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如何，中國商界越來越流行於業績增長和財富創造，併為此而不惜叢林法則大行其道。對於企業良心和道德守望，越來越漠視。比如耳熟能詳的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滴滴事件，攜程事件...不一而足。當然還有很多的涉及侵犯用戶隱私的各種互聯網公司，比如今年315所披露的各種醜聞——“倫理有價”法則似乎已經在中國商業領域裡越來越被淡漠。
到底什麼是好公司？難道僅僅業績至上就是好公司？融了資、上了市、投資人賺翻了錢...就是好公司？基於此，整理出下面的文字，僅供參考和交流。這是“好公司與壞公司”思考系列的部分內容。
壹：為什麼重提“倫理有價”？
1）以責任為核心的行業領導力
企業必須要有“責任力”。而企業社會責任應當成為行業領導型企業們的新競爭力，也是一種軟實力，並且成為結構性競爭的重中之重。
對於很多行業和企業來說，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不再是一種負擔，更不是變得可有可無，而是成為其構築市場競爭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儘管完成經濟目標是任何一個企業都必須有的最基本目的，但企業尤其是行業領導型企業還必須具備一種社會屬性，即要通過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來完成社會價值的最大化。美國學者喬治·恩德勒教授認為，對社會價值這一目的的追求，不僅僅是實現經濟目的的手段，而且對公司自身也有意義，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力。
事實是，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和企業領袖都異口同聲地聲明: 把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當做企業自身的目的，並且能夠與企業價值的創造相吻合。雖然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舶來品”，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成，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趨勢也具全球化色彩，當然這也包括中國。
2）社會責任是行業領導者精神的重要內容
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能夠幫助企業大幅度提升自身的競爭力，這也是眾多行業領導者們所一直秉持的觀點。正如有道瓊斯的分析師指出，凡是資產回報率最高的公司在治理汙染和節約資源方面都同樣優於競爭對手；凡是充分考慮社會和環境影響的公司其股票業績都比其他公司好。一個聞名於世的例子就是，杜邦公司就是憑著“環保理念”從一個總資產僅為36萬美元的火藥小作坊成長為年銷售收入240億美元的跨國巨頭。
早在19世紀末和進入20世紀以後，由於社會契約的改變，並隨著工業的不斷髮展，隨之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比如對社會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是否做到了可持續、與社區關係的維護是否做到了平衡、對環境保護是否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對公共健康是否承擔起了責任等。同時，產生這種變化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在影響著企業的生產與運營。正如彼得·德魯克所指出的，“一個健康的企業和一個有問題的社會是很難共存的”，很多社會問題雖然並不都是由企業所引起的，但減輕這些社會問題企業也會從中受益。這是相輔相成的。
因此，在很多著名跨國公司看來，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即責任力的實現與其商業價值的創造是密不可分的；更直白地說，責任力是可以創造豐厚價值的。比如，作為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中名列前茅的化工公司，巴斯夫一直致力於國際化工界的“責任關懷”行動，不僅自身將可持續發展提升為公司的最高發展戰略，而且攜手同業、帶動社會共同推進可持續發展，並取得了豐厚的回報。而GE總裁和首席執行官傑夫瑞伊梅爾特在為其公司的一項清潔器能源政策辯護時指出:“我們正在跨越解決能源和環境問題的門檻，做到既贏利又正當。”伊梅爾特所說的“贏利”無疑是指其經濟目標，而“正當”則是指要有助於改善環境，做到令社會滿意。由此可見，“贏利”和“正當”並不是一對矛盾體。
3）“倫理有價”是行業領導者的道德守望
企業領域中是有道德規範的，而這種道德規範又不可避免地與其所處行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企業只有更加遵循某種道德規範才能更多地創造企業價值。
誰都知道，啤酒是最平常不過的快速消費品，但其在生產過程中必須要進行嚴格、周密的汙水處理。否則，汙水給周邊環境帶來的惡劣影響可想而知。同樣，乳製品企業也是如此。但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層面；問題的另一個層面是，無論是釀酒業還是乳製品業，它們都同樣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挑戰，即如何通過發展循環經濟來降低自身的經營成本。因為，隨著環保政策日趨嚴格與資源價格不斷上升，尤其是水資源的短缺已使一些城市的水價大幅上升，從廢棄物中提取有用物質加以循環利用已成為一種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趨勢。
對“倫理”的遵循是能夠給企業帶來價值的。美國喬治·斯蒂納和約翰·斯蒂納兩位學者認為，圍繞企業應該有三個“同心責任圈”: 最裡圈就是企業的基本職責，比如產品、企業以及經濟增長等；中間圈就是企業在實現其基本職責時對社會價值觀和優先權的變化所採取的積極態度的責任，包括對環境保護的尊重、和諧處理與僱員之間的關係、對消費者認真負責的態度以及對公共健康的保護等；最外圈就是企業為了改善一系列社會問題所必須越來越大程度地參與改善社會環境的活動中。
無論如何，對於“中間圈”和“最外圈”所採取的態度，決定了一個企業是否在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上達到平衡，並最大限度地實現企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雙贏。
4）社會責任效應需要行業領導者更多的作為
儘管中國經濟界的行業佼佼者們開始關注自身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並且將此納入到自身行業領導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目前中國經濟界似乎還沒有一整套權威、可供參考的社會責任體系。
眾所周知，發佈企業公民報告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實踐，也能充分彰顯其行業領導者的風範。據不完全統計，全球已有2000多家企業發佈了各種類型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這些報告包括安全報告、HSE(健康、安全和環境)報告、企業公民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等。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可以展示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行動、業績和貢獻。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已經成為企業一個新的企業管理和業績評估工具，以及與利益相關者溝通交流的有效手段。隨著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綠色GDP等觀念的深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在中國正日益受到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雖然如此，中國經濟界發佈企業公民報告的企業還只是屈指可數。同時，還未形成行業層面的聚合效應。
與此相比，國際上在企業社會責任標準上的早先作為的確是可圈可點。1997年，全球第一個關於企業道德的自願性國際標準——全球社會責任標準體系(SA8000標準)出臺；1999年，美國推出“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2001年，澳大利亞推出社會信譽指數；2002年，聯合國推出呼籲全球企業界遵守社會責任的《聯合國全球契約》。
行業領導者們在社會責任方面的探索和作為，的確是值得鼓勵和借鑑的。而以社會責任為重要組成部分的行業領導力，也應該儘快成為中國經濟界價值評估體系中的重點，併成為中國經濟界的主旋律。
不容樂觀的是，中國商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熱度正在消退。
貳 即使行業第一也並非代表你是領導者
想必沒有人認為《22條商規》是一本沒有價值的著作；恰恰相反，這本著作的作者阿爾·里斯和傑克·特勞特兩人將自己的主要發現歸納為22條在市場競爭中決定勝敗的基本法則，並被眾多企業奉為經典。其中，著作裡所提及的“針對第一法則”等尤被業界奉為聖經。
但在我們看來，僅僅做到遵循“針對第一法則”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對於喜歡做大喜歡高速發展的中國企業來說，還必須遵循第23條商規: 行業領導者法則。
中國企業歷來就有爭奪行業第一的情結。很多人認為，做到了行業第一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耀。於是，有很多企業都為了這一目標而不惜一切代價。實際上，一個有競爭力的企業，其實力並不僅僅體現在量上更體現在質上，一個企業有無做到第一也僅僅是在量和規模上的反映；相反，競爭力更多的是要通過一種厚度來體現，包括品牌價值、企業形象認知以及企業自身社會屬性的實現。
每家企業都夢想做到行業第一，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做大。但行業第一遠遠不能等同於行業領導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任何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的企業，誰都不敢聲稱自己一直是行業老大。在我們看來，中國商界最最要不得的就是所謂的“老大”風氣和做派，而亟需一種真正的行業領導者精神——我們稱之為行業領導力: 行業領導力既能夠創造企業價值，同時又能很好地創造行業價值和社會價值。因為，中國的經濟界也從不缺乏成長企業明星和高速度，但缺少一種速度與厚度並重的風氣，缺少有韌勁能可持續穩定發展的“長跑者”。
對此，具體有三個見解:
1）領導者必須體現經濟屬性
一個企業是否是真正的行業領導者並具備一種真正的行業領導力，最基本的就是要看其企業影響力，換一種說法就是企業價值。
按照西方學者通常的說法，所謂的企業影響力就是企業通過行動改變社會的力量和強度。企業影響力的來源是社會賦予企業的一種職權，可以將資源有效地轉化成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作為實施這種轉化的回報，社會給予公司採取必要與合理的行動的權利，並允許獲得投資回報。
實際上，企業影響力不管是大還是小，都是可見的社會變化的直接原因。企業的擴張、吸收勞動力、聘用或者解聘某個個人，以及引導市場、推出新產品、搬遷工廠等都會產生一定的社會變化。在深層次上，企業是通過一個行業持續累積的增長來改變社會的。
企業影響力首先就是經濟影響力，即把所獲得的資源轉化成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從而創造財富，提升相關團體的利益，比如企業股東的利益、員工的利益、消費者的利益、合作伙伴的利益以及國家的利益。
企業影響力還必須具備文化影響力和技術影響力。其中，文化影響力就是影響文化價值觀、社會結構，比如家庭、風俗、生活方式以及個人習慣等的能力，包括一個企業對一個行業、一個同行、一個區域、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所持有的一種態度、行動等，從而以自身的一種企業形象和品牌形象影響著人們的認知和行為。不管是文化影響力還是技術影響力，都是實現其經濟影響力的必要手段。
2）領導者必須體現社會屬性
一個行業領導型企業僅僅做到經濟屬性即企業價值的體現並不夠，還必須具備一種社會屬性，即要打造其社會影響力。
責任力是可以創造價值的。大到一個國家和民族，小到一個企業，都必須具有偉大的責任感和力量。正如《大國崛起》中所折射出的道理，沒有責任感的國家、民族註定是一個失敗的國家、民族。企業也是如此。
有很多企業之所以能稱得上行業領導者，無疑是因為其時刻不敢忘記自身的企業責任、行業責任和社會責任，並將三者很好地融為一體。
現代行業橫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等領域，囊括了所有的企業類型。只有保證整個產業鏈的順暢才能確保企業的正常發展，與此同時，如何提高行業的責任標準、教育和引導消費者的認知、加強行業健康發展等，並做強做大整個行業，是所有行業中標杆型企業必須面對的問題。
正如著名傳媒人、企業研究學者秦朔在較早的一篇文章中所述，在市場傳播中“通吃”已成為行業霸主的通道。但事實恰恰相反。一個行業中真正的霸主(如IBM、GE)，是那些能夠為整個行業的發展打開創新空間，同時撐持出足夠利潤空間，讓更多同行存活的企業。行業領導者最突出的特徵，不是無處不佔，用價格戰和傾銷手段“殺敵無數”，而是佔據高附加值地帶，促進行業共榮，就如一棵高高的大樹，對外遮住烈日，對下撐出陰涼。
一個真正的行業領導者，在關注企業責任和行業責任的同時，也要以一種實際行動積極地兌現著社會責任。畢竟，企業在注重自身經濟效益增長的同時，也應注重企業外部的生存環境，積極為社會承擔責任，這已經日益成為人們衡量企業優劣的新標準。中國科學院院士牛文元先生的一句話說得很好:“一個具備責任感的現代企業，上可頂天，下可立地，中可以成人。”
只有將企業責任、行業責任和社會責任連為一體的企業，才能稱得上真正的“企業公民”。一個事實是，中國經濟界的健康和諧發展，需要更多的“企業公民”，需要更多行業標杆型企業的社會責任和企業良心。作為近年來被國際上眾多一流企業接受並實踐的理論模型，“企業公民”是指企業如同個體，是社會的公民，公司成功與社會福祉密切相關。如今，公眾包括一些中國企業對企業公民行為的理解，仍然侷限於慈善捐款之類的活動。而事實上，較為全面的“企業公民”意識應該深入到企業的精髓，深化企業文化、企業的各個層面。
3）領導者必須體現世界屬性
當全球化的今天，各種領域裡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凶猛開拓的時候，我相信，任何人都絲毫不懷疑這一點: 中國企業已經開始直面全球範圍內最有競爭力公司的挑戰。當托馬斯·弗裡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認為全球化體系已經取代冷戰體系的時候，全球化已經深深影響了國家、企業和個人。
進而，我有了這樣的思考: 在這種背景下，一個國家還有抵禦風險的“城牆”嗎？如果有的話，這座“城牆”是什麼？當風險一旦突襲而來的時候，我們又將到哪裡去尋覓這面“城牆”？
正如《大國崛起》所揭示的那樣，一個大國的崛起，首先必須是一個個企業的真正崛起，是在全球化競爭下一個箇中國領導型企業的崛起。這就要求中國的企業至少是行業領導型企業，除了把目光僅僅盯在本土競爭對手上，還要用一種全球化的眼光和視角來審視自己的發展和競爭力。
對此，我一直堅定地認為，中國商界需要更多的“長跑者”而不是“短跑者”，中國商界也從不缺乏一夜之間就發展壯大的企業成長明星；但正如《大敗局》一書中所講，中國企業歷來就有容易失敗的基因，中國企業需要“一夜之間”的成長，但更需要一種持續性成長和發展。這就需要一種全球化下的比較優勢，即包括品牌優勢、產品優勢、企業治理結構優勢、企業家優勢、影響力優勢以及國際化優勢等在內的一種全球化下的領導力優勢。
中國企業該不該需要醒醒了呢？
叄 必須對經濟世界裡的“暴徒邏輯”說不！
大家還記得下面的這張截屏圖片嗎？這是去年的引起軒然大波的事件——滴滴風波。
但怎麼看著如此“眼熟”？哦，原來和下面這張是“異曲同工”：
再看看下面的這兩張截屏信息，似乎代表了另外的“聲音”：
創業家或企業家群體是代表社會的一種精英群體，有著鮮明的社會示範效應。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一個社會的健康與否。因為，創業家或企業家群體，往往與知識分子群體一樣，構成了社會健康推進與維護的最值得民眾期待與信任的兩大群體，並與社會民間社團組織等，一起形成互促和良性發展。它們更是社會創新的重要力量。
或許，在骨子裡，創業家們或企業家們已經意識到在這個“叢林法則”的世界裡，所謂企業家精神必然走向“暴徒邏輯”，“成王敗寇”深入人心，只顧自己功成名就，哪管背後洪水滔天。同時，“房間裡的大象”以及“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正在成為“流行文化”——原來我們所賴以信仰的真假善惡的世俗文化正在或已經“破產”。
我們必須要承認，即使在商業社會裡，也是有道德市場的；儘管我們必須對所謂的集體主義的利他主義保持警惕之心，而我們也必須承認著人“自私性”。但也正是因為如此——人是自私的，人所在的群體或部落也是自私的，但這種自私並不是以犧牲別人做代價的，正如並不能以犧牲自己來所謂成就他人一樣。雙方是平等的——人人都有生命的價值、生存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暴徒邏輯”是天然的與其“做對”。
按照蘭德的說法就是：在非正常的社會裡，人們之間正常的勸說、交流和理解就變得不可能，尤其是當神祕主義（如佛教“龍泉寺”等）和部落主義（如各種創業導師班或“大學”等）開始重新抬頭的時候，如果出現不同意見或不利於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部落利益時，人們除了訴諸“暴力”別無他法——“現實如此，所以我只能如此”——當然，這種“暴力”既有像崑山龍哥一樣的直接大刀片子揮舞起來，也有像滴滴總裁“同學群”裡的“加油助威”，而後者對於社會示範來說更是糟糕透頂。
因為，這無異於一種扭曲的商業價值觀邪惡的散佈，也代表著商業社會或許真的正在走向一種“反向進化”：只要功成名就，“手段都可以為目的正名”。
你或許會說我的觀點誇大其詞、聳人聽聞。其實不然。因為，這個世界上最值得敬仰的精神就是三種精神：企業家精神，知識分子精神以及自由、尊嚴和人之自私之精神。而這三種精神本質上都是為了：自由和尊嚴。但當企業家精神與知識分子精神的“異化”，前者容易成為經濟世界裡的“利維坦”，後者容易“失聲”或成為”利維坦“的“幫凶”，社會與民眾自然談不上自由、尊嚴和安全。而思想市場也就談不上繁榮，社會活力消失，社會階層固化。
不管怎樣，人的生命是至高無上的，就像我的媽媽在生前始終告訴我的那樣：“好死不如賴活著。”因此，對於那些對人的生命熟視無睹甚至大加傷害的公司、組織以及“暴徒”，蘭德在其著作《阿特拉斯聳聳肩》中寫的一段話很值得深思：
“人的生命是道德的標準，但你自己的生命就是真目的。假如你們的目的是在地球上生存，為了能保存、實現和享受你們的這個無可取代的生命的價值，你們就必須以適合的標準去選擇自己的行為和價值觀。
“一切適合理性生命存在的便是善；毀滅它的一切便是惡。”
相應的，一個越發沉重的命題也隨之再次提了出來：中國商業還有企業家尊嚴和精神嗎？如何重新找回正在丟失的這種尊嚴和精神？——當企業良知沉睡已久的時候，倫理有價的命題的確需要被重新提及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