過去的永遠無法過去。
核輻射的陰影如同詛咒一般跟著他們和他們的孩子，離開家園只是悲劇的開端而已。
比如，對於切爾諾貝利的年輕姑娘們，戀愛結婚生子成了“奢望”和“罪孽”。
卡佳說：“我想戀愛，但我害怕……我害怕愛......”
她曾交過一個男朋友，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提交了結婚申請，但男友媽媽得知她來自切爾諾貝利移民家庭後，他們的婚事被否決了。
面對卡佳的懇求，那位媽媽說：“親愛的，對有些人來說生孩子也是罪孽。”
現實就是這樣。僅1993年，白俄羅斯就有20萬婦女流產。
一位當了三十多年助產士的女士說，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看到快樂的孕婦，也很久沒見過幸福的媽媽了。
孩子剛出生，母親剛緩過勁兒，就急著去摸孩子的頭、身體、四肢、手指，一點點確認他是健全的。
切爾諾貝利的孩子，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像孩子的孩子。
他們很小就知道什麼是“謝頂”，沒有頭髮、眉毛和睫毛，拖著虛弱疲憊的身體，不會像其他小孩一樣活蹦亂跳地跑來跑去，他們病了，連續站上十多分鐘，就會流鼻血或者暈倒。
尼古拉的女兒離開這個世界時，年僅7歲。
反應堆爆炸那天，正好是她的6歲生日。她趴在尼古拉耳朵邊說：“爸爸，我想活，我還小。”
雖然小，但她什麼都明白，一看到穿白大褂的幼兒園阿姨或廚師，就會歇斯底里地大叫：“我不要去醫院！我不想死！”
沒想到一語成讖，事故發生沒多久，她的身上開始出現硬幣大小的黑斑。
你能想象嗎，同一個病房裡有7個像她一樣剃光頭髮的小女孩……
在白俄羅斯，有200多萬人住在核汙染區域，被視為展品和天然試驗體。
世界各地的記者趕到這兒拍照、採訪、展示，科學家來到這裡，觀察測量、記錄數據、做實驗，因為他們害怕未來，害怕這樣的災難降臨在他們的土地。
但好像沒人在乎，這裡的人還有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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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倖存者的口述中，年輕的妻子、農婦、清理工……他們不約而同地說過一句話：請把這件事告訴所有人，我想告訴他們，請記下來，一定要記下來。
過去的33年，更多的時候，他們像是被上帝遺忘的子民，存在感甚至趕不上禁區內基因變異的巨鼠。
就像這本書裡一位老師說的：“世界已被一分為二：我們，是切爾諾貝利人；你們，是其他所有人。”
如今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反應堆中，仍有180噸核燃料，它們被整個封在一個巨大的鋼筋混凝土“罩子”裡。
人們把這個“罩子”稱為石棺。
它所埋葬的東西，33年前，曾差點埋葬掉人類。
一場劫難不該只是少數人的痛苦，它值得每一個人正視和銘記。
《切爾諾貝利》播出以後，很多人把關注點對準了事故的原因，誰該為此負責，誰是幫凶，以及電視劇的意識形態……大家爭得不可開交，卻少有人提及，這場災難中普普通通的“人”，而他們每一個人的苦難都值得被尊重。
目前世界上有438座核電站正在運行，人類的健忘往往與科技同樣發達，我們在慶祝進步的時候，也應該記得失去了什麼。
痛苦會讓我們保持清醒。
主筆 | 清涼油 編輯 | 黑羊
圖源 | 《切爾諾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