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反而催化時尚的誕生 因為商人們實在太有錢'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不僅如此，經歷過戰國時代城下町大發展和商圈兼併潮的商人群體們，已經同氣連枝，高度團結，互通有無，形成了自己針扎不入、水潑不進的商業文化。正如荻生徂徠在其《政談》中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全國商人互通聲氣，地方與江戶的物價保持平衡，又使百萬商人結成整體，其勢力就連將軍、大名也無法戰勝”。
商人群體佔江戶時代總人口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10%，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但卻不僅成了加賀、廣島、薩摩、仙台、肥後、鳥取、南部、尾張、紀伊、津山、土佐及福島等地的各藩主的債權人，還通過壟斷物流渠道和實行包賣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商品貿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萬人的壟斷集團，富可敵國。所以太宰春臺感嘆“金銀之富，悉為商人所藏”。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不僅如此，經歷過戰國時代城下町大發展和商圈兼併潮的商人群體們，已經同氣連枝，高度團結，互通有無，形成了自己針扎不入、水潑不進的商業文化。正如荻生徂徠在其《政談》中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全國商人互通聲氣，地方與江戶的物價保持平衡，又使百萬商人結成整體，其勢力就連將軍、大名也無法戰勝”。
商人群體佔江戶時代總人口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10%，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但卻不僅成了加賀、廣島、薩摩、仙台、肥後、鳥取、南部、尾張、紀伊、津山、土佐及福島等地的各藩主的債權人，還通過壟斷物流渠道和實行包賣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商品貿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萬人的壟斷集團，富可敵國。所以太宰春臺感嘆“金銀之富，悉為商人所藏”。
商人階級太有錢了，但人身權和財產權都沒有政治和法律保障，不僅有可能被武士以“非禮冒犯”的罪名一刀砍翻，還有可能被幕藩領主一紙命令剝奪財產。鑑於此，江戶時代的富商們做出了非常符合人性的行為選擇——醉生夢死，揮金如土。
大阪的土佐堀川上有一座澱屋橋，是江戶時代中之島米市開辦時，一位大商人出資修建的，他的店號就叫澱屋，豈止是這座橋，連土佐堀川最早的名字也叫作澱川。這家的生意非常之成功，不僅做到了第一木材商的位置，還訂立了全國的米市標準，據說資產一度達到二十億兩白銀。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不僅如此，經歷過戰國時代城下町大發展和商圈兼併潮的商人群體們，已經同氣連枝，高度團結，互通有無，形成了自己針扎不入、水潑不進的商業文化。正如荻生徂徠在其《政談》中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全國商人互通聲氣，地方與江戶的物價保持平衡，又使百萬商人結成整體，其勢力就連將軍、大名也無法戰勝”。
商人群體佔江戶時代總人口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10%，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但卻不僅成了加賀、廣島、薩摩、仙台、肥後、鳥取、南部、尾張、紀伊、津山、土佐及福島等地的各藩主的債權人，還通過壟斷物流渠道和實行包賣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商品貿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萬人的壟斷集團，富可敵國。所以太宰春臺感嘆“金銀之富，悉為商人所藏”。
商人階級太有錢了，但人身權和財產權都沒有政治和法律保障，不僅有可能被武士以“非禮冒犯”的罪名一刀砍翻，還有可能被幕藩領主一紙命令剝奪財產。鑑於此，江戶時代的富商們做出了非常符合人性的行為選擇——醉生夢死，揮金如土。
大阪的土佐堀川上有一座澱屋橋，是江戶時代中之島米市開辦時，一位大商人出資修建的，他的店號就叫澱屋，豈止是這座橋，連土佐堀川最早的名字也叫作澱川。這家的生意非常之成功，不僅做到了第一木材商的位置，還訂立了全國的米市標準，據說資產一度達到二十億兩白銀。
這家的居所之豪華，甚至遠超將軍家，其紅漆走廊、玻璃屋頂，絕非長期依靠豪商們的無條件借貸來支撐財政的幕府將軍家可以想象。澱屋的第五代澱屋辰五郎，也就是澱屋三郎右衛門廣當，更是窮奢極欲，不僅完全不顧“儉約令”、“奢侈禁止令”的規定，總是身著僭越身份的裡外全白錦服，還曾為茨木店的藝伎玉菊一夜花去千兩黃金。結果怎麼樣？被沒收全部財產，人也不知所終。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不僅如此，經歷過戰國時代城下町大發展和商圈兼併潮的商人群體們，已經同氣連枝，高度團結，互通有無，形成了自己針扎不入、水潑不進的商業文化。正如荻生徂徠在其《政談》中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全國商人互通聲氣，地方與江戶的物價保持平衡，又使百萬商人結成整體，其勢力就連將軍、大名也無法戰勝”。
商人群體佔江戶時代總人口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10%，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但卻不僅成了加賀、廣島、薩摩、仙台、肥後、鳥取、南部、尾張、紀伊、津山、土佐及福島等地的各藩主的債權人，還通過壟斷物流渠道和實行包賣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商品貿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萬人的壟斷集團，富可敵國。所以太宰春臺感嘆“金銀之富，悉為商人所藏”。
商人階級太有錢了，但人身權和財產權都沒有政治和法律保障，不僅有可能被武士以“非禮冒犯”的罪名一刀砍翻，還有可能被幕藩領主一紙命令剝奪財產。鑑於此，江戶時代的富商們做出了非常符合人性的行為選擇——醉生夢死，揮金如土。
大阪的土佐堀川上有一座澱屋橋，是江戶時代中之島米市開辦時，一位大商人出資修建的，他的店號就叫澱屋，豈止是這座橋，連土佐堀川最早的名字也叫作澱川。這家的生意非常之成功，不僅做到了第一木材商的位置，還訂立了全國的米市標準，據說資產一度達到二十億兩白銀。
這家的居所之豪華，甚至遠超將軍家，其紅漆走廊、玻璃屋頂，絕非長期依靠豪商們的無條件借貸來支撐財政的幕府將軍家可以想象。澱屋的第五代澱屋辰五郎，也就是澱屋三郎右衛門廣當，更是窮奢極欲，不僅完全不顧“儉約令”、“奢侈禁止令”的規定，總是身著僭越身份的裡外全白錦服，還曾為茨木店的藝伎玉菊一夜花去千兩黃金。結果怎麼樣？被沒收全部財產，人也不知所終。
幕府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的幕府御用商紀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前者最出名的事蹟，是把仙台伊達藩第三代藩主伊達綱宗被追著打的地方——吉原整個包了下來，縱情歡謔整晚，還把碎金子撒滿吉原，看遊女們爭相去撿，就當驅鬼了。後者最出名的事蹟，是在隅田川乘罷涼，直接把飲酒的金盃扔水裡了。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不僅如此，經歷過戰國時代城下町大發展和商圈兼併潮的商人群體們，已經同氣連枝，高度團結，互通有無，形成了自己針扎不入、水潑不進的商業文化。正如荻生徂徠在其《政談》中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全國商人互通聲氣，地方與江戶的物價保持平衡，又使百萬商人結成整體，其勢力就連將軍、大名也無法戰勝”。
商人群體佔江戶時代總人口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10%，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但卻不僅成了加賀、廣島、薩摩、仙台、肥後、鳥取、南部、尾張、紀伊、津山、土佐及福島等地的各藩主的債權人，還通過壟斷物流渠道和實行包賣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商品貿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萬人的壟斷集團，富可敵國。所以太宰春臺感嘆“金銀之富，悉為商人所藏”。
商人階級太有錢了，但人身權和財產權都沒有政治和法律保障，不僅有可能被武士以“非禮冒犯”的罪名一刀砍翻，還有可能被幕藩領主一紙命令剝奪財產。鑑於此，江戶時代的富商們做出了非常符合人性的行為選擇——醉生夢死，揮金如土。
大阪的土佐堀川上有一座澱屋橋，是江戶時代中之島米市開辦時，一位大商人出資修建的，他的店號就叫澱屋，豈止是這座橋，連土佐堀川最早的名字也叫作澱川。這家的生意非常之成功，不僅做到了第一木材商的位置，還訂立了全國的米市標準，據說資產一度達到二十億兩白銀。
這家的居所之豪華，甚至遠超將軍家，其紅漆走廊、玻璃屋頂，絕非長期依靠豪商們的無條件借貸來支撐財政的幕府將軍家可以想象。澱屋的第五代澱屋辰五郎，也就是澱屋三郎右衛門廣當，更是窮奢極欲，不僅完全不顧“儉約令”、“奢侈禁止令”的規定，總是身著僭越身份的裡外全白錦服，還曾為茨木店的藝伎玉菊一夜花去千兩黃金。結果怎麼樣？被沒收全部財產，人也不知所終。
幕府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的幕府御用商紀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前者最出名的事蹟，是把仙台伊達藩第三代藩主伊達綱宗被追著打的地方——吉原整個包了下來，縱情歡謔整晚，還把碎金子撒滿吉原，看遊女們爭相去撿，就當驅鬼了。後者最出名的事蹟，是在隅田川乘罷涼，直接把飲酒的金盃扔水裡了。
兩個人還鬥富。有一次，奈良屋茂左衛門送了兩盤據說“今天再沒有地方可以吃到”的蕎麥麵給吉原某太夫，讓紀伊國屋知道了，覺得奈良屋實在是太小氣了，區區蕎麥麵，為什麼不給吉原的每個姑娘都送一份。結果紀國屋的手下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蕎麥麵店，都沒有買到蕎麥麵，因為他們的存貨都被奈良屋買光了。
還有一個雪天，兩個人同時再吉原揚屋辦桌賞雪。紀伊國屋想了個壞主意，將自己的宴席移到對面去，讓藝人們吹打起來，就開始往雪地中不住地潑灑銀錢，結果路上的人紛紛來踏雪尋寶，把雪踩成稀巴爛，對面的音樂也咿咿呀呀不成腔調，奈良屋敗興而歸。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不僅如此，經歷過戰國時代城下町大發展和商圈兼併潮的商人群體們，已經同氣連枝，高度團結，互通有無，形成了自己針扎不入、水潑不進的商業文化。正如荻生徂徠在其《政談》中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全國商人互通聲氣，地方與江戶的物價保持平衡，又使百萬商人結成整體，其勢力就連將軍、大名也無法戰勝”。
商人群體佔江戶時代總人口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10%，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但卻不僅成了加賀、廣島、薩摩、仙台、肥後、鳥取、南部、尾張、紀伊、津山、土佐及福島等地的各藩主的債權人，還通過壟斷物流渠道和實行包賣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商品貿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萬人的壟斷集團，富可敵國。所以太宰春臺感嘆“金銀之富，悉為商人所藏”。
商人階級太有錢了，但人身權和財產權都沒有政治和法律保障，不僅有可能被武士以“非禮冒犯”的罪名一刀砍翻，還有可能被幕藩領主一紙命令剝奪財產。鑑於此，江戶時代的富商們做出了非常符合人性的行為選擇——醉生夢死，揮金如土。
大阪的土佐堀川上有一座澱屋橋，是江戶時代中之島米市開辦時，一位大商人出資修建的，他的店號就叫澱屋，豈止是這座橋，連土佐堀川最早的名字也叫作澱川。這家的生意非常之成功，不僅做到了第一木材商的位置，還訂立了全國的米市標準，據說資產一度達到二十億兩白銀。
這家的居所之豪華，甚至遠超將軍家，其紅漆走廊、玻璃屋頂，絕非長期依靠豪商們的無條件借貸來支撐財政的幕府將軍家可以想象。澱屋的第五代澱屋辰五郎，也就是澱屋三郎右衛門廣當，更是窮奢極欲，不僅完全不顧“儉約令”、“奢侈禁止令”的規定，總是身著僭越身份的裡外全白錦服，還曾為茨木店的藝伎玉菊一夜花去千兩黃金。結果怎麼樣？被沒收全部財產，人也不知所終。
幕府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的幕府御用商紀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前者最出名的事蹟，是把仙台伊達藩第三代藩主伊達綱宗被追著打的地方——吉原整個包了下來，縱情歡謔整晚，還把碎金子撒滿吉原，看遊女們爭相去撿，就當驅鬼了。後者最出名的事蹟，是在隅田川乘罷涼，直接把飲酒的金盃扔水裡了。
兩個人還鬥富。有一次，奈良屋茂左衛門送了兩盤據說“今天再沒有地方可以吃到”的蕎麥麵給吉原某太夫，讓紀伊國屋知道了，覺得奈良屋實在是太小氣了，區區蕎麥麵，為什麼不給吉原的每個姑娘都送一份。結果紀國屋的手下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蕎麥麵店，都沒有買到蕎麥麵，因為他們的存貨都被奈良屋買光了。
還有一個雪天，兩個人同時再吉原揚屋辦桌賞雪。紀伊國屋想了個壞主意，將自己的宴席移到對面去，讓藝人們吹打起來，就開始往雪地中不住地潑灑銀錢，結果路上的人紛紛來踏雪尋寶，把雪踩成稀巴爛，對面的音樂也咿咿呀呀不成腔調，奈良屋敗興而歸。
還有一年夏天，閒人們都擠在隅田川，等著看紀伊國屋今年的來乘涼能搞出什麼新花樣來，左等右等不見人來，只看見三三兩兩的朱漆酒杯順流而下，裡面是河水冰好的美酒。眾人搶酒之際，紀伊國屋本人在河邊的樹下以此景下酒，好不快樂。兩個人本來就是有第五代將軍家的人脈支撐的“紅頂商人”，隨著將軍家的“改朝換代”，兩個人的經營都陷入了困境，一家慘淡經營倒是一直延續到大正時代，另一家乾脆破了產，隱居到了吉原邊上的淺草寺，閒散度日。
就是這樣財富聚散不由自己的商業環境，和即便積累了再多環境也無法跳出政治桎梏的精神苦悶，造就了這樣的揮霍方式。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表現得尤其明顯，不僅要自己享樂，還要充分發揮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精神，讓周圍的人都享受金錢的快樂，在吉原的靈臺方寸山揮灑自己的粹之精神，這就是那個時代獨有的“遊郭”文化。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不僅如此，經歷過戰國時代城下町大發展和商圈兼併潮的商人群體們，已經同氣連枝，高度團結，互通有無，形成了自己針扎不入、水潑不進的商業文化。正如荻生徂徠在其《政談》中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全國商人互通聲氣，地方與江戶的物價保持平衡，又使百萬商人結成整體，其勢力就連將軍、大名也無法戰勝”。
商人群體佔江戶時代總人口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10%，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但卻不僅成了加賀、廣島、薩摩、仙台、肥後、鳥取、南部、尾張、紀伊、津山、土佐及福島等地的各藩主的債權人，還通過壟斷物流渠道和實行包賣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商品貿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萬人的壟斷集團，富可敵國。所以太宰春臺感嘆“金銀之富，悉為商人所藏”。
商人階級太有錢了，但人身權和財產權都沒有政治和法律保障，不僅有可能被武士以“非禮冒犯”的罪名一刀砍翻，還有可能被幕藩領主一紙命令剝奪財產。鑑於此，江戶時代的富商們做出了非常符合人性的行為選擇——醉生夢死，揮金如土。
大阪的土佐堀川上有一座澱屋橋，是江戶時代中之島米市開辦時，一位大商人出資修建的，他的店號就叫澱屋，豈止是這座橋，連土佐堀川最早的名字也叫作澱川。這家的生意非常之成功，不僅做到了第一木材商的位置，還訂立了全國的米市標準，據說資產一度達到二十億兩白銀。
這家的居所之豪華，甚至遠超將軍家，其紅漆走廊、玻璃屋頂，絕非長期依靠豪商們的無條件借貸來支撐財政的幕府將軍家可以想象。澱屋的第五代澱屋辰五郎，也就是澱屋三郎右衛門廣當，更是窮奢極欲，不僅完全不顧“儉約令”、“奢侈禁止令”的規定，總是身著僭越身份的裡外全白錦服，還曾為茨木店的藝伎玉菊一夜花去千兩黃金。結果怎麼樣？被沒收全部財產，人也不知所終。
幕府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的幕府御用商紀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前者最出名的事蹟，是把仙台伊達藩第三代藩主伊達綱宗被追著打的地方——吉原整個包了下來，縱情歡謔整晚，還把碎金子撒滿吉原，看遊女們爭相去撿，就當驅鬼了。後者最出名的事蹟，是在隅田川乘罷涼，直接把飲酒的金盃扔水裡了。
兩個人還鬥富。有一次，奈良屋茂左衛門送了兩盤據說“今天再沒有地方可以吃到”的蕎麥麵給吉原某太夫，讓紀伊國屋知道了，覺得奈良屋實在是太小氣了，區區蕎麥麵，為什麼不給吉原的每個姑娘都送一份。結果紀國屋的手下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蕎麥麵店，都沒有買到蕎麥麵，因為他們的存貨都被奈良屋買光了。
還有一個雪天，兩個人同時再吉原揚屋辦桌賞雪。紀伊國屋想了個壞主意，將自己的宴席移到對面去，讓藝人們吹打起來，就開始往雪地中不住地潑灑銀錢，結果路上的人紛紛來踏雪尋寶，把雪踩成稀巴爛，對面的音樂也咿咿呀呀不成腔調，奈良屋敗興而歸。
還有一年夏天，閒人們都擠在隅田川，等著看紀伊國屋今年的來乘涼能搞出什麼新花樣來，左等右等不見人來，只看見三三兩兩的朱漆酒杯順流而下，裡面是河水冰好的美酒。眾人搶酒之際，紀伊國屋本人在河邊的樹下以此景下酒，好不快樂。兩個人本來就是有第五代將軍家的人脈支撐的“紅頂商人”，隨著將軍家的“改朝換代”，兩個人的經營都陷入了困境，一家慘淡經營倒是一直延續到大正時代，另一家乾脆破了產，隱居到了吉原邊上的淺草寺，閒散度日。
就是這樣財富聚散不由自己的商業環境，和即便積累了再多環境也無法跳出政治桎梏的精神苦悶，造就了這樣的揮霍方式。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表現得尤其明顯，不僅要自己享樂，還要充分發揮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精神，讓周圍的人都享受金錢的快樂，在吉原的靈臺方寸山揮灑自己的粹之精神，這就是那個時代獨有的“遊郭”文化。
誠如加藤玄悅的《我衣》中所描述的那樣，“晝如極樂，夜如龍宮，諸國山珍海味，優先運至此地，家家戶戶漂異香，成群遊妓媚袖揚。遊客人花百金我施千金，爭相消費，是為此處之風尚也”。“遊郭”是用金錢塑造出一個忘卻現實的享樂世界，一個擺脫封建制度重壓的避風港，一種實踐及時行樂價值觀的行為藝術。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不僅如此，經歷過戰國時代城下町大發展和商圈兼併潮的商人群體們，已經同氣連枝，高度團結，互通有無，形成了自己針扎不入、水潑不進的商業文化。正如荻生徂徠在其《政談》中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全國商人互通聲氣，地方與江戶的物價保持平衡，又使百萬商人結成整體，其勢力就連將軍、大名也無法戰勝”。
商人群體佔江戶時代總人口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10%，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但卻不僅成了加賀、廣島、薩摩、仙台、肥後、鳥取、南部、尾張、紀伊、津山、土佐及福島等地的各藩主的債權人，還通過壟斷物流渠道和實行包賣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商品貿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萬人的壟斷集團，富可敵國。所以太宰春臺感嘆“金銀之富，悉為商人所藏”。
商人階級太有錢了，但人身權和財產權都沒有政治和法律保障，不僅有可能被武士以“非禮冒犯”的罪名一刀砍翻，還有可能被幕藩領主一紙命令剝奪財產。鑑於此，江戶時代的富商們做出了非常符合人性的行為選擇——醉生夢死，揮金如土。
大阪的土佐堀川上有一座澱屋橋，是江戶時代中之島米市開辦時，一位大商人出資修建的，他的店號就叫澱屋，豈止是這座橋，連土佐堀川最早的名字也叫作澱川。這家的生意非常之成功，不僅做到了第一木材商的位置，還訂立了全國的米市標準，據說資產一度達到二十億兩白銀。
這家的居所之豪華，甚至遠超將軍家，其紅漆走廊、玻璃屋頂，絕非長期依靠豪商們的無條件借貸來支撐財政的幕府將軍家可以想象。澱屋的第五代澱屋辰五郎，也就是澱屋三郎右衛門廣當，更是窮奢極欲，不僅完全不顧“儉約令”、“奢侈禁止令”的規定，總是身著僭越身份的裡外全白錦服，還曾為茨木店的藝伎玉菊一夜花去千兩黃金。結果怎麼樣？被沒收全部財產，人也不知所終。
幕府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的幕府御用商紀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前者最出名的事蹟，是把仙台伊達藩第三代藩主伊達綱宗被追著打的地方——吉原整個包了下來，縱情歡謔整晚，還把碎金子撒滿吉原，看遊女們爭相去撿，就當驅鬼了。後者最出名的事蹟，是在隅田川乘罷涼，直接把飲酒的金盃扔水裡了。
兩個人還鬥富。有一次，奈良屋茂左衛門送了兩盤據說“今天再沒有地方可以吃到”的蕎麥麵給吉原某太夫，讓紀伊國屋知道了，覺得奈良屋實在是太小氣了，區區蕎麥麵，為什麼不給吉原的每個姑娘都送一份。結果紀國屋的手下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蕎麥麵店，都沒有買到蕎麥麵，因為他們的存貨都被奈良屋買光了。
還有一個雪天，兩個人同時再吉原揚屋辦桌賞雪。紀伊國屋想了個壞主意，將自己的宴席移到對面去，讓藝人們吹打起來，就開始往雪地中不住地潑灑銀錢，結果路上的人紛紛來踏雪尋寶，把雪踩成稀巴爛，對面的音樂也咿咿呀呀不成腔調，奈良屋敗興而歸。
還有一年夏天，閒人們都擠在隅田川，等著看紀伊國屋今年的來乘涼能搞出什麼新花樣來，左等右等不見人來，只看見三三兩兩的朱漆酒杯順流而下，裡面是河水冰好的美酒。眾人搶酒之際，紀伊國屋本人在河邊的樹下以此景下酒，好不快樂。兩個人本來就是有第五代將軍家的人脈支撐的“紅頂商人”，隨著將軍家的“改朝換代”，兩個人的經營都陷入了困境，一家慘淡經營倒是一直延續到大正時代，另一家乾脆破了產，隱居到了吉原邊上的淺草寺，閒散度日。
就是這樣財富聚散不由自己的商業環境，和即便積累了再多環境也無法跳出政治桎梏的精神苦悶，造就了這樣的揮霍方式。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表現得尤其明顯，不僅要自己享樂，還要充分發揮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精神，讓周圍的人都享受金錢的快樂，在吉原的靈臺方寸山揮灑自己的粹之精神，這就是那個時代獨有的“遊郭”文化。
誠如加藤玄悅的《我衣》中所描述的那樣，“晝如極樂，夜如龍宮，諸國山珍海味，優先運至此地，家家戶戶漂異香，成群遊妓媚袖揚。遊客人花百金我施千金，爭相消費，是為此處之風尚也”。“遊郭”是用金錢塑造出一個忘卻現實的享樂世界，一個擺脫封建制度重壓的避風港，一種實踐及時行樂價值觀的行為藝術。
這麼一來，幾乎人人都感受到了金錢的好處，也爭相模仿起豪商們的行事風格和裝扮來。平民姑娘開始穿上連中等武士家庭的姑娘們都很長穿得起的美麗寬大的和服，一天兩餐的老習慣也讓位給一日三餐和吃路邊攤。人人爭相住起了鋪設榻榻米的房間，往前倒退幾十年，下級武士家都很少這麼幹。有了豪商們的力捧，吉原的太夫們自然受用著最好看、最時尚的物品，他們的髮式、服飾、美容方式乃至禮儀、舉止做派，紛紛被將軍、大名家的夫人小姐們學了去，普通人家的姑娘們則紛紛穿上昂貴華麗的京都和服，頭上插著紅色絲綢的花簪……這種將奢侈視為尋常事，努力追求如浮萍一般的時尚的風氣，漸漸無法遏止，成了城市生活的一種主要傾向。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不僅如此，經歷過戰國時代城下町大發展和商圈兼併潮的商人群體們，已經同氣連枝，高度團結，互通有無，形成了自己針扎不入、水潑不進的商業文化。正如荻生徂徠在其《政談》中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全國商人互通聲氣，地方與江戶的物價保持平衡，又使百萬商人結成整體，其勢力就連將軍、大名也無法戰勝”。
商人群體佔江戶時代總人口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10%，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但卻不僅成了加賀、廣島、薩摩、仙台、肥後、鳥取、南部、尾張、紀伊、津山、土佐及福島等地的各藩主的債權人，還通過壟斷物流渠道和實行包賣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商品貿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萬人的壟斷集團，富可敵國。所以太宰春臺感嘆“金銀之富，悉為商人所藏”。
商人階級太有錢了，但人身權和財產權都沒有政治和法律保障，不僅有可能被武士以“非禮冒犯”的罪名一刀砍翻，還有可能被幕藩領主一紙命令剝奪財產。鑑於此，江戶時代的富商們做出了非常符合人性的行為選擇——醉生夢死，揮金如土。
大阪的土佐堀川上有一座澱屋橋，是江戶時代中之島米市開辦時，一位大商人出資修建的，他的店號就叫澱屋，豈止是這座橋，連土佐堀川最早的名字也叫作澱川。這家的生意非常之成功，不僅做到了第一木材商的位置，還訂立了全國的米市標準，據說資產一度達到二十億兩白銀。
這家的居所之豪華，甚至遠超將軍家，其紅漆走廊、玻璃屋頂，絕非長期依靠豪商們的無條件借貸來支撐財政的幕府將軍家可以想象。澱屋的第五代澱屋辰五郎，也就是澱屋三郎右衛門廣當，更是窮奢極欲，不僅完全不顧“儉約令”、“奢侈禁止令”的規定，總是身著僭越身份的裡外全白錦服，還曾為茨木店的藝伎玉菊一夜花去千兩黃金。結果怎麼樣？被沒收全部財產，人也不知所終。
幕府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的幕府御用商紀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前者最出名的事蹟，是把仙台伊達藩第三代藩主伊達綱宗被追著打的地方——吉原整個包了下來，縱情歡謔整晚，還把碎金子撒滿吉原，看遊女們爭相去撿，就當驅鬼了。後者最出名的事蹟，是在隅田川乘罷涼，直接把飲酒的金盃扔水裡了。
兩個人還鬥富。有一次，奈良屋茂左衛門送了兩盤據說“今天再沒有地方可以吃到”的蕎麥麵給吉原某太夫，讓紀伊國屋知道了，覺得奈良屋實在是太小氣了，區區蕎麥麵，為什麼不給吉原的每個姑娘都送一份。結果紀國屋的手下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蕎麥麵店，都沒有買到蕎麥麵，因為他們的存貨都被奈良屋買光了。
還有一個雪天，兩個人同時再吉原揚屋辦桌賞雪。紀伊國屋想了個壞主意，將自己的宴席移到對面去，讓藝人們吹打起來，就開始往雪地中不住地潑灑銀錢，結果路上的人紛紛來踏雪尋寶，把雪踩成稀巴爛，對面的音樂也咿咿呀呀不成腔調，奈良屋敗興而歸。
還有一年夏天，閒人們都擠在隅田川，等著看紀伊國屋今年的來乘涼能搞出什麼新花樣來，左等右等不見人來，只看見三三兩兩的朱漆酒杯順流而下，裡面是河水冰好的美酒。眾人搶酒之際，紀伊國屋本人在河邊的樹下以此景下酒，好不快樂。兩個人本來就是有第五代將軍家的人脈支撐的“紅頂商人”，隨著將軍家的“改朝換代”，兩個人的經營都陷入了困境，一家慘淡經營倒是一直延續到大正時代，另一家乾脆破了產，隱居到了吉原邊上的淺草寺，閒散度日。
就是這樣財富聚散不由自己的商業環境，和即便積累了再多環境也無法跳出政治桎梏的精神苦悶，造就了這樣的揮霍方式。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表現得尤其明顯，不僅要自己享樂，還要充分發揮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精神，讓周圍的人都享受金錢的快樂，在吉原的靈臺方寸山揮灑自己的粹之精神，這就是那個時代獨有的“遊郭”文化。
誠如加藤玄悅的《我衣》中所描述的那樣，“晝如極樂，夜如龍宮，諸國山珍海味，優先運至此地，家家戶戶漂異香，成群遊妓媚袖揚。遊客人花百金我施千金，爭相消費，是為此處之風尚也”。“遊郭”是用金錢塑造出一個忘卻現實的享樂世界，一個擺脫封建制度重壓的避風港，一種實踐及時行樂價值觀的行為藝術。
這麼一來，幾乎人人都感受到了金錢的好處，也爭相模仿起豪商們的行事風格和裝扮來。平民姑娘開始穿上連中等武士家庭的姑娘們都很長穿得起的美麗寬大的和服，一天兩餐的老習慣也讓位給一日三餐和吃路邊攤。人人爭相住起了鋪設榻榻米的房間，往前倒退幾十年，下級武士家都很少這麼幹。有了豪商們的力捧，吉原的太夫們自然受用著最好看、最時尚的物品，他們的髮式、服飾、美容方式乃至禮儀、舉止做派，紛紛被將軍、大名家的夫人小姐們學了去，普通人家的姑娘們則紛紛穿上昂貴華麗的京都和服，頭上插著紅色絲綢的花簪……這種將奢侈視為尋常事，努力追求如浮萍一般的時尚的風氣，漸漸無法遏止，成了城市生活的一種主要傾向。
幕府當然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事，民風思變總歸是值得恐懼的。幕府除了製造抨擊豪商們的奢侈消費、縱慾享樂的輿論環境，還試圖從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限制他們，三令五申“儉約令”、“奢侈禁止令”或有關“觸書”，規定鉅細靡遺，從家裡的大門最多能花費多少錢，規定到家裡的傭人“從衣領、袖子，到上下身繫帶、頭巾、手巾、零物袋、腰包等”，只許用什麼材料。
但風氣變了就是變了，不僅普通民眾不理這一套，儒學家們也紛紛抱著理解之同情來看待豪商們的所作所為，甚至將之合理化，連豪商們中間也出現了從學理上為自己辯護的思想家。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不僅如此，經歷過戰國時代城下町大發展和商圈兼併潮的商人群體們，已經同氣連枝，高度團結，互通有無，形成了自己針扎不入、水潑不進的商業文化。正如荻生徂徠在其《政談》中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全國商人互通聲氣，地方與江戶的物價保持平衡，又使百萬商人結成整體，其勢力就連將軍、大名也無法戰勝”。
商人群體佔江戶時代總人口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10%，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但卻不僅成了加賀、廣島、薩摩、仙台、肥後、鳥取、南部、尾張、紀伊、津山、土佐及福島等地的各藩主的債權人，還通過壟斷物流渠道和實行包賣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商品貿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萬人的壟斷集團，富可敵國。所以太宰春臺感嘆“金銀之富，悉為商人所藏”。
商人階級太有錢了，但人身權和財產權都沒有政治和法律保障，不僅有可能被武士以“非禮冒犯”的罪名一刀砍翻，還有可能被幕藩領主一紙命令剝奪財產。鑑於此，江戶時代的富商們做出了非常符合人性的行為選擇——醉生夢死，揮金如土。
大阪的土佐堀川上有一座澱屋橋，是江戶時代中之島米市開辦時，一位大商人出資修建的，他的店號就叫澱屋，豈止是這座橋，連土佐堀川最早的名字也叫作澱川。這家的生意非常之成功，不僅做到了第一木材商的位置，還訂立了全國的米市標準，據說資產一度達到二十億兩白銀。
這家的居所之豪華，甚至遠超將軍家，其紅漆走廊、玻璃屋頂，絕非長期依靠豪商們的無條件借貸來支撐財政的幕府將軍家可以想象。澱屋的第五代澱屋辰五郎，也就是澱屋三郎右衛門廣當，更是窮奢極欲，不僅完全不顧“儉約令”、“奢侈禁止令”的規定，總是身著僭越身份的裡外全白錦服，還曾為茨木店的藝伎玉菊一夜花去千兩黃金。結果怎麼樣？被沒收全部財產，人也不知所終。
幕府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的幕府御用商紀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前者最出名的事蹟，是把仙台伊達藩第三代藩主伊達綱宗被追著打的地方——吉原整個包了下來，縱情歡謔整晚，還把碎金子撒滿吉原，看遊女們爭相去撿，就當驅鬼了。後者最出名的事蹟，是在隅田川乘罷涼，直接把飲酒的金盃扔水裡了。
兩個人還鬥富。有一次，奈良屋茂左衛門送了兩盤據說“今天再沒有地方可以吃到”的蕎麥麵給吉原某太夫，讓紀伊國屋知道了，覺得奈良屋實在是太小氣了，區區蕎麥麵，為什麼不給吉原的每個姑娘都送一份。結果紀國屋的手下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蕎麥麵店，都沒有買到蕎麥麵，因為他們的存貨都被奈良屋買光了。
還有一個雪天，兩個人同時再吉原揚屋辦桌賞雪。紀伊國屋想了個壞主意，將自己的宴席移到對面去，讓藝人們吹打起來，就開始往雪地中不住地潑灑銀錢，結果路上的人紛紛來踏雪尋寶，把雪踩成稀巴爛，對面的音樂也咿咿呀呀不成腔調，奈良屋敗興而歸。
還有一年夏天，閒人們都擠在隅田川，等著看紀伊國屋今年的來乘涼能搞出什麼新花樣來，左等右等不見人來，只看見三三兩兩的朱漆酒杯順流而下，裡面是河水冰好的美酒。眾人搶酒之際，紀伊國屋本人在河邊的樹下以此景下酒，好不快樂。兩個人本來就是有第五代將軍家的人脈支撐的“紅頂商人”，隨著將軍家的“改朝換代”，兩個人的經營都陷入了困境，一家慘淡經營倒是一直延續到大正時代，另一家乾脆破了產，隱居到了吉原邊上的淺草寺，閒散度日。
就是這樣財富聚散不由自己的商業環境，和即便積累了再多環境也無法跳出政治桎梏的精神苦悶，造就了這樣的揮霍方式。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表現得尤其明顯，不僅要自己享樂，還要充分發揮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精神，讓周圍的人都享受金錢的快樂，在吉原的靈臺方寸山揮灑自己的粹之精神，這就是那個時代獨有的“遊郭”文化。
誠如加藤玄悅的《我衣》中所描述的那樣，“晝如極樂，夜如龍宮，諸國山珍海味，優先運至此地，家家戶戶漂異香，成群遊妓媚袖揚。遊客人花百金我施千金，爭相消費，是為此處之風尚也”。“遊郭”是用金錢塑造出一個忘卻現實的享樂世界，一個擺脫封建制度重壓的避風港，一種實踐及時行樂價值觀的行為藝術。
這麼一來，幾乎人人都感受到了金錢的好處，也爭相模仿起豪商們的行事風格和裝扮來。平民姑娘開始穿上連中等武士家庭的姑娘們都很長穿得起的美麗寬大的和服，一天兩餐的老習慣也讓位給一日三餐和吃路邊攤。人人爭相住起了鋪設榻榻米的房間，往前倒退幾十年，下級武士家都很少這麼幹。有了豪商們的力捧，吉原的太夫們自然受用著最好看、最時尚的物品，他們的髮式、服飾、美容方式乃至禮儀、舉止做派，紛紛被將軍、大名家的夫人小姐們學了去，普通人家的姑娘們則紛紛穿上昂貴華麗的京都和服，頭上插著紅色絲綢的花簪……這種將奢侈視為尋常事，努力追求如浮萍一般的時尚的風氣，漸漸無法遏止，成了城市生活的一種主要傾向。
幕府當然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事，民風思變總歸是值得恐懼的。幕府除了製造抨擊豪商們的奢侈消費、縱慾享樂的輿論環境，還試圖從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限制他們，三令五申“儉約令”、“奢侈禁止令”或有關“觸書”，規定鉅細靡遺，從家裡的大門最多能花費多少錢，規定到家裡的傭人“從衣領、袖子，到上下身繫帶、頭巾、手巾、零物袋、腰包等”，只許用什麼材料。
但風氣變了就是變了，不僅普通民眾不理這一套，儒學家們也紛紛抱著理解之同情來看待豪商們的所作所為，甚至將之合理化，連豪商們中間也出現了從學理上為自己辯護的思想家。
京都鉅商出身的灰屋紹益在其被譽為日本近世隨筆文學金字塔尖的《繁華草》中，對幕府一再發布奢侈禁止令明確地提出批評說:“如若成儉約之世道，萬人則會以吝嗇為本。……若成儉約之世，價值貴重之物則無人購買。此事若廣為世間之習，日本之金銀寶物則將減毀過半。”他絲毫不覺得通過炫富來促進金銀這種寶物在世間流通有什麼問題。那麼問題是什麼呢？
德川幕府的御民之術，就是不讓有政治權利的人太富有，不讓有財富積累的人有權利，另外，不能讓農民吃的太飽。
這一套也不過是舶來品，是“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這套御民之術卻有個副作用，是將軍家絕對想不到的，他們這麼搞，變相奠定了日本時尚史的基礎。
德川幕府開府之際，商人們說苦也苦，說樂也樂。說苦，是他們被編定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類，只比賤民穢多、非人地位高一點，又經歷“享保改革”的打壓，被迫臣服於武士特權，可說是毫無地位。說樂，是他們實在太有錢了。
德川幕府初期還是收取實物地租，但大名們總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參勤交代、財政支出都需要用錢，武士們只好把自己用實物（米）交付的俸祿拿到商人們開辦的過“札差”、“藏屋敷”和“掛屋”等商業機構換取金銀，德川幕府在關東、關西分別實行的金銀並軌制，其匯率和利潤當然也操縱在商人們的這些機構手裡。所以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者太宰春臺直接說“天下經濟權轉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寶物（米）為商人掌握，武士之臺所變為町人之臺所。”
不僅如此，經歷過戰國時代城下町大發展和商圈兼併潮的商人群體們，已經同氣連枝，高度團結，互通有無，形成了自己針扎不入、水潑不進的商業文化。正如荻生徂徠在其《政談》中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全國商人互通聲氣，地方與江戶的物價保持平衡，又使百萬商人結成整體，其勢力就連將軍、大名也無法戰勝”。
商人群體佔江戶時代總人口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10%，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但卻不僅成了加賀、廣島、薩摩、仙台、肥後、鳥取、南部、尾張、紀伊、津山、土佐及福島等地的各藩主的債權人，還通過壟斷物流渠道和實行包賣制度壟斷了幾乎所有的商品貿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萬人的壟斷集團，富可敵國。所以太宰春臺感嘆“金銀之富，悉為商人所藏”。
商人階級太有錢了，但人身權和財產權都沒有政治和法律保障，不僅有可能被武士以“非禮冒犯”的罪名一刀砍翻，還有可能被幕藩領主一紙命令剝奪財產。鑑於此，江戶時代的富商們做出了非常符合人性的行為選擇——醉生夢死，揮金如土。
大阪的土佐堀川上有一座澱屋橋，是江戶時代中之島米市開辦時，一位大商人出資修建的，他的店號就叫澱屋，豈止是這座橋，連土佐堀川最早的名字也叫作澱川。這家的生意非常之成功，不僅做到了第一木材商的位置，還訂立了全國的米市標準，據說資產一度達到二十億兩白銀。
這家的居所之豪華，甚至遠超將軍家，其紅漆走廊、玻璃屋頂，絕非長期依靠豪商們的無條件借貸來支撐財政的幕府將軍家可以想象。澱屋的第五代澱屋辰五郎，也就是澱屋三郎右衛門廣當，更是窮奢極欲，不僅完全不顧“儉約令”、“奢侈禁止令”的規定，總是身著僭越身份的裡外全白錦服，還曾為茨木店的藝伎玉菊一夜花去千兩黃金。結果怎麼樣？被沒收全部財產，人也不知所終。
幕府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的幕府御用商紀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前者最出名的事蹟，是把仙台伊達藩第三代藩主伊達綱宗被追著打的地方——吉原整個包了下來，縱情歡謔整晚，還把碎金子撒滿吉原，看遊女們爭相去撿，就當驅鬼了。後者最出名的事蹟，是在隅田川乘罷涼，直接把飲酒的金盃扔水裡了。
兩個人還鬥富。有一次，奈良屋茂左衛門送了兩盤據說“今天再沒有地方可以吃到”的蕎麥麵給吉原某太夫，讓紀伊國屋知道了，覺得奈良屋實在是太小氣了，區區蕎麥麵，為什麼不給吉原的每個姑娘都送一份。結果紀國屋的手下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蕎麥麵店，都沒有買到蕎麥麵，因為他們的存貨都被奈良屋買光了。
還有一個雪天，兩個人同時再吉原揚屋辦桌賞雪。紀伊國屋想了個壞主意，將自己的宴席移到對面去，讓藝人們吹打起來，就開始往雪地中不住地潑灑銀錢，結果路上的人紛紛來踏雪尋寶，把雪踩成稀巴爛，對面的音樂也咿咿呀呀不成腔調，奈良屋敗興而歸。
還有一年夏天，閒人們都擠在隅田川，等著看紀伊國屋今年的來乘涼能搞出什麼新花樣來，左等右等不見人來，只看見三三兩兩的朱漆酒杯順流而下，裡面是河水冰好的美酒。眾人搶酒之際，紀伊國屋本人在河邊的樹下以此景下酒，好不快樂。兩個人本來就是有第五代將軍家的人脈支撐的“紅頂商人”，隨著將軍家的“改朝換代”，兩個人的經營都陷入了困境，一家慘淡經營倒是一直延續到大正時代，另一家乾脆破了產，隱居到了吉原邊上的淺草寺，閒散度日。
就是這樣財富聚散不由自己的商業環境，和即便積累了再多環境也無法跳出政治桎梏的精神苦悶，造就了這樣的揮霍方式。伊國屋文左衛門和奈良屋茂左衛門表現得尤其明顯，不僅要自己享樂，還要充分發揮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精神，讓周圍的人都享受金錢的快樂，在吉原的靈臺方寸山揮灑自己的粹之精神，這就是那個時代獨有的“遊郭”文化。
誠如加藤玄悅的《我衣》中所描述的那樣，“晝如極樂，夜如龍宮，諸國山珍海味，優先運至此地，家家戶戶漂異香，成群遊妓媚袖揚。遊客人花百金我施千金，爭相消費，是為此處之風尚也”。“遊郭”是用金錢塑造出一個忘卻現實的享樂世界，一個擺脫封建制度重壓的避風港，一種實踐及時行樂價值觀的行為藝術。
這麼一來，幾乎人人都感受到了金錢的好處，也爭相模仿起豪商們的行事風格和裝扮來。平民姑娘開始穿上連中等武士家庭的姑娘們都很長穿得起的美麗寬大的和服，一天兩餐的老習慣也讓位給一日三餐和吃路邊攤。人人爭相住起了鋪設榻榻米的房間，往前倒退幾十年，下級武士家都很少這麼幹。有了豪商們的力捧，吉原的太夫們自然受用著最好看、最時尚的物品，他們的髮式、服飾、美容方式乃至禮儀、舉止做派，紛紛被將軍、大名家的夫人小姐們學了去，普通人家的姑娘們則紛紛穿上昂貴華麗的京都和服，頭上插著紅色絲綢的花簪……這種將奢侈視為尋常事，努力追求如浮萍一般的時尚的風氣，漸漸無法遏止，成了城市生活的一種主要傾向。
幕府當然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事，民風思變總歸是值得恐懼的。幕府除了製造抨擊豪商們的奢侈消費、縱慾享樂的輿論環境，還試圖從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限制他們，三令五申“儉約令”、“奢侈禁止令”或有關“觸書”，規定鉅細靡遺，從家裡的大門最多能花費多少錢，規定到家裡的傭人“從衣領、袖子，到上下身繫帶、頭巾、手巾、零物袋、腰包等”，只許用什麼材料。
但風氣變了就是變了，不僅普通民眾不理這一套，儒學家們也紛紛抱著理解之同情來看待豪商們的所作所為，甚至將之合理化，連豪商們中間也出現了從學理上為自己辯護的思想家。
京都鉅商出身的灰屋紹益在其被譽為日本近世隨筆文學金字塔尖的《繁華草》中，對幕府一再發布奢侈禁止令明確地提出批評說:“如若成儉約之世道，萬人則會以吝嗇為本。……若成儉約之世，價值貴重之物則無人購買。此事若廣為世間之習，日本之金銀寶物則將減毀過半。”他絲毫不覺得通過炫富來促進金銀這種寶物在世間流通有什麼問題。那麼問題是什麼呢？
他說得明白：“使他人受苦受制，用不合理之規定為主人謀利得之事，既可憎又可怕……如果各地各藩擅定不合理法規謀利之風蔓延流行於世，則日月會隱其憐憫之輝，田地作物年年歉收，安樂之事斷無也。”將幕府和諸藩定位成了鹹吃蘿蔔淡操心的攪屎棍子，敢說這樣的話，也是時代風氣使然。縱然管天管地，幕府還是管不住民風一天一天地走向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