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研究'
近代學科意義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始於20世紀初期,這一時期的相關論著注重借鑑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但因深受傳統學術的影響,研究的重心仍然是中國學術思想史。胡適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按近代學科體系研究哲學思想,開創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範式。“五四”運動以來,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開啟了運用唯物史觀、從社會生產關係角度切入研究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的新路徑。
近代學科意義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始於20世紀初期,這一時期的相關論著注重借鑑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但因深受傳統學術的影響,研究的重心仍然是中國學術思想史。胡適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按近代學科體系研究哲學思想,開創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範式。“五四”運動以來,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開啟了運用唯物史觀、從社會生產關係角度切入研究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的新路徑。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一種嶄新的歷史哲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社會進行考察,從事實出發,歷史地看待問題、分析問題,從經濟上認識歷史的發展變化,突破了傳統史學的政治史框架,形成了“以‘社會形態’為研究對象的新的史學範式”,代表了現代歷史發展的方向,“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從而被廣泛運用到歷史學的各個領域。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李大釗、郭沫若、侯外廬、郭湛波、嵇文甫、呂振羽、杜國庠、趙紀彬、張岱年、蔡尚思等人依靠唯物史觀的指導,探索社會歷史對於社會思想的基礎性作用,力圖在歷史的演進中揭示出思想變化的規律,同時通過對歷史上中國思想事實的闡明,驗證唯物史觀的普遍真理價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從此別開生面。20世紀三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的撰著就已成為一股重要潮流,唯物史觀被運用於思想史研究的各個領域。蔡尚思在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論著《中國思想研究法》中指出,自己接觸的各種思想,“最廣大精微者,卻只有辯證法唯物論和唯物史觀”。侯外廬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最具典型意義,他強調以“科學的方法”“科學的論斷”闡釋歷史思想,用新的觀點清理貫串數千年的思想史,這種“方法”“論斷”“新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過系統學習和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唯物史觀被廣大學者所接受。這一時期,蘇聯學者的觀點、方法得到普遍借鑑,蘇聯哲學權威日丹諾夫將科學的哲學史解釋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對中國哲學史、思想史上唯物主義傳統的發掘以及對唯物主義、唯心主義鬥爭規律的探討成為哲學與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著力點。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版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侯外廬主編的《中國哲學簡史》是這個時期重要的思想史成果。侯外廬等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是包括哲學思想、邏輯思想、社會思想等在內的迄今最完整的中國思想通史著作,基本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的研究範式,並由此逐漸形成“侯外廬學派”。
改革開放前,我國思想史研究取得的最大成績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成為思想史研究的主流,產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中國思想史研究確定了以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為主線,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為方法論的原則。在實踐過程中,由於主客觀方面的原因,也產生了某些教條主義、機械唯物主義、過度政治化等問題,留下了許多經驗教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所引發的思想解放,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一個大的歷史背景。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和倡導,中外學術交流也不斷深入,極大地擴展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空間。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等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者重新研究和探索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進程和規律,他們對哲學史研究方法論的認識更加豐富、完善,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尊重歷史內容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克服研究方法的單一性、片面性與庸俗化傾向,使哲學史、思想史研究重新回到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軌道上來。
隨著迴歸學術的呼聲越來越高,學術界開始注重發掘傳統思想智慧的精神特質及其現代意義,深刻影響到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的成就之一可以稱為學術史的迴歸,侯外廬主編的《宋明理學史》、盧鍾鋒的《中國傳統學術史》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著作。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學家通過對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在以往思想史研究領域內,不斷注入關於社會思潮、文化變遷方面的內容,不斷拓展中國思想史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視角、方法、對象和範圍,從而使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日益豐滿。在中國宗教史研究領域,以任繼愈為代表的學者以馬克思主義認識宗教現象、宗教問題,開創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史研究的新領域。
進入21世紀,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面臨新的機遇,在這一時代大背景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地位更加凸顯。包括思想史研究在內的中國學術,進一步向著枝繁葉茂的繁盛局面邁進。中國思想史研究繁榮發展的重要表徵之一,是對於歷代思想家的專項研究呈現前所未有的全面推進態勢,匡亞明主編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是這一態勢的集中體現。張豈之主編的《中國思想學說史》在侯外廬與其他前輩的著作上繼續前進,不僅繼承了前人重視社會經濟分析的科學方法,同時擴大了觀察視野,注意當時社會經濟以外的社會生活領域,揭示各個歷史時期思想觀念在文化形式中的滲透與表現,取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進展。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中國社科院啟動了《中華思想通史》項目,貫通上下五千年,涉及各民族文化,著重勾勒中華民族延綿不斷的思想發展變革,集成中華民族在漫長曆史長河中形成的優秀思想和文化傳統。項目啟動伊始,就將構建中華思想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作為重要目標。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異彩紛呈、碩果累累。在曲折而輝煌的發展歷程中,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研究貫徹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理論,運用階級分析理論及方法,彰顯出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的人民性。其間形成的理論與方法為我們在新的時代開拓中國思想史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唯物史觀的思想觀念源於現實生活過程的原理,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
如學術界所判斷,21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將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創造性研究,突破認識的侷限,開闢新的領域,攀登新的高峰。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研究,將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闡明各種思想文化現象的本質,揭示其發展演進的歷史規律,探尋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內在動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不負於歷史和時代的思想文化貢獻。
作者:楊豔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治國理政新思想研究”子課題負責人)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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