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倬琰

“中華上下五千年”，這是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如今，有一個地方有可能可以證明這句話並不是空穴來風。而這個地方，如今成為了中國又一個世界文化遺產，揭示了幾千年前中華先民們的生活。

┃認識一下良渚

良渚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文化之一，分佈地點在長江下游的太湖地區，其中心在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遺址。

【良渚文化的範圍】

良渚文化的遺址位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良渚街道、瓶窯鎮，是以良渚古城遺址為中心的遺址群，總面積34平方公里，遺址年代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良渚文化最重要、也是最舉世聞名的"符號"便是玉器。良渚的玉器生產規模龐大，歷朝歷代都有良渚玉器的出土，包括故宮中在清朝就已經有良渚玉的收藏。但是，由於受到"沒有金石工具無法加工玉器"的思維定勢影響，對於良渚玉器、以及整個良渚文化的時間判斷都存在著偏頗。

一直以來，對於良渚文化的年代，主流的觀點都是認為存在於公元前1000年到500年左右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曾昭燏女士，在1956年提出良渚文化大約存在於早於吳王壽夢元年的時期。當然，當時沒有如今先進的碳14檢測技術，因而依靠慣有的發現和既有的文獻資料，當時的學界誤判了良渚文化的時期也是無可厚非的。

良渚玉器的摩氏硬度為4-6之間，雖然現在看並算不得是最硬的礦物，但在5000年前，這妥妥的是"難施錐刃者"的東西。而這種長久以來被誤認為無法在五千年前加工的玉器，卻是良渚文化現世最多的遺產，目前考古發掘出土的良渚玉器數量高達一萬件左右，而如果算上多年來流失在海外各國博物館和私人收藏者手中的，如今有大約一萬五千件良渚玉器已經面世，良渚文化堪稱"玉之國"。

出土自良渚墓葬中的玉器包括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其中"璧"便是圓盤玉器，"琮"則是柱狀玉器。現今出土年代最早的良渚玉大約是距今5200年之前的物件，這不得不說是人類礦產加工的奇蹟。

【良渚文化時期的玉璧】

良渚文明高度發達，其中很重要的一點還在於其擁有著早期的樸素共同精神信仰，這個在良渚玉上也是有著很好的體現。

在以表示祭祀和權力的玉琮及其他良渚生活用品上，都鐫刻著一個與眾不同又充滿威嚴的形象——神人獸面，這個圖騰，下半部是一個趴伏的神獸，而上半部則是一個頭戴神冠的神人，這種人造的信仰物，是良渚文化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重要例證。

【良渚文化時期的玉琮】

這個良渚人創造出來的文化圖騰，其形象並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而同時這個圖騰又廣泛存在於良渚人生活的各種場景中，這說明了良渚人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經開始有了類似於"民族"或"國家"概念的共同文化認同。雖然那時候的良渚文化是神權與政權相混合的形態，統治者既是世俗的首領、又是宗教的領袖，但這已是一種國家的行為。

良渚文化從5200前左右開始誕生，一直延續到4000前左右突然消失，至此之後直到先秦的晚期才再次有人繁衍居住，此事一直是一個謎。而根據近些年的考古發現，以及世界各地的研究，認為在距今4000到4200年左右的時間點上，世界範圍內都發生過大規模的洪水，而良渚文化所在的浙江的盆地，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不適合人類居住。

這讓人不得不猜想，在全世界的宗教及神話故事中，都有過上古時期大型洪水的的傳說，包括中國的的大禹治水，而導致良渚文化消失的大洪水可能就是這些傳說的真實歷史源頭。

┃良渚古城哪裡厲害

整個良渚遺址的中心便是良渚古城遺址，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遺址，可以說是良渚文化的首都，被譽為"中華第一城"。

【良渚遺址】

與古埃及同時期建成的具備宮殿區、內城和外城三重結構的良渚古城，佔地約8平方公里，無論規模和內涵，在世界同類遺址中極為罕見，所以才被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稱作"中華第一城"。

對於如何能稱之為一個國家，以往都是以國際通行的一個標準來判定，這個標準簡單來說就是三個要素——規模化的城池、人工冶煉金屬以及成熟的文字體系。

對於良渚文化來說，確實沒有發現人工冶煉金屬的痕跡，雖然中華文明已經是最早領悟到金屬冶煉的文明之一，但與良渚同時期的古埃及相比，金屬冶煉在中國的歷史還是晚一些。但儘管如此，良渚古城廣大的面積、完備的規劃設計以及複雜的建造過程，都已經說明良渚文化已經處於準國家文明的狀態了。

良渚遺址整體的種類多樣，包括墓地、祭壇、村落、大型建築、防護工程、手工作坊、農耕區等。以莫角山為中心，姚家墩、廟前等為次一級中心，形成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普通聚落的級差式格局，這是最早期等級形態的出現。

【良渚古城假象圖】

良渚古城是良渚遺址的中心，而良渚古城的中心便是位於莫角山的良渚宮殿遺址。這個遺址三面環水一面靠山，是從良渚水網遍地的沼澤中填水造陸而建起，以一個高18米、頂部面積有十幾個足球場的巨大高臺為基底。

根據考古人員的發掘和勘測，這個用來承載良渚文化宮殿的填水造陸高臺，修建規模完全不亞於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只是沒有金字塔那麼高而已。

通常，驅使大批的奴隸修建眾多的金字塔，是徵明古埃及是最早成為強權國家的標誌。而良渚宮殿遺址的發現，同樣證明了在5000多年前，中華大地的先民也同樣擁有了建造超級工程的能力。而擁有可以驅使如此多人民建造工程的能力，良渚文化無疑是一個在那個時代文明發展已經相對發達的準國家形態了。

【良渚古城西城牆遺址】

同時，在同一時期的同樣"神奇"的北緯30度線上，良渚、埃及、瑪雅、蘇美爾，各個上古文明都出現了超級工程的建造，也都演化出了神權與世俗相結合的統治方式，在信息可以說完全封閉的年代，人類的演化可以如此相似，這不得不說也是一個神奇的地方。

┃了不起的發現者

對於這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且證明了中華文明五千年真實性的良渚文化，最應該感謝的就是良渚文化的發現者，民國時期的年輕考古工作者——施昕更。

【施昕更】

施昕更（1911—1939），原名興根，餘杭縣良渚人。

施昕更小時候家境清貧，13歲小學畢業即輟學。校長見其勤奮好學，成績優異，經過對其父的努力勸說，他才得以繼續升學。1926年，施昕更於杭州第一中學畢業，之後考入浙江省高級工藝學校藝徒班，以半工半讀學完繪圖專業，在此期間他得到了敦煌藝術專家常書鴻的指導。

1929年畢業後，適逢浙江省舉辦西湖博覽會，經老師推薦，施昕更得到了博覽會講解員的工作。這使得他得以被西湖博物館（即現浙江省博物館）自然科學部地質礦產組聘為助理幹事，給盛辛夫當助手。第二年成為了繪圖員。

施昕更非常好學，每當有空就會向館內同事請教，潛心研究地質學，對考古有濃厚興趣，這也是日後促使他得到驚人發現的基礎。1933年，他跟隨考古隊到孝豐一帶發掘古生物化石，這次經歷讓他注意了古代文化地層的研究，甚至立下考古實踐的志願，常在節假日回家鄉良渚，蒐集黑陶片進行研究。

1936年5月，施昕更參加發掘杭州古蕩古文化遺址，他偶然發現在古盪出土的孔石斧等物品，好像曾在良渚見過，因而萌生了古蕩與良渚有某種關聯的猜測。為了驗證自己的猜測，更是實現自己考古實踐的理想，施昕更於7月回到良渚，在枯涸池底撿得石器數件，又在地面發現許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

施昕更將這些東西帶回杭州後，請時任西湖博物館董聿茂館長鑑別。董聿茂認為這些陶器年代古老，很有可能是個重大發現，於是支持他進一步發掘鑽研。同年11月初，施昕更便再赴良渚，第一次正式發掘棋盤墳，出土了大批陶器。之後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相繼進行了第二次及第三次發掘。

通過三次發掘，把範圍由良渚擴大到了安溪、長命、大陸三個鄉，包括棋盤墳、橫圩裡、茅庵前、朱村兜、荀山、許家兜、近山、橫村塘、大雄寺、鍾家村、金家弄、宋村、後河村等10餘村，獲得大量石器和陶器，約500餘件。

1937年4月，施昕更陪同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董作賓、樑思永等到遺址考察。對三次發掘的出土文物，進行了研究整理。在館長董聿茂和同事鍾國儀等的協助下，施昕更在1937年春寫就5萬餘字的《良渚》一書，製圖100餘幅，詳細介紹發掘經過、收穫，並提出了許多頗有創見的看法。

【施昕更在良渚】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良渚遺址的考古發掘不得不中止。而施昕更是投筆從戎，在瑞安縣任縣抗日自衛隊祕書。1939年5月，由於積勞成疾，不幸感染上了猩紅熱，因無力醫治，最終病逝於瑞安醫院，年僅28歲。

25歲就發現了舉世聞名的良渚遺址，卻在28歲的年紀，未及而立便英年早逝。如果不是動盪的時勢和不幸的命運，施昕更很有可能也能成為一代考古大家。不過，如今其發現的良渚遺址成為了國際承認的世界文化遺產，並且在現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進一步夯實了中華文明的五千年曆史，也算是對施昕更的最好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