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中軍
顧維鈞（1888-1985），字少川，上海嘉定人，被譽為“民國外交第一人”。1904年赴美留學，第二年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12年被北京政府選為外交官員，奉調回國，擔任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的英文祕書，步入政壇。此後，進入外交部工作，並作為中國代表團主要成員參加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1922年至1926年先後任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代理國務總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作為中國代表參加了李頓調查團。1932至1949年先後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及駐法、英、美大使，駐國聯及聯合國代表。
在顧維鈞看來，英國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態度介於美國和中歐國家之間。顧維鈞提出，總體而言，英國人民是同情中國的，而在英國政府則拖延時間小心翼翼。英國如此做法，不是喜愛日本，而是不想過多地得罪日本。在對日政策和態度上，英國看來頗為小心謹慎。“我們認為，如果日本對英國施加很大壓力，英國就會遷就日本。另一方面，如果能避免遷就日本，英國就會設法百般拖延以爭取時間”，在此種認識下，1941年6月顧維鈞出任中國駐英大使。
顧維鈞在分析駐英大使期間的外交目標時曾說，他出使英國並未奉到特別訓令，也許是因為他在外交界資歷較深，不論是在外交部內，還是在駐外使節中，他比誰的資格都老。但是，事情很清楚，派往倫敦的任何一位中國大使都必須處理某些具體的問題，因此事實上也無須訓令。顧維鈞深知自身所擔負的使命：中國抗戰已經4年，要繼續打下去，處境艱難。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讓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瞭解，中國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獨立自由而戰，也是為了全世界的自由事業而戰，因此，不僅理應獲得同情和道義上的支持，而且應該得到各種貸款、軍事裝備和其他物資等實際性質的援助。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英成為盟國，兩國之間因對戰爭局勢的理解不同，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英國堅持先歐後亞的軍事戰略，而中國主張亞歐並重。顧維鈞努力爭取中英之間減少分歧，加強合作。出於共同對抗法西斯的需要，中英之間雖然矛盾很大，但依然團結在盟國陣營之內。1942年11月，中英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也終於得以廢除。
當時聚集倫敦的西方盟國政府，還有挪威、比利時、荷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出任駐英大使後，顧維鈞意識到，他的職責不應是侷限於同英國處理好關係，爭取英國對中國抗戰的瞭解，而且應爭取流亡倫敦及其附近地區的其他盟國政府瞭解中國抗戰。國民政府派駐這些流亡政府的許多中國代表都是顧維鈞的老同事，顧維鈞與他們一起宣傳中國的抗戰大業。
反法西斯聯盟成立後，盟國開始籌劃在戰後成立一個國際組織。顧維鈞較早敦促國民政府關注此問題，並提出了詳細方案和建議。1944年，顧維鈞被選為出席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首席代表，參與了聯合國的籌建，對聯合國各項基礎性制度的構建做出了貢獻。在此會議上，顧維鈞採取務實方針，確保中國以大國地位參與籌建聯合國。
顧維鈞曾在回憶聯合國的籌備工作時說，坦率地講，中國政府是把中國應對聯合國做出什麼貢獻完全交由他個人便宜行事的。金問泗在顧維鈞起身赴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前，起草了一份關於戰後處置日德兩國的條文草稿。在文件最後，金問泗仍覺意猶未盡，賦詩一首，為顧維鈞壯行：
葵丘踐土會盟頻，尚賴群雄共滅秦。
八月乘槎拜新命，卅年持節躡行塵。
談兵文字知何用，喋血東西定有因。
四國從今須努力，前程珍重莫逡巡。
自九一八事變後參加國聯調查團起，直至日本戰敗投降，顧維鈞以其外交特長為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卓越貢獻。在抗戰初期最為艱難的歲月裡，顧維鈞為中國爭取國際援助，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奔走於西方外交界，在“苦撐待變”時期為中國爭取到了儘可能的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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