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一座最徹底的移民之城'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三合營社區

移民中後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讀出來不少優秀和傑出的人才。其中有兩位在明清兩代雲南歷史上當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明廷內閣首輔（相當於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寧人楊一清；其次是清咸豐年間官居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只簡略介紹下當時昆明家喻戶曉，又鼎鼎大名的楊一清：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三合營社區

移民中後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讀出來不少優秀和傑出的人才。其中有兩位在明清兩代雲南歷史上當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明廷內閣首輔（相當於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寧人楊一清；其次是清咸豐年間官居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只簡略介紹下當時昆明家喻戶曉，又鼎鼎大名的楊一清：

楊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漢族，原祖籍為明朝南直隸鎮江府丹徒（今屬江蘇）人，祖輩舉家遷往昆明安寧。楊一清少年時代，被稱為神童，14歲便參加鄉試，並且被推薦為翰林秀才。

明憲宗命內閣選派老師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八年進士，曾任陝西按察副使兼督學。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頭銜出任督理陝西馬政。

後又三任三邊總制。歷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為官五十餘年，官至內閣首輔，號稱“出將入相，文德武功”，才華堪與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邊疆防禦，功勳卓著。回中央任職，計除惡貫滿盈的大宦官劉瑾。常向朝廷直陳施政弊病，最終慘遭陷害，起因是張璁等人誣陷朱繼宗等入獄，並稱楊一清接受張永弟張容的錢財，為張永寫墓誌銘等要求其連坐。楊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卻被這些孺子給欺凌玩弄！”之後背部疽發而死，留遺疏，死而不瞑。明世宗於是下令對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數年後恢復楊一清官職。後贈太保，諡文襄。

楊一清的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類散文，大多為奏議，如《關中奏議》、《督府奏議》、《綸扉奏議》、《吏部獻納槁》、《吏部題稿》、《文襄石淙集》、《通家雜述》。這些著作在關切國計民生、整治邊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許多切實的建議，表現了楊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類是詩歌，其代表是《石淙詩稿》，為其門生李夢陽、康海編等。

移民中還有位耕讀傳家的後人——嚴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賢，祖上也是從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內圓通寺西側（今園通街與北門街相交之處）。

嚴清少年時代就有美名流傳於鄰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進士，中進士時年僅二十歲。後來官至吏部尚書，是明代與海瑞、邱橓齊名的三大清官。嚴清在保定任職期間，保定府因接連幾年乾旱歉收，盜賊如麻。

嚴清在境內打井抗旱，獎勵農桑，安撫流民。年成稍好時，又對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煥然一新。保定府因鄰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種負擔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慣例，保定每年都要發民到京充做苦役，頻繁的各種勞役，使百姓無法安心務農。

嚴清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廢除此項勞役，後來朝廷終於免了保定的此項苛役。在保定三年，為民請命，給當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當地百姓齊呼為“嚴清天”。

嚴清在四川為官時間較長，政績更是卓然。由於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風，所舉的政事都能結合實際、體恤民情，嚴清痛恨強宗悍吏，常對橫行霸道者嚴懲，普通百姓拍手稱快……

“嚴清”兩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嚴氏為昆明的科舉世家，其後人多為德高望重的鄉賢。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為表彰嚴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嚴清家居住的圓通寺西側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三合營社區

移民中後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讀出來不少優秀和傑出的人才。其中有兩位在明清兩代雲南歷史上當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明廷內閣首輔（相當於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寧人楊一清；其次是清咸豐年間官居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只簡略介紹下當時昆明家喻戶曉，又鼎鼎大名的楊一清：

楊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漢族，原祖籍為明朝南直隸鎮江府丹徒（今屬江蘇）人，祖輩舉家遷往昆明安寧。楊一清少年時代，被稱為神童，14歲便參加鄉試，並且被推薦為翰林秀才。

明憲宗命內閣選派老師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八年進士，曾任陝西按察副使兼督學。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頭銜出任督理陝西馬政。

後又三任三邊總制。歷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為官五十餘年，官至內閣首輔，號稱“出將入相，文德武功”，才華堪與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邊疆防禦，功勳卓著。回中央任職，計除惡貫滿盈的大宦官劉瑾。常向朝廷直陳施政弊病，最終慘遭陷害，起因是張璁等人誣陷朱繼宗等入獄，並稱楊一清接受張永弟張容的錢財，為張永寫墓誌銘等要求其連坐。楊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卻被這些孺子給欺凌玩弄！”之後背部疽發而死，留遺疏，死而不瞑。明世宗於是下令對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數年後恢復楊一清官職。後贈太保，諡文襄。

楊一清的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類散文，大多為奏議，如《關中奏議》、《督府奏議》、《綸扉奏議》、《吏部獻納槁》、《吏部題稿》、《文襄石淙集》、《通家雜述》。這些著作在關切國計民生、整治邊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許多切實的建議，表現了楊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類是詩歌，其代表是《石淙詩稿》，為其門生李夢陽、康海編等。

移民中還有位耕讀傳家的後人——嚴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賢，祖上也是從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內圓通寺西側（今園通街與北門街相交之處）。

嚴清少年時代就有美名流傳於鄰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進士，中進士時年僅二十歲。後來官至吏部尚書，是明代與海瑞、邱橓齊名的三大清官。嚴清在保定任職期間，保定府因接連幾年乾旱歉收，盜賊如麻。

嚴清在境內打井抗旱，獎勵農桑，安撫流民。年成稍好時，又對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煥然一新。保定府因鄰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種負擔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慣例，保定每年都要發民到京充做苦役，頻繁的各種勞役，使百姓無法安心務農。

嚴清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廢除此項勞役，後來朝廷終於免了保定的此項苛役。在保定三年，為民請命，給當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當地百姓齊呼為“嚴清天”。

嚴清在四川為官時間較長，政績更是卓然。由於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風，所舉的政事都能結合實際、體恤民情，嚴清痛恨強宗悍吏，常對橫行霸道者嚴懲，普通百姓拍手稱快……

“嚴清”兩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嚴氏為昆明的科舉世家，其後人多為德高望重的鄉賢。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為表彰嚴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嚴清家居住的圓通寺西側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另一位是獲罪被冤自殺的開國功臣，潁國公傅友德的後人——傅宗龍。傅氏家原籍在安徽宿州，因祖輩傅友德案遭牽連，其全家子孫被貶謫到昆明，世居傅家營（在今官渡區矣六街道辦事處轄區內，據史載為明初潁川侯傅友德後裔軍囤地。到傅宗龍這一支前後幾輩已定居在現金碧路昆華醫院處）。

傅宗龍，字仲綸，自幼聰明好學，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雲南鄉試，雲南首善昆明，只有四人，傅宗龍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最前者。第二年殿試，年僅十九歲又連中第三甲第四十六名進士，全省只有八人中進士，昆明縣只有傅宗龍一人中進士。傅中進士後，歷任銅梁知縣、戶部主事、御史、貴州巡撫、順天巡撫、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等職。

傅宗龍也算明末重臣加忠臣。也許傅從小受祖上大將軍傅友德文韜武略的影響，故骨子裡較有軍事才幹，又正值明崇禎年間，關外有清兵壓境，關內是李自成攻下洛陽，殺了福王。崇禎帝只好再次取用關押在牢裡的傅宗龍，任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這時的李自成以統帥有六十萬大軍，兵鋒已至豫東，明廷搖搖欲墜。

傅宗龍以單薄的二萬兵馬出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傅軍在河南孟家莊遭到闖王重兵伏擊，力盡被俘。闖軍勸降不成，就劫持傅宗龍往項城賺城，叫城上開門放秦總督進城，傅則對著城上官軍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墮入賊手，左右皆賊耳！”攻城將領只得揮刀砍傅，被劈在地的傅還未斷氣，仍高叫：“我大臣也，死則死耳，豈能為賊賺城而緩死哉！”那幾個攻城將領怒得猛砍傅數刀而死。傅宗龍之死傳到明廷，崇禎帝嘆息不止，復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諡曰“忠壯”，蔭子錦衣世千戶，賜祭葬。

傅宗龍不但是一位精通文韜武略的明末名臣，他的書法和詩文也寫得很好，只可惜這些親筆詩文大多散失。只有留在昆明西山龍門 “達天閣”石道上有一個石室，石室的北側鐫刻有“覽海處”三字，洞的南側有李根源摹刻傅宗龍的一句詩“一徑飛紅雨，千林散綠蔭。” 該詩句意境幽美，對仗工整，頗有唐詩的韻味。

另據《明史》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詔發故徵南將軍傅友德家屬雲南安置……帝大怒，命以其家屬分發雲南、遼東”。傅友德三子天錫（大名府知府），洪武年間充軍昆明。其後代傅良弼，嘉靖間做了吏科給事中的官職。傅宗龍屬這支餘脈所傳。我

還知曉一位昆明市民叫傅學俊，他說自己也是傅友德率兵南征到雲南沾益時留下的後裔。清末民初，他們這支由沾益遷往省城，在威遠街、光華街開設“忠義祥”，經營宣威火腿。

由此，積累了一定資金，才由其爺爺輩傅潤之、傅壽之兩兄弟及其父於上世紀初在三牌坊居仁巷選址買地建“傅氏宅院”。現成為文明街片區恢復保護建築之一。他曾說：“昆明及省內其它地州也有傅氏後裔，他這支祖籍在曲靖沾益大樹屯傅氏家族至今人丁興旺。”

說到昆明城中與水有關的地名，不能不講講明代形成的洗馬河。沐英鎮守雲南開始修築昆明磚城時，就將翠湖圈入城內，註定了它成為今天人們看到的翠湖公園。那時，一條沒有正式名稱，似乎也無人關注的無名小河從翠湖（菜海子）流入滇池。

由於沐英是個極愛馬之人，有“良駒千匹“，他常讓士兵在此洗馬，並仿效漢朝名將周亞夫屯兵細柳的故事，便命人拓寬河道，種柳牧馬，以“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抒發自己的一腔豪情，演繹了一段風雲變幻的歷史。

那條無名河由此被稱作“洗馬河”，變成了一個練兵習武之地，演繹了連續約六百年那些有聲有色的武劇，至今讓人談論不休。

很多上了點歲數的昆明人都知道，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初，洗馬河還身影猶存，它從翠湖經承華圃（即雲南陸軍講武堂、省科技館、省圖書館）一帶注入大觀河後，流向滇池。今天，人們只有在今天省圖書館進大門幾米處，可以看到一小拱橋下面，還有水在流淌。據說，這就是當年洗馬河剩下的一小段痕跡。

撫今追昔，往事如煙，消失的洗馬河卻一直讓老昆明人耿耿於懷，喋喋不休地談論著，似乎成了一個永不消失的地名。

走向近代的腳步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三合營社區

移民中後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讀出來不少優秀和傑出的人才。其中有兩位在明清兩代雲南歷史上當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明廷內閣首輔（相當於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寧人楊一清；其次是清咸豐年間官居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只簡略介紹下當時昆明家喻戶曉，又鼎鼎大名的楊一清：

楊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漢族，原祖籍為明朝南直隸鎮江府丹徒（今屬江蘇）人，祖輩舉家遷往昆明安寧。楊一清少年時代，被稱為神童，14歲便參加鄉試，並且被推薦為翰林秀才。

明憲宗命內閣選派老師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八年進士，曾任陝西按察副使兼督學。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頭銜出任督理陝西馬政。

後又三任三邊總制。歷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為官五十餘年，官至內閣首輔，號稱“出將入相，文德武功”，才華堪與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邊疆防禦，功勳卓著。回中央任職，計除惡貫滿盈的大宦官劉瑾。常向朝廷直陳施政弊病，最終慘遭陷害，起因是張璁等人誣陷朱繼宗等入獄，並稱楊一清接受張永弟張容的錢財，為張永寫墓誌銘等要求其連坐。楊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卻被這些孺子給欺凌玩弄！”之後背部疽發而死，留遺疏，死而不瞑。明世宗於是下令對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數年後恢復楊一清官職。後贈太保，諡文襄。

楊一清的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類散文，大多為奏議，如《關中奏議》、《督府奏議》、《綸扉奏議》、《吏部獻納槁》、《吏部題稿》、《文襄石淙集》、《通家雜述》。這些著作在關切國計民生、整治邊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許多切實的建議，表現了楊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類是詩歌，其代表是《石淙詩稿》，為其門生李夢陽、康海編等。

移民中還有位耕讀傳家的後人——嚴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賢，祖上也是從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內圓通寺西側（今園通街與北門街相交之處）。

嚴清少年時代就有美名流傳於鄰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進士，中進士時年僅二十歲。後來官至吏部尚書，是明代與海瑞、邱橓齊名的三大清官。嚴清在保定任職期間，保定府因接連幾年乾旱歉收，盜賊如麻。

嚴清在境內打井抗旱，獎勵農桑，安撫流民。年成稍好時，又對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煥然一新。保定府因鄰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種負擔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慣例，保定每年都要發民到京充做苦役，頻繁的各種勞役，使百姓無法安心務農。

嚴清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廢除此項勞役，後來朝廷終於免了保定的此項苛役。在保定三年，為民請命，給當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當地百姓齊呼為“嚴清天”。

嚴清在四川為官時間較長，政績更是卓然。由於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風，所舉的政事都能結合實際、體恤民情，嚴清痛恨強宗悍吏，常對橫行霸道者嚴懲，普通百姓拍手稱快……

“嚴清”兩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嚴氏為昆明的科舉世家，其後人多為德高望重的鄉賢。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為表彰嚴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嚴清家居住的圓通寺西側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另一位是獲罪被冤自殺的開國功臣，潁國公傅友德的後人——傅宗龍。傅氏家原籍在安徽宿州，因祖輩傅友德案遭牽連，其全家子孫被貶謫到昆明，世居傅家營（在今官渡區矣六街道辦事處轄區內，據史載為明初潁川侯傅友德後裔軍囤地。到傅宗龍這一支前後幾輩已定居在現金碧路昆華醫院處）。

傅宗龍，字仲綸，自幼聰明好學，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雲南鄉試，雲南首善昆明，只有四人，傅宗龍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最前者。第二年殿試，年僅十九歲又連中第三甲第四十六名進士，全省只有八人中進士，昆明縣只有傅宗龍一人中進士。傅中進士後，歷任銅梁知縣、戶部主事、御史、貴州巡撫、順天巡撫、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等職。

傅宗龍也算明末重臣加忠臣。也許傅從小受祖上大將軍傅友德文韜武略的影響，故骨子裡較有軍事才幹，又正值明崇禎年間，關外有清兵壓境，關內是李自成攻下洛陽，殺了福王。崇禎帝只好再次取用關押在牢裡的傅宗龍，任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這時的李自成以統帥有六十萬大軍，兵鋒已至豫東，明廷搖搖欲墜。

傅宗龍以單薄的二萬兵馬出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傅軍在河南孟家莊遭到闖王重兵伏擊，力盡被俘。闖軍勸降不成，就劫持傅宗龍往項城賺城，叫城上開門放秦總督進城，傅則對著城上官軍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墮入賊手，左右皆賊耳！”攻城將領只得揮刀砍傅，被劈在地的傅還未斷氣，仍高叫：“我大臣也，死則死耳，豈能為賊賺城而緩死哉！”那幾個攻城將領怒得猛砍傅數刀而死。傅宗龍之死傳到明廷，崇禎帝嘆息不止，復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諡曰“忠壯”，蔭子錦衣世千戶，賜祭葬。

傅宗龍不但是一位精通文韜武略的明末名臣，他的書法和詩文也寫得很好，只可惜這些親筆詩文大多散失。只有留在昆明西山龍門 “達天閣”石道上有一個石室，石室的北側鐫刻有“覽海處”三字，洞的南側有李根源摹刻傅宗龍的一句詩“一徑飛紅雨，千林散綠蔭。” 該詩句意境幽美，對仗工整，頗有唐詩的韻味。

另據《明史》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詔發故徵南將軍傅友德家屬雲南安置……帝大怒，命以其家屬分發雲南、遼東”。傅友德三子天錫（大名府知府），洪武年間充軍昆明。其後代傅良弼，嘉靖間做了吏科給事中的官職。傅宗龍屬這支餘脈所傳。我

還知曉一位昆明市民叫傅學俊，他說自己也是傅友德率兵南征到雲南沾益時留下的後裔。清末民初，他們這支由沾益遷往省城，在威遠街、光華街開設“忠義祥”，經營宣威火腿。

由此，積累了一定資金，才由其爺爺輩傅潤之、傅壽之兩兄弟及其父於上世紀初在三牌坊居仁巷選址買地建“傅氏宅院”。現成為文明街片區恢復保護建築之一。他曾說：“昆明及省內其它地州也有傅氏後裔，他這支祖籍在曲靖沾益大樹屯傅氏家族至今人丁興旺。”

說到昆明城中與水有關的地名，不能不講講明代形成的洗馬河。沐英鎮守雲南開始修築昆明磚城時，就將翠湖圈入城內，註定了它成為今天人們看到的翠湖公園。那時，一條沒有正式名稱，似乎也無人關注的無名小河從翠湖（菜海子）流入滇池。

由於沐英是個極愛馬之人，有“良駒千匹“，他常讓士兵在此洗馬，並仿效漢朝名將周亞夫屯兵細柳的故事，便命人拓寬河道，種柳牧馬，以“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抒發自己的一腔豪情，演繹了一段風雲變幻的歷史。

那條無名河由此被稱作“洗馬河”，變成了一個練兵習武之地，演繹了連續約六百年那些有聲有色的武劇，至今讓人談論不休。

很多上了點歲數的昆明人都知道，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初，洗馬河還身影猶存，它從翠湖經承華圃（即雲南陸軍講武堂、省科技館、省圖書館）一帶注入大觀河後，流向滇池。今天，人們只有在今天省圖書館進大門幾米處，可以看到一小拱橋下面，還有水在流淌。據說，這就是當年洗馬河剩下的一小段痕跡。

撫今追昔，往事如煙，消失的洗馬河卻一直讓老昆明人耿耿於懷，喋喋不休地談論著，似乎成了一個永不消失的地名。

走向近代的腳步

張官營板塊上建起的回遷房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三合營社區

移民中後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讀出來不少優秀和傑出的人才。其中有兩位在明清兩代雲南歷史上當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明廷內閣首輔（相當於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寧人楊一清；其次是清咸豐年間官居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只簡略介紹下當時昆明家喻戶曉，又鼎鼎大名的楊一清：

楊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漢族，原祖籍為明朝南直隸鎮江府丹徒（今屬江蘇）人，祖輩舉家遷往昆明安寧。楊一清少年時代，被稱為神童，14歲便參加鄉試，並且被推薦為翰林秀才。

明憲宗命內閣選派老師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八年進士，曾任陝西按察副使兼督學。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頭銜出任督理陝西馬政。

後又三任三邊總制。歷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為官五十餘年，官至內閣首輔，號稱“出將入相，文德武功”，才華堪與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邊疆防禦，功勳卓著。回中央任職，計除惡貫滿盈的大宦官劉瑾。常向朝廷直陳施政弊病，最終慘遭陷害，起因是張璁等人誣陷朱繼宗等入獄，並稱楊一清接受張永弟張容的錢財，為張永寫墓誌銘等要求其連坐。楊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卻被這些孺子給欺凌玩弄！”之後背部疽發而死，留遺疏，死而不瞑。明世宗於是下令對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數年後恢復楊一清官職。後贈太保，諡文襄。

楊一清的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類散文，大多為奏議，如《關中奏議》、《督府奏議》、《綸扉奏議》、《吏部獻納槁》、《吏部題稿》、《文襄石淙集》、《通家雜述》。這些著作在關切國計民生、整治邊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許多切實的建議，表現了楊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類是詩歌，其代表是《石淙詩稿》，為其門生李夢陽、康海編等。

移民中還有位耕讀傳家的後人——嚴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賢，祖上也是從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內圓通寺西側（今園通街與北門街相交之處）。

嚴清少年時代就有美名流傳於鄰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進士，中進士時年僅二十歲。後來官至吏部尚書，是明代與海瑞、邱橓齊名的三大清官。嚴清在保定任職期間，保定府因接連幾年乾旱歉收，盜賊如麻。

嚴清在境內打井抗旱，獎勵農桑，安撫流民。年成稍好時，又對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煥然一新。保定府因鄰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種負擔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慣例，保定每年都要發民到京充做苦役，頻繁的各種勞役，使百姓無法安心務農。

嚴清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廢除此項勞役，後來朝廷終於免了保定的此項苛役。在保定三年，為民請命，給當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當地百姓齊呼為“嚴清天”。

嚴清在四川為官時間較長，政績更是卓然。由於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風，所舉的政事都能結合實際、體恤民情，嚴清痛恨強宗悍吏，常對橫行霸道者嚴懲，普通百姓拍手稱快……

“嚴清”兩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嚴氏為昆明的科舉世家，其後人多為德高望重的鄉賢。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為表彰嚴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嚴清家居住的圓通寺西側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另一位是獲罪被冤自殺的開國功臣，潁國公傅友德的後人——傅宗龍。傅氏家原籍在安徽宿州，因祖輩傅友德案遭牽連，其全家子孫被貶謫到昆明，世居傅家營（在今官渡區矣六街道辦事處轄區內，據史載為明初潁川侯傅友德後裔軍囤地。到傅宗龍這一支前後幾輩已定居在現金碧路昆華醫院處）。

傅宗龍，字仲綸，自幼聰明好學，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雲南鄉試，雲南首善昆明，只有四人，傅宗龍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最前者。第二年殿試，年僅十九歲又連中第三甲第四十六名進士，全省只有八人中進士，昆明縣只有傅宗龍一人中進士。傅中進士後，歷任銅梁知縣、戶部主事、御史、貴州巡撫、順天巡撫、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等職。

傅宗龍也算明末重臣加忠臣。也許傅從小受祖上大將軍傅友德文韜武略的影響，故骨子裡較有軍事才幹，又正值明崇禎年間，關外有清兵壓境，關內是李自成攻下洛陽，殺了福王。崇禎帝只好再次取用關押在牢裡的傅宗龍，任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這時的李自成以統帥有六十萬大軍，兵鋒已至豫東，明廷搖搖欲墜。

傅宗龍以單薄的二萬兵馬出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傅軍在河南孟家莊遭到闖王重兵伏擊，力盡被俘。闖軍勸降不成，就劫持傅宗龍往項城賺城，叫城上開門放秦總督進城，傅則對著城上官軍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墮入賊手，左右皆賊耳！”攻城將領只得揮刀砍傅，被劈在地的傅還未斷氣，仍高叫：“我大臣也，死則死耳，豈能為賊賺城而緩死哉！”那幾個攻城將領怒得猛砍傅數刀而死。傅宗龍之死傳到明廷，崇禎帝嘆息不止，復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諡曰“忠壯”，蔭子錦衣世千戶，賜祭葬。

傅宗龍不但是一位精通文韜武略的明末名臣，他的書法和詩文也寫得很好，只可惜這些親筆詩文大多散失。只有留在昆明西山龍門 “達天閣”石道上有一個石室，石室的北側鐫刻有“覽海處”三字，洞的南側有李根源摹刻傅宗龍的一句詩“一徑飛紅雨，千林散綠蔭。” 該詩句意境幽美，對仗工整，頗有唐詩的韻味。

另據《明史》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詔發故徵南將軍傅友德家屬雲南安置……帝大怒，命以其家屬分發雲南、遼東”。傅友德三子天錫（大名府知府），洪武年間充軍昆明。其後代傅良弼，嘉靖間做了吏科給事中的官職。傅宗龍屬這支餘脈所傳。我

還知曉一位昆明市民叫傅學俊，他說自己也是傅友德率兵南征到雲南沾益時留下的後裔。清末民初，他們這支由沾益遷往省城，在威遠街、光華街開設“忠義祥”，經營宣威火腿。

由此，積累了一定資金，才由其爺爺輩傅潤之、傅壽之兩兄弟及其父於上世紀初在三牌坊居仁巷選址買地建“傅氏宅院”。現成為文明街片區恢復保護建築之一。他曾說：“昆明及省內其它地州也有傅氏後裔，他這支祖籍在曲靖沾益大樹屯傅氏家族至今人丁興旺。”

說到昆明城中與水有關的地名，不能不講講明代形成的洗馬河。沐英鎮守雲南開始修築昆明磚城時，就將翠湖圈入城內，註定了它成為今天人們看到的翠湖公園。那時，一條沒有正式名稱，似乎也無人關注的無名小河從翠湖（菜海子）流入滇池。

由於沐英是個極愛馬之人，有“良駒千匹“，他常讓士兵在此洗馬，並仿效漢朝名將周亞夫屯兵細柳的故事，便命人拓寬河道，種柳牧馬，以“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抒發自己的一腔豪情，演繹了一段風雲變幻的歷史。

那條無名河由此被稱作“洗馬河”，變成了一個練兵習武之地，演繹了連續約六百年那些有聲有色的武劇，至今讓人談論不休。

很多上了點歲數的昆明人都知道，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初，洗馬河還身影猶存，它從翠湖經承華圃（即雲南陸軍講武堂、省科技館、省圖書館）一帶注入大觀河後，流向滇池。今天，人們只有在今天省圖書館進大門幾米處，可以看到一小拱橋下面，還有水在流淌。據說，這就是當年洗馬河剩下的一小段痕跡。

撫今追昔，往事如煙，消失的洗馬河卻一直讓老昆明人耿耿於懷，喋喋不休地談論著，似乎成了一個永不消失的地名。

走向近代的腳步

張官營板塊上建起的回遷房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軍入關，橫掃中原大地，李自成敗退湖北九宮山遇難，張獻忠戰死四川，揚州城陷，史可法壯烈捐軀，隨之南京小朝廷覆滅。1657年（清順治十四年），南明永曆帝入滇，宗室遺民隨著他由曲靖到昆明的很多。昆明號稱滇都。不久全國形勢急劇變化，清軍乘勝南下，永曆帝敗走緬甸，南明王朝徹底覆滅。

據《滇南雜誌》中的《永曆外紀》記載：帝於順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時，隨行之眾，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緬時，官員隨行者四百餘，侍從遺民則有三千以上．失敗時，尚且如此，初入滇時，來的為數當更多了。吳三桂在雲南，以“復明”為號召，許多人都看不清楚他的狼子野心。由於當時“人心思漢”，受其矇蔽，中原人士響應入滇的很多。

需順便提一下的是：那個引起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陳圓圓，本姓邢，江蘇常州人氏，她跟隨吳三桂一路“殺”到了昆明，也可以算是一個江南移民。

清軍平吳三桂，清政府又帶入大量軍戶以及官吏與各相關家屬來昆明。其人口成分有很多漢族及少數滿族和蒙古族、回族。緊接，中國在康、雍、乾時代又進入一個富強繁盛的時期，商貿往來頻繁，全國人口迅猛增長，其綜合國力仍居世界第一。

綜上所述，那時從全國各地進入雲南的移民共有多少呢？一說至少十餘萬，一說不下二十萬，凡此種種，雖說缺乏證據，但卻形成了又一次湧進雲南的移民大潮，應該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自清王朝在雲南建立政權後，在其後二百多年的時間裡，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猶如一波波潮水湧進雲南。

清初的軍事移民來到昆明後，讓這座城市新增了最著名的當有三個地名：

一是逼死坡

1662年4月的一天在五華山西麓篦子坡旁的金禪寺（今華山西路利昆巷內），被吳三桂押解回昆明的永曆帝朱由榔和他的兒子，滿面憂戚。幾名清兵隨著吳一聲令下，不由分說就上去用弓弦將他們父子勒死。他們剛一斷氣，突然狂風大作，暴雨驟至。朱由榔被處死，標誌著南明王朝的最後滅亡。

老百姓同情永曆帝，遂按諧音改篦子坡為“逼死坡”，後清道光年間地方官員覺得對清廷的懷柔安撫政策有些不妥，又曾改名“昇平坡”。但百姓不認可，仍呼“逼死坡”。另外，清晚期在五華山東麓建有祭祀岳飛的“永寧宮”，因大致在華山東路陡坡處，故昆明人稱“永寧宮坡”。

二是洪化橋

位於今翠湖公園南畔，南起人民中路，北至翠湖南路，全長171米，南北走向。因清初，吳三桂填菜海子（即翠湖）之西造新王府，府前有洗馬河，河上有座石橋，當時此橋知名度並不高，後因吳三桂孫子吳世璠繼他爺偽皇帝位，改元“洪化”。故將平西王府改稱“洪化府”，府前的橋改為“洪化橋”，橋前甬道，也被稱作洪化巷。吳氏政權敗亡，人們討厭這個名字，便改稱“承華圃”。但出於習慣，一些平民仍叫洪化橋。

三是三牌坊

此坊原位於今威遠街、光華街交匯處的正義路主道上。此坊始建於明代，至清乾隆年間重修。坊為三孔，高二丈餘，明代南面坊上提額為“懷柔六詔”，北面為“平定百蠻”。

清道光八年（1828年），布政使王楚堂重修此坊時，將坊額南面改題為“天開雲瑞”；北面為“地靖坤維”。並請當時著名的書家呈貢人孫鑄書寫，故又稱“天開雲瑞”坊。據說“天開”一詞出自宋大理國段智祥年號（1205—1225年）。“雲瑞”則象徵吉祥，八個紅底金字意在歌頌清王朝國泰民安，吉祥寧靜。

三牌坊系當時人們對“天開雲瑞”坊的俗稱。據說，從當時南門外的金馬、碧雞坊數起，到此，正好是第三，所以叫三牌坊；又說從南門往北算起，到光華街口剛好是第三段，故稱三牌坊。此坊後至民國1916年唐繼堯執政時，唐又重修。

在清王朝268年的統治時期，本著官與民 “滿承漢習”的慣例，在昆明沿用了很多明代的地名。這一時期，隨著清政府在雲南統治機構日趨完善，省府城內各級新增設了一些衙門成為百姓直呼的地名。另外出現了營門口、錢局街、鐵局巷、巡津街等等地名，以及還有滿人聚居的旗人街（也稱滿洲巷，在今如安街一帶），其地名更具有強烈的滿族移民色彩。

另據《昆明五華區地名志》載：“蘇家塘據傳，早年此地有一水塘，群山懷抱，景色秀麗，環境清幽。清光緒七年（1881年），蘇、劉兩姓先後由南京遷此安家，劉家敗落，蘇家發跡，故名蘇家塘。”

清代昆明人才輩出，主要有：享譽當朝的“瘦馬御史”錢南園、“不求榮利”辭官回家的官渡名士王思訓、“天下第一長聯”孫髯翁、 “博學多才”陳榮昌等傑出人物。雲南昆明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獨領風騷，並閃耀過幾個亮點，如：推翻帝制時的“重九起義”和維護共和發起的“護國首義”中稱道為“護國三傑”之一的唐繼堯，以及響應孫中山護法運動的“靖國戰爭”等將士們。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三合營社區

移民中後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讀出來不少優秀和傑出的人才。其中有兩位在明清兩代雲南歷史上當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明廷內閣首輔（相當於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寧人楊一清；其次是清咸豐年間官居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只簡略介紹下當時昆明家喻戶曉，又鼎鼎大名的楊一清：

楊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漢族，原祖籍為明朝南直隸鎮江府丹徒（今屬江蘇）人，祖輩舉家遷往昆明安寧。楊一清少年時代，被稱為神童，14歲便參加鄉試，並且被推薦為翰林秀才。

明憲宗命內閣選派老師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八年進士，曾任陝西按察副使兼督學。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頭銜出任督理陝西馬政。

後又三任三邊總制。歷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為官五十餘年，官至內閣首輔，號稱“出將入相，文德武功”，才華堪與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邊疆防禦，功勳卓著。回中央任職，計除惡貫滿盈的大宦官劉瑾。常向朝廷直陳施政弊病，最終慘遭陷害，起因是張璁等人誣陷朱繼宗等入獄，並稱楊一清接受張永弟張容的錢財，為張永寫墓誌銘等要求其連坐。楊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卻被這些孺子給欺凌玩弄！”之後背部疽發而死，留遺疏，死而不瞑。明世宗於是下令對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數年後恢復楊一清官職。後贈太保，諡文襄。

楊一清的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類散文，大多為奏議，如《關中奏議》、《督府奏議》、《綸扉奏議》、《吏部獻納槁》、《吏部題稿》、《文襄石淙集》、《通家雜述》。這些著作在關切國計民生、整治邊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許多切實的建議，表現了楊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類是詩歌，其代表是《石淙詩稿》，為其門生李夢陽、康海編等。

移民中還有位耕讀傳家的後人——嚴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賢，祖上也是從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內圓通寺西側（今園通街與北門街相交之處）。

嚴清少年時代就有美名流傳於鄰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進士，中進士時年僅二十歲。後來官至吏部尚書，是明代與海瑞、邱橓齊名的三大清官。嚴清在保定任職期間，保定府因接連幾年乾旱歉收，盜賊如麻。

嚴清在境內打井抗旱，獎勵農桑，安撫流民。年成稍好時，又對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煥然一新。保定府因鄰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種負擔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慣例，保定每年都要發民到京充做苦役，頻繁的各種勞役，使百姓無法安心務農。

嚴清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廢除此項勞役，後來朝廷終於免了保定的此項苛役。在保定三年，為民請命，給當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當地百姓齊呼為“嚴清天”。

嚴清在四川為官時間較長，政績更是卓然。由於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風，所舉的政事都能結合實際、體恤民情，嚴清痛恨強宗悍吏，常對橫行霸道者嚴懲，普通百姓拍手稱快……

“嚴清”兩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嚴氏為昆明的科舉世家，其後人多為德高望重的鄉賢。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為表彰嚴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嚴清家居住的圓通寺西側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另一位是獲罪被冤自殺的開國功臣，潁國公傅友德的後人——傅宗龍。傅氏家原籍在安徽宿州，因祖輩傅友德案遭牽連，其全家子孫被貶謫到昆明，世居傅家營（在今官渡區矣六街道辦事處轄區內，據史載為明初潁川侯傅友德後裔軍囤地。到傅宗龍這一支前後幾輩已定居在現金碧路昆華醫院處）。

傅宗龍，字仲綸，自幼聰明好學，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雲南鄉試，雲南首善昆明，只有四人，傅宗龍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最前者。第二年殿試，年僅十九歲又連中第三甲第四十六名進士，全省只有八人中進士，昆明縣只有傅宗龍一人中進士。傅中進士後，歷任銅梁知縣、戶部主事、御史、貴州巡撫、順天巡撫、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等職。

傅宗龍也算明末重臣加忠臣。也許傅從小受祖上大將軍傅友德文韜武略的影響，故骨子裡較有軍事才幹，又正值明崇禎年間，關外有清兵壓境，關內是李自成攻下洛陽，殺了福王。崇禎帝只好再次取用關押在牢裡的傅宗龍，任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這時的李自成以統帥有六十萬大軍，兵鋒已至豫東，明廷搖搖欲墜。

傅宗龍以單薄的二萬兵馬出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傅軍在河南孟家莊遭到闖王重兵伏擊，力盡被俘。闖軍勸降不成，就劫持傅宗龍往項城賺城，叫城上開門放秦總督進城，傅則對著城上官軍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墮入賊手，左右皆賊耳！”攻城將領只得揮刀砍傅，被劈在地的傅還未斷氣，仍高叫：“我大臣也，死則死耳，豈能為賊賺城而緩死哉！”那幾個攻城將領怒得猛砍傅數刀而死。傅宗龍之死傳到明廷，崇禎帝嘆息不止，復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諡曰“忠壯”，蔭子錦衣世千戶，賜祭葬。

傅宗龍不但是一位精通文韜武略的明末名臣，他的書法和詩文也寫得很好，只可惜這些親筆詩文大多散失。只有留在昆明西山龍門 “達天閣”石道上有一個石室，石室的北側鐫刻有“覽海處”三字，洞的南側有李根源摹刻傅宗龍的一句詩“一徑飛紅雨，千林散綠蔭。” 該詩句意境幽美，對仗工整，頗有唐詩的韻味。

另據《明史》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詔發故徵南將軍傅友德家屬雲南安置……帝大怒，命以其家屬分發雲南、遼東”。傅友德三子天錫（大名府知府），洪武年間充軍昆明。其後代傅良弼，嘉靖間做了吏科給事中的官職。傅宗龍屬這支餘脈所傳。我

還知曉一位昆明市民叫傅學俊，他說自己也是傅友德率兵南征到雲南沾益時留下的後裔。清末民初，他們這支由沾益遷往省城，在威遠街、光華街開設“忠義祥”，經營宣威火腿。

由此，積累了一定資金，才由其爺爺輩傅潤之、傅壽之兩兄弟及其父於上世紀初在三牌坊居仁巷選址買地建“傅氏宅院”。現成為文明街片區恢復保護建築之一。他曾說：“昆明及省內其它地州也有傅氏後裔，他這支祖籍在曲靖沾益大樹屯傅氏家族至今人丁興旺。”

說到昆明城中與水有關的地名，不能不講講明代形成的洗馬河。沐英鎮守雲南開始修築昆明磚城時，就將翠湖圈入城內，註定了它成為今天人們看到的翠湖公園。那時，一條沒有正式名稱，似乎也無人關注的無名小河從翠湖（菜海子）流入滇池。

由於沐英是個極愛馬之人，有“良駒千匹“，他常讓士兵在此洗馬，並仿效漢朝名將周亞夫屯兵細柳的故事，便命人拓寬河道，種柳牧馬，以“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抒發自己的一腔豪情，演繹了一段風雲變幻的歷史。

那條無名河由此被稱作“洗馬河”，變成了一個練兵習武之地，演繹了連續約六百年那些有聲有色的武劇，至今讓人談論不休。

很多上了點歲數的昆明人都知道，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初，洗馬河還身影猶存，它從翠湖經承華圃（即雲南陸軍講武堂、省科技館、省圖書館）一帶注入大觀河後，流向滇池。今天，人們只有在今天省圖書館進大門幾米處，可以看到一小拱橋下面，還有水在流淌。據說，這就是當年洗馬河剩下的一小段痕跡。

撫今追昔，往事如煙，消失的洗馬河卻一直讓老昆明人耿耿於懷，喋喋不休地談論著，似乎成了一個永不消失的地名。

走向近代的腳步

張官營板塊上建起的回遷房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軍入關，橫掃中原大地，李自成敗退湖北九宮山遇難，張獻忠戰死四川，揚州城陷，史可法壯烈捐軀，隨之南京小朝廷覆滅。1657年（清順治十四年），南明永曆帝入滇，宗室遺民隨著他由曲靖到昆明的很多。昆明號稱滇都。不久全國形勢急劇變化，清軍乘勝南下，永曆帝敗走緬甸，南明王朝徹底覆滅。

據《滇南雜誌》中的《永曆外紀》記載：帝於順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時，隨行之眾，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緬時，官員隨行者四百餘，侍從遺民則有三千以上．失敗時，尚且如此，初入滇時，來的為數當更多了。吳三桂在雲南，以“復明”為號召，許多人都看不清楚他的狼子野心。由於當時“人心思漢”，受其矇蔽，中原人士響應入滇的很多。

需順便提一下的是：那個引起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陳圓圓，本姓邢，江蘇常州人氏，她跟隨吳三桂一路“殺”到了昆明，也可以算是一個江南移民。

清軍平吳三桂，清政府又帶入大量軍戶以及官吏與各相關家屬來昆明。其人口成分有很多漢族及少數滿族和蒙古族、回族。緊接，中國在康、雍、乾時代又進入一個富強繁盛的時期，商貿往來頻繁，全國人口迅猛增長，其綜合國力仍居世界第一。

綜上所述，那時從全國各地進入雲南的移民共有多少呢？一說至少十餘萬，一說不下二十萬，凡此種種，雖說缺乏證據，但卻形成了又一次湧進雲南的移民大潮，應該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自清王朝在雲南建立政權後，在其後二百多年的時間裡，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猶如一波波潮水湧進雲南。

清初的軍事移民來到昆明後，讓這座城市新增了最著名的當有三個地名：

一是逼死坡

1662年4月的一天在五華山西麓篦子坡旁的金禪寺（今華山西路利昆巷內），被吳三桂押解回昆明的永曆帝朱由榔和他的兒子，滿面憂戚。幾名清兵隨著吳一聲令下，不由分說就上去用弓弦將他們父子勒死。他們剛一斷氣，突然狂風大作，暴雨驟至。朱由榔被處死，標誌著南明王朝的最後滅亡。

老百姓同情永曆帝，遂按諧音改篦子坡為“逼死坡”，後清道光年間地方官員覺得對清廷的懷柔安撫政策有些不妥，又曾改名“昇平坡”。但百姓不認可，仍呼“逼死坡”。另外，清晚期在五華山東麓建有祭祀岳飛的“永寧宮”，因大致在華山東路陡坡處，故昆明人稱“永寧宮坡”。

二是洪化橋

位於今翠湖公園南畔，南起人民中路，北至翠湖南路，全長171米，南北走向。因清初，吳三桂填菜海子（即翠湖）之西造新王府，府前有洗馬河，河上有座石橋，當時此橋知名度並不高，後因吳三桂孫子吳世璠繼他爺偽皇帝位，改元“洪化”。故將平西王府改稱“洪化府”，府前的橋改為“洪化橋”，橋前甬道，也被稱作洪化巷。吳氏政權敗亡，人們討厭這個名字，便改稱“承華圃”。但出於習慣，一些平民仍叫洪化橋。

三是三牌坊

此坊原位於今威遠街、光華街交匯處的正義路主道上。此坊始建於明代，至清乾隆年間重修。坊為三孔，高二丈餘，明代南面坊上提額為“懷柔六詔”，北面為“平定百蠻”。

清道光八年（1828年），布政使王楚堂重修此坊時，將坊額南面改題為“天開雲瑞”；北面為“地靖坤維”。並請當時著名的書家呈貢人孫鑄書寫，故又稱“天開雲瑞”坊。據說“天開”一詞出自宋大理國段智祥年號（1205—1225年）。“雲瑞”則象徵吉祥，八個紅底金字意在歌頌清王朝國泰民安，吉祥寧靜。

三牌坊系當時人們對“天開雲瑞”坊的俗稱。據說，從當時南門外的金馬、碧雞坊數起，到此，正好是第三，所以叫三牌坊；又說從南門往北算起，到光華街口剛好是第三段，故稱三牌坊。此坊後至民國1916年唐繼堯執政時，唐又重修。

在清王朝268年的統治時期，本著官與民 “滿承漢習”的慣例，在昆明沿用了很多明代的地名。這一時期，隨著清政府在雲南統治機構日趨完善，省府城內各級新增設了一些衙門成為百姓直呼的地名。另外出現了營門口、錢局街、鐵局巷、巡津街等等地名，以及還有滿人聚居的旗人街（也稱滿洲巷，在今如安街一帶），其地名更具有強烈的滿族移民色彩。

另據《昆明五華區地名志》載：“蘇家塘據傳，早年此地有一水塘，群山懷抱，景色秀麗，環境清幽。清光緒七年（1881年），蘇、劉兩姓先後由南京遷此安家，劉家敗落，蘇家發跡，故名蘇家塘。”

清代昆明人才輩出，主要有：享譽當朝的“瘦馬御史”錢南園、“不求榮利”辭官回家的官渡名士王思訓、“天下第一長聯”孫髯翁、 “博學多才”陳榮昌等傑出人物。雲南昆明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獨領風騷，並閃耀過幾個亮點，如：推翻帝制時的“重九起義”和維護共和發起的“護國首義”中稱道為“護國三傑”之一的唐繼堯，以及響應孫中山護法運動的“靖國戰爭”等將士們。

張官營板塊建起的葡萄街一角

當然，各地方人口在歷史上也有幾次起伏變化。如清末，由於封建社會走到了極端腐朽落後的地步，造成列強四面威脅瓜分的局面，使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由此導致全國多處戰亂不斷，再加天災人禍使局部人口銳減。

雲南昆明也不例外，比如在（此處人口數據主要來自《雲南辭典》）：“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雲南人口約為700萬，昆明城區人口已達35～40萬；而在清咸豐、同治年間由於戰爭等因素雲南人口銳減到298萬，昆明城區人口銳減到只有10多萬人口”。不過，其中有傷亡、病死，或許還有躲避戰亂和災荒離開雲南的移民。

而到了1910年清代末期，當滇越鐵路通車後，一批精通經營之道的廣東人，他們從當地捎帶各種物產，再搭船到越南海防，採買多種“舶來品”物資後又滿載著琳琅滿目，五光十色的商品，乘火車來到昆明。

就如此幾代人常年往返謀生，大部分人開始定居昆明。可稱之為一大群從沿海來的新移民。他們多聚集於金碧路、同仁街、三市街一帶建起幾條粵式二層樓式的街道，如金碧路中段當時名曰“廣聚街”。再加上外國商人和各種身份的外籍居民不斷湧入，讓昆明人耳目一新，也把周邊的商業氛圍煽得更“火”了起來。昆明人口又有所增加。

推翻清王朝，進入民國之初後，萬象更新，為紀念辛亥革命的勝利，人們將昆明的一些老街名“改名換姓”，賦予它新的歷史意義，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熟悉昆明歷史的人都知道，如老城區內其中一條鋪著青石板的老路，貫穿昆明老城南北的幾段（三市街、南正街、馬市口）街名統稱“正義路”；清總督衙門南口東側的東院街改成“光華街”；文廟附近的“二纛街”、“三纛巷”改稱“民生街”、“民權街”；“繡衣街”取成“護國路”等等。

跨入現代的移民

二十世紀初有一例重量級的省內移民不得不提：那就是從雲南玉溪移居昆明老城區甬道街的聶氏家族。從這個家族誕生出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曲者——聶耳。

最典型的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民國時期，由於日寇入侵，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昆明這個西南邊陲城市作為一次文化與軍事南遷的重要承載地，又一次接受了大規模的移民遷徙和不同文化的大融合。

這一時期，昆明城市人口很快從十多萬膨脹到三四十萬，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中華學界精英和社會民主人士，以中央機器廠為代表的現代工業文化科技人員和一些產業工人，以美國“飛虎隊”為代表的外來文化，一時間紛至沓來，人才薈萃，齊聚昆明。

雖然這樣的狀態隨著時局的轉變不久就消失了，但這種因戰爭的不幸帶來的文化幸運，其影響卻十分深遠，讓後代的昆明人特別是文化人永世難忘。

現仍有很多領域的精英們與後人留居昆明，又讓昆明催生出許多新文化、新地名。並由此奠定了昆明現代城市文化和工業文化的堅實基礎。昆明現代城市的發育和城市精神的孕育，可以說在這裡翻開了最重要的一頁。

僅以20世紀初人們在撤除近日樓東段的城牆之地時，以這段城牆原為“昆明南面的屏障”之意，修築了長500米的“南屏街”。

抗戰一爆發，隨著大批移民湧來，南屏街陡然間變得像趕街子似的熱鬧起來，建起成片的新樓房，一時成了燈紅酒綠，洋氣十足的“小南京路”之稱。尤其是它成為昆明市第一條鋪就瀝青路面的街道。

隨之，“中央” “中國” “交通” “農業”四大銀行等20多家金融機構和鴻翔服裝店、明星理髮店、昆明大戲院、南屏大戲院（兼電影院）……以及西風咖啡店等在此密集落地，南屏街變為購物、娛樂的“天堂”，成為了昆明最熱鬧的商業大街。

今天，經過改造的南屏街也成了一條商業步行街，與它四周的三市街商業步行街和正義路、寶善街、文明新街片區、東風路等商業街道，互為呼應，四通八達，形成了昆明老城區中一個最大的商業圈。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三合營社區

移民中後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讀出來不少優秀和傑出的人才。其中有兩位在明清兩代雲南歷史上當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明廷內閣首輔（相當於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寧人楊一清；其次是清咸豐年間官居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只簡略介紹下當時昆明家喻戶曉，又鼎鼎大名的楊一清：

楊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漢族，原祖籍為明朝南直隸鎮江府丹徒（今屬江蘇）人，祖輩舉家遷往昆明安寧。楊一清少年時代，被稱為神童，14歲便參加鄉試，並且被推薦為翰林秀才。

明憲宗命內閣選派老師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八年進士，曾任陝西按察副使兼督學。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頭銜出任督理陝西馬政。

後又三任三邊總制。歷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為官五十餘年，官至內閣首輔，號稱“出將入相，文德武功”，才華堪與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邊疆防禦，功勳卓著。回中央任職，計除惡貫滿盈的大宦官劉瑾。常向朝廷直陳施政弊病，最終慘遭陷害，起因是張璁等人誣陷朱繼宗等入獄，並稱楊一清接受張永弟張容的錢財，為張永寫墓誌銘等要求其連坐。楊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卻被這些孺子給欺凌玩弄！”之後背部疽發而死，留遺疏，死而不瞑。明世宗於是下令對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數年後恢復楊一清官職。後贈太保，諡文襄。

楊一清的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類散文，大多為奏議，如《關中奏議》、《督府奏議》、《綸扉奏議》、《吏部獻納槁》、《吏部題稿》、《文襄石淙集》、《通家雜述》。這些著作在關切國計民生、整治邊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許多切實的建議，表現了楊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類是詩歌，其代表是《石淙詩稿》，為其門生李夢陽、康海編等。

移民中還有位耕讀傳家的後人——嚴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賢，祖上也是從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內圓通寺西側（今園通街與北門街相交之處）。

嚴清少年時代就有美名流傳於鄰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進士，中進士時年僅二十歲。後來官至吏部尚書，是明代與海瑞、邱橓齊名的三大清官。嚴清在保定任職期間，保定府因接連幾年乾旱歉收，盜賊如麻。

嚴清在境內打井抗旱，獎勵農桑，安撫流民。年成稍好時，又對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煥然一新。保定府因鄰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種負擔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慣例，保定每年都要發民到京充做苦役，頻繁的各種勞役，使百姓無法安心務農。

嚴清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廢除此項勞役，後來朝廷終於免了保定的此項苛役。在保定三年，為民請命，給當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當地百姓齊呼為“嚴清天”。

嚴清在四川為官時間較長，政績更是卓然。由於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風，所舉的政事都能結合實際、體恤民情，嚴清痛恨強宗悍吏，常對橫行霸道者嚴懲，普通百姓拍手稱快……

“嚴清”兩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嚴氏為昆明的科舉世家，其後人多為德高望重的鄉賢。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為表彰嚴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嚴清家居住的圓通寺西側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另一位是獲罪被冤自殺的開國功臣，潁國公傅友德的後人——傅宗龍。傅氏家原籍在安徽宿州，因祖輩傅友德案遭牽連，其全家子孫被貶謫到昆明，世居傅家營（在今官渡區矣六街道辦事處轄區內，據史載為明初潁川侯傅友德後裔軍囤地。到傅宗龍這一支前後幾輩已定居在現金碧路昆華醫院處）。

傅宗龍，字仲綸，自幼聰明好學，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雲南鄉試，雲南首善昆明，只有四人，傅宗龍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最前者。第二年殿試，年僅十九歲又連中第三甲第四十六名進士，全省只有八人中進士，昆明縣只有傅宗龍一人中進士。傅中進士後，歷任銅梁知縣、戶部主事、御史、貴州巡撫、順天巡撫、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等職。

傅宗龍也算明末重臣加忠臣。也許傅從小受祖上大將軍傅友德文韜武略的影響，故骨子裡較有軍事才幹，又正值明崇禎年間，關外有清兵壓境，關內是李自成攻下洛陽，殺了福王。崇禎帝只好再次取用關押在牢裡的傅宗龍，任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這時的李自成以統帥有六十萬大軍，兵鋒已至豫東，明廷搖搖欲墜。

傅宗龍以單薄的二萬兵馬出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傅軍在河南孟家莊遭到闖王重兵伏擊，力盡被俘。闖軍勸降不成，就劫持傅宗龍往項城賺城，叫城上開門放秦總督進城，傅則對著城上官軍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墮入賊手，左右皆賊耳！”攻城將領只得揮刀砍傅，被劈在地的傅還未斷氣，仍高叫：“我大臣也，死則死耳，豈能為賊賺城而緩死哉！”那幾個攻城將領怒得猛砍傅數刀而死。傅宗龍之死傳到明廷，崇禎帝嘆息不止，復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諡曰“忠壯”，蔭子錦衣世千戶，賜祭葬。

傅宗龍不但是一位精通文韜武略的明末名臣，他的書法和詩文也寫得很好，只可惜這些親筆詩文大多散失。只有留在昆明西山龍門 “達天閣”石道上有一個石室，石室的北側鐫刻有“覽海處”三字，洞的南側有李根源摹刻傅宗龍的一句詩“一徑飛紅雨，千林散綠蔭。” 該詩句意境幽美，對仗工整，頗有唐詩的韻味。

另據《明史》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詔發故徵南將軍傅友德家屬雲南安置……帝大怒，命以其家屬分發雲南、遼東”。傅友德三子天錫（大名府知府），洪武年間充軍昆明。其後代傅良弼，嘉靖間做了吏科給事中的官職。傅宗龍屬這支餘脈所傳。我

還知曉一位昆明市民叫傅學俊，他說自己也是傅友德率兵南征到雲南沾益時留下的後裔。清末民初，他們這支由沾益遷往省城，在威遠街、光華街開設“忠義祥”，經營宣威火腿。

由此，積累了一定資金，才由其爺爺輩傅潤之、傅壽之兩兄弟及其父於上世紀初在三牌坊居仁巷選址買地建“傅氏宅院”。現成為文明街片區恢復保護建築之一。他曾說：“昆明及省內其它地州也有傅氏後裔，他這支祖籍在曲靖沾益大樹屯傅氏家族至今人丁興旺。”

說到昆明城中與水有關的地名，不能不講講明代形成的洗馬河。沐英鎮守雲南開始修築昆明磚城時，就將翠湖圈入城內，註定了它成為今天人們看到的翠湖公園。那時，一條沒有正式名稱，似乎也無人關注的無名小河從翠湖（菜海子）流入滇池。

由於沐英是個極愛馬之人，有“良駒千匹“，他常讓士兵在此洗馬，並仿效漢朝名將周亞夫屯兵細柳的故事，便命人拓寬河道，種柳牧馬，以“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抒發自己的一腔豪情，演繹了一段風雲變幻的歷史。

那條無名河由此被稱作“洗馬河”，變成了一個練兵習武之地，演繹了連續約六百年那些有聲有色的武劇，至今讓人談論不休。

很多上了點歲數的昆明人都知道，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初，洗馬河還身影猶存，它從翠湖經承華圃（即雲南陸軍講武堂、省科技館、省圖書館）一帶注入大觀河後，流向滇池。今天，人們只有在今天省圖書館進大門幾米處，可以看到一小拱橋下面，還有水在流淌。據說，這就是當年洗馬河剩下的一小段痕跡。

撫今追昔，往事如煙，消失的洗馬河卻一直讓老昆明人耿耿於懷，喋喋不休地談論著，似乎成了一個永不消失的地名。

走向近代的腳步

張官營板塊上建起的回遷房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軍入關，橫掃中原大地，李自成敗退湖北九宮山遇難，張獻忠戰死四川，揚州城陷，史可法壯烈捐軀，隨之南京小朝廷覆滅。1657年（清順治十四年），南明永曆帝入滇，宗室遺民隨著他由曲靖到昆明的很多。昆明號稱滇都。不久全國形勢急劇變化，清軍乘勝南下，永曆帝敗走緬甸，南明王朝徹底覆滅。

據《滇南雜誌》中的《永曆外紀》記載：帝於順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時，隨行之眾，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緬時，官員隨行者四百餘，侍從遺民則有三千以上．失敗時，尚且如此，初入滇時，來的為數當更多了。吳三桂在雲南，以“復明”為號召，許多人都看不清楚他的狼子野心。由於當時“人心思漢”，受其矇蔽，中原人士響應入滇的很多。

需順便提一下的是：那個引起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陳圓圓，本姓邢，江蘇常州人氏，她跟隨吳三桂一路“殺”到了昆明，也可以算是一個江南移民。

清軍平吳三桂，清政府又帶入大量軍戶以及官吏與各相關家屬來昆明。其人口成分有很多漢族及少數滿族和蒙古族、回族。緊接，中國在康、雍、乾時代又進入一個富強繁盛的時期，商貿往來頻繁，全國人口迅猛增長，其綜合國力仍居世界第一。

綜上所述，那時從全國各地進入雲南的移民共有多少呢？一說至少十餘萬，一說不下二十萬，凡此種種，雖說缺乏證據，但卻形成了又一次湧進雲南的移民大潮，應該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自清王朝在雲南建立政權後，在其後二百多年的時間裡，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猶如一波波潮水湧進雲南。

清初的軍事移民來到昆明後，讓這座城市新增了最著名的當有三個地名：

一是逼死坡

1662年4月的一天在五華山西麓篦子坡旁的金禪寺（今華山西路利昆巷內），被吳三桂押解回昆明的永曆帝朱由榔和他的兒子，滿面憂戚。幾名清兵隨著吳一聲令下，不由分說就上去用弓弦將他們父子勒死。他們剛一斷氣，突然狂風大作，暴雨驟至。朱由榔被處死，標誌著南明王朝的最後滅亡。

老百姓同情永曆帝，遂按諧音改篦子坡為“逼死坡”，後清道光年間地方官員覺得對清廷的懷柔安撫政策有些不妥，又曾改名“昇平坡”。但百姓不認可，仍呼“逼死坡”。另外，清晚期在五華山東麓建有祭祀岳飛的“永寧宮”，因大致在華山東路陡坡處，故昆明人稱“永寧宮坡”。

二是洪化橋

位於今翠湖公園南畔，南起人民中路，北至翠湖南路，全長171米，南北走向。因清初，吳三桂填菜海子（即翠湖）之西造新王府，府前有洗馬河，河上有座石橋，當時此橋知名度並不高，後因吳三桂孫子吳世璠繼他爺偽皇帝位，改元“洪化”。故將平西王府改稱“洪化府”，府前的橋改為“洪化橋”，橋前甬道，也被稱作洪化巷。吳氏政權敗亡，人們討厭這個名字，便改稱“承華圃”。但出於習慣，一些平民仍叫洪化橋。

三是三牌坊

此坊原位於今威遠街、光華街交匯處的正義路主道上。此坊始建於明代，至清乾隆年間重修。坊為三孔，高二丈餘，明代南面坊上提額為“懷柔六詔”，北面為“平定百蠻”。

清道光八年（1828年），布政使王楚堂重修此坊時，將坊額南面改題為“天開雲瑞”；北面為“地靖坤維”。並請當時著名的書家呈貢人孫鑄書寫，故又稱“天開雲瑞”坊。據說“天開”一詞出自宋大理國段智祥年號（1205—1225年）。“雲瑞”則象徵吉祥，八個紅底金字意在歌頌清王朝國泰民安，吉祥寧靜。

三牌坊系當時人們對“天開雲瑞”坊的俗稱。據說，從當時南門外的金馬、碧雞坊數起，到此，正好是第三，所以叫三牌坊；又說從南門往北算起，到光華街口剛好是第三段，故稱三牌坊。此坊後至民國1916年唐繼堯執政時，唐又重修。

在清王朝268年的統治時期，本著官與民 “滿承漢習”的慣例，在昆明沿用了很多明代的地名。這一時期，隨著清政府在雲南統治機構日趨完善，省府城內各級新增設了一些衙門成為百姓直呼的地名。另外出現了營門口、錢局街、鐵局巷、巡津街等等地名，以及還有滿人聚居的旗人街（也稱滿洲巷，在今如安街一帶），其地名更具有強烈的滿族移民色彩。

另據《昆明五華區地名志》載：“蘇家塘據傳，早年此地有一水塘，群山懷抱，景色秀麗，環境清幽。清光緒七年（1881年），蘇、劉兩姓先後由南京遷此安家，劉家敗落，蘇家發跡，故名蘇家塘。”

清代昆明人才輩出，主要有：享譽當朝的“瘦馬御史”錢南園、“不求榮利”辭官回家的官渡名士王思訓、“天下第一長聯”孫髯翁、 “博學多才”陳榮昌等傑出人物。雲南昆明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獨領風騷，並閃耀過幾個亮點，如：推翻帝制時的“重九起義”和維護共和發起的“護國首義”中稱道為“護國三傑”之一的唐繼堯，以及響應孫中山護法運動的“靖國戰爭”等將士們。

張官營板塊建起的葡萄街一角

當然，各地方人口在歷史上也有幾次起伏變化。如清末，由於封建社會走到了極端腐朽落後的地步，造成列強四面威脅瓜分的局面，使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由此導致全國多處戰亂不斷，再加天災人禍使局部人口銳減。

雲南昆明也不例外，比如在（此處人口數據主要來自《雲南辭典》）：“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雲南人口約為700萬，昆明城區人口已達35～40萬；而在清咸豐、同治年間由於戰爭等因素雲南人口銳減到298萬，昆明城區人口銳減到只有10多萬人口”。不過，其中有傷亡、病死，或許還有躲避戰亂和災荒離開雲南的移民。

而到了1910年清代末期，當滇越鐵路通車後，一批精通經營之道的廣東人，他們從當地捎帶各種物產，再搭船到越南海防，採買多種“舶來品”物資後又滿載著琳琅滿目，五光十色的商品，乘火車來到昆明。

就如此幾代人常年往返謀生，大部分人開始定居昆明。可稱之為一大群從沿海來的新移民。他們多聚集於金碧路、同仁街、三市街一帶建起幾條粵式二層樓式的街道，如金碧路中段當時名曰“廣聚街”。再加上外國商人和各種身份的外籍居民不斷湧入，讓昆明人耳目一新，也把周邊的商業氛圍煽得更“火”了起來。昆明人口又有所增加。

推翻清王朝，進入民國之初後，萬象更新，為紀念辛亥革命的勝利，人們將昆明的一些老街名“改名換姓”，賦予它新的歷史意義，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熟悉昆明歷史的人都知道，如老城區內其中一條鋪著青石板的老路，貫穿昆明老城南北的幾段（三市街、南正街、馬市口）街名統稱“正義路”；清總督衙門南口東側的東院街改成“光華街”；文廟附近的“二纛街”、“三纛巷”改稱“民生街”、“民權街”；“繡衣街”取成“護國路”等等。

跨入現代的移民

二十世紀初有一例重量級的省內移民不得不提：那就是從雲南玉溪移居昆明老城區甬道街的聶氏家族。從這個家族誕生出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曲者——聶耳。

最典型的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民國時期，由於日寇入侵，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昆明這個西南邊陲城市作為一次文化與軍事南遷的重要承載地，又一次接受了大規模的移民遷徙和不同文化的大融合。

這一時期，昆明城市人口很快從十多萬膨脹到三四十萬，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中華學界精英和社會民主人士，以中央機器廠為代表的現代工業文化科技人員和一些產業工人，以美國“飛虎隊”為代表的外來文化，一時間紛至沓來，人才薈萃，齊聚昆明。

雖然這樣的狀態隨著時局的轉變不久就消失了，但這種因戰爭的不幸帶來的文化幸運，其影響卻十分深遠，讓後代的昆明人特別是文化人永世難忘。

現仍有很多領域的精英們與後人留居昆明，又讓昆明催生出許多新文化、新地名。並由此奠定了昆明現代城市文化和工業文化的堅實基礎。昆明現代城市的發育和城市精神的孕育，可以說在這裡翻開了最重要的一頁。

僅以20世紀初人們在撤除近日樓東段的城牆之地時，以這段城牆原為“昆明南面的屏障”之意，修築了長500米的“南屏街”。

抗戰一爆發，隨著大批移民湧來，南屏街陡然間變得像趕街子似的熱鬧起來，建起成片的新樓房，一時成了燈紅酒綠，洋氣十足的“小南京路”之稱。尤其是它成為昆明市第一條鋪就瀝青路面的街道。

隨之，“中央” “中國” “交通” “農業”四大銀行等20多家金融機構和鴻翔服裝店、明星理髮店、昆明大戲院、南屏大戲院（兼電影院）……以及西風咖啡店等在此密集落地，南屏街變為購物、娛樂的“天堂”，成為了昆明最熱鬧的商業大街。

今天，經過改造的南屏街也成了一條商業步行街，與它四周的三市街商業步行街和正義路、寶善街、文明新街片區、東風路等商業街道，互為呼應，四通八達，形成了昆明老城區中一個最大的商業圈。

今彩雲北路上的世紀城就建在“織布營”老村板塊位置。

抗日戰爭時期，例如，老昆明票友耳熟能詳的京劇名角關肅霜，她是一位享譽全國的滿族藝術家。原籍湖北荊州，由於京津淪陷，南京、上海成為孤島，民國政府遷都重慶，由此各地大批京劇班社不斷南下，湧入昆明，一時間，昆明也成了全國京劇藝術的中心。先後到昆明獻藝的著名京劇演員有：程硯秋、馬連良、唐韻笙……關肅霜等等。

抗戰結束，其中有不少名演員，紮根雲嶺，情繫紅土高原，極大地提升了京劇在雲南的品味，促進了京劇在雲南邊疆的發展。對新中國成立後，京劇在雲南的傳承創新，京劇在雲南形成的浪漫風格和民族品性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當中首推著名錶演藝術家關肅霜，她在眾多合作者的支持幫助下所創立的京劇“關派”表演藝術，極大的豐富了京劇旦角的表演藝術手段，把京劇旦行的演技歷史性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整個戲曲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對京劇藝術和京劇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位德藝雙馨的藝術家於1992年去世，她生前任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雲南省劇協主席、省京劇院院長。她曾今的故居在長春路興華街南口東側小巷內，巷口斜對面就是“長春劇院”。

新中國建立後，雲南和平解放。隨野戰軍而來的南下幹部，以及50年代中後期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自願組成支邊大軍，主要成分有科學技術人員、產業工人等，還有60年代前後來自北京、上海、四川等地 “接受再教育”的廣大知識青年；以及支援“三線建設”的相關人員及其家屬。這段時期陸續進入的移民給昆明的生產發展帶來了新氣象；這些移民有很多人最後在昆明落腳生根，傳宗接代。

今天，順應改革開放的大潮，市場法則引導著數以百萬計的經濟新移民湧入昆明，在昆明置業，購房定居。這是雲南昆明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外地向昆明移民。昆明市區較之舊時代，擴大了幾十倍。

為適應曠日持久的移民潮，城市建設日新月異，老昆明除了記憶，已經幾乎蕩然無存，一座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在中國的西南部出現了。

當今更有顯著特點的是：這些移民都是隨心所欲，自覺自願地來昆明落戶謀生。另其客觀原因是：由於昆明歷經七百多年的新老移民多少代的努力奮鬥，已使昆明成為最適宜居城市之一；風光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所以昆明已成為移民者擋不住的誘惑。故如今，從昆明若干個住宅新區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以及賓館酒樓和眾多企業公司，到阡陌縱橫的大街小巷，甚至鄉村小鎮都有來自全國五湖四海的老闆、商人、打工者、應聘人才，再添省內外龐大的農民工族群，還有少部分五大洲，四大洋的各色人種在昆明工作定居，繁衍後代。天南地北的方言異語、川流不息的人群，為昆明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帶來了文化的雜糅和融通，也傳承著昆明人與外來移民和諧發展的精神品質。

移民後裔的感悟與反思

我家張氏一族是昆明古代移民的後代，從明代洪武年間跟隨沐英軍籍入滇落戶昆明到現在至今已有六百多年了，傳到我這代家譜排為第二十一代。

故家族裡大多對移民問題頗感興趣，也對現代昆明數十年的移民狀況深有感觸。我印象較深的是。大概六、七年前，我和我的一個兄長聊起兒時常跟隨母親敬香拜佛的昆明北郊長蟲山鐵峰庵。

為追尋這一念想，我們弟兄選了一個晴好的早上，到長蟲山尋看鐵峰庵遺蹟是否還在？我們從龍泉路“雲南財經大學”北院過核桃箐，哪知時隔近五十多年，長蟲山南麓山體及村落、農舍、路徑早已面目全非，讓號稱“老昆明”的我們都茫然迷誤得難辨目標。只好幾次向路旁的村民打聽去鐵峰庵的路徑。

但令我弟兄意外驚奇的是：遇到所問的人開口盡是南腔北調之人，故所問非所答。難道原有村民都把房舍出租或出售給外地人？！我們只好採用蹩腳的普通話詢問：“鐵峰庵往哪裡走” ？有的答：“不知道”，有的回：“從來就沒聽說”。

我老哥們只得遺憾的望著自小就熟悉的山形輪廓位置不擇路走了兩三公里，才發現離此山較遠道路早被挖機挖斷了，遠觀半山腰原鐵峰庵處的山體已全部挖空不存。

我們此行雖無功而返，但給我弟兄們產生很多詫異和感嘆：也許“新移民”已經超過我們這些“老移民”數倍，甚至十倍以上，才出現：身在本鄉處異音的狀態。

現稍加留意，確實如此，凡你所居住的各社區鄰居，外地人居多。據近期人口統計：昆明四城區單是常住人口就約有370萬，還不計算大量流動人口。經過查閱相關資料，我估算昆明四城區若是80年代後遷入的不算在內，至今只約有70多萬。

由此，大概原籍居民還不足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要是按在昆明落戶已傳三代的算為“老昆明人”，人口也許只有50多萬，那百分比就更低了。像我們這些“地道的老（移民）昆明人”更是成了新昆明的“少數民族”了。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三合營社區

移民中後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讀出來不少優秀和傑出的人才。其中有兩位在明清兩代雲南歷史上當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明廷內閣首輔（相當於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寧人楊一清；其次是清咸豐年間官居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只簡略介紹下當時昆明家喻戶曉，又鼎鼎大名的楊一清：

楊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漢族，原祖籍為明朝南直隸鎮江府丹徒（今屬江蘇）人，祖輩舉家遷往昆明安寧。楊一清少年時代，被稱為神童，14歲便參加鄉試，並且被推薦為翰林秀才。

明憲宗命內閣選派老師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八年進士，曾任陝西按察副使兼督學。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頭銜出任督理陝西馬政。

後又三任三邊總制。歷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為官五十餘年，官至內閣首輔，號稱“出將入相，文德武功”，才華堪與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邊疆防禦，功勳卓著。回中央任職，計除惡貫滿盈的大宦官劉瑾。常向朝廷直陳施政弊病，最終慘遭陷害，起因是張璁等人誣陷朱繼宗等入獄，並稱楊一清接受張永弟張容的錢財，為張永寫墓誌銘等要求其連坐。楊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卻被這些孺子給欺凌玩弄！”之後背部疽發而死，留遺疏，死而不瞑。明世宗於是下令對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數年後恢復楊一清官職。後贈太保，諡文襄。

楊一清的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類散文，大多為奏議，如《關中奏議》、《督府奏議》、《綸扉奏議》、《吏部獻納槁》、《吏部題稿》、《文襄石淙集》、《通家雜述》。這些著作在關切國計民生、整治邊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許多切實的建議，表現了楊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類是詩歌，其代表是《石淙詩稿》，為其門生李夢陽、康海編等。

移民中還有位耕讀傳家的後人——嚴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賢，祖上也是從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內圓通寺西側（今園通街與北門街相交之處）。

嚴清少年時代就有美名流傳於鄰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進士，中進士時年僅二十歲。後來官至吏部尚書，是明代與海瑞、邱橓齊名的三大清官。嚴清在保定任職期間，保定府因接連幾年乾旱歉收，盜賊如麻。

嚴清在境內打井抗旱，獎勵農桑，安撫流民。年成稍好時，又對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煥然一新。保定府因鄰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種負擔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慣例，保定每年都要發民到京充做苦役，頻繁的各種勞役，使百姓無法安心務農。

嚴清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廢除此項勞役，後來朝廷終於免了保定的此項苛役。在保定三年，為民請命，給當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當地百姓齊呼為“嚴清天”。

嚴清在四川為官時間較長，政績更是卓然。由於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風，所舉的政事都能結合實際、體恤民情，嚴清痛恨強宗悍吏，常對橫行霸道者嚴懲，普通百姓拍手稱快……

“嚴清”兩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嚴氏為昆明的科舉世家，其後人多為德高望重的鄉賢。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為表彰嚴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嚴清家居住的圓通寺西側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另一位是獲罪被冤自殺的開國功臣，潁國公傅友德的後人——傅宗龍。傅氏家原籍在安徽宿州，因祖輩傅友德案遭牽連，其全家子孫被貶謫到昆明，世居傅家營（在今官渡區矣六街道辦事處轄區內，據史載為明初潁川侯傅友德後裔軍囤地。到傅宗龍這一支前後幾輩已定居在現金碧路昆華醫院處）。

傅宗龍，字仲綸，自幼聰明好學，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雲南鄉試，雲南首善昆明，只有四人，傅宗龍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最前者。第二年殿試，年僅十九歲又連中第三甲第四十六名進士，全省只有八人中進士，昆明縣只有傅宗龍一人中進士。傅中進士後，歷任銅梁知縣、戶部主事、御史、貴州巡撫、順天巡撫、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等職。

傅宗龍也算明末重臣加忠臣。也許傅從小受祖上大將軍傅友德文韜武略的影響，故骨子裡較有軍事才幹，又正值明崇禎年間，關外有清兵壓境，關內是李自成攻下洛陽，殺了福王。崇禎帝只好再次取用關押在牢裡的傅宗龍，任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這時的李自成以統帥有六十萬大軍，兵鋒已至豫東，明廷搖搖欲墜。

傅宗龍以單薄的二萬兵馬出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傅軍在河南孟家莊遭到闖王重兵伏擊，力盡被俘。闖軍勸降不成，就劫持傅宗龍往項城賺城，叫城上開門放秦總督進城，傅則對著城上官軍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墮入賊手，左右皆賊耳！”攻城將領只得揮刀砍傅，被劈在地的傅還未斷氣，仍高叫：“我大臣也，死則死耳，豈能為賊賺城而緩死哉！”那幾個攻城將領怒得猛砍傅數刀而死。傅宗龍之死傳到明廷，崇禎帝嘆息不止，復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諡曰“忠壯”，蔭子錦衣世千戶，賜祭葬。

傅宗龍不但是一位精通文韜武略的明末名臣，他的書法和詩文也寫得很好，只可惜這些親筆詩文大多散失。只有留在昆明西山龍門 “達天閣”石道上有一個石室，石室的北側鐫刻有“覽海處”三字，洞的南側有李根源摹刻傅宗龍的一句詩“一徑飛紅雨，千林散綠蔭。” 該詩句意境幽美，對仗工整，頗有唐詩的韻味。

另據《明史》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詔發故徵南將軍傅友德家屬雲南安置……帝大怒，命以其家屬分發雲南、遼東”。傅友德三子天錫（大名府知府），洪武年間充軍昆明。其後代傅良弼，嘉靖間做了吏科給事中的官職。傅宗龍屬這支餘脈所傳。我

還知曉一位昆明市民叫傅學俊，他說自己也是傅友德率兵南征到雲南沾益時留下的後裔。清末民初，他們這支由沾益遷往省城，在威遠街、光華街開設“忠義祥”，經營宣威火腿。

由此，積累了一定資金，才由其爺爺輩傅潤之、傅壽之兩兄弟及其父於上世紀初在三牌坊居仁巷選址買地建“傅氏宅院”。現成為文明街片區恢復保護建築之一。他曾說：“昆明及省內其它地州也有傅氏後裔，他這支祖籍在曲靖沾益大樹屯傅氏家族至今人丁興旺。”

說到昆明城中與水有關的地名，不能不講講明代形成的洗馬河。沐英鎮守雲南開始修築昆明磚城時，就將翠湖圈入城內，註定了它成為今天人們看到的翠湖公園。那時，一條沒有正式名稱，似乎也無人關注的無名小河從翠湖（菜海子）流入滇池。

由於沐英是個極愛馬之人，有“良駒千匹“，他常讓士兵在此洗馬，並仿效漢朝名將周亞夫屯兵細柳的故事，便命人拓寬河道，種柳牧馬，以“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抒發自己的一腔豪情，演繹了一段風雲變幻的歷史。

那條無名河由此被稱作“洗馬河”，變成了一個練兵習武之地，演繹了連續約六百年那些有聲有色的武劇，至今讓人談論不休。

很多上了點歲數的昆明人都知道，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初，洗馬河還身影猶存，它從翠湖經承華圃（即雲南陸軍講武堂、省科技館、省圖書館）一帶注入大觀河後，流向滇池。今天，人們只有在今天省圖書館進大門幾米處，可以看到一小拱橋下面，還有水在流淌。據說，這就是當年洗馬河剩下的一小段痕跡。

撫今追昔，往事如煙，消失的洗馬河卻一直讓老昆明人耿耿於懷，喋喋不休地談論著，似乎成了一個永不消失的地名。

走向近代的腳步

張官營板塊上建起的回遷房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軍入關，橫掃中原大地，李自成敗退湖北九宮山遇難，張獻忠戰死四川，揚州城陷，史可法壯烈捐軀，隨之南京小朝廷覆滅。1657年（清順治十四年），南明永曆帝入滇，宗室遺民隨著他由曲靖到昆明的很多。昆明號稱滇都。不久全國形勢急劇變化，清軍乘勝南下，永曆帝敗走緬甸，南明王朝徹底覆滅。

據《滇南雜誌》中的《永曆外紀》記載：帝於順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時，隨行之眾，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緬時，官員隨行者四百餘，侍從遺民則有三千以上．失敗時，尚且如此，初入滇時，來的為數當更多了。吳三桂在雲南，以“復明”為號召，許多人都看不清楚他的狼子野心。由於當時“人心思漢”，受其矇蔽，中原人士響應入滇的很多。

需順便提一下的是：那個引起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陳圓圓，本姓邢，江蘇常州人氏，她跟隨吳三桂一路“殺”到了昆明，也可以算是一個江南移民。

清軍平吳三桂，清政府又帶入大量軍戶以及官吏與各相關家屬來昆明。其人口成分有很多漢族及少數滿族和蒙古族、回族。緊接，中國在康、雍、乾時代又進入一個富強繁盛的時期，商貿往來頻繁，全國人口迅猛增長，其綜合國力仍居世界第一。

綜上所述，那時從全國各地進入雲南的移民共有多少呢？一說至少十餘萬，一說不下二十萬，凡此種種，雖說缺乏證據，但卻形成了又一次湧進雲南的移民大潮，應該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自清王朝在雲南建立政權後，在其後二百多年的時間裡，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猶如一波波潮水湧進雲南。

清初的軍事移民來到昆明後，讓這座城市新增了最著名的當有三個地名：

一是逼死坡

1662年4月的一天在五華山西麓篦子坡旁的金禪寺（今華山西路利昆巷內），被吳三桂押解回昆明的永曆帝朱由榔和他的兒子，滿面憂戚。幾名清兵隨著吳一聲令下，不由分說就上去用弓弦將他們父子勒死。他們剛一斷氣，突然狂風大作，暴雨驟至。朱由榔被處死，標誌著南明王朝的最後滅亡。

老百姓同情永曆帝，遂按諧音改篦子坡為“逼死坡”，後清道光年間地方官員覺得對清廷的懷柔安撫政策有些不妥，又曾改名“昇平坡”。但百姓不認可，仍呼“逼死坡”。另外，清晚期在五華山東麓建有祭祀岳飛的“永寧宮”，因大致在華山東路陡坡處，故昆明人稱“永寧宮坡”。

二是洪化橋

位於今翠湖公園南畔，南起人民中路，北至翠湖南路，全長171米，南北走向。因清初，吳三桂填菜海子（即翠湖）之西造新王府，府前有洗馬河，河上有座石橋，當時此橋知名度並不高，後因吳三桂孫子吳世璠繼他爺偽皇帝位，改元“洪化”。故將平西王府改稱“洪化府”，府前的橋改為“洪化橋”，橋前甬道，也被稱作洪化巷。吳氏政權敗亡，人們討厭這個名字，便改稱“承華圃”。但出於習慣，一些平民仍叫洪化橋。

三是三牌坊

此坊原位於今威遠街、光華街交匯處的正義路主道上。此坊始建於明代，至清乾隆年間重修。坊為三孔，高二丈餘，明代南面坊上提額為“懷柔六詔”，北面為“平定百蠻”。

清道光八年（1828年），布政使王楚堂重修此坊時，將坊額南面改題為“天開雲瑞”；北面為“地靖坤維”。並請當時著名的書家呈貢人孫鑄書寫，故又稱“天開雲瑞”坊。據說“天開”一詞出自宋大理國段智祥年號（1205—1225年）。“雲瑞”則象徵吉祥，八個紅底金字意在歌頌清王朝國泰民安，吉祥寧靜。

三牌坊系當時人們對“天開雲瑞”坊的俗稱。據說，從當時南門外的金馬、碧雞坊數起，到此，正好是第三，所以叫三牌坊；又說從南門往北算起，到光華街口剛好是第三段，故稱三牌坊。此坊後至民國1916年唐繼堯執政時，唐又重修。

在清王朝268年的統治時期，本著官與民 “滿承漢習”的慣例，在昆明沿用了很多明代的地名。這一時期，隨著清政府在雲南統治機構日趨完善，省府城內各級新增設了一些衙門成為百姓直呼的地名。另外出現了營門口、錢局街、鐵局巷、巡津街等等地名，以及還有滿人聚居的旗人街（也稱滿洲巷，在今如安街一帶），其地名更具有強烈的滿族移民色彩。

另據《昆明五華區地名志》載：“蘇家塘據傳，早年此地有一水塘，群山懷抱，景色秀麗，環境清幽。清光緒七年（1881年），蘇、劉兩姓先後由南京遷此安家，劉家敗落，蘇家發跡，故名蘇家塘。”

清代昆明人才輩出，主要有：享譽當朝的“瘦馬御史”錢南園、“不求榮利”辭官回家的官渡名士王思訓、“天下第一長聯”孫髯翁、 “博學多才”陳榮昌等傑出人物。雲南昆明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獨領風騷，並閃耀過幾個亮點，如：推翻帝制時的“重九起義”和維護共和發起的“護國首義”中稱道為“護國三傑”之一的唐繼堯，以及響應孫中山護法運動的“靖國戰爭”等將士們。

張官營板塊建起的葡萄街一角

當然，各地方人口在歷史上也有幾次起伏變化。如清末，由於封建社會走到了極端腐朽落後的地步，造成列強四面威脅瓜分的局面，使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由此導致全國多處戰亂不斷，再加天災人禍使局部人口銳減。

雲南昆明也不例外，比如在（此處人口數據主要來自《雲南辭典》）：“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雲南人口約為700萬，昆明城區人口已達35～40萬；而在清咸豐、同治年間由於戰爭等因素雲南人口銳減到298萬，昆明城區人口銳減到只有10多萬人口”。不過，其中有傷亡、病死，或許還有躲避戰亂和災荒離開雲南的移民。

而到了1910年清代末期，當滇越鐵路通車後，一批精通經營之道的廣東人，他們從當地捎帶各種物產，再搭船到越南海防，採買多種“舶來品”物資後又滿載著琳琅滿目，五光十色的商品，乘火車來到昆明。

就如此幾代人常年往返謀生，大部分人開始定居昆明。可稱之為一大群從沿海來的新移民。他們多聚集於金碧路、同仁街、三市街一帶建起幾條粵式二層樓式的街道，如金碧路中段當時名曰“廣聚街”。再加上外國商人和各種身份的外籍居民不斷湧入，讓昆明人耳目一新，也把周邊的商業氛圍煽得更“火”了起來。昆明人口又有所增加。

推翻清王朝，進入民國之初後，萬象更新，為紀念辛亥革命的勝利，人們將昆明的一些老街名“改名換姓”，賦予它新的歷史意義，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熟悉昆明歷史的人都知道，如老城區內其中一條鋪著青石板的老路，貫穿昆明老城南北的幾段（三市街、南正街、馬市口）街名統稱“正義路”；清總督衙門南口東側的東院街改成“光華街”；文廟附近的“二纛街”、“三纛巷”改稱“民生街”、“民權街”；“繡衣街”取成“護國路”等等。

跨入現代的移民

二十世紀初有一例重量級的省內移民不得不提：那就是從雲南玉溪移居昆明老城區甬道街的聶氏家族。從這個家族誕生出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曲者——聶耳。

最典型的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民國時期，由於日寇入侵，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昆明這個西南邊陲城市作為一次文化與軍事南遷的重要承載地，又一次接受了大規模的移民遷徙和不同文化的大融合。

這一時期，昆明城市人口很快從十多萬膨脹到三四十萬，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中華學界精英和社會民主人士，以中央機器廠為代表的現代工業文化科技人員和一些產業工人，以美國“飛虎隊”為代表的外來文化，一時間紛至沓來，人才薈萃，齊聚昆明。

雖然這樣的狀態隨著時局的轉變不久就消失了，但這種因戰爭的不幸帶來的文化幸運，其影響卻十分深遠，讓後代的昆明人特別是文化人永世難忘。

現仍有很多領域的精英們與後人留居昆明，又讓昆明催生出許多新文化、新地名。並由此奠定了昆明現代城市文化和工業文化的堅實基礎。昆明現代城市的發育和城市精神的孕育，可以說在這裡翻開了最重要的一頁。

僅以20世紀初人們在撤除近日樓東段的城牆之地時，以這段城牆原為“昆明南面的屏障”之意，修築了長500米的“南屏街”。

抗戰一爆發，隨著大批移民湧來，南屏街陡然間變得像趕街子似的熱鬧起來，建起成片的新樓房，一時成了燈紅酒綠，洋氣十足的“小南京路”之稱。尤其是它成為昆明市第一條鋪就瀝青路面的街道。

隨之，“中央” “中國” “交通” “農業”四大銀行等20多家金融機構和鴻翔服裝店、明星理髮店、昆明大戲院、南屏大戲院（兼電影院）……以及西風咖啡店等在此密集落地，南屏街變為購物、娛樂的“天堂”，成為了昆明最熱鬧的商業大街。

今天，經過改造的南屏街也成了一條商業步行街，與它四周的三市街商業步行街和正義路、寶善街、文明新街片區、東風路等商業街道，互為呼應，四通八達，形成了昆明老城區中一個最大的商業圈。

今彩雲北路上的世紀城就建在“織布營”老村板塊位置。

抗日戰爭時期，例如，老昆明票友耳熟能詳的京劇名角關肅霜，她是一位享譽全國的滿族藝術家。原籍湖北荊州，由於京津淪陷，南京、上海成為孤島，民國政府遷都重慶，由此各地大批京劇班社不斷南下，湧入昆明，一時間，昆明也成了全國京劇藝術的中心。先後到昆明獻藝的著名京劇演員有：程硯秋、馬連良、唐韻笙……關肅霜等等。

抗戰結束，其中有不少名演員，紮根雲嶺，情繫紅土高原，極大地提升了京劇在雲南的品味，促進了京劇在雲南邊疆的發展。對新中國成立後，京劇在雲南的傳承創新，京劇在雲南形成的浪漫風格和民族品性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當中首推著名錶演藝術家關肅霜，她在眾多合作者的支持幫助下所創立的京劇“關派”表演藝術，極大的豐富了京劇旦角的表演藝術手段，把京劇旦行的演技歷史性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整個戲曲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對京劇藝術和京劇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位德藝雙馨的藝術家於1992年去世，她生前任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雲南省劇協主席、省京劇院院長。她曾今的故居在長春路興華街南口東側小巷內，巷口斜對面就是“長春劇院”。

新中國建立後，雲南和平解放。隨野戰軍而來的南下幹部，以及50年代中後期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自願組成支邊大軍，主要成分有科學技術人員、產業工人等，還有60年代前後來自北京、上海、四川等地 “接受再教育”的廣大知識青年；以及支援“三線建設”的相關人員及其家屬。這段時期陸續進入的移民給昆明的生產發展帶來了新氣象；這些移民有很多人最後在昆明落腳生根，傳宗接代。

今天，順應改革開放的大潮，市場法則引導著數以百萬計的經濟新移民湧入昆明，在昆明置業，購房定居。這是雲南昆明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外地向昆明移民。昆明市區較之舊時代，擴大了幾十倍。

為適應曠日持久的移民潮，城市建設日新月異，老昆明除了記憶，已經幾乎蕩然無存，一座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在中國的西南部出現了。

當今更有顯著特點的是：這些移民都是隨心所欲，自覺自願地來昆明落戶謀生。另其客觀原因是：由於昆明歷經七百多年的新老移民多少代的努力奮鬥，已使昆明成為最適宜居城市之一；風光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所以昆明已成為移民者擋不住的誘惑。故如今，從昆明若干個住宅新區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以及賓館酒樓和眾多企業公司，到阡陌縱橫的大街小巷，甚至鄉村小鎮都有來自全國五湖四海的老闆、商人、打工者、應聘人才，再添省內外龐大的農民工族群，還有少部分五大洲，四大洋的各色人種在昆明工作定居，繁衍後代。天南地北的方言異語、川流不息的人群，為昆明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帶來了文化的雜糅和融通，也傳承著昆明人與外來移民和諧發展的精神品質。

移民後裔的感悟與反思

我家張氏一族是昆明古代移民的後代，從明代洪武年間跟隨沐英軍籍入滇落戶昆明到現在至今已有六百多年了，傳到我這代家譜排為第二十一代。

故家族裡大多對移民問題頗感興趣，也對現代昆明數十年的移民狀況深有感觸。我印象較深的是。大概六、七年前，我和我的一個兄長聊起兒時常跟隨母親敬香拜佛的昆明北郊長蟲山鐵峰庵。

為追尋這一念想，我們弟兄選了一個晴好的早上，到長蟲山尋看鐵峰庵遺蹟是否還在？我們從龍泉路“雲南財經大學”北院過核桃箐，哪知時隔近五十多年，長蟲山南麓山體及村落、農舍、路徑早已面目全非，讓號稱“老昆明”的我們都茫然迷誤得難辨目標。只好幾次向路旁的村民打聽去鐵峰庵的路徑。

但令我弟兄意外驚奇的是：遇到所問的人開口盡是南腔北調之人，故所問非所答。難道原有村民都把房舍出租或出售給外地人？！我們只好採用蹩腳的普通話詢問：“鐵峰庵往哪裡走” ？有的答：“不知道”，有的回：“從來就沒聽說”。

我老哥們只得遺憾的望著自小就熟悉的山形輪廓位置不擇路走了兩三公里，才發現離此山較遠道路早被挖機挖斷了，遠觀半山腰原鐵峰庵處的山體已全部挖空不存。

我們此行雖無功而返，但給我弟兄們產生很多詫異和感嘆：也許“新移民”已經超過我們這些“老移民”數倍，甚至十倍以上，才出現：身在本鄉處異音的狀態。

現稍加留意，確實如此，凡你所居住的各社區鄰居，外地人居多。據近期人口統計：昆明四城區單是常住人口就約有370萬，還不計算大量流動人口。經過查閱相關資料，我估算昆明四城區若是80年代後遷入的不算在內，至今只約有70多萬。

由此，大概原籍居民還不足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要是按在昆明落戶已傳三代的算為“老昆明人”，人口也許只有50多萬，那百分比就更低了。像我們這些“地道的老（移民）昆明人”更是成了新昆明的“少數民族”了。

織布營拆遷前村裡的中和庵外景

然而，詫異之後，我又感嘆道，當代的移民腳步卻是多麼的輕鬆自如，有飛機、火車、汽車等便捷交通工具，來去進出方便自由。雖然有的還有些尷尬和辛酸，但有的生活已較幸福；有的甚至是各階層的成功人士。他們和古代悲慘的移民相比，是很幸福了。可以這麼說，今昔彼此的經歷和感受完全在地獄與天堂之間。

綜上所述，昆明的地名轉化與演變無不落下內地漢族移民與土著民族文化交融的痕跡。元朝以前都是各土著民族先後生活在這個區域，自元、明、清以後大量移民陸續世居昆明，讓這座移民城市和內地城市的地名稱謂有所不同的鐫刻下歷史、社會、人文等諸多特殊點。

各種地名是鐫刻在大地上的符號，是古今人類活動（移民）的軌跡，也是揭開某些移民之謎的“金鑰匙”和“活化石”。如，西班牙首都叫“馬德里”，意思是“媽媽快跑！”這個地名說明，古代馬德里還是片大森林，有老熊，是原生態的地名，充滿了人性的光輝。

同樣我們祖祖輩生活居住的昆明城這“昆明”一詞出自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所指的是雲南古西南夷的一支 “昆明部落”，此古老部落（可能屬於以彝族先民為主的部族）曾居於滇西洱海畔而得名。

三國時之昆明，在滇東北。《三國志·李恢傳》載：“丞相亮南征，先由越 儁，而 恢 案 道 向 建 寧，諸 縣 大 相 糾 合 ，圍 恢 軍 於昆 明 。”又據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說：“平夷縣應在今貴州普安之地。”因此，李恢進軍路線，是由黔西北前往建寧即今曲靖，中途被困於昆明，此昆明在今滇東北一帶。唐之昆明即今四川鹽源，唐武德四年置；元之昆明，為今雲南省會昆明。

另外，今麗江一帶古亦稱昆明。說明它與相連的四川、貴州和雲南保山、大理、麗江等地皆因古有“昆明族”聚居而得名。

但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南詔統治者曾將原居滇西一帶的昆明族大批群眾（省內移民）遷往拓東城，即今昆明城一帶。故隋、唐時於滇池地區置昆州，唐時又稱昆川。這為隨後以“昆明”族稱的漢譯音定城市名找到了起源的依據。

從昆明地區一些地名的身上，我們可以得悉古今滄桑變遷的密碼。翠湖東南面磨盤山上有“一丘田”，現在是省人事廳宿舍所在地，是五華山旁邊最熱鬧的地方之一，但從這個地名看，元代它還是土城北面外山上的一塊荒地，那時人們從菜海子邊經過，遠遠望見山坡上有人種了一片田地，於是稱為“一丘田”；從翠湖西行，有“蒲草田”，現在是南起人民中路，北接翠湖南路的一條巷道之名，今為十分繁華之地。

而從地名上看，元代時它還是昆明城外的荒地，因地勢低窪，生長蒲草，所以叫“蒲草田”；再西行有“潘家灣”，說明元代以前它還是西城外的一道湖灣，洗馬河、護城河經此地流入滇池草海，後來挖滇池海口，水位下降後，清初發展為村落，以潘姓居住得名潘家灣。

往南行，現在的“三合營”處有“波轉彎”，這個地名說明它是玉帶河的支流流經此處時，波浪轉彎，形成的一片河灣。其中既有民族融合又奇特有趣的是，老昆明人稱，城內有“三山、四海、六河、九坡”所謂四海，是指翠湖被兩條長堤一分為四，而稱四海。

為何雲南人所稱的海如此之小，原因是受彝族和蒙古族的語音影響。彝語稱水塘等低窪積水之地為“黑”，蒙語則稱“嗨”，混攪譯成漢語變成了“海”。彝、蒙語與漢語融合，有水則稱“海子”，水乾了則稱為“幹海子”。又如羊仙坡：南起虹山北路，北轉至昆沙路，路名有三說：一為彝語“雅西波”（長滿楊梅和酸多依的地方）。二說山路陡羊都難行，三說古代某氏命名……

被淡忘的老地名記憶，或許只有昆明老人才能回憶，而沒有見證過老昆明的年輕人有的僅是對老昆明這個概念的陌生感。對於那些熱愛昆明而又親眼目睹著這座城市在時光中不斷新老更替的人們，他們是那樣的依戀和懷想從前。

正如活著的兒女，只有他們，才會在不經意間，從心裡升騰起對已然辭世的母親的陣陣懷念。懷舊真的成了一種無法治癒的頑疾，人們紛紛在這座城市的報紙上懷念那曾經清澈的滇池，以及雨後石板上會泛光的金碧路、長春路、順城街、武成路、華山西路……以及街頭形形色色的風味小吃……這一切，都是他們曾經經歷，然而今天已然難以觸摸得到的生活。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三合營社區

移民中後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讀出來不少優秀和傑出的人才。其中有兩位在明清兩代雲南歷史上當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明廷內閣首輔（相當於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寧人楊一清；其次是清咸豐年間官居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只簡略介紹下當時昆明家喻戶曉，又鼎鼎大名的楊一清：

楊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漢族，原祖籍為明朝南直隸鎮江府丹徒（今屬江蘇）人，祖輩舉家遷往昆明安寧。楊一清少年時代，被稱為神童，14歲便參加鄉試，並且被推薦為翰林秀才。

明憲宗命內閣選派老師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八年進士，曾任陝西按察副使兼督學。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頭銜出任督理陝西馬政。

後又三任三邊總制。歷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為官五十餘年，官至內閣首輔，號稱“出將入相，文德武功”，才華堪與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邊疆防禦，功勳卓著。回中央任職，計除惡貫滿盈的大宦官劉瑾。常向朝廷直陳施政弊病，最終慘遭陷害，起因是張璁等人誣陷朱繼宗等入獄，並稱楊一清接受張永弟張容的錢財，為張永寫墓誌銘等要求其連坐。楊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卻被這些孺子給欺凌玩弄！”之後背部疽發而死，留遺疏，死而不瞑。明世宗於是下令對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數年後恢復楊一清官職。後贈太保，諡文襄。

楊一清的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類散文，大多為奏議，如《關中奏議》、《督府奏議》、《綸扉奏議》、《吏部獻納槁》、《吏部題稿》、《文襄石淙集》、《通家雜述》。這些著作在關切國計民生、整治邊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許多切實的建議，表現了楊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類是詩歌，其代表是《石淙詩稿》，為其門生李夢陽、康海編等。

移民中還有位耕讀傳家的後人——嚴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賢，祖上也是從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內圓通寺西側（今園通街與北門街相交之處）。

嚴清少年時代就有美名流傳於鄰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進士，中進士時年僅二十歲。後來官至吏部尚書，是明代與海瑞、邱橓齊名的三大清官。嚴清在保定任職期間，保定府因接連幾年乾旱歉收，盜賊如麻。

嚴清在境內打井抗旱，獎勵農桑，安撫流民。年成稍好時，又對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煥然一新。保定府因鄰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種負擔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慣例，保定每年都要發民到京充做苦役，頻繁的各種勞役，使百姓無法安心務農。

嚴清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廢除此項勞役，後來朝廷終於免了保定的此項苛役。在保定三年，為民請命，給當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當地百姓齊呼為“嚴清天”。

嚴清在四川為官時間較長，政績更是卓然。由於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風，所舉的政事都能結合實際、體恤民情，嚴清痛恨強宗悍吏，常對橫行霸道者嚴懲，普通百姓拍手稱快……

“嚴清”兩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嚴氏為昆明的科舉世家，其後人多為德高望重的鄉賢。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為表彰嚴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嚴清家居住的圓通寺西側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另一位是獲罪被冤自殺的開國功臣，潁國公傅友德的後人——傅宗龍。傅氏家原籍在安徽宿州，因祖輩傅友德案遭牽連，其全家子孫被貶謫到昆明，世居傅家營（在今官渡區矣六街道辦事處轄區內，據史載為明初潁川侯傅友德後裔軍囤地。到傅宗龍這一支前後幾輩已定居在現金碧路昆華醫院處）。

傅宗龍，字仲綸，自幼聰明好學，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雲南鄉試，雲南首善昆明，只有四人，傅宗龍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最前者。第二年殿試，年僅十九歲又連中第三甲第四十六名進士，全省只有八人中進士，昆明縣只有傅宗龍一人中進士。傅中進士後，歷任銅梁知縣、戶部主事、御史、貴州巡撫、順天巡撫、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等職。

傅宗龍也算明末重臣加忠臣。也許傅從小受祖上大將軍傅友德文韜武略的影響，故骨子裡較有軍事才幹，又正值明崇禎年間，關外有清兵壓境，關內是李自成攻下洛陽，殺了福王。崇禎帝只好再次取用關押在牢裡的傅宗龍，任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這時的李自成以統帥有六十萬大軍，兵鋒已至豫東，明廷搖搖欲墜。

傅宗龍以單薄的二萬兵馬出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傅軍在河南孟家莊遭到闖王重兵伏擊，力盡被俘。闖軍勸降不成，就劫持傅宗龍往項城賺城，叫城上開門放秦總督進城，傅則對著城上官軍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墮入賊手，左右皆賊耳！”攻城將領只得揮刀砍傅，被劈在地的傅還未斷氣，仍高叫：“我大臣也，死則死耳，豈能為賊賺城而緩死哉！”那幾個攻城將領怒得猛砍傅數刀而死。傅宗龍之死傳到明廷，崇禎帝嘆息不止，復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諡曰“忠壯”，蔭子錦衣世千戶，賜祭葬。

傅宗龍不但是一位精通文韜武略的明末名臣，他的書法和詩文也寫得很好，只可惜這些親筆詩文大多散失。只有留在昆明西山龍門 “達天閣”石道上有一個石室，石室的北側鐫刻有“覽海處”三字，洞的南側有李根源摹刻傅宗龍的一句詩“一徑飛紅雨，千林散綠蔭。” 該詩句意境幽美，對仗工整，頗有唐詩的韻味。

另據《明史》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詔發故徵南將軍傅友德家屬雲南安置……帝大怒，命以其家屬分發雲南、遼東”。傅友德三子天錫（大名府知府），洪武年間充軍昆明。其後代傅良弼，嘉靖間做了吏科給事中的官職。傅宗龍屬這支餘脈所傳。我

還知曉一位昆明市民叫傅學俊，他說自己也是傅友德率兵南征到雲南沾益時留下的後裔。清末民初，他們這支由沾益遷往省城，在威遠街、光華街開設“忠義祥”，經營宣威火腿。

由此，積累了一定資金，才由其爺爺輩傅潤之、傅壽之兩兄弟及其父於上世紀初在三牌坊居仁巷選址買地建“傅氏宅院”。現成為文明街片區恢復保護建築之一。他曾說：“昆明及省內其它地州也有傅氏後裔，他這支祖籍在曲靖沾益大樹屯傅氏家族至今人丁興旺。”

說到昆明城中與水有關的地名，不能不講講明代形成的洗馬河。沐英鎮守雲南開始修築昆明磚城時，就將翠湖圈入城內，註定了它成為今天人們看到的翠湖公園。那時，一條沒有正式名稱，似乎也無人關注的無名小河從翠湖（菜海子）流入滇池。

由於沐英是個極愛馬之人，有“良駒千匹“，他常讓士兵在此洗馬，並仿效漢朝名將周亞夫屯兵細柳的故事，便命人拓寬河道，種柳牧馬，以“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抒發自己的一腔豪情，演繹了一段風雲變幻的歷史。

那條無名河由此被稱作“洗馬河”，變成了一個練兵習武之地，演繹了連續約六百年那些有聲有色的武劇，至今讓人談論不休。

很多上了點歲數的昆明人都知道，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初，洗馬河還身影猶存，它從翠湖經承華圃（即雲南陸軍講武堂、省科技館、省圖書館）一帶注入大觀河後，流向滇池。今天，人們只有在今天省圖書館進大門幾米處，可以看到一小拱橋下面，還有水在流淌。據說，這就是當年洗馬河剩下的一小段痕跡。

撫今追昔，往事如煙，消失的洗馬河卻一直讓老昆明人耿耿於懷，喋喋不休地談論著，似乎成了一個永不消失的地名。

走向近代的腳步

張官營板塊上建起的回遷房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軍入關，橫掃中原大地，李自成敗退湖北九宮山遇難，張獻忠戰死四川，揚州城陷，史可法壯烈捐軀，隨之南京小朝廷覆滅。1657年（清順治十四年），南明永曆帝入滇，宗室遺民隨著他由曲靖到昆明的很多。昆明號稱滇都。不久全國形勢急劇變化，清軍乘勝南下，永曆帝敗走緬甸，南明王朝徹底覆滅。

據《滇南雜誌》中的《永曆外紀》記載：帝於順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時，隨行之眾，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緬時，官員隨行者四百餘，侍從遺民則有三千以上．失敗時，尚且如此，初入滇時，來的為數當更多了。吳三桂在雲南，以“復明”為號召，許多人都看不清楚他的狼子野心。由於當時“人心思漢”，受其矇蔽，中原人士響應入滇的很多。

需順便提一下的是：那個引起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陳圓圓，本姓邢，江蘇常州人氏，她跟隨吳三桂一路“殺”到了昆明，也可以算是一個江南移民。

清軍平吳三桂，清政府又帶入大量軍戶以及官吏與各相關家屬來昆明。其人口成分有很多漢族及少數滿族和蒙古族、回族。緊接，中國在康、雍、乾時代又進入一個富強繁盛的時期，商貿往來頻繁，全國人口迅猛增長，其綜合國力仍居世界第一。

綜上所述，那時從全國各地進入雲南的移民共有多少呢？一說至少十餘萬，一說不下二十萬，凡此種種，雖說缺乏證據，但卻形成了又一次湧進雲南的移民大潮，應該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自清王朝在雲南建立政權後，在其後二百多年的時間裡，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猶如一波波潮水湧進雲南。

清初的軍事移民來到昆明後，讓這座城市新增了最著名的當有三個地名：

一是逼死坡

1662年4月的一天在五華山西麓篦子坡旁的金禪寺（今華山西路利昆巷內），被吳三桂押解回昆明的永曆帝朱由榔和他的兒子，滿面憂戚。幾名清兵隨著吳一聲令下，不由分說就上去用弓弦將他們父子勒死。他們剛一斷氣，突然狂風大作，暴雨驟至。朱由榔被處死，標誌著南明王朝的最後滅亡。

老百姓同情永曆帝，遂按諧音改篦子坡為“逼死坡”，後清道光年間地方官員覺得對清廷的懷柔安撫政策有些不妥，又曾改名“昇平坡”。但百姓不認可，仍呼“逼死坡”。另外，清晚期在五華山東麓建有祭祀岳飛的“永寧宮”，因大致在華山東路陡坡處，故昆明人稱“永寧宮坡”。

二是洪化橋

位於今翠湖公園南畔，南起人民中路，北至翠湖南路，全長171米，南北走向。因清初，吳三桂填菜海子（即翠湖）之西造新王府，府前有洗馬河，河上有座石橋，當時此橋知名度並不高，後因吳三桂孫子吳世璠繼他爺偽皇帝位，改元“洪化”。故將平西王府改稱“洪化府”，府前的橋改為“洪化橋”，橋前甬道，也被稱作洪化巷。吳氏政權敗亡，人們討厭這個名字，便改稱“承華圃”。但出於習慣，一些平民仍叫洪化橋。

三是三牌坊

此坊原位於今威遠街、光華街交匯處的正義路主道上。此坊始建於明代，至清乾隆年間重修。坊為三孔，高二丈餘，明代南面坊上提額為“懷柔六詔”，北面為“平定百蠻”。

清道光八年（1828年），布政使王楚堂重修此坊時，將坊額南面改題為“天開雲瑞”；北面為“地靖坤維”。並請當時著名的書家呈貢人孫鑄書寫，故又稱“天開雲瑞”坊。據說“天開”一詞出自宋大理國段智祥年號（1205—1225年）。“雲瑞”則象徵吉祥，八個紅底金字意在歌頌清王朝國泰民安，吉祥寧靜。

三牌坊系當時人們對“天開雲瑞”坊的俗稱。據說，從當時南門外的金馬、碧雞坊數起，到此，正好是第三，所以叫三牌坊；又說從南門往北算起，到光華街口剛好是第三段，故稱三牌坊。此坊後至民國1916年唐繼堯執政時，唐又重修。

在清王朝268年的統治時期，本著官與民 “滿承漢習”的慣例，在昆明沿用了很多明代的地名。這一時期，隨著清政府在雲南統治機構日趨完善，省府城內各級新增設了一些衙門成為百姓直呼的地名。另外出現了營門口、錢局街、鐵局巷、巡津街等等地名，以及還有滿人聚居的旗人街（也稱滿洲巷，在今如安街一帶），其地名更具有強烈的滿族移民色彩。

另據《昆明五華區地名志》載：“蘇家塘據傳，早年此地有一水塘，群山懷抱，景色秀麗，環境清幽。清光緒七年（1881年），蘇、劉兩姓先後由南京遷此安家，劉家敗落，蘇家發跡，故名蘇家塘。”

清代昆明人才輩出，主要有：享譽當朝的“瘦馬御史”錢南園、“不求榮利”辭官回家的官渡名士王思訓、“天下第一長聯”孫髯翁、 “博學多才”陳榮昌等傑出人物。雲南昆明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獨領風騷，並閃耀過幾個亮點，如：推翻帝制時的“重九起義”和維護共和發起的“護國首義”中稱道為“護國三傑”之一的唐繼堯，以及響應孫中山護法運動的“靖國戰爭”等將士們。

張官營板塊建起的葡萄街一角

當然，各地方人口在歷史上也有幾次起伏變化。如清末，由於封建社會走到了極端腐朽落後的地步，造成列強四面威脅瓜分的局面，使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由此導致全國多處戰亂不斷，再加天災人禍使局部人口銳減。

雲南昆明也不例外，比如在（此處人口數據主要來自《雲南辭典》）：“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雲南人口約為700萬，昆明城區人口已達35～40萬；而在清咸豐、同治年間由於戰爭等因素雲南人口銳減到298萬，昆明城區人口銳減到只有10多萬人口”。不過，其中有傷亡、病死，或許還有躲避戰亂和災荒離開雲南的移民。

而到了1910年清代末期，當滇越鐵路通車後，一批精通經營之道的廣東人，他們從當地捎帶各種物產，再搭船到越南海防，採買多種“舶來品”物資後又滿載著琳琅滿目，五光十色的商品，乘火車來到昆明。

就如此幾代人常年往返謀生，大部分人開始定居昆明。可稱之為一大群從沿海來的新移民。他們多聚集於金碧路、同仁街、三市街一帶建起幾條粵式二層樓式的街道，如金碧路中段當時名曰“廣聚街”。再加上外國商人和各種身份的外籍居民不斷湧入，讓昆明人耳目一新，也把周邊的商業氛圍煽得更“火”了起來。昆明人口又有所增加。

推翻清王朝，進入民國之初後，萬象更新，為紀念辛亥革命的勝利，人們將昆明的一些老街名“改名換姓”，賦予它新的歷史意義，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熟悉昆明歷史的人都知道，如老城區內其中一條鋪著青石板的老路，貫穿昆明老城南北的幾段（三市街、南正街、馬市口）街名統稱“正義路”；清總督衙門南口東側的東院街改成“光華街”；文廟附近的“二纛街”、“三纛巷”改稱“民生街”、“民權街”；“繡衣街”取成“護國路”等等。

跨入現代的移民

二十世紀初有一例重量級的省內移民不得不提：那就是從雲南玉溪移居昆明老城區甬道街的聶氏家族。從這個家族誕生出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曲者——聶耳。

最典型的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民國時期，由於日寇入侵，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昆明這個西南邊陲城市作為一次文化與軍事南遷的重要承載地，又一次接受了大規模的移民遷徙和不同文化的大融合。

這一時期，昆明城市人口很快從十多萬膨脹到三四十萬，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中華學界精英和社會民主人士，以中央機器廠為代表的現代工業文化科技人員和一些產業工人，以美國“飛虎隊”為代表的外來文化，一時間紛至沓來，人才薈萃，齊聚昆明。

雖然這樣的狀態隨著時局的轉變不久就消失了，但這種因戰爭的不幸帶來的文化幸運，其影響卻十分深遠，讓後代的昆明人特別是文化人永世難忘。

現仍有很多領域的精英們與後人留居昆明，又讓昆明催生出許多新文化、新地名。並由此奠定了昆明現代城市文化和工業文化的堅實基礎。昆明現代城市的發育和城市精神的孕育，可以說在這裡翻開了最重要的一頁。

僅以20世紀初人們在撤除近日樓東段的城牆之地時，以這段城牆原為“昆明南面的屏障”之意，修築了長500米的“南屏街”。

抗戰一爆發，隨著大批移民湧來，南屏街陡然間變得像趕街子似的熱鬧起來，建起成片的新樓房，一時成了燈紅酒綠，洋氣十足的“小南京路”之稱。尤其是它成為昆明市第一條鋪就瀝青路面的街道。

隨之，“中央” “中國” “交通” “農業”四大銀行等20多家金融機構和鴻翔服裝店、明星理髮店、昆明大戲院、南屏大戲院（兼電影院）……以及西風咖啡店等在此密集落地，南屏街變為購物、娛樂的“天堂”，成為了昆明最熱鬧的商業大街。

今天，經過改造的南屏街也成了一條商業步行街，與它四周的三市街商業步行街和正義路、寶善街、文明新街片區、東風路等商業街道，互為呼應，四通八達，形成了昆明老城區中一個最大的商業圈。

今彩雲北路上的世紀城就建在“織布營”老村板塊位置。

抗日戰爭時期，例如，老昆明票友耳熟能詳的京劇名角關肅霜，她是一位享譽全國的滿族藝術家。原籍湖北荊州，由於京津淪陷，南京、上海成為孤島，民國政府遷都重慶，由此各地大批京劇班社不斷南下，湧入昆明，一時間，昆明也成了全國京劇藝術的中心。先後到昆明獻藝的著名京劇演員有：程硯秋、馬連良、唐韻笙……關肅霜等等。

抗戰結束，其中有不少名演員，紮根雲嶺，情繫紅土高原，極大地提升了京劇在雲南的品味，促進了京劇在雲南邊疆的發展。對新中國成立後，京劇在雲南的傳承創新，京劇在雲南形成的浪漫風格和民族品性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當中首推著名錶演藝術家關肅霜，她在眾多合作者的支持幫助下所創立的京劇“關派”表演藝術，極大的豐富了京劇旦角的表演藝術手段，把京劇旦行的演技歷史性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整個戲曲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對京劇藝術和京劇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位德藝雙馨的藝術家於1992年去世，她生前任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雲南省劇協主席、省京劇院院長。她曾今的故居在長春路興華街南口東側小巷內，巷口斜對面就是“長春劇院”。

新中國建立後，雲南和平解放。隨野戰軍而來的南下幹部，以及50年代中後期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自願組成支邊大軍，主要成分有科學技術人員、產業工人等，還有60年代前後來自北京、上海、四川等地 “接受再教育”的廣大知識青年；以及支援“三線建設”的相關人員及其家屬。這段時期陸續進入的移民給昆明的生產發展帶來了新氣象；這些移民有很多人最後在昆明落腳生根，傳宗接代。

今天，順應改革開放的大潮，市場法則引導著數以百萬計的經濟新移民湧入昆明，在昆明置業，購房定居。這是雲南昆明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外地向昆明移民。昆明市區較之舊時代，擴大了幾十倍。

為適應曠日持久的移民潮，城市建設日新月異，老昆明除了記憶，已經幾乎蕩然無存，一座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在中國的西南部出現了。

當今更有顯著特點的是：這些移民都是隨心所欲，自覺自願地來昆明落戶謀生。另其客觀原因是：由於昆明歷經七百多年的新老移民多少代的努力奮鬥，已使昆明成為最適宜居城市之一；風光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所以昆明已成為移民者擋不住的誘惑。故如今，從昆明若干個住宅新區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以及賓館酒樓和眾多企業公司，到阡陌縱橫的大街小巷，甚至鄉村小鎮都有來自全國五湖四海的老闆、商人、打工者、應聘人才，再添省內外龐大的農民工族群，還有少部分五大洲，四大洋的各色人種在昆明工作定居，繁衍後代。天南地北的方言異語、川流不息的人群，為昆明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帶來了文化的雜糅和融通，也傳承著昆明人與外來移民和諧發展的精神品質。

移民後裔的感悟與反思

我家張氏一族是昆明古代移民的後代，從明代洪武年間跟隨沐英軍籍入滇落戶昆明到現在至今已有六百多年了，傳到我這代家譜排為第二十一代。

故家族裡大多對移民問題頗感興趣，也對現代昆明數十年的移民狀況深有感觸。我印象較深的是。大概六、七年前，我和我的一個兄長聊起兒時常跟隨母親敬香拜佛的昆明北郊長蟲山鐵峰庵。

為追尋這一念想，我們弟兄選了一個晴好的早上，到長蟲山尋看鐵峰庵遺蹟是否還在？我們從龍泉路“雲南財經大學”北院過核桃箐，哪知時隔近五十多年，長蟲山南麓山體及村落、農舍、路徑早已面目全非，讓號稱“老昆明”的我們都茫然迷誤得難辨目標。只好幾次向路旁的村民打聽去鐵峰庵的路徑。

但令我弟兄意外驚奇的是：遇到所問的人開口盡是南腔北調之人，故所問非所答。難道原有村民都把房舍出租或出售給外地人？！我們只好採用蹩腳的普通話詢問：“鐵峰庵往哪裡走” ？有的答：“不知道”，有的回：“從來就沒聽說”。

我老哥們只得遺憾的望著自小就熟悉的山形輪廓位置不擇路走了兩三公里，才發現離此山較遠道路早被挖機挖斷了，遠觀半山腰原鐵峰庵處的山體已全部挖空不存。

我們此行雖無功而返，但給我弟兄們產生很多詫異和感嘆：也許“新移民”已經超過我們這些“老移民”數倍，甚至十倍以上，才出現：身在本鄉處異音的狀態。

現稍加留意，確實如此，凡你所居住的各社區鄰居，外地人居多。據近期人口統計：昆明四城區單是常住人口就約有370萬，還不計算大量流動人口。經過查閱相關資料，我估算昆明四城區若是80年代後遷入的不算在內，至今只約有70多萬。

由此，大概原籍居民還不足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要是按在昆明落戶已傳三代的算為“老昆明人”，人口也許只有50多萬，那百分比就更低了。像我們這些“地道的老（移民）昆明人”更是成了新昆明的“少數民族”了。

織布營拆遷前村裡的中和庵外景

然而，詫異之後，我又感嘆道，當代的移民腳步卻是多麼的輕鬆自如，有飛機、火車、汽車等便捷交通工具，來去進出方便自由。雖然有的還有些尷尬和辛酸，但有的生活已較幸福；有的甚至是各階層的成功人士。他們和古代悲慘的移民相比，是很幸福了。可以這麼說，今昔彼此的經歷和感受完全在地獄與天堂之間。

綜上所述，昆明的地名轉化與演變無不落下內地漢族移民與土著民族文化交融的痕跡。元朝以前都是各土著民族先後生活在這個區域，自元、明、清以後大量移民陸續世居昆明，讓這座移民城市和內地城市的地名稱謂有所不同的鐫刻下歷史、社會、人文等諸多特殊點。

各種地名是鐫刻在大地上的符號，是古今人類活動（移民）的軌跡，也是揭開某些移民之謎的“金鑰匙”和“活化石”。如，西班牙首都叫“馬德里”，意思是“媽媽快跑！”這個地名說明，古代馬德里還是片大森林，有老熊，是原生態的地名，充滿了人性的光輝。

同樣我們祖祖輩生活居住的昆明城這“昆明”一詞出自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所指的是雲南古西南夷的一支 “昆明部落”，此古老部落（可能屬於以彝族先民為主的部族）曾居於滇西洱海畔而得名。

三國時之昆明，在滇東北。《三國志·李恢傳》載：“丞相亮南征，先由越 儁，而 恢 案 道 向 建 寧，諸 縣 大 相 糾 合 ，圍 恢 軍 於昆 明 。”又據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說：“平夷縣應在今貴州普安之地。”因此，李恢進軍路線，是由黔西北前往建寧即今曲靖，中途被困於昆明，此昆明在今滇東北一帶。唐之昆明即今四川鹽源，唐武德四年置；元之昆明，為今雲南省會昆明。

另外，今麗江一帶古亦稱昆明。說明它與相連的四川、貴州和雲南保山、大理、麗江等地皆因古有“昆明族”聚居而得名。

但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南詔統治者曾將原居滇西一帶的昆明族大批群眾（省內移民）遷往拓東城，即今昆明城一帶。故隋、唐時於滇池地區置昆州，唐時又稱昆川。這為隨後以“昆明”族稱的漢譯音定城市名找到了起源的依據。

從昆明地區一些地名的身上，我們可以得悉古今滄桑變遷的密碼。翠湖東南面磨盤山上有“一丘田”，現在是省人事廳宿舍所在地，是五華山旁邊最熱鬧的地方之一，但從這個地名看，元代它還是土城北面外山上的一塊荒地，那時人們從菜海子邊經過，遠遠望見山坡上有人種了一片田地，於是稱為“一丘田”；從翠湖西行，有“蒲草田”，現在是南起人民中路，北接翠湖南路的一條巷道之名，今為十分繁華之地。

而從地名上看，元代時它還是昆明城外的荒地，因地勢低窪，生長蒲草，所以叫“蒲草田”；再西行有“潘家灣”，說明元代以前它還是西城外的一道湖灣，洗馬河、護城河經此地流入滇池草海，後來挖滇池海口，水位下降後，清初發展為村落，以潘姓居住得名潘家灣。

往南行，現在的“三合營”處有“波轉彎”，這個地名說明它是玉帶河的支流流經此處時，波浪轉彎，形成的一片河灣。其中既有民族融合又奇特有趣的是，老昆明人稱，城內有“三山、四海、六河、九坡”所謂四海，是指翠湖被兩條長堤一分為四，而稱四海。

為何雲南人所稱的海如此之小，原因是受彝族和蒙古族的語音影響。彝語稱水塘等低窪積水之地為“黑”，蒙語則稱“嗨”，混攪譯成漢語變成了“海”。彝、蒙語與漢語融合，有水則稱“海子”，水乾了則稱為“幹海子”。又如羊仙坡：南起虹山北路，北轉至昆沙路，路名有三說：一為彝語“雅西波”（長滿楊梅和酸多依的地方）。二說山路陡羊都難行，三說古代某氏命名……

被淡忘的老地名記憶，或許只有昆明老人才能回憶，而沒有見證過老昆明的年輕人有的僅是對老昆明這個概念的陌生感。對於那些熱愛昆明而又親眼目睹著這座城市在時光中不斷新老更替的人們，他們是那樣的依戀和懷想從前。

正如活著的兒女，只有他們，才會在不經意間，從心裡升騰起對已然辭世的母親的陣陣懷念。懷舊真的成了一種無法治癒的頑疾，人們紛紛在這座城市的報紙上懷念那曾經清澈的滇池，以及雨後石板上會泛光的金碧路、長春路、順城街、武成路、華山西路……以及街頭形形色色的風味小吃……這一切，都是他們曾經經歷，然而今天已然難以觸摸得到的生活。

昆明地區的古代文化是在不斷移民和不斷接納外來文化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因而具有易於接納吸收外來文化的特徵。

早在戰國時期昆明地區就有楚人建立的滇王國，西漢時成為益州轄區，唐代南詔國在此建立東都拓東城，元代為雲南行省的首府，在此過程中不斷有移民進入昆明，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相繼進入昆明。

明代，朱元璋向雲南大量移民，據說移入昆明及附近地區的就有30多萬人，極大地影響了昆明地區的文化面貌，使之具有更多的不同文化特徵。例如在飲食上，滇菜是八方風味的匯聚，包含了多種菜系的風味。

這種吸納外來文化的特徵體現於昆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各個方面，從建築到繪畫藝術，從語言到詩歌，從音樂舞蹈到節日慶典，從婚喪嫁娶和喪葬習俗，無不表現出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使多元文化和諧共生。這成為確定昆明旅遊圈總體規劃主題思想的重要依據。

昆明是歷史文化名城，令人遺憾的是，大多數市民對昆明的歷史卻知之甚少，地名成了這個城市目前僅存的有關歷史的“活化石”。比如現在的“人民中路”過去是由武成路、文廟橫街、長春路等街、路組成（它們的背後還隱藏著更古的名稱）。

當今的年輕人就連消失不久的都含糊不清了，甚至完全不知道。只有上點年紀的老昆明人還是習慣按原地名分段稱呼。等老一輩都不在世了，這對後人研究昆明的地名所隱藏的歷史人文內涵將會帶來很多麻煩和障礙，這對承前啟後的昆明人影響是很大的。

我認為，各級政府有關部門應儘量不要亂改街名、地名，因為老街地名延續了移民和土著民的歷史文化和城市特色，要保持地名的穩定性並宣傳標準地名。其實保護老地名，並不是無病呻吟，也非發鄉土幽情。

昆明融合了移民與土著民極為豐富的人文歷史的痕跡，有一些老街巷及古建築雖然已不在了，但是老地名仍在喚醒人們去珍視這座移民城市的記憶。

我感覺昆明從元、明、清至今近八百年大規模移民史，移民的腳步促使了：

道路暢通無阻，城鄉成長迅速。

地名方興未艾，活力繼往開來。

人口合理搭配，民族和諧發展。

姓氏中華全佔，名人群星燦爛。

我認為中國自古到今移民的重要意義是：促進了中華民族大融合，有利於國家統一，推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有利於國內人口合理配置，以及各族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推動各族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利於祖國對邊疆地區的開發，推動中國古代和現代經濟能夠均衡的發展。

我相信人們都知道：地球上只要有人類生存，移民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息，更不會終止。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三合營社區

移民中後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讀出來不少優秀和傑出的人才。其中有兩位在明清兩代雲南歷史上當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明廷內閣首輔（相當於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寧人楊一清；其次是清咸豐年間官居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只簡略介紹下當時昆明家喻戶曉，又鼎鼎大名的楊一清：

楊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漢族，原祖籍為明朝南直隸鎮江府丹徒（今屬江蘇）人，祖輩舉家遷往昆明安寧。楊一清少年時代，被稱為神童，14歲便參加鄉試，並且被推薦為翰林秀才。

明憲宗命內閣選派老師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八年進士，曾任陝西按察副使兼督學。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頭銜出任督理陝西馬政。

後又三任三邊總制。歷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為官五十餘年，官至內閣首輔，號稱“出將入相，文德武功”，才華堪與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邊疆防禦，功勳卓著。回中央任職，計除惡貫滿盈的大宦官劉瑾。常向朝廷直陳施政弊病，最終慘遭陷害，起因是張璁等人誣陷朱繼宗等入獄，並稱楊一清接受張永弟張容的錢財，為張永寫墓誌銘等要求其連坐。楊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卻被這些孺子給欺凌玩弄！”之後背部疽發而死，留遺疏，死而不瞑。明世宗於是下令對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數年後恢復楊一清官職。後贈太保，諡文襄。

楊一清的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類散文，大多為奏議，如《關中奏議》、《督府奏議》、《綸扉奏議》、《吏部獻納槁》、《吏部題稿》、《文襄石淙集》、《通家雜述》。這些著作在關切國計民生、整治邊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許多切實的建議，表現了楊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類是詩歌，其代表是《石淙詩稿》，為其門生李夢陽、康海編等。

移民中還有位耕讀傳家的後人——嚴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賢，祖上也是從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內圓通寺西側（今園通街與北門街相交之處）。

嚴清少年時代就有美名流傳於鄰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進士，中進士時年僅二十歲。後來官至吏部尚書，是明代與海瑞、邱橓齊名的三大清官。嚴清在保定任職期間，保定府因接連幾年乾旱歉收，盜賊如麻。

嚴清在境內打井抗旱，獎勵農桑，安撫流民。年成稍好時，又對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煥然一新。保定府因鄰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種負擔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慣例，保定每年都要發民到京充做苦役，頻繁的各種勞役，使百姓無法安心務農。

嚴清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廢除此項勞役，後來朝廷終於免了保定的此項苛役。在保定三年，為民請命，給當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當地百姓齊呼為“嚴清天”。

嚴清在四川為官時間較長，政績更是卓然。由於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風，所舉的政事都能結合實際、體恤民情，嚴清痛恨強宗悍吏，常對橫行霸道者嚴懲，普通百姓拍手稱快……

“嚴清”兩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嚴氏為昆明的科舉世家，其後人多為德高望重的鄉賢。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為表彰嚴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嚴清家居住的圓通寺西側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另一位是獲罪被冤自殺的開國功臣，潁國公傅友德的後人——傅宗龍。傅氏家原籍在安徽宿州，因祖輩傅友德案遭牽連，其全家子孫被貶謫到昆明，世居傅家營（在今官渡區矣六街道辦事處轄區內，據史載為明初潁川侯傅友德後裔軍囤地。到傅宗龍這一支前後幾輩已定居在現金碧路昆華醫院處）。

傅宗龍，字仲綸，自幼聰明好學，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雲南鄉試，雲南首善昆明，只有四人，傅宗龍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最前者。第二年殿試，年僅十九歲又連中第三甲第四十六名進士，全省只有八人中進士，昆明縣只有傅宗龍一人中進士。傅中進士後，歷任銅梁知縣、戶部主事、御史、貴州巡撫、順天巡撫、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等職。

傅宗龍也算明末重臣加忠臣。也許傅從小受祖上大將軍傅友德文韜武略的影響，故骨子裡較有軍事才幹，又正值明崇禎年間，關外有清兵壓境，關內是李自成攻下洛陽，殺了福王。崇禎帝只好再次取用關押在牢裡的傅宗龍，任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這時的李自成以統帥有六十萬大軍，兵鋒已至豫東，明廷搖搖欲墜。

傅宗龍以單薄的二萬兵馬出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傅軍在河南孟家莊遭到闖王重兵伏擊，力盡被俘。闖軍勸降不成，就劫持傅宗龍往項城賺城，叫城上開門放秦總督進城，傅則對著城上官軍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墮入賊手，左右皆賊耳！”攻城將領只得揮刀砍傅，被劈在地的傅還未斷氣，仍高叫：“我大臣也，死則死耳，豈能為賊賺城而緩死哉！”那幾個攻城將領怒得猛砍傅數刀而死。傅宗龍之死傳到明廷，崇禎帝嘆息不止，復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諡曰“忠壯”，蔭子錦衣世千戶，賜祭葬。

傅宗龍不但是一位精通文韜武略的明末名臣，他的書法和詩文也寫得很好，只可惜這些親筆詩文大多散失。只有留在昆明西山龍門 “達天閣”石道上有一個石室，石室的北側鐫刻有“覽海處”三字，洞的南側有李根源摹刻傅宗龍的一句詩“一徑飛紅雨，千林散綠蔭。” 該詩句意境幽美，對仗工整，頗有唐詩的韻味。

另據《明史》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詔發故徵南將軍傅友德家屬雲南安置……帝大怒，命以其家屬分發雲南、遼東”。傅友德三子天錫（大名府知府），洪武年間充軍昆明。其後代傅良弼，嘉靖間做了吏科給事中的官職。傅宗龍屬這支餘脈所傳。我

還知曉一位昆明市民叫傅學俊，他說自己也是傅友德率兵南征到雲南沾益時留下的後裔。清末民初，他們這支由沾益遷往省城，在威遠街、光華街開設“忠義祥”，經營宣威火腿。

由此，積累了一定資金，才由其爺爺輩傅潤之、傅壽之兩兄弟及其父於上世紀初在三牌坊居仁巷選址買地建“傅氏宅院”。現成為文明街片區恢復保護建築之一。他曾說：“昆明及省內其它地州也有傅氏後裔，他這支祖籍在曲靖沾益大樹屯傅氏家族至今人丁興旺。”

說到昆明城中與水有關的地名，不能不講講明代形成的洗馬河。沐英鎮守雲南開始修築昆明磚城時，就將翠湖圈入城內，註定了它成為今天人們看到的翠湖公園。那時，一條沒有正式名稱，似乎也無人關注的無名小河從翠湖（菜海子）流入滇池。

由於沐英是個極愛馬之人，有“良駒千匹“，他常讓士兵在此洗馬，並仿效漢朝名將周亞夫屯兵細柳的故事，便命人拓寬河道，種柳牧馬，以“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抒發自己的一腔豪情，演繹了一段風雲變幻的歷史。

那條無名河由此被稱作“洗馬河”，變成了一個練兵習武之地，演繹了連續約六百年那些有聲有色的武劇，至今讓人談論不休。

很多上了點歲數的昆明人都知道，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初，洗馬河還身影猶存，它從翠湖經承華圃（即雲南陸軍講武堂、省科技館、省圖書館）一帶注入大觀河後，流向滇池。今天，人們只有在今天省圖書館進大門幾米處，可以看到一小拱橋下面，還有水在流淌。據說，這就是當年洗馬河剩下的一小段痕跡。

撫今追昔，往事如煙，消失的洗馬河卻一直讓老昆明人耿耿於懷，喋喋不休地談論著，似乎成了一個永不消失的地名。

走向近代的腳步

張官營板塊上建起的回遷房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軍入關，橫掃中原大地，李自成敗退湖北九宮山遇難，張獻忠戰死四川，揚州城陷，史可法壯烈捐軀，隨之南京小朝廷覆滅。1657年（清順治十四年），南明永曆帝入滇，宗室遺民隨著他由曲靖到昆明的很多。昆明號稱滇都。不久全國形勢急劇變化，清軍乘勝南下，永曆帝敗走緬甸，南明王朝徹底覆滅。

據《滇南雜誌》中的《永曆外紀》記載：帝於順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時，隨行之眾，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緬時，官員隨行者四百餘，侍從遺民則有三千以上．失敗時，尚且如此，初入滇時，來的為數當更多了。吳三桂在雲南，以“復明”為號召，許多人都看不清楚他的狼子野心。由於當時“人心思漢”，受其矇蔽，中原人士響應入滇的很多。

需順便提一下的是：那個引起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陳圓圓，本姓邢，江蘇常州人氏，她跟隨吳三桂一路“殺”到了昆明，也可以算是一個江南移民。

清軍平吳三桂，清政府又帶入大量軍戶以及官吏與各相關家屬來昆明。其人口成分有很多漢族及少數滿族和蒙古族、回族。緊接，中國在康、雍、乾時代又進入一個富強繁盛的時期，商貿往來頻繁，全國人口迅猛增長，其綜合國力仍居世界第一。

綜上所述，那時從全國各地進入雲南的移民共有多少呢？一說至少十餘萬，一說不下二十萬，凡此種種，雖說缺乏證據，但卻形成了又一次湧進雲南的移民大潮，應該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自清王朝在雲南建立政權後，在其後二百多年的時間裡，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猶如一波波潮水湧進雲南。

清初的軍事移民來到昆明後，讓這座城市新增了最著名的當有三個地名：

一是逼死坡

1662年4月的一天在五華山西麓篦子坡旁的金禪寺（今華山西路利昆巷內），被吳三桂押解回昆明的永曆帝朱由榔和他的兒子，滿面憂戚。幾名清兵隨著吳一聲令下，不由分說就上去用弓弦將他們父子勒死。他們剛一斷氣，突然狂風大作，暴雨驟至。朱由榔被處死，標誌著南明王朝的最後滅亡。

老百姓同情永曆帝，遂按諧音改篦子坡為“逼死坡”，後清道光年間地方官員覺得對清廷的懷柔安撫政策有些不妥，又曾改名“昇平坡”。但百姓不認可，仍呼“逼死坡”。另外，清晚期在五華山東麓建有祭祀岳飛的“永寧宮”，因大致在華山東路陡坡處，故昆明人稱“永寧宮坡”。

二是洪化橋

位於今翠湖公園南畔，南起人民中路，北至翠湖南路，全長171米，南北走向。因清初，吳三桂填菜海子（即翠湖）之西造新王府，府前有洗馬河，河上有座石橋，當時此橋知名度並不高，後因吳三桂孫子吳世璠繼他爺偽皇帝位，改元“洪化”。故將平西王府改稱“洪化府”，府前的橋改為“洪化橋”，橋前甬道，也被稱作洪化巷。吳氏政權敗亡，人們討厭這個名字，便改稱“承華圃”。但出於習慣，一些平民仍叫洪化橋。

三是三牌坊

此坊原位於今威遠街、光華街交匯處的正義路主道上。此坊始建於明代，至清乾隆年間重修。坊為三孔，高二丈餘，明代南面坊上提額為“懷柔六詔”，北面為“平定百蠻”。

清道光八年（1828年），布政使王楚堂重修此坊時，將坊額南面改題為“天開雲瑞”；北面為“地靖坤維”。並請當時著名的書家呈貢人孫鑄書寫，故又稱“天開雲瑞”坊。據說“天開”一詞出自宋大理國段智祥年號（1205—1225年）。“雲瑞”則象徵吉祥，八個紅底金字意在歌頌清王朝國泰民安，吉祥寧靜。

三牌坊系當時人們對“天開雲瑞”坊的俗稱。據說，從當時南門外的金馬、碧雞坊數起，到此，正好是第三，所以叫三牌坊；又說從南門往北算起，到光華街口剛好是第三段，故稱三牌坊。此坊後至民國1916年唐繼堯執政時，唐又重修。

在清王朝268年的統治時期，本著官與民 “滿承漢習”的慣例，在昆明沿用了很多明代的地名。這一時期，隨著清政府在雲南統治機構日趨完善，省府城內各級新增設了一些衙門成為百姓直呼的地名。另外出現了營門口、錢局街、鐵局巷、巡津街等等地名，以及還有滿人聚居的旗人街（也稱滿洲巷，在今如安街一帶），其地名更具有強烈的滿族移民色彩。

另據《昆明五華區地名志》載：“蘇家塘據傳，早年此地有一水塘，群山懷抱，景色秀麗，環境清幽。清光緒七年（1881年），蘇、劉兩姓先後由南京遷此安家，劉家敗落，蘇家發跡，故名蘇家塘。”

清代昆明人才輩出，主要有：享譽當朝的“瘦馬御史”錢南園、“不求榮利”辭官回家的官渡名士王思訓、“天下第一長聯”孫髯翁、 “博學多才”陳榮昌等傑出人物。雲南昆明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獨領風騷，並閃耀過幾個亮點，如：推翻帝制時的“重九起義”和維護共和發起的“護國首義”中稱道為“護國三傑”之一的唐繼堯，以及響應孫中山護法運動的“靖國戰爭”等將士們。

張官營板塊建起的葡萄街一角

當然，各地方人口在歷史上也有幾次起伏變化。如清末，由於封建社會走到了極端腐朽落後的地步，造成列強四面威脅瓜分的局面，使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由此導致全國多處戰亂不斷，再加天災人禍使局部人口銳減。

雲南昆明也不例外，比如在（此處人口數據主要來自《雲南辭典》）：“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雲南人口約為700萬，昆明城區人口已達35～40萬；而在清咸豐、同治年間由於戰爭等因素雲南人口銳減到298萬，昆明城區人口銳減到只有10多萬人口”。不過，其中有傷亡、病死，或許還有躲避戰亂和災荒離開雲南的移民。

而到了1910年清代末期，當滇越鐵路通車後，一批精通經營之道的廣東人，他們從當地捎帶各種物產，再搭船到越南海防，採買多種“舶來品”物資後又滿載著琳琅滿目，五光十色的商品，乘火車來到昆明。

就如此幾代人常年往返謀生，大部分人開始定居昆明。可稱之為一大群從沿海來的新移民。他們多聚集於金碧路、同仁街、三市街一帶建起幾條粵式二層樓式的街道，如金碧路中段當時名曰“廣聚街”。再加上外國商人和各種身份的外籍居民不斷湧入，讓昆明人耳目一新，也把周邊的商業氛圍煽得更“火”了起來。昆明人口又有所增加。

推翻清王朝，進入民國之初後，萬象更新，為紀念辛亥革命的勝利，人們將昆明的一些老街名“改名換姓”，賦予它新的歷史意義，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熟悉昆明歷史的人都知道，如老城區內其中一條鋪著青石板的老路，貫穿昆明老城南北的幾段（三市街、南正街、馬市口）街名統稱“正義路”；清總督衙門南口東側的東院街改成“光華街”；文廟附近的“二纛街”、“三纛巷”改稱“民生街”、“民權街”；“繡衣街”取成“護國路”等等。

跨入現代的移民

二十世紀初有一例重量級的省內移民不得不提：那就是從雲南玉溪移居昆明老城區甬道街的聶氏家族。從這個家族誕生出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曲者——聶耳。

最典型的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民國時期，由於日寇入侵，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昆明這個西南邊陲城市作為一次文化與軍事南遷的重要承載地，又一次接受了大規模的移民遷徙和不同文化的大融合。

這一時期，昆明城市人口很快從十多萬膨脹到三四十萬，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中華學界精英和社會民主人士，以中央機器廠為代表的現代工業文化科技人員和一些產業工人，以美國“飛虎隊”為代表的外來文化，一時間紛至沓來，人才薈萃，齊聚昆明。

雖然這樣的狀態隨著時局的轉變不久就消失了，但這種因戰爭的不幸帶來的文化幸運，其影響卻十分深遠，讓後代的昆明人特別是文化人永世難忘。

現仍有很多領域的精英們與後人留居昆明，又讓昆明催生出許多新文化、新地名。並由此奠定了昆明現代城市文化和工業文化的堅實基礎。昆明現代城市的發育和城市精神的孕育，可以說在這裡翻開了最重要的一頁。

僅以20世紀初人們在撤除近日樓東段的城牆之地時，以這段城牆原為“昆明南面的屏障”之意，修築了長500米的“南屏街”。

抗戰一爆發，隨著大批移民湧來，南屏街陡然間變得像趕街子似的熱鬧起來，建起成片的新樓房，一時成了燈紅酒綠，洋氣十足的“小南京路”之稱。尤其是它成為昆明市第一條鋪就瀝青路面的街道。

隨之，“中央” “中國” “交通” “農業”四大銀行等20多家金融機構和鴻翔服裝店、明星理髮店、昆明大戲院、南屏大戲院（兼電影院）……以及西風咖啡店等在此密集落地，南屏街變為購物、娛樂的“天堂”，成為了昆明最熱鬧的商業大街。

今天，經過改造的南屏街也成了一條商業步行街，與它四周的三市街商業步行街和正義路、寶善街、文明新街片區、東風路等商業街道，互為呼應，四通八達，形成了昆明老城區中一個最大的商業圈。

今彩雲北路上的世紀城就建在“織布營”老村板塊位置。

抗日戰爭時期，例如，老昆明票友耳熟能詳的京劇名角關肅霜，她是一位享譽全國的滿族藝術家。原籍湖北荊州，由於京津淪陷，南京、上海成為孤島，民國政府遷都重慶，由此各地大批京劇班社不斷南下，湧入昆明，一時間，昆明也成了全國京劇藝術的中心。先後到昆明獻藝的著名京劇演員有：程硯秋、馬連良、唐韻笙……關肅霜等等。

抗戰結束，其中有不少名演員，紮根雲嶺，情繫紅土高原，極大地提升了京劇在雲南的品味，促進了京劇在雲南邊疆的發展。對新中國成立後，京劇在雲南的傳承創新，京劇在雲南形成的浪漫風格和民族品性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當中首推著名錶演藝術家關肅霜，她在眾多合作者的支持幫助下所創立的京劇“關派”表演藝術，極大的豐富了京劇旦角的表演藝術手段，把京劇旦行的演技歷史性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整個戲曲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對京劇藝術和京劇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位德藝雙馨的藝術家於1992年去世，她生前任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雲南省劇協主席、省京劇院院長。她曾今的故居在長春路興華街南口東側小巷內，巷口斜對面就是“長春劇院”。

新中國建立後，雲南和平解放。隨野戰軍而來的南下幹部，以及50年代中後期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自願組成支邊大軍，主要成分有科學技術人員、產業工人等，還有60年代前後來自北京、上海、四川等地 “接受再教育”的廣大知識青年；以及支援“三線建設”的相關人員及其家屬。這段時期陸續進入的移民給昆明的生產發展帶來了新氣象；這些移民有很多人最後在昆明落腳生根，傳宗接代。

今天，順應改革開放的大潮，市場法則引導著數以百萬計的經濟新移民湧入昆明，在昆明置業，購房定居。這是雲南昆明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外地向昆明移民。昆明市區較之舊時代，擴大了幾十倍。

為適應曠日持久的移民潮，城市建設日新月異，老昆明除了記憶，已經幾乎蕩然無存，一座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在中國的西南部出現了。

當今更有顯著特點的是：這些移民都是隨心所欲，自覺自願地來昆明落戶謀生。另其客觀原因是：由於昆明歷經七百多年的新老移民多少代的努力奮鬥，已使昆明成為最適宜居城市之一；風光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所以昆明已成為移民者擋不住的誘惑。故如今，從昆明若干個住宅新區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以及賓館酒樓和眾多企業公司，到阡陌縱橫的大街小巷，甚至鄉村小鎮都有來自全國五湖四海的老闆、商人、打工者、應聘人才，再添省內外龐大的農民工族群，還有少部分五大洲，四大洋的各色人種在昆明工作定居，繁衍後代。天南地北的方言異語、川流不息的人群，為昆明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帶來了文化的雜糅和融通，也傳承著昆明人與外來移民和諧發展的精神品質。

移民後裔的感悟與反思

我家張氏一族是昆明古代移民的後代，從明代洪武年間跟隨沐英軍籍入滇落戶昆明到現在至今已有六百多年了，傳到我這代家譜排為第二十一代。

故家族裡大多對移民問題頗感興趣，也對現代昆明數十年的移民狀況深有感觸。我印象較深的是。大概六、七年前，我和我的一個兄長聊起兒時常跟隨母親敬香拜佛的昆明北郊長蟲山鐵峰庵。

為追尋這一念想，我們弟兄選了一個晴好的早上，到長蟲山尋看鐵峰庵遺蹟是否還在？我們從龍泉路“雲南財經大學”北院過核桃箐，哪知時隔近五十多年，長蟲山南麓山體及村落、農舍、路徑早已面目全非，讓號稱“老昆明”的我們都茫然迷誤得難辨目標。只好幾次向路旁的村民打聽去鐵峰庵的路徑。

但令我弟兄意外驚奇的是：遇到所問的人開口盡是南腔北調之人，故所問非所答。難道原有村民都把房舍出租或出售給外地人？！我們只好採用蹩腳的普通話詢問：“鐵峰庵往哪裡走” ？有的答：“不知道”，有的回：“從來就沒聽說”。

我老哥們只得遺憾的望著自小就熟悉的山形輪廓位置不擇路走了兩三公里，才發現離此山較遠道路早被挖機挖斷了，遠觀半山腰原鐵峰庵處的山體已全部挖空不存。

我們此行雖無功而返，但給我弟兄們產生很多詫異和感嘆：也許“新移民”已經超過我們這些“老移民”數倍，甚至十倍以上，才出現：身在本鄉處異音的狀態。

現稍加留意，確實如此，凡你所居住的各社區鄰居，外地人居多。據近期人口統計：昆明四城區單是常住人口就約有370萬，還不計算大量流動人口。經過查閱相關資料，我估算昆明四城區若是80年代後遷入的不算在內，至今只約有70多萬。

由此，大概原籍居民還不足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要是按在昆明落戶已傳三代的算為“老昆明人”，人口也許只有50多萬，那百分比就更低了。像我們這些“地道的老（移民）昆明人”更是成了新昆明的“少數民族”了。

織布營拆遷前村裡的中和庵外景

然而，詫異之後，我又感嘆道，當代的移民腳步卻是多麼的輕鬆自如，有飛機、火車、汽車等便捷交通工具，來去進出方便自由。雖然有的還有些尷尬和辛酸，但有的生活已較幸福；有的甚至是各階層的成功人士。他們和古代悲慘的移民相比，是很幸福了。可以這麼說，今昔彼此的經歷和感受完全在地獄與天堂之間。

綜上所述，昆明的地名轉化與演變無不落下內地漢族移民與土著民族文化交融的痕跡。元朝以前都是各土著民族先後生活在這個區域，自元、明、清以後大量移民陸續世居昆明，讓這座移民城市和內地城市的地名稱謂有所不同的鐫刻下歷史、社會、人文等諸多特殊點。

各種地名是鐫刻在大地上的符號，是古今人類活動（移民）的軌跡，也是揭開某些移民之謎的“金鑰匙”和“活化石”。如，西班牙首都叫“馬德里”，意思是“媽媽快跑！”這個地名說明，古代馬德里還是片大森林，有老熊，是原生態的地名，充滿了人性的光輝。

同樣我們祖祖輩生活居住的昆明城這“昆明”一詞出自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所指的是雲南古西南夷的一支 “昆明部落”，此古老部落（可能屬於以彝族先民為主的部族）曾居於滇西洱海畔而得名。

三國時之昆明，在滇東北。《三國志·李恢傳》載：“丞相亮南征，先由越 儁，而 恢 案 道 向 建 寧，諸 縣 大 相 糾 合 ，圍 恢 軍 於昆 明 。”又據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說：“平夷縣應在今貴州普安之地。”因此，李恢進軍路線，是由黔西北前往建寧即今曲靖，中途被困於昆明，此昆明在今滇東北一帶。唐之昆明即今四川鹽源，唐武德四年置；元之昆明，為今雲南省會昆明。

另外，今麗江一帶古亦稱昆明。說明它與相連的四川、貴州和雲南保山、大理、麗江等地皆因古有“昆明族”聚居而得名。

但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南詔統治者曾將原居滇西一帶的昆明族大批群眾（省內移民）遷往拓東城，即今昆明城一帶。故隋、唐時於滇池地區置昆州，唐時又稱昆川。這為隨後以“昆明”族稱的漢譯音定城市名找到了起源的依據。

從昆明地區一些地名的身上，我們可以得悉古今滄桑變遷的密碼。翠湖東南面磨盤山上有“一丘田”，現在是省人事廳宿舍所在地，是五華山旁邊最熱鬧的地方之一，但從這個地名看，元代它還是土城北面外山上的一塊荒地，那時人們從菜海子邊經過，遠遠望見山坡上有人種了一片田地，於是稱為“一丘田”；從翠湖西行，有“蒲草田”，現在是南起人民中路，北接翠湖南路的一條巷道之名，今為十分繁華之地。

而從地名上看，元代時它還是昆明城外的荒地，因地勢低窪，生長蒲草，所以叫“蒲草田”；再西行有“潘家灣”，說明元代以前它還是西城外的一道湖灣，洗馬河、護城河經此地流入滇池草海，後來挖滇池海口，水位下降後，清初發展為村落，以潘姓居住得名潘家灣。

往南行，現在的“三合營”處有“波轉彎”，這個地名說明它是玉帶河的支流流經此處時，波浪轉彎，形成的一片河灣。其中既有民族融合又奇特有趣的是，老昆明人稱，城內有“三山、四海、六河、九坡”所謂四海，是指翠湖被兩條長堤一分為四，而稱四海。

為何雲南人所稱的海如此之小，原因是受彝族和蒙古族的語音影響。彝語稱水塘等低窪積水之地為“黑”，蒙語則稱“嗨”，混攪譯成漢語變成了“海”。彝、蒙語與漢語融合，有水則稱“海子”，水乾了則稱為“幹海子”。又如羊仙坡：南起虹山北路，北轉至昆沙路，路名有三說：一為彝語“雅西波”（長滿楊梅和酸多依的地方）。二說山路陡羊都難行，三說古代某氏命名……

被淡忘的老地名記憶，或許只有昆明老人才能回憶，而沒有見證過老昆明的年輕人有的僅是對老昆明這個概念的陌生感。對於那些熱愛昆明而又親眼目睹著這座城市在時光中不斷新老更替的人們，他們是那樣的依戀和懷想從前。

正如活著的兒女，只有他們，才會在不經意間，從心裡升騰起對已然辭世的母親的陣陣懷念。懷舊真的成了一種無法治癒的頑疾，人們紛紛在這座城市的報紙上懷念那曾經清澈的滇池，以及雨後石板上會泛光的金碧路、長春路、順城街、武成路、華山西路……以及街頭形形色色的風味小吃……這一切，都是他們曾經經歷，然而今天已然難以觸摸得到的生活。

昆明地區的古代文化是在不斷移民和不斷接納外來文化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因而具有易於接納吸收外來文化的特徵。

早在戰國時期昆明地區就有楚人建立的滇王國，西漢時成為益州轄區，唐代南詔國在此建立東都拓東城，元代為雲南行省的首府，在此過程中不斷有移民進入昆明，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相繼進入昆明。

明代，朱元璋向雲南大量移民，據說移入昆明及附近地區的就有30多萬人，極大地影響了昆明地區的文化面貌，使之具有更多的不同文化特徵。例如在飲食上，滇菜是八方風味的匯聚，包含了多種菜系的風味。

這種吸納外來文化的特徵體現於昆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各個方面，從建築到繪畫藝術，從語言到詩歌，從音樂舞蹈到節日慶典，從婚喪嫁娶和喪葬習俗，無不表現出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使多元文化和諧共生。這成為確定昆明旅遊圈總體規劃主題思想的重要依據。

昆明是歷史文化名城，令人遺憾的是，大多數市民對昆明的歷史卻知之甚少，地名成了這個城市目前僅存的有關歷史的“活化石”。比如現在的“人民中路”過去是由武成路、文廟橫街、長春路等街、路組成（它們的背後還隱藏著更古的名稱）。

當今的年輕人就連消失不久的都含糊不清了，甚至完全不知道。只有上點年紀的老昆明人還是習慣按原地名分段稱呼。等老一輩都不在世了，這對後人研究昆明的地名所隱藏的歷史人文內涵將會帶來很多麻煩和障礙，這對承前啟後的昆明人影響是很大的。

我認為，各級政府有關部門應儘量不要亂改街名、地名，因為老街地名延續了移民和土著民的歷史文化和城市特色，要保持地名的穩定性並宣傳標準地名。其實保護老地名，並不是無病呻吟，也非發鄉土幽情。

昆明融合了移民與土著民極為豐富的人文歷史的痕跡，有一些老街巷及古建築雖然已不在了，但是老地名仍在喚醒人們去珍視這座移民城市的記憶。

我感覺昆明從元、明、清至今近八百年大規模移民史，移民的腳步促使了：

道路暢通無阻，城鄉成長迅速。

地名方興未艾，活力繼往開來。

人口合理搭配，民族和諧發展。

姓氏中華全佔，名人群星燦爛。

我認為中國自古到今移民的重要意義是：促進了中華民族大融合，有利於國家統一，推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有利於國內人口合理配置，以及各族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推動各族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利於祖國對邊疆地區的開發，推動中國古代和現代經濟能夠均衡的發展。

我相信人們都知道：地球上只要有人類生存，移民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息，更不會終止。

●公安部督辦！昭通"黑老大"張自勇等36人受審，被控14項罪名令人髮指

●欠債數十億、老闆被拘、公司裡貼滿符咒…雲南金馬源公司被查，風光不再

●一年幾十萬！昆明的小區業主趕緊看，這筆錢你們也能找物業要！

● 突發！曲靖市中心一商場突然垮塌，成功搶救出3人

從上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移民的腳步就從未停息過，雲南昆明更是如此。自戰國楚將“莊蹻入滇”以來，特別是歷經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國和現代，就有大量中原和江、浙等全國各地的移民入滇落腳昆明，一步步走過的腳印，刻下了一道道歲月和文化的印痕。

移民們或以軍屯、民屯、商屯，或以謫戌、充軍、謀生、逃難等方式遷移昆明。他們一步步走來，一批又一批定居下來，世代生息，使得今天的昆明地區最終演繹出多少地名無人知曉。

當我們追溯一次次移民的歷史，我們其實是觸摸到了隱藏在地名背後的文化之“核”。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來歷，正是在一次次移民遷徙中傳遞和積澱而成。

富春街新貌。（本文圖片均源自作者在彩龍社區的發佈）

如果說，古代昆明的移民史，還帶有某種程度上不自覺的無奈，甚至在漫長的遷徙路上發生許多悲苦的故事，以及沿途移民那沉重的腳步，留下不少血淚斑斑的足跡。

近現代中國和昆明的移民史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選擇的結果，讓移民的腳步逐漸地輕鬆自如。

探祕自“莊蹻入滇”的移民史

漢民族是雲南各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員。自戰國楚將莊蹻開滇起，移民就以不同方式從不同的地方逐步遷徙入滇。他們把中原先進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等帶到了雲南，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入滇漢民帶進的中原文化與雲南固有的民族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滇文化。滇文化的特點在於其民族性，也就是各民族的個性與共性兼容幷蓄。

就如雲南曲靖學者郝正治所著《漢族移民入滇史活》以嚴謹的而豐富的史料以及深入民間考證的資料，由此，探索了內地漢民遷徙入滇過程以及入滇後與各兄弟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包融、相互促進，在開發建設雲南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該書涉及雲南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縱橫幾千年。它不僅對於追尋雲南漢民共同關心的祖籍問題，瞭解先輩徙滇過程以及定居雲南後的情況大有幫助。

如秦朝宰相呂不韋的後人留下的不韋縣城就在今保山市金雞鎮（前稱金雞村）。金雞村依山面水朝壩，是個古西南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越過瀾滄江天塹的蘭津渡（霽虹橋），翻過江北大山就到了金雞村。

由於蘭津渡的艱險，漢武帝通博南山道，渡者艱辛，當時流傳著一首“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為他人。”的歌謠。

呂不韋的族人充軍保山數百年後東漢三國時期，其後裔呂凱，字季平，做蜀漢永昌郡五官椽功曹時，他的點將臺就建在金雞村，至今遺蹟尚存，後官至雲南太守陽遷亭侯，更有一棵已經枯死的大樹立於臺上，傳說是當年呂凱的拴馬樹。當地人為紀念他，金雞鎮至今有一條稱季平街。

追溯雲南漢民始末，以充軍方式進入雲南最早者當數呂氏宗族，至今已然兩千多年。呂氏世代定居雲南，幾百年後又出了像呂凱這樣的名人。及至明初大批漢民湧入雲南，生活在保山一帶的呂氏後代及西漢到保山墾田的漢民自稱舊漢人。

明代以前，要數漢代進入雲南的漢民最多。《史記·平準書》說：“當是時（按，指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築路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一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焚以集之。數歲不通，蠻夷因以數攻，使發兵誅之。”司馬遷此載較為詳細地說明了漢代欲統治雲南，首先得開通道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道路不通是無法控制雲南各夷酋部落的。所以“築路者數萬人”，而即使修通了道路，又經常被蠻夷堵塞，使運糧入滇困難重重，於是“乃募豪民田西南夷”。

這裡說明漢武帝時就已經移民入滇屯墾。其目的在於解決糧食問題，而其實際意義是向以少數民族為主體民族的雲南輸入漢民，以便進一步控制雲南。

然而武帝這一著沒有成功，因為進入雲南的漢民僅幾萬，如一滴水滴入水盆中仍然微乎其微，很快就被當地一百多萬（根據西漢後期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雲南4郡所轄52縣總計有147053戶927580人。因此雲南最早的人口數有記載的約為93萬人。）的各民族同化了。

唐、宋時期由於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割據，且與中原政權均保持相對獨立性，故史籍未有漢民大規模向雲南遷移的文獻記載。

“元跨革囊”的昌明蹤跡

追尋“元跨革囊”的蹤跡，忽必烈的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平大理國，滅南宋,統一全中國，結束了雲南幾百年政權割據的歷史。

至元十一年（1274年），雲南始置行省，以賽典赤·詹思丁為第一行政長官，“治中慶路（即昆明），統有三十七路、五府”，昆明從此開始成為雲南的行政省會。

元朝的移民高潮起於十萬大軍進入雲南昆明後，這十多萬軍隊裡主要為蒙古族、漢族、回族、契丹族等組成。他們中的很多人舉家遷來，他們定居下來，“落地生根”後，這些昔日“來如風飄，去如電閃”，能征善戰的軍人逐漸轉變身份，成為亦兵亦農，非兵非農的一種新式移民。

這次移民的數量應該比漢至宋期間零散移民的總量高得多。隨著人口的大幅增長，昆明築起一座比前幾代更大的土城池——中慶城，古西方人眼中的“壯麗大城”。

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一名烏馬兒。賽典赤，阿拉伯語貴族之意。他原為不花剌人（今烏茲別克斯坦國、布哈拉一帶），成吉思汗西征時，率數千騎迎降，充任宿衛。

因舉家遷來昆明任職，鞠躬盡瘁殉職於任上，元廷命其子繼任雲南平章政事，故後代子孫多留在昆明。

世界聞名的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武術家鄭和，是其六世後裔。世界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就出生在昆明晉寧。這是中國的崇高榮譽，也是昆明人的驕傲。

賽典赤主政雲南，改革行政體制，設置郡縣，把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改為路、府、州、縣，路設總管，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縣令或縣尹。共設：路三十七，府二，屬府三，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其餘甸、寨、軍民等府不在此數。

其最得民心的政績是“治理水患”，在昆明從松花壩到滇池進行重大的水利工程治理。任職期間，又以昆明為中心，對秦漢以結束的雲南古道進行大規模的重修、改建、發展。

僅以昆明境內而言，得到改善的道路就有滇東北出省，由昆明通嵩明至鹽津關之路。近有軍馬場、歸化寺、十里鋪、大板橋、沙朗、渾水塘、長坡、小哨、五里多、石虎關、小板橋、普照村……洋洋灑灑幾百公里。

為使儒家文化在雲南得到較好傳播，平章政事賽典赤任上令中慶路總管張立道督促興建省城文廟（有一說，原址在今華山西路登華街附近）。有元一代，廟學興起，雲南科舉才算基本走上正軌。

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了文進士，隨後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鬱、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進士。

元代才五個人考中進士，原因一是原雲南長期處於地方割據狀態，封閉、邊遠的文化十分落後；二是元代規定每科會考，給雲南的名額又極少，僅能選派五人蔘加，而這五人中有兩個蒙古人，兩個色目人，漢人只能一個參考；三是雲南科舉考試製度才開端，比中原，江南等地晚了約七百年曆史。故云南產生五位文進士已十分不易。

但元代統治者的目的畢竟是以孔廟為基礎，在雲南建立府學作為培養人才、普及中華文化教育的中心。以此籠絡各民族人才和人心，從而更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這些都讓雲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將來的邊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明朝率雄兵大舉進攻雲南，擊敗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佔領昆明後，為了加強其統治，一是“鏟墳”（即將元代以前的古墳全部剷平），二是“焚書”（即將元樑王府中的官方檔案和前期割據政權的史料及民間蒐集的文人筆記、野史資料，一把火燒個精光）。因此，元代的移民及這之前的人，究竟在昆明修了多少條街、多少條巷，又為它們取了些怎樣的地名，真是“踏破鐵鞋”也無法細說了。

我經過再三查找，元代在昆明城中留下的遺址大概有 “大德橋（今得勝橋）”、“大德寺”、“五華山”、“忠愛坊”、“五里多”等不多幾處，除這些之外，據傳也許只有起始於元代的“一丘田”、“蒲草田”等幾個地名了。其兩地名由來詳情，將落到後文插敘。

大德橋

今稱得勝橋，始建於元代大德年間，在昆明古城水陸要津的盤龍江上，所以明代又稱雲津橋。

1678年，自稱“大周昭武皇帝”的吳三桂在衡陽病死，其孫吳世璠繼位為“洪化皇帝”退守雲南。

1681年死守昆明與清王朝決一死戰，清軍由大將趙良棟統領，打到昆明城下，用震天動地的炮火，一口氣奪下此橋，後又攻破大南門，拿下省城，從此平定了“三藩之亂”。

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這座因戰火而損壞的大橋時，為紀念當年清軍就是從此橋最先取得攻佔昆明城的勝利，改名“得勝橋”，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橫跨盤龍江上的得勝橋地處青年路、金碧路、巡津街三條路的岔口，現為昆明市五華區與盤龍區和西山區、官渡區的分界交匯之處。

大德寺

位於五華山東側的祖遍山上，在平政街（今華山東路中段東側省畜牧局大院內）與青年路之間。

該寺創建於元至正年間（1264年——1294年），擴建於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年——1307年），因建寺年號而得名。

後此山也叫大德山。今寺已不存，大殿遺址前僅存建於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那兩座東西對峙的密簷式磚塔。

五華山

在昆明老區中偏北之處，海拔1926米，山上曾今是南明王朝的故宮，民國和現今又是省政府所在地。

20世紀初，登高遠眺四周景色，還可引見有關文獻載：“其地左蟠龍，右玉案，滇池朝於前，商山聳於後”，“金馬環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玉，昆池臨其西，汪洋浩蕩，一望無際”；“煙波萬家，山郭川原，一顧可盡”，“雙塔在左，翠湖在右，形勢雄壯，為全市各山之冠”。

山雖不高而在中國曆代頗有名氣，山名有幾說：一說該山有五座紅壤山峰，像五朵紅花高攀在城中，因而得名五華山。還有一種較權威的說法是：南詔鄯闡侯高智升曾在這裡建造過規制宏麗的私宅。

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記載：“至元十四年（1277年），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於中慶城中（即今昆明）北高阜之上創建五華大殿，匾曰‘憫忠寺’。”山即因此得名憫忠山。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寺毀於火，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才重修，“像設五如來於其中”故改稱五華寺，山亦從此得名五華山。據《重修五華寺記》載：“……設像五如來居於其中。周簷四壁繪畫諸佛菩薩神龍之儀形，範金填彩，燦爛人目。其殿制高爽宏麗，重簷疊拱，其巧異乎它構，真一方蘭若之甲也”。

明末清初，大西軍將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將軍於清順治四年（明永曆元年，1647年）率部進入雲南昆明建立大順農民政權。孫某王府就設在五華山。

順治九年（永曆六年，1652年），“孫由黔回雲南，大營宮室於五華山，創制宮殿，制侔大內……黃屋雙闕，豪華富麗，世稱秦王宮”。

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年），大西軍李定國迎永曆帝朱由榔入滇，雲南府城成為滇都，五華山秦王宮即成為南明皇宮。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永曆帝棄宮西逃緬甸，吳三桂從此割據雲南，以五華山永曆帝宮為王宮，同時 “填平翠湖之半”闢建王府離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平叛，清軍消滅吳氏反叛，在戰亂中山上宮室大部被毀。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雲貴總督範承勳在山上創建“拜雲亭”，寓意不言而喻。它還有更重要的作用，作為文武官員朔望“北闕”，表示效忠與習儀之所（民國三年（1915年），袁世凱陰蓄帝制，把各省督軍換成由他分封的“將軍”，9月封賞掌握實權的唐繼堯為一等“開武侯”，就把這座原大清的“皇亭”改稱“開武亭”）。

同年，糧儲道孔興紹在亭東建“諸葛武侯祠”，1691年，孔又在山南麓建“萬壽無疆坊”（俗稱四牌坊，在今馬市口）。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設五華書院于山南（在原雲南省經貿廳處），嘉慶年間在書院以西創建翎靈寺（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處）。

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東麓創建永寧宮（遺址在今華山東路街道辦事處及附近）。

同治十二年（1873年），總督岑毓英在武侯祠左邊建祭祀總督潘鐸的“潘忠毅公祠”。祠左又建祭祀總督勞榮的“勞文毅公祠”；同時將勞公祠的後殿改作恆公祠。祭祀總督恆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敕命將五華書院改為省兩級師範學堂，同時在山上增建教學大樓，1908年在施工中曾掘得“永曆帝玉璽”（今存省博物館）。

由於經歷代增修，五華山寺祠、宮觀、書院林立，晨鐘暮鼓，林木蔥鬱，環境清幽，鷺鷹盤繞，明清時以“五華鷹繞”被譽為昆明八景之一。

1911年雲南辛亥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治，雲南都督府由雲貴總督衙門（今人民勝利堂）遷至山上，將原師範學堂教學樓改稱“光復樓”作為辦公用所，從此，五華山就成為雲南省政治活動中心。

忠愛坊

昆明城中原有很多座著名的牌坊，其中位於三市街與金碧路的丁字形街區之間的“忠愛坊”、“金馬”、“碧雞”，合稱“品字三坊”，巍然挺立，可謂昆明歷史建築中的珍品。而稱得上這三個珍品中的珍品，則是忠愛坊了。

據大量的文獻資料記載，金馬、碧雞二坊為明代所建，忠愛坊的歷史要長一些，是元代移民和當地原住民為紀念死後葬於昆明松花壩旁，被追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 贍思丁而建（據史載，到明洪武年間才由沐英上奏民情，奉旨督建而成），為表彰他“忠於君而愛於民”，故立此牌坊，名曰“忠愛”，以志不忘。

或許“品”字三坊，以忠義為首，命運便要有意地捉弄它。自從它矗立起來後，經歷了發生在明末、清初、民國等幾次災難，屢毀屢建。雲南地方誌學者詹霖先生在《重返老昆明》一書中，講此坊民間流傳的故事：

如清咸豐七年(1857年)閏月5月25日，建水武生馬獻（如龍）不滿官府統治，率眾圍攻昆明，攻守戰打得極為慘烈。馬如龍用弓箭射書到近日樓上，對雲貴總督恆春警告道：他準備在忠愛坊的石獅子上，架起大將軍火炮，轟擊制臺衙門。

恆春看後，被嚇得亂了方寸，團練大臣黃琮獻了一計，說是可用火箭射在忠愛坊上，將整座牌坊燒掉，馬如龍就沒有架設大炮的位置了。

恆春聽後連想都沒想就照此下令，只見城門樓上數十支冒著烈焰的火箭騰空而下，射中了木質結構的忠愛坊，使這座數百年遺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建築物頃刻灰飛煙滅。

面對如此結局，恆春被嚇呆了，他感到自己可能觸犯了神靈，一種不祥之兆襲上了心頭……恆春心驚肉跳的打道回府後，誰知剛進家門，就見夫人博伊特氏掩面而泣。她對丈夫正言相責，數落和痛斥丈夫的過失：“你今闖下了這臺大禍，讓我以後咋個做人？你不要臉，我還要臉呢！”丈夫的罪過令她無以面對昆明百姓，鬱悶悵然之下，自縊身亡。恆春眼前一片黑暗，痛悔之心難以言表，長嘆一聲也吞金而歿。

忠愛坊自始建以來究竟被毀過多少次，我不得而知，而“毀我忠愛者，必亡！”似乎成了一種有據可查的“天意”。對此雖不必再例舉下去，但要指出的是：賽典赤·贍思丁本身就是一個來自今天中亞一帶，所以也可以說這座牌坊就是為紀念這位元代外國移民而立的。為一個外國移民樹立牌坊，大概在昆明算是首次，這既是一種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的象徵，也足見賽典赤·贍思丁受百姓愛戴之深。

從忠愛坊立在此路上推算，這裡（今三市街、正義路）正是元代中慶城的閭閻要衝，到目前至少已有700多年的繁華歷史。這條兩公里的街道，即使昆明元、明、清老城的中軸線，又一直是省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今忠愛坊所在正義路南段北端（原近日樓南向，三市街北口），南達金碧路東面是寶善街，西邊靠順城街、新昆百大，周圍還有東風西路、南屏商業步行街，盡是市中心“八面來風”的大片繁華之地。

隨著舊城改造，一些老建築相繼撤除，一個個老地名也漸漸被人淡忘。於是，在高樓掩映之中，20世紀9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忠愛坊，作為這一帶極有特色和極為顯眼的標誌性建築物，成了讓人一看就知，一聽就明的大地名。

五里多

位於今老民航路北口段，現五里多小學內還保存元咸陽王（墓賽典赤·贍思丁）衣冠墓於此。“五里多”地名並非是指從當時的南城邊到這裡有五里,三裡的距離,而是來自於蒙古語"斡耳朵",意思是衙門和行營,因為元朝時樑王離宮在此,駐紮著蒙古軍隊而得名,後逐漸被昆明人轉化為“五里多”諧音。

從元代開創了那麼多便利的入昆官道，整治水患，興修水利，獲良田萬傾，便有更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紛紛落戶昆明。經歷朝歷代的遷徙，逐漸形成了移民聚居點所特有的老昆明人聚居群落，乃至生出那麼多衛、營、所等地名。另外，讓文教和科舉的開啟，促使雲南明、清兩代各方人才輩出，舉人、進士群星燦爛。

命運多舛而又沉重的腳步

明朝滅元后，但云南還殘存元朝分封在雲南的元樑王殘餘政權。幾次派使勸降不成，為了完成統一大業，只好用軍事解決盤踞在雲南的割據勢力。為長治久安，鞏固雲南邊疆，明中央政權採取多批次大量移民的政策。

六百多年前，從江南向雲南遷徙的移民大潮是轟轟烈烈的，它給雲南和昆明帶來了無限精彩，也演繹了太多的悲壯故事。

為落實明朝人口遷移政策，明王朝又前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和手段。有些一時難以兌現的就憑空許諾一番，甚至直接連哄帶騙，將各地各色人等匯聚高石坎。於是，在南京城牆外，那個原本不怎麼起眼的練兵場，便以無以倫比的大校場的威武，走進了大明王朝的風風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昆明人的記憶。一個小小的地名傳遍雲南廣大的漢族聚居地，“根”一旦接了地氣，生命力非常旺盛，那句關於“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寫進了老昆明人的家譜，家神牌位，哪管得你滇池秋風吹落葉，我只取高石坎柳樹頭上一枝梢。

在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國家裡，採取的是比較殘酷的高壓中帶欺騙的“移（愚）民政策”。據（聽我祖輩傳說，是否屬實待考證）說：當年才開始執行此政策時，百姓們都躲避著不願去，此時執行的官員不知誰想出個詭計，安排各個居民點同出一告示：“凡不願移民者，來某某地集合，限時三天趕到；凡願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消息跑的比風還快。各地的家族、親戚、朋友、鄰里，相互傳遞著這一消息，全都攜家帶口老少出動。來到指定地點，用不同的方言表明共同心願：我們的祖地在這裡，那裡，俺們，咱們不願離開故土。善良的百姓中了官府的計謀，所有到場的人被強制作為移民帶走。這是明王朝的統一行動。

在明、清時期全國那時有八大移民地；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是許多華北人心中的根；湖北麻城孝感鄉（清初移民，湖廣填四川），是當今為數眾多的巴蜀人心中的故鄉；江蘇蘇閭門是不少蘇北人祖先的發源地；山東兗州棗林莊是安徽鳳陽府人的祖籍……在八大移民發源地中，影響最大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和南京柳樹灣高石坎。

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經歷過的生存艱難與心路歷程也有差別，總的說來還是大同小異。明王朝設下的彌天騙局雖然各有各的手段，騙局的核心內容幾乎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來赴某某地的百姓，得知上當受騙，已經沒有退路了，甚至沒有留給他們回家打點的時間，便用繩子將他們的手杆相互捆綁成一串串蛇形隊伍，一步步回望家鄉漸行漸遠的踏上世代不歸路。

但是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含悲忍淚，腳步邁上了遷徙長途。這一去天涯海角各東西，一家子能否再團圓，他們不知道。父輩將兒子們叫來眼跟前，一隻大土碗砸成數片，弟兄幾個各自揣一片，作為他日同宗相聚的憑據。

一個個樸實的期盼，再為一個“通情達理”的謊言留住血脈的純正，他們誰也料想不到，打破了碗，無論如何也很難拼湊完整。

移民雲南和昆明的，在途中家族走散的概率不大，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漫長而又艱辛的旅途之上，既勞頓不堪，還經常風餐露宿，難免遭遇三災兩病而奪去性命，故總是保證不了打破的“碗”能夠修復如初。

在這種強制性的政策移民中，不能不提到一個現今還經常使用的詞：“解手”。今人考證此詞的來源，即是明初洪武年間的全國大移民。有這樣一則民間傳說，說是明洪武年間，朝廷強制性移民。官兵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把他們捆綁起來上路，捆綁兩條胳膊叫大綁，捆綁一條胳膊叫小綁。

不僅如此，怕他們帶綁逃走，還要把捆綁起來的人用繩子連在一起，才押解上路。許多人連在一起，要動都動，要停都停，一個人要動牽扯很多，誰也逃不脫。對押解的官兵來說，自然省事，但卻苦了捆綁的移民。他們只好被反綁雙手而走完萬里移民路，最麻煩的是大、小便。

為了表達清楚意思，話很長，比如一個人要解大小便，首先得報告說：“報告大人，請讓大家停住，把我的手解開，我要小便。”人數眾多，路上解繩子的次數也多，官兵也覺得麻煩，但這個辦法是不能改變的，到後來，簡化的就剩下幾個字了：我要解手。若解開一隻手就可撒尿移民們叫做“解小手”。如屙屎必須解開雙手，移民們叫做“解大手”。說者簡單，通俗易懂，聽者也明白。直到定居下來，這個說法也就成了習慣用語。直到今天，許多地方稱上廁所還沿襲這樣說法。

不過，和其他一些省份不一樣的是，雲南、四川人很多還派生出一個習慣認為：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朝後捆綁著，胳膊麻木而習慣了朝後捆綁姿態，天長日久連移民後裔們往後走路也養成了被炒雙手的習慣，大人前行，孩子模仿。

所以代傳六百年至今，雲、貴、川的人們還是喜歡揹著手慢悠悠的走路。但不管封建專制為移民採用的種種鐵血的手段，明王朝的移民政策最終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隨明朝軍隊進入雲南昆明的文武官員也屬移民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後人世居昆明，如著名的有：黔寧王——沐英以及後世子孫；涼國公——藍玉家族著名醫學家兼詩人蘭茂；潁川侯——傅友德後裔（這以下幾位後文將簡介）以及後來以神童著稱，並出將入相的楊一清和當朝百姓號稱“嚴青天”的嚴清等優秀傑出人物。

那時的昆明壩子，滇池水域清澈寬廣，土地肥沃平整，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氣候溫和。在元代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已使水利設施精良，農耕方式成熟，又是省行政中心，佔盡天時地利，是所有移民的首選地，沒有一定社會背景和手段，你想落腳昆明，門都沒有。

移民們無論貧富貴賤，走的路還是那幾條。當時進出昆明的驛道有三條：昆明往西，經過武定、元謀、渡瀘水（金沙江）接四川；昆明往北，經曲靖、豆沙關，過金沙江接南川；昆明往東，經楊林、勝境關，接夜郎（貴州西部）出鎮遠，再進入湖南的常德出長江中下游。移民們都從這三條驛道經沿途驛站來，流傳下來的驛站故事，有小傳、別傳、大傳，但更多的是演繹性質。

移民們都從驛道和驛站來。其中一位傳奇人物可算“大傳”，他就是充軍雲南的江南首富——沈萬三。據有關資料：沈萬三姓沈，名進，字仲榮，俗稱萬三。

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其遭充軍的命運怪不得別人，要怪就怪沈萬三太有錢，還愛顯富擺排場。主動出資幫助新建立的明王朝修築京師南京城牆，繼而又請求犒賞築城軍民，這樣做不僅沒有得到賞識，反而被朱元璋認為“匹夫犒天資軍，亂民也”，想殺他以洩憤。

後經賢德寬厚的馬皇后多方勸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發戍雲南充軍。沈萬三糊里糊塗被充軍雲南，真不知犯的是那股水，令出天子，他也知道君命難違，仍躲脫不過“一百殺威棍”，敢怒不敢言地忍著杖刑傷痛上路了。

沈萬三是充軍雲南的龐大隊伍中最奢侈者：帶有兒子、小妾、奴僕和華貴行李及眾多財帛。平日行路，沈萬山的腳鐐解鎖，還讓他錦衣繡服一個紳士樣，在一串串蓬頭垢面的充軍人中，倒也體面。他似乎找回丁點尊嚴，卻淡忘了因反差太大而導致“獨步拗眾”的道理。

由於人到此地步還放不下臭架子，同路人懶得搭理他，越往後的日子，沈萬三很孤獨，移民和充軍的刑徒們都不太同情他。因心境極度失落，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飲食也遞減，喝口水都喘粗氣，看來將成路死鬼，移民和充軍人途中，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溝死溝埋，路死路埋，老虎拖去得口肉棺材”的民諺，就是那時傳下來的。

來到昆明板橋驛（今大板橋），沈萬三已病入膏肓，肥頭大耳的沈官人只剩皮包骨頭。解差也怕沈萬三死在道上，眼看雲南省城就只有二十幾里路了，在有大半天的路，將沈萬三交給雲南衛（昆明府城內），是死是活都與他們無關。解差想脫干係，要得保住這人的命。只得急請板橋驛的醫官來給沈萬三治病。

醫官張口一串吳越腔，更加重勾起沈萬三的思鄉病，讓他淚如雨下中精神快崩潰了。醫官這時已經知曉病人是誰，為治好江南誰人不曉的沈大官人，醫官認為心病還得心理治療最佳：得先解開沈萬三的心結，讓其有個盼頭。

從醫者的仁心與社會關係，什麼時候都有極旺的人脈，他決定力助這位命懸一線的大同鄉，就開口誇讚道：“離板橋驛不遠的官渡鎮和省城昆明府景色比江南周莊還美好，商貿之繁榮不讓江浙。生意上只要你想東山再起，關節上的事敝人自告奮勇，使銀子之事由沈官人擔待”。此時生命雖處迴光返照之跡象，然沈萬三仍做夢都想從頭再來，他還有信心進省府做一個充軍商人，沒準又是個當年富可敵國的沈萬三。

說起邊地人是厚道寬容的，特別是對待充軍的商人，只要不觸犯鄉規的發展空間，或實在磨不開頂頭上司那塊天。都可抬手而過。可嘆沈萬三福淺命薄，幻想歸幻想，身子骨再也沒有好起來，終死於隸屬於雲南衛的板橋驛（大板橋）。

醫官非常仗義，當沈萬三的小妾盧十娘找來求情，說：沈萬三的遺願是想魂歸故里。醫官費盡周折取出沈萬山的骨殖，打通他所能打通的關節，讓沈萬三的家奴沈保悄悄負骨還鄉，祕密葬於故鄉周莊的橋頭水下，遂成為一段隱事。

六百年之後，周莊因旅遊業的發展，挖掘人文資源，據傳沈萬三的遺骨和遺財從老橋底下“冒”了出來，一段半真半假的故事，或者說情節真實，細節亦幻亦真的故事，很吸引遊客。

聽的人多了，傳的地界廣了，版本也很多，有的說沈萬三還沒看見省城的東、西寺塔尖，就含恨死於板橋驛，有的說他還在昆明城區生活了幾年。這位大名人沈萬三就與那個時代的歷史難解難分。雲南衛、板橋驛、沈官坡。

據說，今五華區人民中路（原武城路）中和巷內，石屏會館前一段通往翠湖南路的斜坡，舊名稱“沈官坡”，相傳這裡就是他的寓所，他流放到昆明後，就選翠湖南岸的這條小巷裡住下。因為他的門第已由“秀”降到了“官”的等級，故鄰里稱他“沈大官人”。

有資料說他身邊還剩一點錢，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由於天生善於經商，逐漸又有了些積蓄。但這時的沈某已大徹大悟，感到錢多並不是好事情，故經常將餘錢用來賙濟貧困，還開辦過義學。府城老百姓都尊敬他，就把他居住的那條高低不平的陋巷叫做“沈官坡”。在老昆明人的口中——移民群的途徑的腳步和流放者服役的地方向來故事很多……

南京學者扎西劉是《東方文化週刊》雜誌的高級攝影師。作為老南京，扎西劉一直致力於研究和挖掘南京的民俗傳統文化，開始尋訪沈萬三的足跡，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扎西劉推測了這樣的可能性。

出於保護自己子孫考慮，沈萬三將後代裹挾在沐英的大軍中南下滇黔一帶，在沐英派出的陳、鄭等軍官的照顧下，沈萬三的後人及其龐大家族隱姓埋名在雲貴高原。（這個沈萬三的後裔可能是次子沈茂，因為長子沈旺及其後人先後遭到了朝廷的算計，而唯獨歷史對沈茂沒有明確記載。

長途遷徙者說到底走的是條逆旅，總是有許多不情願。別意悠悠，念情依依的傷心淚和痛心淚，都曾灑滿驛道。清淚落塵潤百草，一路走來，總是會長成野草一片，桃李一林，豐富著沿途驛路景色，那是一卷歲月的風景，史書似的。

其情景正如郝正治學者為《充軍雲南》一書而創作的感慨詩：

萬里充軍萬般難，生老病死苦不堪；

煙瘴蠻荒滿腦殼，前面已到碧雞關。

千屯遍列西南夷，春風已到彩雲南；

時過境遷六百載，至今不忘高石坎。

時間是醫治傷痛的良藥。一代傷，二代痛，三代四代了無痕。這不能怪子孫們忘祖。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摒棄常規性的念祖情結，將感念暛嘆和絕望，轉換為駕馭新生活的能力，自覺修煉性格中的不屈和堅韌，開始了餘生忘死的奮鬥歷程，以求生存環境的逐步穩定。

這不也是老祖宗們所期盼的嗎？更何況，當年的移民政策，近似當今的因各種因素的異地搬遷，由此不得不他鄉創業的搬遷戶，當年也有很多政策性作保障。

移民中除了種子、田地、農具之外，有“免租三年”一說。三年時間，基本可以安頓一份生活了。不過，民屯若以軍屯相比條件相差甚遠，軍屯及其家屬除吃皇糧或半吃皇糧外，還加很多政策性保障。

據載,大多數民屯移民是白手起家，雖“三年免租”也難翻身，只有部分民屯移民歷經異常艱苦的奮鬥，需三、四代人之後才供得起子孫上學讀書。

明代移民的足跡與文光

自明朝以來，雲南成建制、大規模的移民大都是以一個地方為發祥地，以一個小小的地名為祖籍鄉關——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高石坎。據老昆明人“尋根團”描述，“高石坎”原來是一帶營房，駐守著保衛明王朝的一支外圍部隊。其實軍中人多數祖籍均不在南京周邊，大多為元朝政府、陳友諒或張士誠降軍混編為成。

大概是明太祖朱元璋有解除 “非嫡系易反”之意。認為保衛京師倚重的應是大有人在的鐵桿王牌師，雜牌部隊形同雞肋。於是派其心腹愛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統領這支偏師征討遠在雲南，且屢次不接受招降的元樑王。

另一方面，朱元璋立國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合理分佈全國人口，調動全國的土地為明廷所用，快速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與元朝及多股割據勢力交兵多年，朱元璋百廢待興，先拿這批將士做世間垂範，故從1381年至1398年的十八年間，以南征、軍屯、民屯、商屯、充軍等方式向雲南移民超過了百萬，漢族一躍成了雲南的主體民族。

在地方誌中可窺見一些零星史實。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入雲南的戶口，為數較巨大。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詔湖廣常德， 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

這證明在古代的移民問題上真正的成功者是朱元璋。這百萬以上的漢民就不可能再被當地民族同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百萬漢民與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從此，中央王朝對雲南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從有些史料看出，明洪武年間進入雲南的總兵力累計達到四五十萬以上。戰死沙場的、被瘴氣毒死的估計不少於20萬人。據《中國歷史地理簡論》：1389年，沐英入朝述職以後，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萬入滇。第二年，又奏請江南居民八十萬人充實滇地；沐英統治雲南七年，再移南京三十萬人入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是四百餘萬。當時全國人口史料中說是六千多萬。移民雲南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6.8％。

從此以後，漢族人口在雲南逐漸居多，原先主要的土著民族如彝、白、苗等也在這一時期成為名副其實“少數民族”。與此同時，昆明也因移民的大批湧入，迎來了它最輝煌的發展時期。昆明的人口更是呈現出爆炸性的大增長，他們擴築新的磚城，使省府城池更宏大和堅固；又增修道路、驛站，使今天的昆明區域內形成了數不勝數的地名。

原小富春街新貌

移民來到昆明，絕大多數人是開荒種地，初期村落的建構，土著人的散居方式移民不敢取，才背井離鄉底氣不足，抱成一團原樣搬來家鄉的老樣子。

好在幾百年前昆明生態環境很好，大小湖沼密佈，江河溝汊縱橫交錯，純粹屬於水城水鄉，加上又是一個春光永駐，氣候宜人的大壩子。特別讓來自江南的移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悲痛中頓生欣慰，原來竟是一處“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滇中風水寶地。

於是大多就在城鎮和村子中間劃出一條中軸線，讓給能夠拋頭露面為大家代言的智者、長者、大姓人家，遂由裡而外形成依附。住地狹窄些不要緊，呼之應之相互都好照應，“離土不離鄉”，就將就些城鄉向江南風格靠攏，甚至把家鄉地名照搬來用，俱添加念想又省事。

當然，明代在昆明城內形成最富移民特色的街名，莫過於位於翠湖公園之南。南起東風西路，北至武城路（今人民中路），與洗馬河上的洪化僑相對的大、小富春街地名（今“美辰百貨”旁）。此地方明代中期還較荒蕪，但仍顯現“小橋流水人家”風貌。

富春街僅存何氏老宅

明末清初，江南遷居雲南府城的人多在此建蓋家園，因猶似故里風光，逐漸形成街道，遂以故鄉秀麗的富春江之名，先後取名大、小富春街。再看留存下來的明、清昆明的民居庭院多修成三正兩耳小天井四合院建築，內設倒座和門廊，佔地不多，安排緊湊，但功能齊全。

學者們將這種佈局的庭院稱為“一顆印”一般認為是老昆明的大眾民居樣式，但卻忽視了它的範本不在雲南。特別是用來採光透氣的小天井，絕對不是雲南原有的建築風格。

同期，明王朝的政府機構：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又為明廷龐大的軍隊及隨軍家屬部署和設立了雲南左、右、中、前、後衛五鎮戍。如在昆明城區內就有：雲南左衛，俱雲南前衛。

永樂元年（1403年）再將廣南衛遷與昆明城中，於是昆明城內三司並置，府衛同治，屯聚六衛 ，三十一個千戶所，漢族軍事移民人口達十餘萬，還有數量巨大的達官吏員及其家眷附城。

綜上這些也是一部分移民腳步的動態。而後昆明城不僅是継元代以後雲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且其城市規模超前宏大，城防體系完備，屯兵規模最大，成為明代雲南漢族移民定居最多的大都會。

從此，昆明地區的城池建築格局和民眾風俗習慣已與中原無大異；昆明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的事實已經完全形成。之後外來人口的流動無論多少，都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形成的存在。

明朝徵南大軍進入雲南後始終堅持集中兵力，鎮守重鎮，逐漸突破，討平各地反抗的戰略，向雲南縱深腹地迅速推進。移民的腳步也隨之同行，四散分部。誕生出一個個移民的聚居地。

當是昆明城區，我粗略統計，那時與駐軍或屯軍有關的地名至少有就有大西門外屯、黃土坡屯、黑林鋪屯、馬村屯、崗頭村屯、北門外的蓮花池邊屯，小西門外的魚池傍屯、白廟屯、西海子屯等。

現光華街西端一小段稱龍井街（明代叫前衛營十字街）

如今昆明有些帶“衛”、“營”字的街區名稱，幾乎和明代的軍屯（駐軍屯田）有關。這些地方原來還是郊區，隨著市區的擴大，有的後來變成了街區。如明代的前衛營（前衛十字街）在現在的龍井街（東接光華街，西連東風西路）至東風西路一段，明初在此設有前衛軍事機構，後發展成街區，故名前衛十字街。

清代又在此建祭祀雲貴總督甘文焜的祠堂，改稱甘公祠街。又因明初，街上有一古井，旁建龍王廟（1933年撤除），居民多來汲水，故民國至今也名龍井街。舊時當昆明城郊帶“營”字的地名約有六十多個。這也是軍屯式移民的聚集區。

龍井街北廊殘存唯一老鋪面

我初步認為，昆明城區與駐軍或軍屯有關的地名大約就有二、三十個營，如：傅家營、張官營、王旗營、任旗營、廖家營等都是已當時的統領此營的將領姓氏命名的。

又如南城外的焦家營、趙家營都是以明初屯軍的兩位將領姓氏命名的，後因民國初年和其附近的波轉彎合併為一村，故名三合營。

劉家營在大塘子北面，屬大普吉南邊的村名，明代為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劉姓人家多而故名（另一“劉家營”據載：為清初吳三桂部下，一姓劉的將領在此紮營；後逐漸繁衍為村落而得名。）。

尚家營在北郊盤龍江西岸，海拔1910米；明代尚姓將領統領此營軍戶得名。

沙壩營，長蟲山東麓村名；海拔1903米；明代兵營，因附近山溝中築壩以截流沙得名。

洪家營，黃土坡西面約0.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做過駐軍營地，統領姓洪而得名。

張官營（村）魚塘原址上新建的“龜龍湖公園住宅區”。村址和其他土地區域內建成葡萄街住宅等新區。

範家營，王家橋東北約1公里處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範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吳家營，也是王家橋附近村名；明代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吳姓人家居多而得名。

陳家營，大普吉西南約1.5公里處村名；明代曾在此設軍屯營地，形成村落後陳姓人居多而得名。

另有一個地名叫大團山，此村在黑林鋪東南約0.5公里處；村後有一圓形山包，故名團山，村因山得名。明代曾在此軍屯，設前所、中所、後所，現今本村內部老人仍習慣稱前所、中所、後所。1950年後，統稱大團山。如此可見，明代昆明軍屯的盛行。

東風西路南側的三合營村址

另有一村叫瓦倉莊，東至五一路，西接三合營，舊名瓦村莊，明代在此建屯軍糧倉，故名。再如王家營、馬家營、盧家營、金刀營、席子營、麻線營、豆腐營、織布營……這些地名無不打上軍長、軍戶、軍工、後勤的印記。

還有老昆明城內外遺存下明、清兩代移民暫且落腳住宿的“十八鋪”或“二十四鋪”的地名之說。如高山鋪，在今南屏步行街北側；忠愛鋪，今三市街段；羊馬市鋪，在今羊市口；三義鋪，今竹子巷，北頭靠南太橋；金牛鋪，在金牛街；敷澤鋪，原珠璣街；桃源鋪，今桃源街北段附近；太和鋪，今北京路中段；咸和鋪，原長春路東段，今人民中路；近華鋪，今大觀商業城附近；慶豐鋪，今慶豐街；雞鳴鋪，在今雞鳴橋西周邊；勝因鋪，今昆師路師專校址附近。

以及人們一看名就知的黑林鋪、十里鋪、商山鋪、螺峰鋪、文林埔、龍翔鳳翥鋪。古代昆明設鋪（比驛站等級低一點）的意思是對外來官、商、路客作為接待驛站，後延為地名。隨著昆明市區的不斷擴大，“衛”和很多“營”及“所”、“鋪”等逐漸成了街區名稱。

至於說昆明在明朝時期的移民究竟來自江南何處？我根據一些史料及先輩也是移民家族而研究得出：多數來自南京柳樹灣、高石坎，同時，雲南的許多漢民不僅稱自己的先祖來自南京、來自應天府、來自上元縣、來自江寧，而且更加具體的說，先祖來自應天府的竹子巷、手帕巷等等。

而昆明移民是個例外，他們基本上來自南京及其周圍是比較靠譜的。其原因，先得追述明朝初年的軍屯戍守中的軍隊來源及相關的政策。

據史記載，平定雲南後，留下來的軍屯者絕大多數是不折不扣的江南人。對他們，朝廷有一條看上去人性化，實則為拴住戍守者，讓你除了守戍別無退路的選擇，只能死心塌地為朝廷賣命，直到老死任上。

相關政策有一條鐵的軍規，更坐實了他們是純粹的江南人。明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軍士應起解者皆僉妻。”往明白處說是這樣的，凡雲南衛所屯戍的兵士，必須結婚成家。原來家中有妻室的，朝廷派人送到戍地，沒有媳婦的，可以在當地尋找配偶成婚，如果在當地難以求偶，著令原籍老家擇偶送到戍地，完婚後建立軍戶人家，就業基本有了保障，算半個吃皇糧的人。

我的祖上就是從南京應天府隨沐英一起入滇到昆明的軍戶人家，到我這輩已是第二十一代軍戶移民了。雲南軍屯最密集地就是昆明府城。

龍井街北廊最後商家

由於昆明的南京籍移民太多，一度還被稱為“小南京”。直到20世紀初，人們還能在昆明找到不少南京的市井習俗。羅養儒先生在《紀我所知集》中說，往昔不少昆明人說話都和南京人相同。最明顯的是和人家談話不離“您家”兩字，而且把“您家”念成“您啑”。

昆明人做菜、做皮鞋，打皮底、打銀器、兌換銀錢以及甜醬館的門面和出品等等，都和南京大同小異。這雖是一個題外話，，但正因為明代有如此之多的南京等地的江南移民大規模的遷徙而來，才在昆明形成了洗馬河和大、小富春街等等歷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的地名。

說起明代要想鞏固邊疆省份雲南，除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外，則必須文化興省才能教化安邦。國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就離不開書院和考場，而在中國科舉時代全國各地設的考場就叫貢院。

雲南貢院就坐落在今雲南大學校園內，現包含致公堂、東號舍、會澤院、映秋院、鐘樓等建築群，其中只有致公堂和東號舍為貢院原物，其他為民國所建。雲南貢院最早建立在雲南府城東部，今長春路、威遠街一帶。

明弘治十二年(1499)，遷於今址，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曆史。貢院是明、清兩代科舉鄉試的場所。南明時期，這裡曾是農民起義軍大西軍將領艾能奇的定北府。

明末，永曆帝流寓雲南，曾以貢院作為滇都宮室，在此駐蹕一年左右，因此雲南貢院也是漢民族封建皇權衰落的歷史見證。

清光緒29年（1903年），貢院舉行了最後一次鄉試。民國11年（1922年），雲南大學建校就以貢院為校址，在此基礎上擴建成當今世界知名的中國重點大學之一。

三合營社區

移民中後裔都是在昆明府城寒窗苦讀出來不少優秀和傑出的人才。其中有兩位在明清兩代雲南歷史上當任最高的官。第一位是明正德年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明廷內閣首輔（相當於前朝宰相）。他就是昆明安寧人楊一清；其次是清咸豐年間官居兩江總督的何桂清。由於篇幅有限，這裡只簡略介紹下當時昆明家喻戶曉，又鼎鼎大名的楊一清：

楊一清（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字應寧，號邃庵，別號石淙，漢族，原祖籍為明朝南直隸鎮江府丹徒（今屬江蘇）人，祖輩舉家遷往昆明安寧。楊一清少年時代，被稱為神童，14歲便參加鄉試，並且被推薦為翰林秀才。

明憲宗命內閣選派老師教他。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八年進士，曾任陝西按察副使兼督學。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頭銜出任督理陝西馬政。

後又三任三邊總制。歷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為官五十餘年，官至內閣首輔，號稱“出將入相，文德武功”，才華堪與唐代名相姚崇媲美。任邊疆防禦，功勳卓著。回中央任職，計除惡貫滿盈的大宦官劉瑾。常向朝廷直陳施政弊病，最終慘遭陷害，起因是張璁等人誣陷朱繼宗等入獄，並稱楊一清接受張永弟張容的錢財，為張永寫墓誌銘等要求其連坐。楊一清大恨道：“我老了，卻被這些孺子給欺凌玩弄！”之後背部疽發而死，留遺疏，死而不瞑。明世宗於是下令對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數年後恢復楊一清官職。後贈太保，諡文襄。

楊一清的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類散文，大多為奏議，如《關中奏議》、《督府奏議》、《綸扉奏議》、《吏部獻納槁》、《吏部題稿》、《文襄石淙集》、《通家雜述》。這些著作在關切國計民生、整治邊防、革除弊政等方面有許多切實的建議，表現了楊一清的政治眼光和治理才能。另一類是詩歌，其代表是《石淙詩稿》，為其門生李夢陽、康海編等。

移民中還有位耕讀傳家的後人——嚴清，字直甫，是明代昆明大名鼎鼎的先賢，祖上也是從外地移民到昆明，家住城內圓通寺西側（今園通街與北門街相交之處）。

嚴清少年時代就有美名流傳於鄰里，因此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進士，中進士時年僅二十歲。後來官至吏部尚書，是明代與海瑞、邱橓齊名的三大清官。嚴清在保定任職期間，保定府因接連幾年乾旱歉收，盜賊如麻。

嚴清在境內打井抗旱，獎勵農桑，安撫流民。年成稍好時，又對百姓耐心教化，使保定面貌煥然一新。保定府因鄰近京城，老百姓的各種負擔也比其他地方繁重，按慣例，保定每年都要發民到京充做苦役，頻繁的各種勞役，使百姓無法安心務農。

嚴清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多次上疏朝廷請求廢除此項勞役，後來朝廷終於免了保定的此項苛役。在保定三年，為民請命，給當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被當地百姓齊呼為“嚴清天”。

嚴清在四川為官時間較長，政績更是卓然。由於熟悉四川的地情民風，所舉的政事都能結合實際、體恤民情，嚴清痛恨強宗悍吏，常對橫行霸道者嚴懲，普通百姓拍手稱快……

“嚴清”兩字姓名真是名如其人。嚴氏為昆明的科舉世家，其後人多為德高望重的鄉賢。明末清初，昆明地方父老為表彰嚴家造福桑梓的功德，特在嚴清家居住的圓通寺西側建造了一座“世恩牌坊”。

另一位是獲罪被冤自殺的開國功臣，潁國公傅友德的後人——傅宗龍。傅氏家原籍在安徽宿州，因祖輩傅友德案遭牽連，其全家子孫被貶謫到昆明，世居傅家營（在今官渡區矣六街道辦事處轄區內，據史載為明初潁川侯傅友德後裔軍囤地。到傅宗龍這一支前後幾輩已定居在現金碧路昆華醫院處）。

傅宗龍，字仲綸，自幼聰明好學，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乙酉科雲南鄉試，雲南首善昆明，只有四人，傅宗龍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最前者。第二年殿試，年僅十九歲又連中第三甲第四十六名進士，全省只有八人中進士，昆明縣只有傅宗龍一人中進士。傅中進士後，歷任銅梁知縣、戶部主事、御史、貴州巡撫、順天巡撫、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等職。

傅宗龍也算明末重臣加忠臣。也許傅從小受祖上大將軍傅友德文韜武略的影響，故骨子裡較有軍事才幹，又正值明崇禎年間，關外有清兵壓境，關內是李自成攻下洛陽，殺了福王。崇禎帝只好再次取用關押在牢裡的傅宗龍，任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這時的李自成以統帥有六十萬大軍，兵鋒已至豫東，明廷搖搖欲墜。

傅宗龍以單薄的二萬兵馬出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傅軍在河南孟家莊遭到闖王重兵伏擊，力盡被俘。闖軍勸降不成，就劫持傅宗龍往項城賺城，叫城上開門放秦總督進城，傅則對著城上官軍大喊：“我秦督也，不幸墮入賊手，左右皆賊耳！”攻城將領只得揮刀砍傅，被劈在地的傅還未斷氣，仍高叫：“我大臣也，死則死耳，豈能為賊賺城而緩死哉！”那幾個攻城將領怒得猛砍傅數刀而死。傅宗龍之死傳到明廷，崇禎帝嘆息不止，復兵部尚書銜，加太子少保，諡曰“忠壯”，蔭子錦衣世千戶，賜祭葬。

傅宗龍不但是一位精通文韜武略的明末名臣，他的書法和詩文也寫得很好，只可惜這些親筆詩文大多散失。只有留在昆明西山龍門 “達天閣”石道上有一個石室，石室的北側鐫刻有“覽海處”三字，洞的南側有李根源摹刻傅宗龍的一句詩“一徑飛紅雨，千林散綠蔭。” 該詩句意境幽美，對仗工整，頗有唐詩的韻味。

另據《明史》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詔發故徵南將軍傅友德家屬雲南安置……帝大怒，命以其家屬分發雲南、遼東”。傅友德三子天錫（大名府知府），洪武年間充軍昆明。其後代傅良弼，嘉靖間做了吏科給事中的官職。傅宗龍屬這支餘脈所傳。我

還知曉一位昆明市民叫傅學俊，他說自己也是傅友德率兵南征到雲南沾益時留下的後裔。清末民初，他們這支由沾益遷往省城，在威遠街、光華街開設“忠義祥”，經營宣威火腿。

由此，積累了一定資金，才由其爺爺輩傅潤之、傅壽之兩兄弟及其父於上世紀初在三牌坊居仁巷選址買地建“傅氏宅院”。現成為文明街片區恢復保護建築之一。他曾說：“昆明及省內其它地州也有傅氏後裔，他這支祖籍在曲靖沾益大樹屯傅氏家族至今人丁興旺。”

說到昆明城中與水有關的地名，不能不講講明代形成的洗馬河。沐英鎮守雲南開始修築昆明磚城時，就將翠湖圈入城內，註定了它成為今天人們看到的翠湖公園。那時，一條沒有正式名稱，似乎也無人關注的無名小河從翠湖（菜海子）流入滇池。

由於沐英是個極愛馬之人，有“良駒千匹“，他常讓士兵在此洗馬，並仿效漢朝名將周亞夫屯兵細柳的故事，便命人拓寬河道，種柳牧馬，以“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抒發自己的一腔豪情，演繹了一段風雲變幻的歷史。

那條無名河由此被稱作“洗馬河”，變成了一個練兵習武之地，演繹了連續約六百年那些有聲有色的武劇，至今讓人談論不休。

很多上了點歲數的昆明人都知道，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初，洗馬河還身影猶存，它從翠湖經承華圃（即雲南陸軍講武堂、省科技館、省圖書館）一帶注入大觀河後，流向滇池。今天，人們只有在今天省圖書館進大門幾米處，可以看到一小拱橋下面，還有水在流淌。據說，這就是當年洗馬河剩下的一小段痕跡。

撫今追昔，往事如煙，消失的洗馬河卻一直讓老昆明人耿耿於懷，喋喋不休地談論著，似乎成了一個永不消失的地名。

走向近代的腳步

張官營板塊上建起的回遷房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軍入關，橫掃中原大地，李自成敗退湖北九宮山遇難，張獻忠戰死四川，揚州城陷，史可法壯烈捐軀，隨之南京小朝廷覆滅。1657年（清順治十四年），南明永曆帝入滇，宗室遺民隨著他由曲靖到昆明的很多。昆明號稱滇都。不久全國形勢急劇變化，清軍乘勝南下，永曆帝敗走緬甸，南明王朝徹底覆滅。

據《滇南雜誌》中的《永曆外紀》記載：帝於順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時，隨行之眾，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緬時，官員隨行者四百餘，侍從遺民則有三千以上．失敗時，尚且如此，初入滇時，來的為數當更多了。吳三桂在雲南，以“復明”為號召，許多人都看不清楚他的狼子野心。由於當時“人心思漢”，受其矇蔽，中原人士響應入滇的很多。

需順便提一下的是：那個引起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陳圓圓，本姓邢，江蘇常州人氏，她跟隨吳三桂一路“殺”到了昆明，也可以算是一個江南移民。

清軍平吳三桂，清政府又帶入大量軍戶以及官吏與各相關家屬來昆明。其人口成分有很多漢族及少數滿族和蒙古族、回族。緊接，中國在康、雍、乾時代又進入一個富強繁盛的時期，商貿往來頻繁，全國人口迅猛增長，其綜合國力仍居世界第一。

綜上所述，那時從全國各地進入雲南的移民共有多少呢？一說至少十餘萬，一說不下二十萬，凡此種種，雖說缺乏證據，但卻形成了又一次湧進雲南的移民大潮，應該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自清王朝在雲南建立政權後，在其後二百多年的時間裡，更有一批又一批的移民猶如一波波潮水湧進雲南。

清初的軍事移民來到昆明後，讓這座城市新增了最著名的當有三個地名：

一是逼死坡

1662年4月的一天在五華山西麓篦子坡旁的金禪寺（今華山西路利昆巷內），被吳三桂押解回昆明的永曆帝朱由榔和他的兒子，滿面憂戚。幾名清兵隨著吳一聲令下，不由分說就上去用弓弦將他們父子勒死。他們剛一斷氣，突然狂風大作，暴雨驟至。朱由榔被處死，標誌著南明王朝的最後滅亡。

老百姓同情永曆帝，遂按諧音改篦子坡為“逼死坡”，後清道光年間地方官員覺得對清廷的懷柔安撫政策有些不妥，又曾改名“昇平坡”。但百姓不認可，仍呼“逼死坡”。另外，清晚期在五華山東麓建有祭祀岳飛的“永寧宮”，因大致在華山東路陡坡處，故昆明人稱“永寧宮坡”。

二是洪化橋

位於今翠湖公園南畔，南起人民中路，北至翠湖南路，全長171米，南北走向。因清初，吳三桂填菜海子（即翠湖）之西造新王府，府前有洗馬河，河上有座石橋，當時此橋知名度並不高，後因吳三桂孫子吳世璠繼他爺偽皇帝位，改元“洪化”。故將平西王府改稱“洪化府”，府前的橋改為“洪化橋”，橋前甬道，也被稱作洪化巷。吳氏政權敗亡，人們討厭這個名字，便改稱“承華圃”。但出於習慣，一些平民仍叫洪化橋。

三是三牌坊

此坊原位於今威遠街、光華街交匯處的正義路主道上。此坊始建於明代，至清乾隆年間重修。坊為三孔，高二丈餘，明代南面坊上提額為“懷柔六詔”，北面為“平定百蠻”。

清道光八年（1828年），布政使王楚堂重修此坊時，將坊額南面改題為“天開雲瑞”；北面為“地靖坤維”。並請當時著名的書家呈貢人孫鑄書寫，故又稱“天開雲瑞”坊。據說“天開”一詞出自宋大理國段智祥年號（1205—1225年）。“雲瑞”則象徵吉祥，八個紅底金字意在歌頌清王朝國泰民安，吉祥寧靜。

三牌坊系當時人們對“天開雲瑞”坊的俗稱。據說，從當時南門外的金馬、碧雞坊數起，到此，正好是第三，所以叫三牌坊；又說從南門往北算起，到光華街口剛好是第三段，故稱三牌坊。此坊後至民國1916年唐繼堯執政時，唐又重修。

在清王朝268年的統治時期，本著官與民 “滿承漢習”的慣例，在昆明沿用了很多明代的地名。這一時期，隨著清政府在雲南統治機構日趨完善，省府城內各級新增設了一些衙門成為百姓直呼的地名。另外出現了營門口、錢局街、鐵局巷、巡津街等等地名，以及還有滿人聚居的旗人街（也稱滿洲巷，在今如安街一帶），其地名更具有強烈的滿族移民色彩。

另據《昆明五華區地名志》載：“蘇家塘據傳，早年此地有一水塘，群山懷抱，景色秀麗，環境清幽。清光緒七年（1881年），蘇、劉兩姓先後由南京遷此安家，劉家敗落，蘇家發跡，故名蘇家塘。”

清代昆明人才輩出，主要有：享譽當朝的“瘦馬御史”錢南園、“不求榮利”辭官回家的官渡名士王思訓、“天下第一長聯”孫髯翁、 “博學多才”陳榮昌等傑出人物。雲南昆明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獨領風騷，並閃耀過幾個亮點，如：推翻帝制時的“重九起義”和維護共和發起的“護國首義”中稱道為“護國三傑”之一的唐繼堯，以及響應孫中山護法運動的“靖國戰爭”等將士們。

張官營板塊建起的葡萄街一角

當然，各地方人口在歷史上也有幾次起伏變化。如清末，由於封建社會走到了極端腐朽落後的地步，造成列強四面威脅瓜分的局面，使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由此導致全國多處戰亂不斷，再加天災人禍使局部人口銳減。

雲南昆明也不例外，比如在（此處人口數據主要來自《雲南辭典》）：“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雲南人口約為700萬，昆明城區人口已達35～40萬；而在清咸豐、同治年間由於戰爭等因素雲南人口銳減到298萬，昆明城區人口銳減到只有10多萬人口”。不過，其中有傷亡、病死，或許還有躲避戰亂和災荒離開雲南的移民。

而到了1910年清代末期，當滇越鐵路通車後，一批精通經營之道的廣東人，他們從當地捎帶各種物產，再搭船到越南海防，採買多種“舶來品”物資後又滿載著琳琅滿目，五光十色的商品，乘火車來到昆明。

就如此幾代人常年往返謀生，大部分人開始定居昆明。可稱之為一大群從沿海來的新移民。他們多聚集於金碧路、同仁街、三市街一帶建起幾條粵式二層樓式的街道，如金碧路中段當時名曰“廣聚街”。再加上外國商人和各種身份的外籍居民不斷湧入，讓昆明人耳目一新，也把周邊的商業氛圍煽得更“火”了起來。昆明人口又有所增加。

推翻清王朝，進入民國之初後，萬象更新，為紀念辛亥革命的勝利，人們將昆明的一些老街名“改名換姓”，賦予它新的歷史意義，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熟悉昆明歷史的人都知道，如老城區內其中一條鋪著青石板的老路，貫穿昆明老城南北的幾段（三市街、南正街、馬市口）街名統稱“正義路”；清總督衙門南口東側的東院街改成“光華街”；文廟附近的“二纛街”、“三纛巷”改稱“民生街”、“民權街”；“繡衣街”取成“護國路”等等。

跨入現代的移民

二十世紀初有一例重量級的省內移民不得不提：那就是從雲南玉溪移居昆明老城區甬道街的聶氏家族。從這個家族誕生出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曲者——聶耳。

最典型的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民國時期，由於日寇入侵，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昆明這個西南邊陲城市作為一次文化與軍事南遷的重要承載地，又一次接受了大規模的移民遷徙和不同文化的大融合。

這一時期，昆明城市人口很快從十多萬膨脹到三四十萬，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中華學界精英和社會民主人士，以中央機器廠為代表的現代工業文化科技人員和一些產業工人，以美國“飛虎隊”為代表的外來文化，一時間紛至沓來，人才薈萃，齊聚昆明。

雖然這樣的狀態隨著時局的轉變不久就消失了，但這種因戰爭的不幸帶來的文化幸運，其影響卻十分深遠，讓後代的昆明人特別是文化人永世難忘。

現仍有很多領域的精英們與後人留居昆明，又讓昆明催生出許多新文化、新地名。並由此奠定了昆明現代城市文化和工業文化的堅實基礎。昆明現代城市的發育和城市精神的孕育，可以說在這裡翻開了最重要的一頁。

僅以20世紀初人們在撤除近日樓東段的城牆之地時，以這段城牆原為“昆明南面的屏障”之意，修築了長500米的“南屏街”。

抗戰一爆發，隨著大批移民湧來，南屏街陡然間變得像趕街子似的熱鬧起來，建起成片的新樓房，一時成了燈紅酒綠，洋氣十足的“小南京路”之稱。尤其是它成為昆明市第一條鋪就瀝青路面的街道。

隨之，“中央” “中國” “交通” “農業”四大銀行等20多家金融機構和鴻翔服裝店、明星理髮店、昆明大戲院、南屏大戲院（兼電影院）……以及西風咖啡店等在此密集落地，南屏街變為購物、娛樂的“天堂”，成為了昆明最熱鬧的商業大街。

今天，經過改造的南屏街也成了一條商業步行街，與它四周的三市街商業步行街和正義路、寶善街、文明新街片區、東風路等商業街道，互為呼應，四通八達，形成了昆明老城區中一個最大的商業圈。

今彩雲北路上的世紀城就建在“織布營”老村板塊位置。

抗日戰爭時期，例如，老昆明票友耳熟能詳的京劇名角關肅霜，她是一位享譽全國的滿族藝術家。原籍湖北荊州，由於京津淪陷，南京、上海成為孤島，民國政府遷都重慶，由此各地大批京劇班社不斷南下，湧入昆明，一時間，昆明也成了全國京劇藝術的中心。先後到昆明獻藝的著名京劇演員有：程硯秋、馬連良、唐韻笙……關肅霜等等。

抗戰結束，其中有不少名演員，紮根雲嶺，情繫紅土高原，極大地提升了京劇在雲南的品味，促進了京劇在雲南邊疆的發展。對新中國成立後，京劇在雲南的傳承創新，京劇在雲南形成的浪漫風格和民族品性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當中首推著名錶演藝術家關肅霜，她在眾多合作者的支持幫助下所創立的京劇“關派”表演藝術，極大的豐富了京劇旦角的表演藝術手段，把京劇旦行的演技歷史性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整個戲曲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對京劇藝術和京劇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位德藝雙馨的藝術家於1992年去世，她生前任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雲南省劇協主席、省京劇院院長。她曾今的故居在長春路興華街南口東側小巷內，巷口斜對面就是“長春劇院”。

新中國建立後，雲南和平解放。隨野戰軍而來的南下幹部，以及50年代中後期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自願組成支邊大軍，主要成分有科學技術人員、產業工人等，還有60年代前後來自北京、上海、四川等地 “接受再教育”的廣大知識青年；以及支援“三線建設”的相關人員及其家屬。這段時期陸續進入的移民給昆明的生產發展帶來了新氣象；這些移民有很多人最後在昆明落腳生根，傳宗接代。

今天，順應改革開放的大潮，市場法則引導著數以百萬計的經濟新移民湧入昆明，在昆明置業，購房定居。這是雲南昆明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外地向昆明移民。昆明市區較之舊時代，擴大了幾十倍。

為適應曠日持久的移民潮，城市建設日新月異，老昆明除了記憶，已經幾乎蕩然無存，一座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在中國的西南部出現了。

當今更有顯著特點的是：這些移民都是隨心所欲，自覺自願地來昆明落戶謀生。另其客觀原因是：由於昆明歷經七百多年的新老移民多少代的努力奮鬥，已使昆明成為最適宜居城市之一；風光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所以昆明已成為移民者擋不住的誘惑。故如今，從昆明若干個住宅新區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以及賓館酒樓和眾多企業公司，到阡陌縱橫的大街小巷，甚至鄉村小鎮都有來自全國五湖四海的老闆、商人、打工者、應聘人才，再添省內外龐大的農民工族群，還有少部分五大洲，四大洋的各色人種在昆明工作定居，繁衍後代。天南地北的方言異語、川流不息的人群，為昆明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帶來了文化的雜糅和融通，也傳承著昆明人與外來移民和諧發展的精神品質。

移民後裔的感悟與反思

我家張氏一族是昆明古代移民的後代，從明代洪武年間跟隨沐英軍籍入滇落戶昆明到現在至今已有六百多年了，傳到我這代家譜排為第二十一代。

故家族裡大多對移民問題頗感興趣，也對現代昆明數十年的移民狀況深有感觸。我印象較深的是。大概六、七年前，我和我的一個兄長聊起兒時常跟隨母親敬香拜佛的昆明北郊長蟲山鐵峰庵。

為追尋這一念想，我們弟兄選了一個晴好的早上，到長蟲山尋看鐵峰庵遺蹟是否還在？我們從龍泉路“雲南財經大學”北院過核桃箐，哪知時隔近五十多年，長蟲山南麓山體及村落、農舍、路徑早已面目全非，讓號稱“老昆明”的我們都茫然迷誤得難辨目標。只好幾次向路旁的村民打聽去鐵峰庵的路徑。

但令我弟兄意外驚奇的是：遇到所問的人開口盡是南腔北調之人，故所問非所答。難道原有村民都把房舍出租或出售給外地人？！我們只好採用蹩腳的普通話詢問：“鐵峰庵往哪裡走” ？有的答：“不知道”，有的回：“從來就沒聽說”。

我老哥們只得遺憾的望著自小就熟悉的山形輪廓位置不擇路走了兩三公里，才發現離此山較遠道路早被挖機挖斷了，遠觀半山腰原鐵峰庵處的山體已全部挖空不存。

我們此行雖無功而返，但給我弟兄們產生很多詫異和感嘆：也許“新移民”已經超過我們這些“老移民”數倍，甚至十倍以上，才出現：身在本鄉處異音的狀態。

現稍加留意，確實如此，凡你所居住的各社區鄰居，外地人居多。據近期人口統計：昆明四城區單是常住人口就約有370萬，還不計算大量流動人口。經過查閱相關資料，我估算昆明四城區若是80年代後遷入的不算在內，至今只約有70多萬。

由此，大概原籍居民還不足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要是按在昆明落戶已傳三代的算為“老昆明人”，人口也許只有50多萬，那百分比就更低了。像我們這些“地道的老（移民）昆明人”更是成了新昆明的“少數民族”了。

織布營拆遷前村裡的中和庵外景

然而，詫異之後，我又感嘆道，當代的移民腳步卻是多麼的輕鬆自如，有飛機、火車、汽車等便捷交通工具，來去進出方便自由。雖然有的還有些尷尬和辛酸，但有的生活已較幸福；有的甚至是各階層的成功人士。他們和古代悲慘的移民相比，是很幸福了。可以這麼說，今昔彼此的經歷和感受完全在地獄與天堂之間。

綜上所述，昆明的地名轉化與演變無不落下內地漢族移民與土著民族文化交融的痕跡。元朝以前都是各土著民族先後生活在這個區域，自元、明、清以後大量移民陸續世居昆明，讓這座移民城市和內地城市的地名稱謂有所不同的鐫刻下歷史、社會、人文等諸多特殊點。

各種地名是鐫刻在大地上的符號，是古今人類活動（移民）的軌跡，也是揭開某些移民之謎的“金鑰匙”和“活化石”。如，西班牙首都叫“馬德里”，意思是“媽媽快跑！”這個地名說明，古代馬德里還是片大森林，有老熊，是原生態的地名，充滿了人性的光輝。

同樣我們祖祖輩生活居住的昆明城這“昆明”一詞出自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所指的是雲南古西南夷的一支 “昆明部落”，此古老部落（可能屬於以彝族先民為主的部族）曾居於滇西洱海畔而得名。

三國時之昆明，在滇東北。《三國志·李恢傳》載：“丞相亮南征，先由越 儁，而 恢 案 道 向 建 寧，諸 縣 大 相 糾 合 ，圍 恢 軍 於昆 明 。”又據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說：“平夷縣應在今貴州普安之地。”因此，李恢進軍路線，是由黔西北前往建寧即今曲靖，中途被困於昆明，此昆明在今滇東北一帶。唐之昆明即今四川鹽源，唐武德四年置；元之昆明，為今雲南省會昆明。

另外，今麗江一帶古亦稱昆明。說明它與相連的四川、貴州和雲南保山、大理、麗江等地皆因古有“昆明族”聚居而得名。

但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南詔統治者曾將原居滇西一帶的昆明族大批群眾（省內移民）遷往拓東城，即今昆明城一帶。故隋、唐時於滇池地區置昆州，唐時又稱昆川。這為隨後以“昆明”族稱的漢譯音定城市名找到了起源的依據。

從昆明地區一些地名的身上，我們可以得悉古今滄桑變遷的密碼。翠湖東南面磨盤山上有“一丘田”，現在是省人事廳宿舍所在地，是五華山旁邊最熱鬧的地方之一，但從這個地名看，元代它還是土城北面外山上的一塊荒地，那時人們從菜海子邊經過，遠遠望見山坡上有人種了一片田地，於是稱為“一丘田”；從翠湖西行，有“蒲草田”，現在是南起人民中路，北接翠湖南路的一條巷道之名，今為十分繁華之地。

而從地名上看，元代時它還是昆明城外的荒地，因地勢低窪，生長蒲草，所以叫“蒲草田”；再西行有“潘家灣”，說明元代以前它還是西城外的一道湖灣，洗馬河、護城河經此地流入滇池草海，後來挖滇池海口，水位下降後，清初發展為村落，以潘姓居住得名潘家灣。

往南行，現在的“三合營”處有“波轉彎”，這個地名說明它是玉帶河的支流流經此處時，波浪轉彎，形成的一片河灣。其中既有民族融合又奇特有趣的是，老昆明人稱，城內有“三山、四海、六河、九坡”所謂四海，是指翠湖被兩條長堤一分為四，而稱四海。

為何雲南人所稱的海如此之小，原因是受彝族和蒙古族的語音影響。彝語稱水塘等低窪積水之地為“黑”，蒙語則稱“嗨”，混攪譯成漢語變成了“海”。彝、蒙語與漢語融合，有水則稱“海子”，水乾了則稱為“幹海子”。又如羊仙坡：南起虹山北路，北轉至昆沙路，路名有三說：一為彝語“雅西波”（長滿楊梅和酸多依的地方）。二說山路陡羊都難行，三說古代某氏命名……

被淡忘的老地名記憶，或許只有昆明老人才能回憶，而沒有見證過老昆明的年輕人有的僅是對老昆明這個概念的陌生感。對於那些熱愛昆明而又親眼目睹著這座城市在時光中不斷新老更替的人們，他們是那樣的依戀和懷想從前。

正如活著的兒女，只有他們，才會在不經意間，從心裡升騰起對已然辭世的母親的陣陣懷念。懷舊真的成了一種無法治癒的頑疾，人們紛紛在這座城市的報紙上懷念那曾經清澈的滇池，以及雨後石板上會泛光的金碧路、長春路、順城街、武成路、華山西路……以及街頭形形色色的風味小吃……這一切，都是他們曾經經歷，然而今天已然難以觸摸得到的生活。

昆明地區的古代文化是在不斷移民和不斷接納外來文化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因而具有易於接納吸收外來文化的特徵。

早在戰國時期昆明地區就有楚人建立的滇王國，西漢時成為益州轄區，唐代南詔國在此建立東都拓東城，元代為雲南行省的首府，在此過程中不斷有移民進入昆明，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相繼進入昆明。

明代，朱元璋向雲南大量移民，據說移入昆明及附近地區的就有30多萬人，極大地影響了昆明地區的文化面貌，使之具有更多的不同文化特徵。例如在飲食上，滇菜是八方風味的匯聚，包含了多種菜系的風味。

這種吸納外來文化的特徵體現於昆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各個方面，從建築到繪畫藝術，從語言到詩歌，從音樂舞蹈到節日慶典，從婚喪嫁娶和喪葬習俗，無不表現出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使多元文化和諧共生。這成為確定昆明旅遊圈總體規劃主題思想的重要依據。

昆明是歷史文化名城，令人遺憾的是，大多數市民對昆明的歷史卻知之甚少，地名成了這個城市目前僅存的有關歷史的“活化石”。比如現在的“人民中路”過去是由武成路、文廟橫街、長春路等街、路組成（它們的背後還隱藏著更古的名稱）。

當今的年輕人就連消失不久的都含糊不清了，甚至完全不知道。只有上點年紀的老昆明人還是習慣按原地名分段稱呼。等老一輩都不在世了，這對後人研究昆明的地名所隱藏的歷史人文內涵將會帶來很多麻煩和障礙，這對承前啟後的昆明人影響是很大的。

我認為，各級政府有關部門應儘量不要亂改街名、地名，因為老街地名延續了移民和土著民的歷史文化和城市特色，要保持地名的穩定性並宣傳標準地名。其實保護老地名，並不是無病呻吟，也非發鄉土幽情。

昆明融合了移民與土著民極為豐富的人文歷史的痕跡，有一些老街巷及古建築雖然已不在了，但是老地名仍在喚醒人們去珍視這座移民城市的記憶。

我感覺昆明從元、明、清至今近八百年大規模移民史，移民的腳步促使了：

道路暢通無阻，城鄉成長迅速。

地名方興未艾，活力繼往開來。

人口合理搭配，民族和諧發展。

姓氏中華全佔，名人群星燦爛。

我認為中國自古到今移民的重要意義是：促進了中華民族大融合，有利於國家統一，推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有利於國內人口合理配置，以及各族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推動各族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利於祖國對邊疆地區的開發，推動中國古代和現代經濟能夠均衡的發展。

我相信人們都知道：地球上只要有人類生存，移民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息，更不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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