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浩瀚如海，不經意間的浪花與貝殼往往更有趣，微歷史帶您在輕鬆好玩間讀史、學史，一起“漲姿勢”......
孝道在唐代曾與法律並肩
武則天時代，官員徐某枉法，被長官趙師韞處死。後徐某的兒子徐元慶隱姓埋名，追殺趙師韞，終將其斃於驛館中。在給徐元慶定罪時，群臣居然難住了：“孝”是當時法律明文規定必須遵守的條例。徐元慶隱忍數年為父報仇，乃大孝子也。但他畢竟又殺了朝廷命官，按律也該受懲罰。於是上上下下展開大討論，甚至一度達成赦免徐元慶的共識，以鼓勵民眾“盡孝道”。此時，陳子昂寫了篇《復仇議》，提出瞭解決意見，大致是先殺了徐元慶以正國法，然後詔令天下，表揚他的孝心才得以解決孝大還是法大的問題。
雜工意外發現乾洗技術
19世紀中期，有個叫吉恩·喬利的法國人在巴黎開了一家染織廠。一天，廠裡一名雜工不慎打翻一盞油燈，弄溼了檯布。當檯布晾乾後，喬利驚訝地發現，髒檯布上弄溼的地方明顯比其他地方要乾淨，於是他探究燈油，發現其是由一種叫茨烯的東西兌成的。喬利嘗試用茨烯洗了一件佈滿油汙的衣服，結果衣服被洗得乾淨了許多，之後，他又嘗試在茨烯中加入苯、煤油、汽油、樟腦萜等多種溶劑，發明了乾洗技術。然而最初的乾洗溶劑並不完美，因為它們都具有可燃性，經常造成火災。
“表裡不一”的郁達夫
1926年，陳伯達曾跟郁達夫有過交往。他曾陪郁達夫上街，發現郁達夫花錢很大方，大概是鬱當時掙得稿費已很多的緣故。陳伯達問：“你花錢這麼隨便，可在你的書裡，你是很貧寒的，怎麼能這樣呢？”郁達夫說：“我在書裡寫的只是小說家之言。”
董必武出國的一份賬單
1945年4月，年近60歲的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聯合國憲章會議。到了國外，董必武在生活上厲行節約，克勤克儉。為了準確掌握每一筆開支，董必武在赴美期間，親筆記錄了收支賬單：節省生活費1990美元、交際費200美元、置裝費1185美元，共計3375美元。被節省下來的外匯，則被董必武用於採購了技術先進的印刷機、打字機、留聲機和英語唱片，還出版了《中國解放區實錄》5000冊。而他自己卻連一條新毛巾都捨不得買。
魯迅不求“善果”
魯迅去世前說：“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梁漱溟難忘延安
以創建中國鄉村建設馳名的梁漱溟先生，於抗日期間的1938年1月，為團結全國抗戰，有過一次短暫的延安之行。在抗日軍政大學等學校裡，梁漱溟發現“許多學生來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處，現在的起居飲食，比了從前不知苦了多少倍”。比如，學生們“總是吃小米飯......蘿蔔湯，有點鹽，沒有油”“睡在窯洞內，空氣光線皆不足，而且潮溼，又是人與人擠攏一起，鋪位分不開，跳蚤蝨子縱橫無法清除。最不堪的，是早起沒有洗臉水......一盆水，第一個人洗過，第二人洗，第二人洗過，第三人洗，第三人洗過，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個人才算完......”但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學生們的身體並不見差，面色也不見黃痩難看，並且精神面貌都很好。梁漱溟不由驚歎：“這不是一種成功嗎？”正所謂“眼見為實”，延安的不畏艱苦、樂觀向上、團結友愛的革命風氣，給梁漱溟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抗戰期間“少燙頭髮為前方做貢獻”
抗戰時期的四川，隨著婦女運動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抗日救亡的宣傳中。隨著戰勢越來越緊張，成都的理髮店老闆的心裡也隨之沉重起來。每當有客人問起生意的近況，他們總是無奈地搖搖頭：“大家都專注抗戰了，除了簡單的理髮，來做新式髮型的太太小姐越來越少了。”這是由於1938年，四川省各界戰時節約運動委員會所公佈的《為禁止燙髮勸婦女同胞書》。它提出“不燙髮是戒奢從簡，婦女起來實行救國、實行支持抗戰的簡易辦法”，號召“以燙髮的精神和時間來做救國工作”。三八婦女節時，有宣傳單上印著“天然美才是真的美，少燙頭髮為前方做貢獻”的字樣。
“三巨頭”有驚無險
1943年，被稱為“三巨頭”的蘇、美、英三國首腦可能在伊朗首都聚會的情報被德國諜報部分偵知。希特勒決定刺殺“三巨頭”。1943年11月28日，三國首腦在黑德蘭蘇聯大使館開始舉行代號為“尤雷卡”的會議，主要討論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問題。兩日後，正值丘吉爾69歲壽辰。為示慶祝，丘吉爾在英國大使館舉行隆重的招待會，邀請羅斯福、斯大林等數十人蔘加。正當人們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之際，室內突然燈光大暗。漆黑之中只聽見子彈尖利的破空聲和杯盤碗碟的破碎聲。不一會兒，貼身侍衛們打開手電筒，驚訝地發現：盟國領導人的一位私人祕書已中彈身亡，一位侍者也因被毒針刺進喉嚨而死去，所幸的是，三巨頭安然無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