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鬼子六

讀史越是細節處越有意思。

在抗日戰爭初期，許多知識分子的態度頗為值得玩味。

雖說知識分子是飽讀詩書之人，看問題應該更為理性和長遠，但有些在歷史時局中的言論讓人捏了一把汗。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氣焰囂張的日軍時刻威脅著北平的安危，在全國討論北平軍事防禦問題之時，江翰、馬衡、徐炳昶等學者考慮到北平是古都，保存著大量的文物古蹟，毀於戰火就太過可惜，因而主動向政府提出北平不駐兵、不設防的建議，讓北平成為一個“非軍事區”，希望日軍能放北平一馬。

這事被傅斯年知道後，傅斯年痛罵這群腦子進水的知識分子，“北平學者出此下策，斯年實為中國讀書人慚愧也。”

如果只是一些學術界小角色講講胡話、出出昏招，倒也不必過於在意。畢竟學術圈作為一個專業性極強的群體，最看重的還是學界領袖人物的態度。

被稱為“教授的教授”自然可以算是民國學術圈的領袖人物之一，而他的態度卻讓人有些意外。

吳宓在日記中記述道：“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又言“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

這段話已經明確表示了陳寅恪先生對於抗日的悲觀看法，“一力主和”“戰則亡國”的言論也影響了吳宓，他也一度秉持著抗戰必將亡國的觀點，想在抗戰中置身事外。

陳寅恪本來在學術界的“人設”是一個象牙塔式的純粹學者，本來極少參合時政，更不會在報紙上媒體上公開表露自己的看法，即使作為一個學術領袖，抗戰悲觀論的影響面也不大。而作為當時學術界的“超級網紅”，胡適的一言一行，就具有非常大的煽動性了。

胡適的汙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後，有一幫政要名流經常聚集在上海討論時政，這些人裡有顧祝同、朱紹良、梅思平、周佛海、陶希聖、胡適、陳布雷、陳立夫等人，當時黨、政、軍、學界一等一的要人濟濟一堂。

汪精衛雖然不公開參加活動，但周佛海、梅思平都是汪精衛的左膀右臂，大家遙奉汪精衛為“低調俱樂部”的精神領袖。這群人在抗戰後的選擇，大家都看的很清楚了。

這些人都不看好抗戰的前景，認為中日若爆發大戰，中國必敗無疑。有人給這個鬆散的組織起了個名字“低調俱樂部”，意在諷刺唱高調要抗戰的人。你可能想不到，在國家危亡的緊要關頭，還有一批中國的精英人物鼓吹“抗戰必亡”的論調。

這其中，就有胡適。

“低調俱樂部”成員的道理很簡單，中日雙方國力相差太大，中國是肯定打不過日本人的。與其被日本人打敗後丟人丟地丟權，還不如跟日本人一起來共同建設“新中國”。

匪夷所思的割地求和計劃

到了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得知日本有10個陸軍師團正向華北調集，預感到日本這次是要對中國發動大戰。7月17日，他在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和《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指出：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

不管是被逼無奈還是自願，蔣介石終於第一次公開表達中國政府抗戰的決心了。

而低調俱樂部的達官貴人們卻慌了，拼命扯蔣介石的衣袖，要把蔣介石拽回來。

1937年8月，陶希聖、胡適等人給蔣介石寫了祕函，由陳布雷轉呈蔣介石。他們向蔣介石提出，政府絕不應“輕啟大戰”，而應不惜一切“做最後之外交努力”，為此還應該下決心“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

這裡所謂的“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正是被日本人佔據的東三省。

胡適等人的意思是，中國政府應該承認現實，主動放棄對東三省的領土主權，以此換取日本在華北撤兵，中日雙方再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蔣介石會怎麼辦呢？

在第二天召開的國防會議上，老蔣一邊介紹陶希聖、胡適的建議，一邊諷刺挖苦，根本不理陶希聖、胡適這種“異想天開”的自嗨。主動放棄東北主權，日本人就會收手了嗎？日本人是這麼講信義的國家嗎？

老蔣吃了日本人多少虧，對日本人什麼德性一清二楚。

180度大轉變

就在胡適等人還在為勸阻蔣介石放棄抗戰做最後努力的時候，日本人已經在上海屯兵，叫囂著要三個月內滅亡中國了。

慘烈的“淞滬會戰”打響，蔣介石沒有食言，他調集了自己精銳部隊，拿整個身家性命跟日本人血拼的，一寸山河一寸血，80萬中國軍隊跟20萬日本精銳打了三個月。中國敗了，但日本人的狂言落空了。

或許是戰士們不屈不撓的鬥志，上海焦土上的鮮血，讓胡適看到了國力以外的東西。

1937年9月8日，他離開南京，勸“低調俱樂部”的同仁們，“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穫。”

他更是致信老友陶希聖：“仗是打一個時期的好。不必再主合議。”

從此，胡適完全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

在他主辦的《獨立評論》中，胡適明確說，“我近年已拋棄我的不抵抗主義和平論。”

1938年1月12日，胡適在一封寫給蔣廷黻但“似未寄出”的信上補記道，1937年9月8日告別汪精衛、高宗武、陶希聖等“低調俱樂部”成員後，他從此走上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

抗戰爆發後不久，蔣介石希望胡適能以非官方的身份到美國，去為中國的抗戰爭取國際支援。

胡適不願意，他向蔣介石表示，在國家危難之際，自己願留在南京，與國家和人民共存亡。豈能逃離戰場，作閒人遊走海外？蔣介石反問他，你不是建議我不能放棄外交，爭取世界民主國家對抗日的支持嗎？

胡適非官方身份出訪美國、加拿大、英國、瑞士等地巡迴演說，“共五十一天，共作五十六次演說”，平均每天一次以上演說。他讓世界人民瞭解中國人民為何要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日，爭取各國人民與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胡適以赤子之心，以實際行動，幫助危難中的國家爭取海外輿論的支持。第二年，中國政府正式任命他為駐美大使，胡適投身到中國的抗戰外交中。

為何胡適有這麼大的轉變，難道他已經堅信中國抗戰會勝利嗎？

驚人的預言

對於爭取美國的同情與支持，胡適義無反顧。

他早年留學美國深知美國國力的強盛，中國要取得抗戰的勝利，必須得取得美國的幫助。早在1935年大戰爆發前，胡適就在日記中預見到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三四年內必將波及到“另一個大國”。

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國際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欲使日本的發難變成國際大劫，非有中國下絕大的決心不可。我們試平心估計這個“絕大犧牲”的限度，總得先下決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戰，苦戰，失地，毀滅。

後來的事情正如胡適預料的一樣，日本在中國戰場陷入泥潭後，於1941年挑起了太平洋戰爭，美國最終站到了中國這一邊共同對抗日本。

所以，派胡適到美國負責外交的差使其實非常符合胡適的意願。他在美國也不遺餘力爭取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支持，這一點上即使日本人都看在眼裡。

1940年10月31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轉述了東京英文《日本時報》的評論。這篇評論對美國國務院在幕後支持胡適大使於北美各地巡迴演講極表憤怒，指責胡適以大使身份到處演講，是刻意激起民眾對日本的仇恨，並將美國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戰爭之中。

這不就是胡適在美國的使命嗎？胡適可不是去美國當”太平紳士”“和平使者”去的。他的國家需要他戰鬥，在外交領域開闢“抗日戰場”。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局勢大變，戰爭正朝著胡適當初設想的一樣發展。胡適感慨，“這使我國家民族鬆了一口氣”，大任已成，胡適當天便想辭職。

1942年9月，胡適卸任駐美大使，之後的主要工作轉向學術研究，自稱“閒人”。

胡適這種人

許多人因為胡適參加過“低調俱樂部”，曾經有過消極抵抗的言論就鄙視胡適。

當胡適在1937年8月提出”出讓東三省給日本“的建議後，國人大譁，上至政府要人，下至平民，均勃然大怒，甚至有人建議將胡適凌遲處死。

你可以說這是胡適的不合時宜，但這確實是胡適站在自己的角度，為了國家前途命運進行理性思考後的看法。

可這並不是胡適的全部。

早在1936年7月，那時全面抗戰還未爆發，在一次英文演說中，胡適照例陳述了許多“低調俱樂部”反對抗戰的言論。只是，在演講的最後一段他卻說了這樣一番話，

人們說：'屈辱的和平總比破壞性的戰爭好一些'；這是真的。但我們不是理性的動物。甚至於我這個二十年來的和平主義者也認為，如果發生戰爭，我將全力支持".

他是對中國抗戰的前途表示過悲觀，但當國家需要他的時候，他會”知不可為而為之“，義無反顧放下個人的成見，投身到救亡圖存的洪流中去。

還記得文章開始提到的陳寅恪先生嗎？抗戰初期，他也對抗日的未來表示悲觀，但並不表示他就願意做一個亡國奴，願意在淪陷區做“落水”學者。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而死，溘然長逝。陳寅恪隨校南遷，避居嶺南，終其一生。他的學術名望海內仰望，日偽政府邀其赴上海講學被堅拒，從昆明到香港、從香港到桂林、從桂林到廣州，歷盡艱辛，抗戰時期紛亂的局勢耽誤了他治療眼疾，使得他雙目失明，而他不改其志，以學術而報國，以教學而明志，秉承家訓，與國家共患難。

這才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才是學術領袖的樣子。

主要參考文獻：

[1] 楊奎鬆：《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的和戰抉擇》，選自《紀念七七事變爆發7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

[2]楊天石：《胡適曾提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3]孫曉婭、李揚：《“鸚鵡救火”：抗戰時期胡適的和戰觀辨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11期。

[4]J.H.博伊爾著《中日戰爭期間的通敵內幕》(John Hunter Boy Ie:“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8月出版)

[5]鄭善慶：《何以自處：北平留守知識分子的心態與境遇》，《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201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