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世界公認，創造了“中國奇蹟”，產生了“中國震撼”，“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引起國內外廣泛討論。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絕非偶然，而是具有內在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既是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民族特性使然，也是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然。

也就是說，中國在國家治理方面的經驗和智慧，既有中國特色的一面，也有共同性、普遍性的一面。中國所形成的發展道路，有別於西方發達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髮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走向現代化提供了全新選擇。

總結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治理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絕不是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4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發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成功經驗、展現了光明前景，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強大力量，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

港珠澳大橋

保持有序穩定與激發社會活力的統一

“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秩序穩定是國家發展的前提，是人民生活最基本的保障。社會有序穩定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沒有有序穩定的社會環境，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什麼事情都幹不成。只有維護有序穩定，保持社會和諧，才能保證國家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保證人民安居樂業。

我國改革開放是以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思想先導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衝破了人們思想禁錮和思想僵化，黨內外思想逐漸活躍起來，對於激發社會活力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不同聲音，一些人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極端誇大中國共產黨所犯的錯誤，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還有少數人提出“反飢餓”“反迫害”“要人權”“要民主”等口號，挑撥黨群關係，煽動衝擊黨政機關，聚眾鬧事，嚴重威脅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

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同志鮮明地提出中國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於保持社會有序穩定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此後，鄧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總體上保持了有序穩定、社會和諧，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社會活力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人民智慧的充分迸發。激發社會活力，必須給人們充分的權利和自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破除影響社會活力的體制機制障礙。

中國改革開放，是從經濟體制改革開局，從農村起步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率先突破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大包乾”，農民獲得了權利和自由，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解決了溫飽問題。隨後，在城市實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經濟體制改革，極大增強了企業活力。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經濟活力得到充分激發。

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入推進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社會創造活力得到充分釋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並作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大大消除了影響經濟活力的障礙。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中國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不斷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得到有效保障，不斷把人民當家作主落到實處。

同時，不斷髮揚黨內民主，在全黨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在文化體制改革方面，著眼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為人民提供廣闊文化舞臺，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不斷增強。中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大力引進和利用外資，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起來，不僅解決了國家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人才問題，而且激發了國內企業的發展活力。可以說，正是對內推進改革、對外實行開放，推動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度是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我們扭住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關鍵，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永葆黨和國家生機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證，為保持社會大局穩定、保證人民安居樂業、保障國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證，為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不斷建立了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始終把保持有序穩定與激發社會活力有機結合作為重要經驗堅持下來，在維護有序穩定中推動改革、激發活力，通過改革發展維護穩定，實現了有序穩定與社會發展活力的良性互動。

堅持民主集中制與發揮兩個積極性的統一

治理好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民族多樣、情況複雜、地區差異極大的發展中大國，必須堅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毛澤東同志早在1956年4月所作的《論十大關係》講話中就指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堅持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保持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前提下，讓地方因地制宜，主動作為，通過揚長避短，通力合作，最大程度彰顯中國製度的優勢。

新中國實行民主集中制，維護中央權威、確保中央政令暢通，這是發揮中央積極性的基礎，也是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保證。正是實行了民主集中制，絕不允許地方自行其是、各自為政，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才保證了“全國一盤棋”，保證了中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舉全國全民之力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政治優勢，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能夠有力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高質量推進四川汶川地震、青海舟曲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災害災後恢復重建，成功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等大型活動，有效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順利推進脫貧攻堅任務等，辦成了一系列大事、辦好了一系列喜事、辦妥了一系列難事，充分彰顯了我們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巨大體制優勢。

發揮地方積極性不是鼓吹地方主義，而是賦予地方更多的權力，讓地方有更多因地制宜的靈活性，發揮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以“下放權力”為基本特徵的改革，讓地方政府有更多因地制宜的靈活性，發揮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極大增強了整個社會的生機活力。

在經濟方面主要體現為，一是賦予地方更多經濟社會管理權，鼓勵地方創新。二是讓地方擁有財政收入的權力。無論是1980年的“分灶吃飯”的財政收入分成體制，還是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都是中央向地方的財政分權。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與此有密切關係。1995年9月，江澤民同志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權力下放，地方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有力地推動了改革與發展。這是一條重要經驗，應當充分加以肯定。”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積極理順中央和地方的職責關係，建立權界清晰、分工合理、權責一致的機制，極大地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既避免中央過分集權導致地方缺乏活力，又避免地方權力過大造成國家權力碎片化，推動了國民經濟既生機勃勃又持續健康地向前發展。

提高生產效率與促進公平正義的統一

處理好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講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進和諧，堅持效率和公平有機結合，才能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係，並根據時代發展和社會矛盾變化不斷調整兩者之間關係。從黨的十三大提出“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公平”，到黨的十四大強調“兼顧效率與公平”；從黨的十五大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到黨的十六大強調“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從黨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到黨的十八大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再到黨的十九大指出“要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這些論述的提出和調整，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效率與公平之間關係的認識，主要目的就是既注重通過提高效率來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經濟發展，做大“蛋糕”，又注重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推動社會在良性互動中持續發展。

提高生產效率，就是要提高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生產力是最活躍的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沒有效率的提高，就無法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難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即是所謂的“公平”，也是普遍貧窮。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偏重公平，忽視效率，導致經濟發展長期上不去，一度瀕臨崩潰的邊緣，商品供應嚴重匱乏，廣大人民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共產黨吸取歷史教訓，把提高生產效率置於重要地位，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納入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鄧小平同志強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不斷解決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40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79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9.5%，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長到超過4萬億美元，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萬億美元，對外投資總額達到1.9萬億美元。高速增長使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不斷靠前。我國高速增長期持續的時間和增長速度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蹟。

促進公平正義，是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永恆主題，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促進公平正義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的理想。中國社會歷來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對實現共同富裕有著更強烈的追求。

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社會發展理想目標。毛澤東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指出：“現在我們實行這麼一種制度，這麼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但由於改革開放前“左”的錯誤影響，片面認為“窮革命、富則修（修正主義）”，強調“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這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共產黨重新認識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問題，把實現共同富裕提升到社會主義本質和最大優越性的高度。鄧小平同志反覆強調中國要實現共同富裕，認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改革開放的根本價值取向，就是不斷實現和發展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人民福祉，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在不斷髮展的基礎上儘量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事情做好，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體人民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促進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取得長足進展，廣大人民都從改革發展中得到了實惠，中國改革真正稱得上是“人民的改革”。

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要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所需所急所盼，讓人民共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發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實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40年來，我們始終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進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萬元，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我國貧困人口累計減少7.4億人，貧困發生率下降94.4個百分點，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教育事業全面發展，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3.8%。我國建成了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在內的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9億人，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8.52%，上升40.6個百分點。居民預期壽命由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7年的76.7歲。我國社會大局保持長期穩定，成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正是因為實行改革開放，讓人民群眾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積極推進了社會公平正義、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才贏得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支持和擁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安定有序。”改革開放40年來，正是中國把提高生產效率同更加註重社會公平正義結合起來，不僅推動了經濟快速發展，為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奠定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使全體人民得到了實惠，社會公平正義得到極大實現。

作者：孫存良，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8期，原標題《國家治理的中國智慧》

責編：申潔

版式：鄺巖

監製：李愛玲

圖片來源於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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