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0年的年初，位於意大利半島上的一座城市，迎來了它所在帝國的皇帝，還有它的執政官。

為了歡迎皇帝和執政官的到來，這座城市的人民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

一位名為克勞迪安的詩人，當時被這座城市的壯美和人民的熱情所感染，在他的詩歌中，無法按捺住對這座城市的讚美：

“從微小的起點，延伸至兩極，從一個無名小城，拓展自己的權勢直至與太陽的光輝同在。”

這並不是詩人的謬讚，這座城市，當得起這樣的歌頌。

因為它的名字叫羅馬。

而從它發展起來的帝國叫羅馬帝國。

作為一個與漢帝國齊名的大帝國，羅馬帝國不僅有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帝國疆域，還有延續上千年的帝國壽命，在這樣巨大的空間和時間維度上，羅馬帝國締造了太多的輝煌，被當世人和後世人讚頌。

正如一句諺語所言，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羅馬帝國的輝煌如此，滅亡也是如此。

關於羅馬帝國為什麼滅亡，已經有大量的學者指出了多種不同原因，有人說帝位傳承製度不穩，有人說帝國的奴隸制度不適應社會發展，有人說持續的戰爭和貴族消費引發了經濟危機，還有最為人所知的原因，蠻族人的入侵。

總之，羅馬帝國政治、經濟、軍事上都有導致滅亡的原因。

不過美國俄克拉何馬大學的教授凱爾·哈珀，在其著作《羅馬的命運》一書中，給出了更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羅馬帝國的滅亡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相對於所謂的皇帝、奴隸、蠻族等廣為人知的“人為因素”，氣候變遷和疾病瘟疫，這些“非人為因素”的自然力量，才是造成羅馬帝國滅亡的決定性原因。

作為俄克拉何馬大學的學士、哈佛大學的碩士和博士，凱爾·哈珀研究的領域主要是橫跨羅馬帝國和中世紀早期的社會和經濟史，他的另一部作品《晚期羅馬世界的奴隸制，公元275—425年》曾經被美國曆史協會獎勵。

不過在這本書裡，除了社會和經濟史料，凱爾·哈珀還參考了大量自然科學資料，利用最前沿的基因科學、氣候科學和疾病科學，勾勒出自然力量在羅馬帝國滅亡中的角色。

《羅馬的命運》

正如這本書的副標題——“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所言，氣候和疾病，是影響帝國命運的主導因素，但帝國並不是迅速崩潰，那不是一個偉大帝國所該有的命運。

凱爾·哈珀在書中說：

“羅馬帝國的終結，並不是一個連續的衰落，最終導致無可避免的毀滅過程，而是一個漫長的，迂迴曲折，充滿偶然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一個有韌性的政治結構對自身進行維護和重組，直到帝國開始解體，首先在西部，然後在東部。”

經歷如此動盪波折的命運，羅馬已經竭盡全力。

正確研究歷史的前提：不能忽視自然力量

人們在研究某個朝代王朝時，總會從人的因素去分析興盛和滅亡的原因。

凱爾·哈珀認為，這樣做固然不錯，但還遠遠不夠。

我們所謂的歷史，從整體上來看，只是地球系統的副產品。而地球這個系統，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地球的物理和生物系統，是在不斷變化的。

假如各國的歷史是一個棋盤，帝王將相是棋盤上的棋子，棋盤的變化，影響了棋子的命運，棋子的命運，也改變了棋盤的結局。

那要是棋盤外的一種力量，直接掀翻了棋盤呢？

不可預知的大自然，就有這種棋盤外的力量，它可以讓棋盤傾斜，改變棋子命運，棋盤結局，甚至直接掀翻它。

就像地球的氣候系統發生變化，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帝國，都不會逃出它的影響。

以前可能是因為條件所限，讓歷史學者對自然這種力量認識不夠。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自然檔案”產生，通過基因科學、氣候科學和疾病科學，可以逐漸還原當時歷史所處的自然環境。

火山爆發、太陽週期、不穩定的氣候以及致命的病毒和細菌，每一個都可能是改變歷史不可預測的非人力量。

正視這種不可忽視的自然力量，是正確研究歷史的前提。

地球

自然的勝利：永恆的帝國

由於沉迷於它的強大和繁榮，人們稱羅馬帝國為永恆的帝國，羅馬也被稱為永恆之城。

可是再強大的帝國，也是從一個小城崛起的。

羅馬帝國的歷史，分為王政、共和國、帝國三個階段。

王政的歷史太過久遠，難以考證，共和國時期的羅馬軍團，開始崛起，他們用鐵和血掃滅了一個又一個對手，終於在奧古斯都時，建立了自己的帝國。

羅馬人這時已經可以驕傲的，把地中海稱為“我們的海”了。

在奧古斯都去世後的150年裡，羅馬帝國完成了向外擴張的同時，也開啟了自己的全盛時期。

人口迅速增長，甚至達到近7500萬；貿易迅速發展，環地中海，甚至穿越了印度洋，都有貿易航線，四通八達的陸、海路航線不斷的穿梭著；大的城市也不斷湧現，整個帝國全境甚至超過一千座城市；社會財富不斷增加，人們在不斷的消費，光羅馬城每年就消耗1.5億升葡萄酒。

這樣的盛世繁榮，在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經典作品《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被譽為“人類最幸福的時代”，基本上與他所謂的“五賢帝”執政期間相符。

而凱爾·哈珀則認為，羅馬帝國能夠獲得這段“最幸福的時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個時期羅馬的優良氣候。

羅馬帝國全盛時期

根據現在的氣候科學技術和遺留的自然遺蹟，可以推測出，當時的羅馬帝國氣候，不管是太陽光照，還是溫度、火山活動、降水，都處於一個十分有利的氣候最優期。

不僅風調雨順，甚至旱災和水災都很少，這就對帝國的農業種植和土地開墾起到一個催化劑的作用。

難怪羅馬帝國能夠迅速崛起，並且發展的如此繁榮。

所謂永恆的帝國，很大部分也是自然的勝利。

不過福禍相依，能夠給你帶來榮光的，自然也能讓你滅亡。

羅馬帝國的崛起受益於自然的力量，滅亡也“受益”於自然力量。

瘟疫的侵襲：比戰爭收割人頭還鋒利的鐮刀

盛極而衰，再強大的帝國也難逃自然的法則。

只是不是敗於強大的外敵入侵，首先給了羅馬帝國致命一擊的，而是小小的病菌。

帝國的城市雖然繁榮，但城市的衛生系統實在是非常混亂。

垃圾處理系統，更像是一個排水的洞窟，家庭廁所也不與汙水管道相連接，私人廁所通常就建立在廚房旁邊。

僅羅馬這一個城市，每天就有10萬多磅的人類排洩物，在這樣的衛生處理系統中被“笨拙而又不徹底”的清理，這樣的環境，給了蚊蟲和病菌孳生的自然溫床。

每年的夏末秋初，都是羅馬城人數死亡的高發期，就因為這種環境產生下的細菌性痢疾和傷寒。

連帝國的首都羅馬城都是如此，其他城市的衛生系統，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羅馬城

羅馬人雖然建立了一個相互連通、城市化的帝國，隨著這些貿易路線而移動的，不僅只有貨物，還有活躍的細菌。

當這些細菌與當地的環境碰撞，形成一種疾病生態，開始進化之後，再加上交通的連接性，羅馬帝國的悲劇就開始了。

羅馬帝國度過了氣候最優期時，已經接近2世紀末期了，接下來的日子，就不再是一如既往的繁盛了。

公元165年，瘟疫病菌從波斯灣而來，進入羅馬城中，並在第二年，從這裡大爆發，從東向西，一個接著一個城市的傳播，整個地中海西部都被波及。

瘟疫持續到公元172年，軍隊受此影響，也幾乎損失殆盡。

就連貴為皇帝的馬可·奧勒略·安東尼，也在這場瘟疫中難以倖免，這場瘟疫也因此被命名為“安東尼瘟疫”（此後的瘟疫名稱也是一樣的命名原則）。

這場瘟疫的禍首為天花，它收割了大約700萬到800萬的人口，這個統計數字，佔據當時帝國人口的10%左右，真是比戰爭收割人頭還要鋒利。

可帝國並沒有因此迅速倒塌。

對於羅馬帝國來說，從來不缺逆境，能夠在持續的動盪中，擁有維持秩序，從創傷中恢復的強大能力，是一個偉大帝國的韌性所在。

這個韌性系統是由帝國的互相影響的生態系統和統治系統組成的，前者包括農業和人口，後者包括帝國的政治、財政、軍事力量。

不是每一次動盪，都能讓一個帝國傾覆。

現在遭遇到大瘟疫，則是考驗羅馬帝國韌性的時候了。

安東尼瘟疫

比如首先就是要解決物價上漲，軍隊力量薄弱等眼前的困境。

羅馬帝國的韌性經受住了考驗，但帝國的政治和道德機制發生了變化。

最典型的變化就是馬可·奧勒略·安東尼之後，帝國將相更替頻繁，誰讓軍隊在瘟疫中幾乎損傷殆盡呢？為了抵抗蠻族的入侵，手裡有軍隊的人，地位就會不一樣。

羅馬帝國靠著自身的韌性在大瘟疫中保存下來，但已經並不是最初的樣子。

在此後3世紀的西普里安瘟疫中，這種情況幾乎又重演了一次，羅馬帝國依然生存了下來，但帝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也更加的激化。

氣候的變化：抽打蠻族遷徙的“上帝之鞭”

在《權力的遊戲》中，絕境長城之外的異鬼，是維斯特洛大陸內人們不可知的存在。

對於處於地中海周圍的羅馬帝國居民來說，草原是在時間和歷史之外的存在，在他們零星的記載中，草原民族幾乎就不是人，而是像野獸一樣。

他們對於草原民族的認識，就像斯特洛大陸的人們對於異鬼一樣，知之甚少。

不過，在公元4世紀中葉，來自東方的匈奴人，通過歐亞大草原，到達西方，靠著他們胯下的戰馬和手裡的複合弓，不停的向西攻擊，擋在他們面前的各個民族，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

匈奴人首領阿提拉甚至被稱為“上帝之鞭”

匈奴人打敗哥特人，哥特人被迫向羅馬帝國遷徙。匈奴人自己也沒閒著，也繼續向羅馬帝國前進。

這讓羅馬帝國的邊疆所能承受的壓力，達到了極限。

最終就連羅馬城也在公元410年，被哥特人所攻破。

從此，在帝國的西部，羅馬帝國很難重整軍事力量，恢復到原來的掌控，以至於在5世紀，西部的領土開始一塊又一塊的丟失。

談到匈奴人遷徙的原因，凱爾·哈珀在《羅馬的命運》這本書中，並沒有說匈奴是被我國漢朝軍隊打敗導致的，而是說由於氣候的變化，草原開始長期乾旱，匈奴人在北方草原生存艱難，只得向西遷徙，由此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匈奴人入侵羅馬帝國

氣候變化雖然是抽打野蠻人遷徙的“上帝之鞭”，但對於羅馬帝國來說，它的傷害，還不止於“遷徙”了野蠻人。

在6世紀到8世紀的查士丁尼瘟疫中，鼠疫引發了黑死病，又開始大量的收割人命。

在君士坦丁堡中，到處堆滿了屍體，就連屍體及時得到清楚都很難，以至於堆上去的屍體，浸染在下面屍體的膿液裡，以至於這種景象被人們當做末日的到來，稱之為“上帝烈怒的大榨酒池”。

可能是嫌棄只有瘟疫，帝國還不夠折騰，氣候還要來湊一下熱鬧。

在查士丁尼時代，羅馬的氣候進入了“晚古小冰期”，火山噴發，氣溫下降，導致農作物歉收，這種氣溫下降的氣候，一直持續到了7世紀80年代，可以說是跟瘟疫做到了同步，讓瘟疫的破壞，又進一步增加。

令人意外的是，瘟疫和寒冷的氣候，並沒有摧毀羅馬帝國，但也耗盡了帝國最後的力氣。

帝國已經變形的韌性系統，達到了可以承受的極限。

大量的人口消失，抽乾了帝國生命的活力，帝國僅存的人口，只剩下了對末日到來的恐懼和悲傷。

最終時刻：對帝國命運的感慨

羅馬帝國多年承受的自然災害，讓基督教和猶太教鼓吹的末日論很有市場。同時有末日論市場的，還有位於帝國的東邊的阿拉伯地區。

與帝國人民的悲傷和恐懼不同，在默罕默德的鼓勵和宣揚下，帶有末日狂熱的伊斯蘭教徒們，瘋狂的想用刀劍，去異教徒地區宣揚他的啟示，宣揚末日即將到來和解決的方法。

與之相鄰的羅馬帝國，自然不可避免的要遭受對方的侵擾。

在7世紀三四十年代，羅馬帝國的東部省份被阿拉伯人佔去，地中海地區被生生割裂為不聯繫的兩部分，一個泛地中海帝國已經成為過去，徹底的淪為一個拜占庭殘餘國家，直到最後滅亡。

如果從頭梳理帝國的命運，可以發現伊斯蘭勢力能夠成為壓死帝國的最後一棵稻草，僅僅是坐享其成。

這時候的羅馬帝國，就像一個活的太久，行將就木的老人，在應付了瘟疫、氣候變化、無休止的戰爭這三者一次又一次的連環打擊下，他早已經疲憊不堪，只需稍微用一下力，他就會跌倒。

帝國靠著自身的韌性和摧毀的力量一次次鬥爭，最終摧毀的力量，還是佔據了上風，氣候和疾病就是這種摧毀力量的主力，至於帝國內部韌性系統的協調，只是承受了外部摧毀力量的正常反應而已。

愛德華·吉本曾經對羅馬帝國的命運進行了反思，他驚訝的不是帝國的衰落，而是面對這樣“無休止”的打擊，它竟然維持了這麼長的時間，一次又一次的穩住了陣腳，直到帝國的框架最後再也無法承受。

君士坦丁堡之戰

以史為鑑，可以明得失。

凱爾·哈珀寫作這本《羅馬的命運》，解釋了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

相對於羅馬帝國內部帝王將相等人為因素，氣候和瘟疫這些來自自然的力量，才是影響這個帝國命運的主要因素。

同時，還有凱爾·哈珀對現狀的反思。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現狀，自然力量變異比以前更為強大，交通更加便利，人類自詡擁有控制和戰勝自然的力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像極了當時繁榮的羅馬帝國。

自然環境創造並毀滅了歷史，羅馬帝國是滅亡了，它所代表的人類和自然相遇的故事，卻還在繼續上演。

正如凱爾·哈珀在書中的敦敦提醒：

羅馬帝國的例子提醒我們，氣候變化和細菌進化以令人驚訝的方式塑造了我們居住的世界。

羅馬的命運可以提醒我們，大自然是狡猾而且反覆無常的。進化的強大力量可以在瞬間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