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一部製作成本僅450萬美元的的恐怖喜劇電影《逃出絕命鎮》以黑馬的姿態，在全球斬獲超過2.5億元美元的票房。
影片憑著對當代美國社會的隱喻、種族矛盾等社會問題的巧妙諷刺，使導演兼編劇喬丹·皮爾拿下了第91屆奧斯卡的最佳劇本獎。
除獲得奧斯卡最佳劇本獎之外，《逃出絕命鎮》還在全球各大電影節及影展獲得了193次提名，共獲得147項大獎。
也因此，喬丹·皮爾和他的猴爪影業趁熱打鐵，在2019年趁熱推出了同樣由他執導兼編劇的電影。
《我們》
（以下內容含劇透，請選擇閱讀）
《逃出絕命鎮》把故事發生的空間放在一夥偽善且自命不凡的白人地盤，通過黑人小夥克里斯的遭遇抨擊美國的種族主義。
《逃出絕命鎮》
而《我們》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走的更遠，喬丹在保留種族歧視的基礎上，用二元論下的各種隱喻，以寓言體的形式為我們展示了當下美國社會階級異化所帶來的疏離和敵對情緒以及民眾無意識的反抗心態。
我們常說越是深刻的道理，故事就越簡單。
用一句話來總結《我們》中發生的故事就相當簡單，即一個四口之家，在度假時遭遇了來自地下與“自己相似”的人（影子）的攻擊。
故事開始於1986年，小女孩阿德萊德和父母在海濱度假時，無意間進入一面滿是鏡子的房間，看到一個和自己一模一樣的人，她失蹤了15分鐘後再次回到父母身邊。
沒有人知道這15分鐘發生了什麼，直到已為人母的阿德萊德和丈夫蓋博帶著一對兒女再次回到海濱。
在一個如真空般寂靜的夜晚，遭到自己“影子”的攻擊，真相才逐漸揭曉。
首先，《我們》的片名就充滿了多重含義，英文“US”本身就是一個雙關語，既可以指代我們，也指代“美國”的縮寫（unite states）。
而在片中阿德萊德一家與影子一家，除了外表相似以外，並無任何共同之處。
通過爸爸蓋博身上穿的哈佛大學的毛衣以及他們能夠支付得起度假的費用可以推斷阿德萊德一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
反觀影子一家，除了與阿德萊德對應的影子會說話外（這點非常重要），其他人不僅不會說話，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與阿德萊德一家是相似的，也彷彿沒有獨立的意志和能力。
換句話說，他們更像是未曾接受過教育的原始人。
而女主角阿德萊德的影子在回答“你們是誰”這個問題時說“我們是美國人”，可以看做是喬丹對當下美國當代社會階級分化的嘲弄與諷刺。
眾所周知，美國自建立之初就在《獨立宣言》中宣稱“人人生而平等”，但在建國兩百多年曆史中，種族歧視，階層分化，貧富差距，男女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等一系列問題無不向我們揭示著平等從未存在過。
當阿德萊德的兒子傑森在燈光下看清攻擊他們的人後，說“他們是我們（it is us）”時則開始強制觀眾去思考為什麼“他們是我們”，但我們和他們的生活差異如此之大。
故事的發展順理成章的導向制度層面。
在《我們》的世界中“羈絆”系統維繫著整個社會的運轉，每一個在陸地上生活的人類都有一個與之對應的影子，影子生活在地底，與陸地上的人動作對應。
當陸地人吃溫暖的食物，得到溫馨的玩具時，影子只能茹毛飲血，拿到冰冷的尖刀。
這層層對應的差異，把矛頭狠辣地指向了美國各個階層之間的疏離與冷漠，仇恨與敵視。
相似的隱喻還有很多，如開場電視上出現的手拉手消除貧困的廣告被影子用於反抗的信仰，使得地下人手拉手組成人牆。
但如果止步於此，《我們》也不過是對現實的簡單描繪。
但喬丹的厲害之處在影片的最後五分鐘，用快速剪輯和音樂，揭示了陸地上的阿德萊德才是影子，而影子是阿德萊德，二人的身份早在故事開始前就做了置換。
這個設定以及設定所帶來的結果，頗具馬太效應的宗教意味，也即讓窮人越窮，富人越富。
在宗教中隱含著階層的固化，喬丹不僅在批判，他還在反思造成此類現象的原因。
在內容上，《我們》一直在傳遞著，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但它的展現絕不無趣強硬。作為一部類型片，喬丹的第一要務仍然在於為觀眾提供娛樂。
就像《逃出絕命鎮》一樣，《我們》也是一部頗具喜劇色彩的恐怖片，導演頗為巧妙地在懸疑氛圍中設計了一些喜劇情節。
如讓所有的演員一人分飾兩角，這些角色的反差對撞場景，一開始也許會讓非恐怖片受眾驚恐，不過一旦進入設定，場景卻因其荒誕而有了滑稽感。
尤其是最後在地底的決戰，演員用頗為戲劇化的肢體動作進行決鬥，優雅又不失美感的暗示了影子和真人身份的轉化。
除了在視覺和內容的深度進行拓展外，《我們》的配樂對影片的成功也功不可沒。
喬丹在《我們》中依舊選擇和《逃出絕命鎮》作曲家Michael Abels合作，用混響，流行歌曲和詭異的樂器，貼合故事節奏，展現出他對視聽語言的把控。
當然，《我們》不是一部全然完美的電影，甚至它還有很多bug，但這依舊不妨礙它成為一部優秀的類型片。
至少，相比第一部《逃出絕命鎮》對種族歧視的抨擊，這一次喬丹把視角轉向了全人類，《我們》講述了一個普通家庭所可能面臨的不公正，而這個家庭僅僅碰巧是非裔美國人。
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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