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洞主
這部豆瓣 9.5 分的華語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即便你沒看過，想必也已經聽過。
裡面有一段，很震撼，不只是感人。
殺人犯李曉明，因隨機殺人 9 人，被定死罪。被害者中，不乏兒童和少年，這讓被害者家屬、媒體和輿論大眾，毫不猶豫地稱李曉明是“變態殺人魔”，甚至強烈要求馬上處死他。
原本，距離死刑還有一段時間，李曉明的辯護律師王赦，正輾轉於李曉明和他的親人之間，試圖探尋他的犯罪原因，不曾想，法院為平息民怨，越過排在前面的 52 位死刑犯，提前槍決。
得知此事，一向心存公正的王赦，傷感而憤怒。他認為這是無視司法程序，無視最基本的公平原則，無視殺人犯作為一個人的權利。這就是作惡。
《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律師王赦
屠刀提前落下，背後推手，是受害者家屬，是媒體，是所謂“民意”。
應該說，每一個發聲讓李曉明趕快死的民眾，都在作惡，因為，沒有這些民眾的聲音，李曉明就很可能不會被提前處死。他們與惡之間，沒有距離。儘管，對於他們每個人的行為本身而言，可以說是小惡。
然而，小惡也是惡，在科技發達的網絡時代，一個個分散在各地的網民，他們最初的一點獵奇心和窺探欲，有時就會演變為惡語與詛咒，然後通過網絡積少成多，最終成為殺人的幫凶。英劇《黑鏡》第三季最後一集，深刻呈現出這種罪惡鏈條。
這也正如猶太人被屠殺的一個側面：大部分參與大屠殺的人，往往只是在進行電話會議，或是交談火車調動事宜，又或是安排貨物的運轉方式……
這些人，都處於大屠殺“流水線”上的某一個環節中，他們沒有直接殺害猶太人，卻是整個屠殺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個螺絲釘。可以說，沒有他們，猶太人絕不會死那麼多。
他們間接殺害著猶太人，可是，其中有人會說：我只是在做我分內的工作，敬業，有錯嗎？事實上，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人，真心如此認為。這是目光狹隘？是笨？是蠢？還是因為恐懼，不敢防抗，才違心這樣說？沒人知道。
用德國思想家漢娜·阿倫特的話說，他們這種只顧自身工作而忽略了整體惡果的行為，就是“平庸的罪惡”。
作家劉瑜在《惡之平庸》一文中，也寫過類似的話：
當一個惡行的鏈條足夠漫長，長到處在這個鏈條每一個環節的人，都看不到這個鏈條的全貌時，這個鏈條上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有理由覺得自己無辜。
比起直接作惡，間接的惡行，固然會大大減輕作惡者的負罪感，這是人性使然。可是，這不代表做點惡也無妨。
那些間接殺害猶太人的工作者，可以辯解說，自己是在工作；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裡，間接讓李曉明提前槍決的民眾，也可以辯解說，自己發聲，要求處死李曉明，只是為了娛樂消遣。
人做的每件事，都有多個側面。同一件事，可能既是工作，也是惡行，可能既是消遣，也是罪愆。強調其中某一面，刻意迴避另一面，很沒意思。而在現實中，許多人正是如此。
比作惡更可怕的，是作惡後還要詭辯。
回到《我們與惡的距離》，網絡當然允許個人言論，當然可以說些怨言，發發牢騷，但是這不代表能夠隨意說、或誘發旁人說“想讓誰死”“誰最好趕快死”。這裡面的度，很重要。
我們應該看到，自己的言論，很可能引發哪些後果。在道德倫理上，言論是有邊界的，至於界限在哪，就要問問自己的良心了。
當然，對於那些迫切想要殺死李曉明的被害者家屬，情感上，很值得理解，很值得同情，可理性而言，他們確實也在作惡。
我們不是受害者家屬，沒有承受極大的悲痛，所以沒資格跟他們講理性。可要知道，情感是一件事，作惡與否，對錯與否，是另一件事。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自是情理之中，可這種行為，總在把人拉入野蠻時代。
我突然想到並不久遠的“劉鑫江歌案”，想起某個知名大 V，直指劉鑫是躲在暗處的惡魔，引發眾多網民要求處死劉鑫。
最基本的道理是，現代社會，一個人該不該死，什麼時候死，應有法律裁決，而非由所謂“民意”來決定。
誠然，刨根究底會發現，人的每個行為，都會或輕或重地勾連起其他事情發生，嚴格意義上，很多行為都包含惡的因素。
就比如，早上和許多人一起擠地鐵，可能會間接使得某人擠不上去而遲到，導致 TA 被領導罵，甚至丟掉工作。不能否認，這種情況有可能發生。
雖說有些惡，難以被意識到，但只要是能意識到的惡行，就不要做。
《增一阿含經》裡有句很著名的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確實，永遠與惡保持距離，可能只是一種理想，但正如，人無法成為完美的善人，還是要一心向善。
人與惡的關係，只有兩種：有距離或者零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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