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不是我們編的,是美國兩大調查機構相同的調查數據顯示的結果。
世界這段時間的關注焦點,無疑是朝核問題,朝鮮的第六隻靴子什麼時候落下來?美帝會不會對朝鮮動武?等等懸念牽動人心。
這期間,有一個頗有意思的消息被淹沒了——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新發布數據,美國人對中國好感度過去一年大幅躍升將近7個百分點,為2005年以來的最高點。
刀哥今天就叨叨這個。
趨勢
無獨有偶,今年2月23日,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做了一份類似的民調,結果顯示,目前有半數美國人對中國抱有好感,創下近30年來最高紀錄。
蓋勒普1985至2017年美國對華情緒曲線圖:淺綠色代表好感度,深綠色曲線代表非好感度
兩家大牌民調機構得出同樣的調查結果,可見美國對華好感度躍升是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事實。那麼,究竟這一躍升是為何出現的?又為什麼是2016-2017這個時間段?照理說,美國民眾的對華好感度在經歷“惡言”充塞的大選年,外加“南海仲裁案”等一系列交鋒後,應有所下降才是。
“美國人對中國經濟威脅的擔憂有所緩解”,皮尤中心對此給出的解釋是,由於最近幾年美國人對中國持有的美債、中國給美國就業帶來的影響以及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的擔憂在減少,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有所“變軟”。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最新資料,今年2月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劇烈下跌。
這種解釋有一定說服力,在皮尤同時推出的另一項調查結果中,中國持有美國國債以89%高居中國“問題排行榜”嚴重性榜首。現實當中,美國對所謂中國政治經濟滲透的防範也確實存在。
在皮尤中心的Facebook主頁留言板,美國網民的評論也大多集中在上述問題。
“中國在版權保護和產品安全上做得越來越好,與美國價值觀更加合拍。”
“除非中國人民有自由批評政府的權力,中國政府不再監控國民並施壓朝鮮解除武裝,我對中國政府才會有好印象,才會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我們有2萬億美金的債務,這怎麼不令人擔心?”
對比
美國人對華態度在變,其他國家呢?為對比起來方便,還是選用皮尤中心的數據。
圖表顯示,對中國好感最高的是槓槓的巴鐵(82%),其次是加納人(80%)、俄羅斯人(79%)、馬來西亞人(78%),另外非洲還有多國對中國好感度高於70%;對中國更多持負面觀感的有日本人(89%)、越南人(74%)、約旦人(64%)、德國人(60%)、土耳其人(59%)。總體來說,持正面觀感的中位數為55%,負面則為34%。
此前一年的另一份中國形象調查報告得出的數值與之相似,說明該分佈態勢有一定可信度。那麼,如何解釋國際間存在的對華態度顯著差異,尤其是西方國家惡感度顯著高於非西方國家?
不能不說,戰略互信存在與否是個非常重要的變量。美西方對中國正是由於缺乏戰略互信,好感度一直處於偏低的水平(40—60之間)。戰略互疑從何而來?中國學者王緝思和美國漢學家李侃如在幾年前一起寫了篇“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分析”,剖析相當精闢:
第一,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國以來,兩個政體之間就存在著截然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這使美國對中國政府懷有疑慮,儘管中國在1978年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經濟和社會生活在此之後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第二個戰略互疑的廣泛來源是對對方國家的決策過程、政府與其他實體的關係理解和鑑別不夠。每一方都傾向於認為對方的行動更具有戰略目的,是精心設計的。例如,中國國有企業在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常被懷疑是中國“大戰略”的一部分。現實中這些企業基本受商業利益驅動,並且彼此不相關。
第三個戰略互疑的總根源是公認的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實力差距縮小。在最近幾年之前,還不存在太多關於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並且可能成為全球霸主的討論。今天,這種預期變得很真實,並在兩國中廣泛傳播。
原因
皮尤的數據可信嗎?背後還有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刀哥請教了幾位身處對華交流第一線的美國朋友:
A先生(現任美國駐華外交官):至少從外交官這個圈子來看,我相信不少人對中國同行的印象越來越好。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整個官僚體系——尤其是沿海一線城市和外事部門對外部世界的瞭解越來越多,外交官同行們在走上工作崗位之前就越來越多有海外經歷,更懂得換位思考。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溝通起來比以前更容易。當然,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國力的上升,海外利益的擴大,他們跟我們談判時更加“硬氣”了,甚至有時會跟我們拍桌子。對此,我們在談判桌上肯定會強硬回擊,但私底下多數情況是有默契的,畢竟大家“各為其主”,都出於國家利益。順便提一句,中國公司在美投資增多,大學、智庫間往來增多,經濟活動人員往來多了,彼此的“中間人”隨之增多,出了摩擦協商迴旋餘地更大。
B小姐(現任某美國新銳網媒亞洲區負責人,曾任某大型通訊社駐華記者多年):我在中國已經呆了將近5年了,從研究生參加在華訪學的項目開始,在中國從事新聞報道也好幾年了,對於皮尤中心的結果沒有特別的感覺。就職業經驗而言,我覺得中國的新聞人和負責宣傳的官員們比以前更加自信,更敢於發聲了。現在他們更會說“外交辭令”了,面對我們這些外國記者可能實質性的問題還是不會說(這在中美都一樣),但他們會主動讓我們聯繫負責外宣的部門,然後給出共同可以拿得上臺面的表態。他們也會更多與相熟的外國記者商量重大會議的提問角度。當然,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指出,在官方機構更主動發佈信息的同時,也感覺到外媒記者自由報道的空間有所收窄,外媒記者的報道內容和角度很難保證完全真實客觀、部分外媒記者也不專業(比如中文不太好),但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C教授(華盛頓特區某知名高校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研究海外華人問題多年):我從事中美智庫交流好些年了,與北大、復旦、人大等中國頂尖國際關係學校一些老師私交甚篤。這幾年,中國智庫界最大的變化就是民間智庫的崛起。這類智庫可能規模還比不上華盛頓的CSIS、布魯金斯等,但其活躍存在本身,就是中國多元化言論表達的集中體現,方便國外學者多渠道瞭解中國的想法。我通過這些智庫結識了不少剛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仍擔任謀士的主管官員,對中方政策有更立體的認識,這算是中國版的“旋轉門”吧。
最後,刀哥想特別多說幾句,這幾年,國內總有人嘲諷自己的祖國沒朋友,國外總有人埋怨中國強硬論,中國粗魯論。中國國力的上升,外交風格的變化,引發了一些人的不適應,一些亂七八糟的論調也出來了。所幸,中國外交還是保持住了定力。
說實話,刀哥並不是特別在意別人是不是喜歡我們,更在意的是他們是不是尊重我們。中國是大國,只要昂首向前,只要堅持原則,堅持自我,一定能贏得理解和尊重。患得患失是弱國心態,皮尤的調查數據始終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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