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麗絲·凱斯勒-哈里斯：美國左派認識到應對市場有所控制，但對怎麼做沒能達成任何共識

【文匯學人訪談錄】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愛麗絲·凱斯勒-哈里斯：

專業研究可以為談論公共事務提供合法性（之二）

本報記者 李純一

文匯報：您在《異議》上的文章還提到，“我們左派知識分子辜負了我們的總統和國家……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對更廣大的聽眾講話，我們在媒體上幾乎沒有舞臺，基本上沒辦法影響公眾輿論。”那麼，為什麼左派知識分子不能像保守派那樣為了強調自身的正確可以“求同存異”、“團結一致”？為什麼左派會那麼重視彼此之間的細微差別呢？

AKH：我想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誰控制我們的媒體，以及我們的渠道是什麼。二是美國左派是怎樣相互溝通的。我先從第二個問題說起吧，因為這是我在《異議》那篇文章裡著重談的。

美國左派在1970年代以後沒有達成一致。左派認識到市場不能、也不該成為像現在這樣的決定性力量，我們在批評市場原教旨主義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是我們的替代方案——也就是某種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好像沒什麼實質內容。特別是在蘇東劇變之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概念。左派辯論的核心是，如何認識資本主義提供了世界上迄今為止最成功的經濟引擎，同時堅持所謂“失敗者”是需要被恰當地、人性地對待的。我們始終相信，應該對資本主義有所管制，而不應放任自流，讓它肆無忌憚地凌駕於絕大部分普通人之上。但是，對於如何控制、採取怎樣的機制、如何限制巨大財富的累積及其壓倒性的政治影響力這些問題，左派內部存在很大的分歧。左派總體上同意說要做些什麼，但是在怎麼做的問題上，我們沒能達成任何共識。

再一個就是關於我們如何參與公眾討論，尤其是在大媒體似乎都被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徒給控制了的時候。克魯格曼闡釋了一個獨特的進路。他那麼受歡迎，是因為他能夠用許多左派認同的方式發聲，而且對獨立思想家來說講得也很在理。他的分析周到有力，並且通過《紐約時報》這樣的平臺，可以被很多人讀到。但他真的是個特例——這也是為什麼他在中國都這麼有名。可是，對右翼來說，這樣接近輿論的渠道、平臺要多得多，包括福克斯（Fox）電視網、大眾雜誌如《時代》週刊，還有專事分析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許多像《國家》（The Nation）和《紐約書評》這樣的左派雜誌，相對來說真是非常小眾。而有限的媒體進路也就限制了左派的影響力。

文匯報：那麼，又該如何改進這樣的局面呢？您在《異議》的文章中提到，電視辯論和電視劇比方說《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都是可以效仿的。那麼，您認可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或經濟學家羅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這些學者通過網絡公開課來多多少少傳播自己的理念嗎？這樣的傳播確實是可取的辦法之一嗎？

AKH：互聯網無疑是很強大、且在不斷生長的機制，雖然我得說像我這樣的年紀已經不怎麼能享受它的好處了。它的政治影響力很大，像“佔領華爾街”運動就非常有效地運用了互聯網來號召人們關注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問題。多年來人們忽視的問題，現在重被提及——是否應該限制財富，以使民主得到繁榮。現在傳統媒體對左派這樣疏離，我想互聯網應該就是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真的是很樂於看到現在二三十歲的這一代年輕人運用互聯網——不僅僅是表達抗議，更是在這個憤憤不平的群體中創造出一種共同體的感覺。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人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互相汲取力量。像環境保護之類的運動也在這方面花了大力氣。確實，互聯網是新希望的所在。因為《白宮風雲》雖然拍得那麼好，但是已經播完了，與其等待下一部能具有那麼大政治影響力的電視節目，不如通過互聯網來創造我們自己的利益共同體。

文匯報：我們設想一個學者經常在“臉書”或“推特”上對各類公共事務發言，他贏得了很多粉絲，但結果會不會損害其學術研究的專業性？這是不是也是託尼·朱特所說的現在知識分子必須符合民眾期待，對所有問題都發表意見——而這其實會傷害到知識分子做一小塊專門知識的累積？

AKH：我希望不是這樣的。我希望學者能夠、而且也會在不傷害他們自己做好研究的前提下，談論他們專業領域之外的公共議題。我們回到保羅·克魯格曼，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之外還有一個博客，每天都會更新，他也經常接受電視採訪。在每一個地方，他都是用自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專業知識在說話。當然，他願意對他小小的專業領域之外的議題發聲，是會讓某些人覺得不那麼可信，特別是那些右翼人士，覺得他只是個為辯而辯的論辯家。但對於絕大多數的讀者和觀眾來說，因為他是一個權威經濟學家，這就讓他更可信。這傷害到他自己的研究了嗎？我想並沒有。

另一方面，學者有責任將研究所得致用於公共領域，其專業知識的探索積累正給他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是參與公共領域互動的個人可以利用也應該加以利用的。比方說，你問我很多事情，但我其實從狹義上來講只是研究勞工史和婦女史的歷史學者；要是沒有這些專業知識，我不會來到中國——這就是我的專業給我帶來的平臺。那麼，我在這裡是應該只談論我小小的專業領域呢，還是應該從中得出更廣大的結論，講給感興趣的觀眾聽？比方說，我對工薪婦女的研究，讓我得以討論女性工作轉變對家庭有怎樣的影響、為什麼女性沒有被納入政治進程、怎樣來解釋希拉里·克林頓的身居高位。我希望觀眾會願意聽我說，因為我研究這些題目好多年了；我也希望回去以後能夠繼續我的研究，在這裡收穫的問題、遭遇的對話已經給它帶來了新的影響。

刊《文匯報》2012.09.24

責任編輯：李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