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鋸斷鎖鏈從上海家中逃出,一年後他參與接管上海,跟隨錢其琛做青年團工作

16歲鋸斷鎖鏈從上海家中逃出,一年後他參與接管上海,跟隨錢其琛做青年團工作

我是在1946年10月於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14歲。

1948年初,我擔任黨支部委員,並被選為全校學生自治會主席。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反美扶日”等學生運動,遭學校多次警告,最後被我父親鎖在家裡,我在“我要革命”的思想指導下,鋸斷了鎖鏈,並於6月底伺機翻過鐵門從家裡逃出。

不久,組織上決定讓我撤退到蘇北解放區,於9月初由交通員帶經揚州,進入解放區。經兩個多月的跋涉,11月6日終於抵達在合德的華中黨校。經短暫學習後,年底被派任為蔣管區的地下交通員。

在1949年1月1日,我從益林乘船出發,經無錫轉赴上海,接上關係,帶一位同志返解放區。其時已是3月,國民黨反動派封鎖長江,從江陰行不通,轉赴鎮江。我們白天偵察地形,半夜偷渡,被國民黨軍艦炮擊未中,天亮時到達蘇北江邊。當時國民黨軍隊還控制了十餘里的江邊,他們公然收費,並由軍官押解已收費的船隻出境。我們於三月底返回高郵華中黨校學習,於5月1日渡江赴丹陽繼續學習。

當時華東局就駐在丹陽。為了準備解放上海,黨中央和華東局早在解放濟南後,就開始由王堯山(解放後曾任市委組織部部長)、周林(解放初曾任市政府祕書長)等人負責,組織一支“南下幹部縱隊”(對外稱青州縱隊),成員由華東局幹部和山東、蘇北各解放區黨委、地委、縣委配備的黨政軍整套班子組成,加上1948年夏秋由上海撤退至蘇北解放區的地下黨員、積極分子(共1000多人),最後縱隊的總人數達到8000人左右。

根據已解放接管城市的經驗,當時確定的接管方針是:按照系統,自上而下,整套接收,調查研究,逐漸改造。根據上海的實際,分別按軍事、政務、財經、文教四個系統來接管。在政務方面,除接管舊上海市政府和各局外,對二十個市區和郊區都分別成立接管委員會。當時人員的分配,是把從各解放區來的幹部和地下黨的同志統一組織起來,按系統編隊接收。而且都是組織上讓分配到哪裡就到哪裡工作,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體現了極強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在準備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思想準備,當時組織我們學習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城市政策。通過學習,大家明確了: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示的“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進一步明確了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入城市,意味著我們的革命逐步由新民主主義道路轉向社會主義道路。

學習的另一個內容就是學習中央的各項城市政策,明確了進城後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以及團結誰、打擊誰等問題,還有接管的具體政策。

學習的第三個內容是紀律問題,記得陳毅司令員在五月十日親自向全體幹部作了一個長報告,他強調這個問題是進入上海後,黨的威信能否建立,能否得到千百萬群眾的擁護的大問題。他還嚴厲批評了有的同志在丹陽不守紀律的問題,說我們要給上海人民一個好的“見面禮”。因此,後來我們都注意要打好綁腿,扣好軍風扣,注意衛生。以及後來解放軍進入上海,不進民宅,露宿街頭,贏得廣大人民的熱烈稱讚。

當時部分同志還開始熟悉地下黨在解放前對國民黨各單位的調查材料。總之,當時除了軍事鬥爭外,還為解放上海做好了組織、思想、材料等方面的準備,保證了上海解放後的接管等工作。

1949年5月24日,解放軍開始進入市區,至5月27日全市解放。

16歲鋸斷鎖鏈從上海家中逃出,一年後他參與接管上海,跟隨錢其琛做青年團工作

我們是在5月26日從丹陽乘火車出發到南翔。地下黨組織很多車輛把我們送入市區,我們在27日晨進入交通大學,住在新文治堂,當時這個禮堂還未建成,桌椅等都還未裝,我們都睡在水泥的地上。

不久我被分配在青年團系統工作。當時我們都身穿解放軍的黃色軍裝,胸前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胸章,臂上佩戴著紅色的“上海軍管”臂章。

我們先到陝西路兩處偽三青團的機關接收。我們向機關裡的舊人員宣讀了政策,清點了人員和財產、物資,登記造冊。之後即分配到青年團的南一區工作隊(後改為徐長區團工委,1950年6月,徐匯和長寧分區,我們分到長寧),住在餘慶路34號漢奸任援道的一處別墅裡。

16歲鋸斷鎖鏈從上海家中逃出,一年後他參與接管上海,跟隨錢其琛做青年團工作

隊長是錢其琛同志,是地下黨區委負責人,工作隊員十餘人,一部分是解放老區來的同志(包括我這種從上海進解放區的幹部),一部分是地下黨的同志。年齡是17歲到20多歲。

當時的工作,一是發動廣大團員青年積極投身到黨的中心工作中去。如6月5日,全市打擊銀元販子,專門人員在證券大樓對銀元販子打擊後,我們就發動廣大團員、積極分子到學校、到街頭進行宣傳,形成強大的政治攻勢。還有在7月6日組織團員、青年參加慶祝上海解放的大遊行,以後又參加了開國慶典以及二六轟炸後發動群眾進行生產自救等。

二是建立組織,發展團員。當時徐長區的大學有交通大學、聖約翰大學、大夏大學等,中學有南洋模範中學、復旦中學、南洋中學等,以上這些學校都有地下黨組織,我們把地下黨組織公開,並開始建立青年團組織、發展團員。對沒有地下黨組織的學校,我們通過發動群眾,發展培養積極分子,然後建立團組織。1950年後,又到工廠等單位開始建團工作。

三是輸送幹部。當時發動黨員和積極分子參加南下服務團(到福建等地)和西南服務團(到大西南),有幾百人參加。還發動廣大黨員、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參加華東革命大學、黨校、團校等,參加學習後即分配工作。還有些單位需要幾個工作人員,我們根據選拔條件,認真挑選,做好思想發動,到有關單位報到。當時我負責組織和祕書工作,通過各個渠道,輸送了至少幾百人參加革命工作。

我們工作熱情高漲,不分晝夜,住的是機關裡的集體宿舍(就在辦公地點),吃的是從交大食堂裡挑來的飯菜(那時自己不開伙),工作上相互幫助,生活上互相照顧,開始實行的是包乾制,即一年供給兩季衣服,每月十餘元津貼,包括伙食費及少量零用金,買牙膏等生活用品,過的基本上是初級共產主義式的集體生活,但是其樂融融,至今仍是難忘。

欄目主編:張駿 文字編輯:張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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