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與千尋》最重要的主題,還沒有人說出來

首映十八年後,動畫大師宮崎駿的經典之作《千與千尋》登上了中國熒幕。這部電影不但收穫了一致的好評,票房數字也非常好看。上映不到五天,它的累計票房已經達到2.4億元人民幣,這在動畫電影裡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更何況它是一部老片。《千與千尋》到底有怎樣的魅力能夠打動不同階層的觀眾?在簡單的故事之下,還蘊含著哪些深邃表達?撰稿人周郎顧曲認為:《千與千尋》包含了馬克思的一部分思想,但它同時也是一位藝術家超越民族和國家話術的嘗試,這部電影厲害的地方就在於:這是一個可以被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敘事學、歷史學乃至教育學反覆解讀的文本,它的作畫、構圖和故事已經很優秀了,但那原來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大部分作品在你第一次和它見面時,它就亮出了自己最奪目的底牌,但《千與千尋》是一層有一層的驚喜,當你以為理解透了,再看一次又有其他的體會。這就是宮崎駿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千與千尋》常看常新的原因。

《千與千尋》最重要的主題,還沒有人說出來

《千與千尋》國內上映版海報。

《千與千尋》:宮崎駿對日本社會最深刻的批評

本文轉載自鳳凰網文化

曲顧周郎|文

“現代性的本質和矛盾,即在繁榮和大量消費的同時,又是破壞性的發明。”作為一個左翼知識分子,宮崎駿的創作致力於批判和關照現實。他年輕時熟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儘管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全盤照收,但繼承了馬克思及其傳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站在日本社會的語境中,宮崎駿不但對先輩的戰爭罪行進行了深入反思,也致力於提醒人們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潛藏的危機,所以,要理解宮崎駿的作品,需要結合左翼批判視角和日本文化史的知識。

就比如重新上映的動畫電影《千與千尋》,它被認為是一個溫暖動人的故事,簡單易懂,色彩明亮,但這不只是一個“失而復得”的純真童話,實際上宮崎駿借這部作品表達了一個宏大的主題,那就是對日本現代化進程的回顧。

《千與千尋》最重要的主題,還沒有人說出來

這部動畫首映於2001年,當時日本社會剛從經濟危機中喘過氣來,宮崎駿則在完成《幽靈公主》後,渴望用一部作品記錄世紀更替的氛圍,批判日本的教育和社會上濃烈的“娛樂至死”,於是《千與千尋》應運而生。女主角千尋與父母穿過隧道後,進入到一個魔幻世界,在那裡千尋的父母變成了貪婪的豬,千尋則被奪去了名字。迫不得已之下,千尋和大湯屋主人湯婆婆簽訂一紙僱傭合同,通過勞動走上了救贖之路。

千尋並非典型的宮崎駿式女主角,她不天真也不漂亮,“那懦弱的性格,沒精打采的神態,更是惹人生厭”(宮崎駿語),但她卻很能引起同時期年輕人的共鳴。為什麼呢?因為她的臉上充滿了對世界的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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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尋冷漠、早熟,缺乏打雞血式的夢想,她的狀態就是後泡沫時期日本青年的寫照。宮崎駿從一開始就指引觀眾回到經濟危機的那個失落年代。他特地安排千尋一家通過“20號國道”進入神明空間,又用鏡頭特寫了國道上方指示牌的“通往21號國道”,而千尋的歲數正好是11,如果從電影的完成日期往回推,11年前正是日本爆發經濟危機的時刻。

宮崎駿要做的不只是回顧九十年代,從千尋家的車牌號1901,到國道從20到21的轉變,再到千尋一家偶入神明世界後的一系列變化,宮崎駿試圖思考一個宏大的問題——告別二十世紀,日本的出路是什麼?

《千與千尋》最重要的主題,還沒有人說出來

這既關乎日本社會整體的價值重建,也呼應了個體的精神難題。從明治維新到戰後重建,近現代日本經歷了大起大落。世紀之初,日本戰勝沙皇俄國,確立了自己的亞洲強國地位;連戰連捷後,日本打著東亞共榮的幌子,發動了對周邊國家的殘酷戰爭;二戰失敗以後,日本又在美國的干預下走上重建之路,在政治上屈從於人;戰後日本並非沒有希望,藉著美國的援助、朝鮮戰爭紅利和日本自己的制度變革,日本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走上經濟的快車道,飄紅的經濟數字和充斥社會的高昂口號讓大和民族重新激昂,只可惜一場經濟危機擊碎了美夢,許多人的投資血本無歸,一夜暴富的日子迅速過去,日本社會由此陷入低潮,雖然人均收入依然位居亞組前列,但新時代的青年人已失去了前人的激情。

人們期盼著有人告訴他們怎麼走,告訴他們日本何以至此,未來何去何從。宮崎駿洞察了同代人的精神危機,通過《千與千尋》,他揭示了日本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異化”。不僅是生產資料過剩、壟斷組織發展、社會貧富懸殊,還有勞動這一行為的“降格”,人在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中被數字化、機械化。

第二,社會原子化,自私與虛無並行,利他精神流失,相比戰後幹勁十足的一代,世紀之初的日本青年厭棄崇高口號,他們不那麼熱衷與奮鬥,而是走向了“低慾望”。

第三,戰後日本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受到美國的強大幹預如何擺脫美國,找回日本自己的主體性,這是宮崎駿想要探討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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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與千尋》裡的“油屋”是一個重要的空間,她是主人公夢幻之地,也是神明世界中掌握至高權力的的湯婆婆的住所。對它的解讀很多文章都有體現,這裡不再贅述,可以肯定的是,“油屋”顯然與日本存在著聯繫。它是一個日式大浴場,外觀、內景乃至工作人員的服裝都充滿了日式風情,但詭異的是,“油屋”的主人卻是一身西式裝束的湯婆婆,她的外表、所在包廂和尊奉之物都與日本傳統截然不同。動漫愛好者李小飛認為“(《千與千尋》)諸多象徵性符號都不斷強化著‘鷹’是油屋內部的最高權力主宰象徵,而那枚睥睨眾生、懸置高空的鷹狀徽紋更是直指宮崎駿一直在影像中試圖批判的、凌駕於現代日本權力之上的大他者——美國(白頭鷹)。因為鷹正是美國的國鳥,也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利堅合眾國的象徵符號,所以油屋作為現代日本社會,一直被掌控於湯婆婆/美國的權力遊戲中。”

筆者認為,宮崎駿並沒有把動畫人物的所指定格在單一的現實存在中,湯婆婆的身上既有美國的影子,也有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常有的剝削者的姿態,但可以推測的是,湯婆婆代表了一種主宰“油屋”又與“油屋”傳統截然不同的存在,如果結合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脫亞入歐”的渴望,以及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大膽地學習西方技術和文化,改造自身的表現,就不難理解宮崎駿的題中之意。

“油屋”與湯婆婆,正是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地理位置和精神位置上的錯位,這種錯位造就了日本歷史的尷尬,也成為日本在二十世紀的諸多行為的內在誘因。比如對亞洲鄰國的戰爭、冷戰期間對美國的依附等。宮崎駿對這種錯位和美國霸權持的是批判態度。早在1988年11月的一次採訪中,他曾說:“當得知中國學生們將美國社會當作理想時,我為他們的理想之淺薄而驚愕!”九十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理想在現實中大幅塌陷,泡沫經濟使日本政府在全球趾高氣揚,這加劇了宮崎駿對現實的失望。”(宮崎駿•高畑勳語)所以他渴望寫出一部映射現實的作品,在新自由主義高歌猛進的時代,做逆流而上的人。

《千與千尋》最重要的主題,還沒有人說出來

宮崎駿說“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強調物質文明的社會,一個快節奏忙碌的社會,一個娛樂氾濫的社會。繁忙、機械的成年人只能通過不斷的娛樂來填補心靈的空虛,而由此,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孩童的成長。”結合他早年閱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經驗,《千與千尋》對消費社會的諷刺、對勞動的推崇,以及對“異化”的描述,顯然受到了《資本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著作的啟發。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到了勞動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異化”,指出勞動者從社會的人變成了勞動力,淪為一個和機器一般的符號。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現代社會人類面臨的難題不只是勞動價值的貶損,還有人在變成消費主體後,日益沉湎於物質堆砌和資本累積中,不但勞動的意義被降格,人們的精神世界也變得乾枯,缺乏反思生活、對抗秩序的勇氣,成為一個個面目模糊的遊魂。

在《千與千尋》中,千尋誤入神明世界,被湯婆婆奪走名字,和父母一樣變成貪婪的豬的過程,就是人類進入消費社會的過程,科技造就的生產力躍升,促進了物質繁榮,刺激了人們的慾望,但教育沒有告訴人們如何剋制慾望,也對人的異化無能為力。結果,貪婪的豬被神明吃掉,慾望的奴隸、物質的奴隸,最後只能在消費社會自生自滅。

宮崎駿提出的解決辦法首先是迴歸勞動,哪怕是創造性相對不那麼大的工作。因為擺脫異化的第一步是努力成為勞動的人,掌握自力更生的努力,如此,一個人才能相對擁有自決力,而不是依附他人或某個秩序的巨嬰。於是,千尋和湯婆婆簽訂僱傭合同,用工作換取保持人形。

但這時候,千尋只是擺脫了淪為消費動物的窘境,她還只是個資本家眼中的勞動力,故事的下一步,就是讓千尋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一個具備自己的道德、審美、思考力,擁有社會身份又保持獨立的人。

所以她要奪回自己的名字。因為名字象徵著社會身份。

她救助白龍,幫助無臉男。因為從這時候她擁有自己的道德判斷,她不願做一個自私的人、慾望的奴隸,而是希望用善良感召更多人,藉此重建自己的生命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白龍這個角色恰好有日本的影子。白龍屈從於湯婆婆,做了許多不正義的勾當,他的內心並非沒有善,但對魔法的渴望,對尊重的希求,讓白龍淪為湯婆婆的鷹犬,“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眼神也變得越來越凶惡”。白龍成為“油屋”的重要象徵,但同時他也喪失了自我,宮崎駿在白龍這個人物身上投射了日本的歷史進程的影子,日本從東方國家到演變成美國附庸的過程,何嘗不是國家化的白龍,而當下日本積累的問題,正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面對的典型難題。

《千與千尋》最重要的主題,還沒有人說出來

相比之下,千尋找到父母,回到美好世界,代表了宮崎駿的一種美好向往。她的實踐鼓舞著更多人在異化的環境裡,奪回生而為人的尊嚴。在《千與千尋》裡,勞動不再只是人力資源表格裡的渺小數字,而是迴歸到對個人本質力量的承認。

《千與千尋》回到了馬克思的主題,但據此說它是一個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的文本,恐怕也貶抑了宮崎駿的表達。因為早在批判蘇聯時期,宮崎駿就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他肯定馬克思及西馬學者的部分學說,但他對自己的定位已經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千與千尋》包含了馬克思的一部分思想,但它同時也是一位藝術家超越民族和國家話術的嘗試,宮崎駿認為:只有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桎梏,腳步才能遠離民族和國家視野下的歷史的沉重。

《千與千尋》是一個超越單一表述的文本,它厲害的地方就在於:這是一個可以被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敘事學、歷史學乃至教育學反覆解讀的文本,它的作畫、構圖和故事已經很優秀了,但那原來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大部分作品在你第一次和它見面時,它就亮出了自己最奪目的底牌,但《千與千尋》是一層有一層的驚喜,當你以為理解透了,再看一次又有其他的體會。這就是宮崎駿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千與千尋》常看常新的原因,但我想,拋開這些隱喻和象徵,《千與千尋》最恆久的還是它的真誠和善意,就像宮崎峻說的:“即使這個世界讓人失望,但還有童話住在你心裡!”而我們之所以珍惜這部片子,也是因為它給予了我們返璞歸真的感動,那是發自內心的真情流露,也是我們摘下面具、卸掉堅強後的柔軟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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