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本文對現有的關於社會資金格局變遷的研究成果做了細緻的梳理。首先對社會資金的範疇做了明確的定義：各部門融資總和為當年資金流量，GDP為社會資金總量，並闡釋了社會資金流動分析的基本依據。然後對社會資金總量及住戶部門、政府部門、金融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國外部門等各部門的資金格局變遷的動因作了綜述性的介紹，將其作為研究的基礎。
一、社會資金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
在我國，“資金”這一概念使用得極為廣泛，進入90年代以後，人們對資金概念的認識主要有以下兩種論點：1、資金是指在國民經濟運行中，處於運動狀態的全部價值，它存在於金融資金、生產資金、商品資金三種形態上，表現為貨幣資金、信用資金和商品資金三種形式的統一。人們通常將資金流量核算中的資金稱為社會資金。2、資金是反映和媒介消費、投資和其他經濟活動的獨立貨幣形態。全社會資金是反映和媒介全社會經濟活動的所有獨立貨幣形態。
本文定義各部門融資總和為當年資金流量，GDP為社會資金總量。資金流量是資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中各部門資金運用合計項目之和（與各部門資金來源合計之和項目相等）；社會資金總量是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中各部門增加值項目之和，即GDP。文章以資金流量表為基礎分析金融轉型期社會資金格局的變遷。
資金流量核算是本文分析社會資金流動的基本依據，它是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經濟五大核算之一。它是以收入分配和社會資金運動為對象的核算，是國內生產總值核算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資金流量核算分為實物交易核算和金融交易核算兩部門，實物交易表反映資金在生產、分配、消費、非金融投資過程中的來源和使用情況，金融交易則反映資金在貨幣、存款、貸款、證券、結算資金和國際資本等往來情況。資金流量實物交易表採用了機構部門分類，將經濟總體的所有單位和個人劃分為五大機構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機構部門、政府部門、住戶部門和國外部門。
二、關於社會資金總量及結構格局的文獻綜述
關於形成社會資金總量及其結構格局的動因分析有許多種，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國民財富論，二元經濟論，政策協調論，買方市場論等。
國民財富論代表人物Gurley&Shaw（1967）認為當一國的收入和財富增長時，貨幣與收入之間的比率和金融資產與國民財富之間的比率通常也是呈現長期的上升趨勢，陳湛勻（1995）也指出國民財富這個存量是考察社會資金總量的核心指標，宏觀調控對社會資金總量和結構也有著顯著影響。
二元經濟論代表人物貝多廣（1995）認為，從資金流動發展過程程觀察，開放式的二元經濟結構優於封閉式的二元經濟結構，並系統地運用社會資金流量的方法分析了綜合平衡理論，認為體制改革、收入分配、經濟形勢、就業增長、投資規模、技術引進等多種因素是影響資金總量和結構的原因，其中制度創新的力場作用是資金格局變化的最為深刻的動因。
政策協調論代表人物馬凱等（1999）認為社會資金格局主要基於以下原因形成的，一是國民經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資金總量協調機制；二是宏觀經濟政策在資金總量管理中的配合，特別是財政政策如何發揮調節作用，直接涉及到資金總量管理的有效性，我國社會資金格局失衡的主要原因是，財政赤字連年不斷，使持續膨脹的貨幣供應難以通過財政收支結餘來抵消，導致難以與金融部門配合，財政收入佔GDP比重不斷下降，國家投資和國企資本金需要依靠金融部門解決，造成資金調控體系缺陷財政收支的剛性增大了金融部門資金壓力，形成新信貸資金財政化的局面；三是資金總量的有效管理手段不足，行政手段僵硬缺乏彈性，而市場性手段又缺乏必要運用條件。
買方市場論代表人物徐江萍（2003）認為現有資金格局是與買方市場的形成緊密相關的。究其根源，買方市場的形成主要是因為，一是生產能力迅速擴大，特別是工業品生產能力的迅速提高；二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刺激供給增長，抑制消費需求；三是農村消費品市場長期低水平徘徊，進一步制約了整個消費需求增長。
三、關於各部門資金變遷的文獻綜述
住戶部門
改革開放以來，居民可支配收入所佔比重持續上升宏觀收入分配向居民個人傾斜，90年代以來宏觀收入分配向居民個人傾斜的狀況得到一定校正，居民收入與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保持同步增長趨勢。馬凱（1999）將收入轉變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轉變——單一的公有制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
周升業（2002）認為，相對於發達國家銷售依賴信貸的情況，我國消費信貸形成的居民金融負債還有很大發展空間。根據凱恩斯（1936）的消費理論和消費函數，居民資金總額是決定居民消費水平的重要因素，但居民消費水平又與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息息相關，後者是在長期的收入和消費支出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相對較為平穩。而對於我國居民儲蓄，除居民收入外，許江萍（2003）認為還有兩點重要影響因素：一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結構變化趨勢將對儲蓄提高起著推動作用，二是淨利率水平的高低將對居民儲蓄產生一定的影響。周升業（2002）總結制約居民儲蓄結構變化的主要因素有三點：（1）儲蓄動機（目的）的變化；（2）金融工具創新的情況；（3）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如利率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根據許憲春（2002），住戶部門的金融投資正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特別是股票和債券這兩種直接投資渠道有所發展，住戶部門金融投資結構的上述變化對於拓寬企業的資金籌集化解金融風險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政府部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部門資金來源呈現兩個基本特徵：一是政府財政收入佔GDP比重下降，二是政府財政收入中，預算收入下降過多，預算外收入等增長過快。
從政府的財政收入水平來看，許江萍（2003）認為其主要影響因素是稅收收入狀況。預算外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增長過快，馬凱（1999）認為一是因為事業行政單位預算外資金增長過快，二是加強了預算資金管理，預算外收入漏報情況比以前年份減少。同時，我國政府部門融資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93年政府部門融資的主要方式為貸款，其後政府部門逐漸減少甚至幾乎停止了向金融機構借款，逐步擴大了直接融資的比率，同時也逐步縮小了向國外融資的比率。
潘國俊（2004）指出，政府資金支出以及其中的經常性支出部分的運動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和週期性。出於宏觀調控經濟的需要，政府運用財政資金時會有意識地創造赤字或盈餘，或擴大赤字與盈餘，靈活自如地調控自己的資金供求，積極主動地逆經濟風向行事。
金融部門
20世紀60年代，宏觀資金流量理論異軍突起，麥金農等人認為金融與經濟息息相關。政策上的貨幣管理和債券管理都會對金融部門資金流量起到影響。20世紀60年代末，產生了各國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提供依據的銀行準備金模型，模擬了央行通過準備金制度，經過銀行系統的傳導對實物經濟的控制過程。奠定了現在通用的資金流量表分為金融交易和實物交易兩張表的基本格局。
在我國，金融資金運行與宏觀經濟運行和體制改革不能分割。究其資金格局及變遷的動因，龐皓、黎實等（1999）認為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大幅度調整直接導致了金融部門急劇擴張併成為社會總資金配置主導部門。馬凱等（1999）認為金融體制、投資體制改革遲緩，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形成貨幣資產為主的金融資產結構和銀行債務-債權為主的融資格局。李鷹（2001）認為，金融資產證券化特別是證券投資基金的持續發展將導致存款貨幣銀行資金來源增量和佔GDP比重下降，資金來源的期限與結構，資產方的匹配處於需要調整的境地。
非金融部門
任碧雲（2005）認為，非金融企業部門收入的增長是全社會資金流量增長的源頭，通常情況下屬於淨負債部門，對社會融資的依賴性很強。該部門吸納了全社會大部分剩餘資金並通過有效投資及投資的回收，使剩餘資金得到了增值。馬凱等（1999）認為金融結構不合理，直接融資比例過低導致非金融企業部門缺乏資本金籌集場所，只能大量向銀行借款負債經營，致使資產負債率不斷提高。李鷹（2001）認為非金融企業部門資金格局的主要成因一是收入分配方面，職工收入過快增長侵蝕了企業利潤，國家財政實行放權讓利改革措施，但稅收政策沒有隨著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及時調整；二是企業機制和增長方式方面，企業缺乏累計機制，增長方式粗放，產業結構不合理致使部分產業投資不足，另外一些產業設備閒置。
國外部門
國外部門資金來源即外匯供給，包括經常項目收匯和資本項目收匯之和。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匯資金的供求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由外匯資金的相對稀缺走向外匯資金的相對充裕。
從經常項目收匯來看，主要增長體現在出口貿易收匯和非貿易收匯兩個方面。馬凱（1999）認為出口貿易持續增長主要是因為我國出口將由靠政府補貼的出口創匯型被動發展模式向靠自身積累的效益型主動發展模式轉變。非貿易收匯增長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旅遊業發展迅速；二是一些新型的非貿易項目，如國際諮詢、專利、版權、出口勞務、國際保險等發展迅速。
資本項目收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政策主導的資本流入，我國企業海外上市的增加以及境外投資我國證券的增加。然而，長期來看我國一直是淨外流國家。彭友寶、宋宇寧（2005）認為從1994年到1996年，中國國際儲備快速增長，資金外流主要是通過國際儲備發生的；從1997年到1999年，國際儲備增長速度放慢，實體經濟單位不斷通過貿易信貸等途徑使資金滯留在境外，甚至通過非法手段造成國內資金外流；從2000到2003年，國內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趨於穩定，出口增長較快，國際儲備的快速增長又成為資金外流的主要原因；到2004年，國內外普遍存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以及一些來源不明的境外資金流入我國，當年我國國際儲備資產急劇增加，導致我國資金淨流出的數額也大幅上升；自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此舉將有利於改善我國持續多年的資金淨外流現象。在保證一個合理的、水平較高的外匯儲備以穩定幣值和對抗各種不確定因素前提條件下，對資金外流速度有所控制，有利於加強貨幣政策效力，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
文/巴曙鬆、孫隆新、劉孝紅等
（本文節選自《中國金融轉型期社會資金格局的變遷分析》，該書已於2010年1月由經濟科學出版社發行）（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作為一位研究人員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機構的意見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