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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語：“破”與“立”構成事物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在“破”與“立”中行進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過去30年我國經濟雖然呈現高增長態勢，但這種高增長是以勞動力與資金價格的扭曲為代價的，因此新一輪金融改革的重點則應逐步轉移到構建制度、完善市場、改進利率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全面推進利率市場化必須建立在融資者、投資者風險收益約束清晰的基礎上，否則會形成金融資源配置的扭曲和金融風險的積累。
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最優金融結構需要與相應階段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相適應，以有效實現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如果一國的金融結構與其最優產業結構相適應，則會促進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成長，創造更多的經濟剩餘，推動資本積累，從而有利於要素稟賦結構、產業結構的提升和經濟發展。
過去30年，我國整個經濟處於上升週期、貨幣化進程還在進行中，以不良資產為代表的金融風險在經濟快速增長和貨幣化過程中得以消化。而目前，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貨幣化進程都難以達到過去的增速，中國經濟增長正處於從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轉換階段。
勞動力與資金價格的扭曲，是過去30年我國高增長的重要貢獻因素。近年來，勞動力要素的短缺正在提高勞動力的價格，從而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落後產能的淘汰以及外部不平衡的矯正。而資金價格的壓制仍在繼續。IMF曾有研究表明，中國資金的扭曲程度從全球來看都處於較高的水平。而隨著要素資源稟賦出現根本性變化，新時期對資源配置效率的要求已經超越了對“鋪攤子”的規模訴求。
新一輪經濟轉型升級應當伴隨著金融資源從重資產行業向輕資產的新興產業重新配置，即落後產能產業應當“去槓桿”，科技創新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應當“加槓桿”。然而，在經濟增長減速的背景下，重資產行業的槓桿率依然居高不下，新興產業融資難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這背後，折射出以銀行業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在推動經濟轉型方面的低效率。
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金融資源仍然集中配置在效率低下的國有部門，而大量成長性良好的私人和中小企業缺乏金融支持。金融資源的錯配和扭曲加劇了國有部門的產能過剩，抑制了私人部門和中小企業的成長。儘管低成本融資補貼了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部門，但卻是以非國有部門較高的融資成本為代價的。如果這種錯配能夠得到矯正，非國有部門在金融支持上受到的抑制得到釋放，其在整體經濟中所佔比重能夠進一步增加，那麼總的全要素生產率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在過去30年先後以重工業、科技行業為主的經濟轉型過程表明，在支持創新、動員金融資源方面，資本市場比銀行體系更富有效率。而我國金融體系突出的特徵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發展嚴重滯後。更為關鍵的是，間接融資主導的金融結構不僅導致系統性風險主要在銀行體系內部積累，同時銀行的低風險偏好決定了難以將信貸資源向科技型和輕資產企業傾斜，對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金融支持十分有限。
我國金融體系的功能和結構主要圍繞著為重工業初期的製造業和固定資產投資服務，通過利率管制人為壓低資金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獲得正規金融體系支持的往往是重資產的大企業，輕資產的服務業、農業、科技企業等的金融需求難以得到滿足。而後者恰恰是新一輪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點。
面對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要求，只有堅持市場化導向，進一步釋放金融體系活力，建成完善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金融運行體系和金融監管體系，才能有效分散金融風險，為實體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和經濟轉型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如果說上一輪金融改革主要致力於改革微觀金融機構，新一輪金融改革的重點則應逐步轉移到構建制度、完善市場、改進利率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上來。
利率是引導資源優化配置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市場指標，形成市場化的利率水平對於促進經濟轉型具有深遠意義。全面推進利率市場化必須建立在融資者、投資者風險收益約束清晰的基礎上，否則會形成金融資源配置的扭曲和金融風險的積累。長期來看，培育更加透明和更具市場約束的投融資主體需要進一步加快金融機構公司治理改革以及財稅改革，調整融資結構，發展直接融資。
不過，在進行利率市場化建設同時，也應推進相關配套制度建設，儘可能降低改革對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的負面衝擊。比如，建立金融機構破產退出機制，以併購重組方式處置利率市場化過程中的問題金融機構等。
文/巴曙鬆
文章來源：《新金融觀察》2014年2月3日（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作為一位研究人員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機構的意見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