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黃震：金融科技賦能實體經濟的內涵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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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黃震系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於8月10日《金融時報》。

“賦能”這一詞從2016年開始進入大眾視野，近幾年逐漸升溫，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高頻詞了。“賦能”的本質含義是什麼？金融科技“賦能”實體經濟是如何實現的？金融科技服務實體經濟需要哪些基本條件？

《金融時報》記者：您對工業革命與金融創新的關係有著獨到研究，並且較早提出金融科技賦能的概念。根據您的觀察，金融科技“賦能”實體經濟的內涵應當是什麼？如何從本質上把握賦能的概念？

黃震：這要從每次工業革命與金融創新的關係說起。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會有相應的金融創新，“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每一次工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是怎麼連接起來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主要是靠商業銀行和大規模的企業連接起來；第二次工業革命有了股份制的發明，能夠快速推動大型企業以低成本來發展；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通過風險投資方式實現資本與創新技術迅速的對接；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會出現的金融革命是什麼？可能是互聯網金融或金融科技，也可能是科技金融等。

在這四次工業革命過程中，每一次技術都在賦能產業，也在賦能金融，使產業革命和金融革命能夠得以實現。“賦能”一詞就是在工業革命中出現的概念，這個“能”是什麼？包含能量、能力、功能等等多種涵義。根據考證，中國最先使用“賦能”這個詞的大概是在1973年左右，賦能就是電器中間的電能如何進行對接傳輸轉移的一個過程。賦能一詞第二次熱起來是在電子商務即將興起的時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方正公司提出要用IT技術為電子商務賦能，總裁李漢生聲稱要做一個賦能者。當前是第三次“賦能”熱起來的時間當口，是由數字技術驅動的廣泛應用，“數字能源”或“數據能源”推動新金融與新產業發展。這次賦能也是技術革命與產業、金融對接的作用表現。

《金融時報》記者：和以往相比，這次科技革命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科技革命中的“賦能”呈現出哪些特徵？

黃震：這次科技革命中賦能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把這次科技革命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以前各個科技革命沒有仔細區分上半場和下半場，但是今天我們的互聯網IT技術，從“+互聯網”到“互聯網+”；從“+人工智能”到“人工智能+”，在“+”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稱之為“化”，比如電子化、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等等，這是一個技術滲透的過程——高技術逐漸滲透變成底層技術。當底層技術滲透到變成一種泛在技術的時候，就使各種技術有一個匹配對接的可能。

“連接”在這個時候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形成了普遍泛在連接，從而使各種主體和設備能夠進行能量與數據的傳輸，才能夠賦能。因此，泛在技術同時在生態中各主體上實現是實現技術為金融賦能、金融為產業賦能的一個前提。“連接”曾經承擔了重要的作用，騰訊公司也提出了“連接”的戰略。各個不同領域的連接，才使金融機構集聚的數據能量可以釋放到各個領域，這是“+互聯網”的過程。

當技術滲透到人類社會最底層和每一個單元就會產生溢出效應，技術的溢出效應在目前的研究中還不夠深入。但事實上，中國金融的發展就是享受了技術溢出紅利。與過去二十多年享受的技術滲透紅利不同，技術溢出紅利最主要的特點就是顛覆式創新，產生真正顛覆式的結果。技術的溢出會重構各個單位的連接，形成新的組織形態，並且產生更大的效能、更低的成本和更普遍的聯動。所以“底層技術”這個詞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社會進入互聯網的下半場——技術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在我們的腳底下，在我們的手中。在由底層技術構建的基礎設施上，各方主體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創新、聯動和協作，這是當前技術創新重要的底層邏輯框架。信息數據的能量在底層基礎設施下面湧動、流通，需要金融變壓器傳導到各個企業和千家萬戶，這就是金融賦能的價值。

金融為什麼可以把數字時代或者數字社會積累的數據能源傳輸和做功？首先是金融科技已經再造了整個新生態和新空間。這個新生態最關鍵的點，是我們每個人成為了互聯網上的一個賦能者。以前說互聯網是一個虛擬世界，因為互聯網和我們每個人不是非常嚴格一一的對應關係。今天我們每個人成為互聯網上的一個節點，每個人都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數據鏡像、數字畫像，而且每個人的連接又形成新的組織。人類社會正在一個重構之中、連接之中和動態演化之中。

個人金融首先實現將技術與金融結合起來。移動互聯網產生移動支付、移動金融。今後會把個人連接起來，形成新的組織和新的單位，比如新的合夥人，新的公司制，新的社會組織等等，會產生更多的金融形態，這是互聯網生態演化的邏輯。國務院頒發互聯網政務的規範性文件，金融未來也會有一項重要的業務就是To G，為政府提供金融科技服務。

技術賦能的過程是先把數據能量轉移到金融機構，再轉移到實體產業，才會有金融科技助力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個賦能傳導過程即賦能鏈的擴張。過去我們更多講科技賦能金融，今後金融賦能產業這一過程會越來越受到重視。金融賦能的前提是數字技術已經泛在，沉澱到每一個產業領域和政府組織中，才能使金融賦能各個產業得以實現。

《金融時報》記者：金融科技賦能實體經濟的關鍵是什麼？金融科技賦能有哪些技術和資源？

黃震：金融機構賦能實體經濟，關鍵在於如何實現賦能。金融機構不是單兵突擊，而是需要相關技術滲透進入到每個主體。技術賦能開始是金融機構內部的實驗，逐漸傳導到客戶群體和各種關係網絡中。只有客戶實現技術連接，才能夠實現金融賦能。

金融科技賦能有很多技術，有研究者總結過，如ABCD（分別指人工智能AI、區塊鏈Blockchain、雲計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大雲平移（大數據、雲計算、平臺化、移動化）等，但這些技術還不是全貌。比如馬上投入使用的中國北斗系統，已經可以民用化了，能夠帶來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金融科技賦能實體經濟，有多方面的資源。首先是賬戶，必須有數字化的賬戶才能積累出數據，通過這些數據觀察評價出客戶的信用狀況來進一步提供資金。金融科技能夠產生出顛覆式的創新，最重要的是把數字化的賬戶迅速從原來的社交賬戶、商業賬戶轉化為金融賬戶，賬戶積累的數據可以進行信用評價，可以迭加形成金融服務，這就是大科技公司跨界打劫的主要邏輯。底層的數字化是關鍵基礎，可以到個人賬戶、企業賬戶，形成數據沉積和可跟蹤、可挖掘，可以實時動態的更新，這樣才能使這種賦能得以實現。

今天金融科技和實體產業的關係正在再造。中國金融體系包括三種形態：一是正規持牌金融機構，銀行是最典型的；二是類金融機構、準金融機構，在金融產業中成為最活躍的力量；三是民間金融，這一古老的金融形態——民間借貸、地下錢莊依然沒有消滅，還會長期存在下去，並且也在互聯網化。這些金融機構或準金融機構跟商業場景是連接在一起的，才能得以生存，這是金融科技時代金融底層的邏輯。更大的看，整個經濟社會正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才使生態中各種關係不斷的互動。

中國的金融監管也在這一場科技革命中迅速進行了自我調整，實現了監管科技和數字化轉型。可以看到，賦能鏈從創新企業、技術公司逐漸進入到金融機構，然後經過金融機構賦能中小微企業和千家萬戶，成為數字普惠金融最強大的動力。

賦能鏈擴展的過程很重要，首先要開放合作，無論是哪一類機構，包括政府也要開放才能進行合作；其次是要相互賦能，不能蠶食他人或者是以鄰為壑；第三是應該共享價值，而不是單獨侵蝕別人的利益。

《金融時報》記者：順利實現金融科技賦能實體經濟、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在安全、監管、政策等方面還需要哪些條件？

黃震：金融科技服務實體經濟需要不斷完善五個方面的條件：

第一要安全築底。金融科技越發展，越要強調安全，無論是數據、網絡還是資金，每一層都必須高度重視。

第二是賬戶為王。無論是銀行還是其他的各類企業都必須有數字化的賬戶，尤其牌照機構靠的是賬戶的底層支持，才能夠絕地反擊。

第三要實現數字金融。各種金融服務和金融管理都正在數字化，特別是要實現場景和智能平臺的支持。

第四要有監管科技保駕護航。互聯網金融亂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監管沒有用技術化的手段。今天，“監管科技”和企業內部的“合規科技”已經在逐漸對接之中，魚龍混雜的情況正在改善。

第五是重視全球拓展。中國正迎來新一輪全球化，並且推動“一帶一路”倡議，通過中國的技術輸出和金融服務跟進，能夠更好地讓金融科技發揮賦能實體經濟作用，進而助力產業變革，推動全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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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黃震系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於8月10日《金融時報》。

“賦能”這一詞從2016年開始進入大眾視野，近幾年逐漸升溫，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高頻詞了。“賦能”的本質含義是什麼？金融科技“賦能”實體經濟是如何實現的？金融科技服務實體經濟需要哪些基本條件？

《金融時報》記者：您對工業革命與金融創新的關係有著獨到研究，並且較早提出金融科技賦能的概念。根據您的觀察，金融科技“賦能”實體經濟的內涵應當是什麼？如何從本質上把握賦能的概念？

黃震：這要從每次工業革命與金融創新的關係說起。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會有相應的金融創新，“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每一次工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是怎麼連接起來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主要是靠商業銀行和大規模的企業連接起來；第二次工業革命有了股份制的發明，能夠快速推動大型企業以低成本來發展；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通過風險投資方式實現資本與創新技術迅速的對接；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會出現的金融革命是什麼？可能是互聯網金融或金融科技，也可能是科技金融等。

在這四次工業革命過程中，每一次技術都在賦能產業，也在賦能金融，使產業革命和金融革命能夠得以實現。“賦能”一詞就是在工業革命中出現的概念，這個“能”是什麼？包含能量、能力、功能等等多種涵義。根據考證，中國最先使用“賦能”這個詞的大概是在1973年左右，賦能就是電器中間的電能如何進行對接傳輸轉移的一個過程。賦能一詞第二次熱起來是在電子商務即將興起的時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方正公司提出要用IT技術為電子商務賦能，總裁李漢生聲稱要做一個賦能者。當前是第三次“賦能”熱起來的時間當口，是由數字技術驅動的廣泛應用，“數字能源”或“數據能源”推動新金融與新產業發展。這次賦能也是技術革命與產業、金融對接的作用表現。

《金融時報》記者：和以往相比，這次科技革命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科技革命中的“賦能”呈現出哪些特徵？

黃震：這次科技革命中賦能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把這次科技革命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以前各個科技革命沒有仔細區分上半場和下半場，但是今天我們的互聯網IT技術，從“+互聯網”到“互聯網+”；從“+人工智能”到“人工智能+”，在“+”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稱之為“化”，比如電子化、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等等，這是一個技術滲透的過程——高技術逐漸滲透變成底層技術。當底層技術滲透到變成一種泛在技術的時候，就使各種技術有一個匹配對接的可能。

“連接”在這個時候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形成了普遍泛在連接，從而使各種主體和設備能夠進行能量與數據的傳輸，才能夠賦能。因此，泛在技術同時在生態中各主體上實現是實現技術為金融賦能、金融為產業賦能的一個前提。“連接”曾經承擔了重要的作用，騰訊公司也提出了“連接”的戰略。各個不同領域的連接，才使金融機構集聚的數據能量可以釋放到各個領域，這是“+互聯網”的過程。

當技術滲透到人類社會最底層和每一個單元就會產生溢出效應，技術的溢出效應在目前的研究中還不夠深入。但事實上，中國金融的發展就是享受了技術溢出紅利。與過去二十多年享受的技術滲透紅利不同，技術溢出紅利最主要的特點就是顛覆式創新，產生真正顛覆式的結果。技術的溢出會重構各個單位的連接，形成新的組織形態，並且產生更大的效能、更低的成本和更普遍的聯動。所以“底層技術”這個詞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社會進入互聯網的下半場——技術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在我們的腳底下，在我們的手中。在由底層技術構建的基礎設施上，各方主體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創新、聯動和協作，這是當前技術創新重要的底層邏輯框架。信息數據的能量在底層基礎設施下面湧動、流通，需要金融變壓器傳導到各個企業和千家萬戶，這就是金融賦能的價值。

金融為什麼可以把數字時代或者數字社會積累的數據能源傳輸和做功？首先是金融科技已經再造了整個新生態和新空間。這個新生態最關鍵的點，是我們每個人成為了互聯網上的一個賦能者。以前說互聯網是一個虛擬世界，因為互聯網和我們每個人不是非常嚴格一一的對應關係。今天我們每個人成為互聯網上的一個節點，每個人都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數據鏡像、數字畫像，而且每個人的連接又形成新的組織。人類社會正在一個重構之中、連接之中和動態演化之中。

個人金融首先實現將技術與金融結合起來。移動互聯網產生移動支付、移動金融。今後會把個人連接起來，形成新的組織和新的單位，比如新的合夥人，新的公司制，新的社會組織等等，會產生更多的金融形態，這是互聯網生態演化的邏輯。國務院頒發互聯網政務的規範性文件，金融未來也會有一項重要的業務就是To G，為政府提供金融科技服務。

技術賦能的過程是先把數據能量轉移到金融機構，再轉移到實體產業，才會有金融科技助力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個賦能傳導過程即賦能鏈的擴張。過去我們更多講科技賦能金融，今後金融賦能產業這一過程會越來越受到重視。金融賦能的前提是數字技術已經泛在，沉澱到每一個產業領域和政府組織中，才能使金融賦能各個產業得以實現。

《金融時報》記者：金融科技賦能實體經濟的關鍵是什麼？金融科技賦能有哪些技術和資源？

黃震：金融機構賦能實體經濟，關鍵在於如何實現賦能。金融機構不是單兵突擊，而是需要相關技術滲透進入到每個主體。技術賦能開始是金融機構內部的實驗，逐漸傳導到客戶群體和各種關係網絡中。只有客戶實現技術連接，才能夠實現金融賦能。

金融科技賦能有很多技術，有研究者總結過，如ABCD（分別指人工智能AI、區塊鏈Blockchain、雲計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大雲平移（大數據、雲計算、平臺化、移動化）等，但這些技術還不是全貌。比如馬上投入使用的中國北斗系統，已經可以民用化了，能夠帶來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金融科技賦能實體經濟，有多方面的資源。首先是賬戶，必須有數字化的賬戶才能積累出數據，通過這些數據觀察評價出客戶的信用狀況來進一步提供資金。金融科技能夠產生出顛覆式的創新，最重要的是把數字化的賬戶迅速從原來的社交賬戶、商業賬戶轉化為金融賬戶，賬戶積累的數據可以進行信用評價，可以迭加形成金融服務，這就是大科技公司跨界打劫的主要邏輯。底層的數字化是關鍵基礎，可以到個人賬戶、企業賬戶，形成數據沉積和可跟蹤、可挖掘，可以實時動態的更新，這樣才能使這種賦能得以實現。

今天金融科技和實體產業的關係正在再造。中國金融體系包括三種形態：一是正規持牌金融機構，銀行是最典型的；二是類金融機構、準金融機構，在金融產業中成為最活躍的力量；三是民間金融，這一古老的金融形態——民間借貸、地下錢莊依然沒有消滅，還會長期存在下去，並且也在互聯網化。這些金融機構或準金融機構跟商業場景是連接在一起的，才能得以生存，這是金融科技時代金融底層的邏輯。更大的看，整個經濟社會正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才使生態中各種關係不斷的互動。

中國的金融監管也在這一場科技革命中迅速進行了自我調整，實現了監管科技和數字化轉型。可以看到，賦能鏈從創新企業、技術公司逐漸進入到金融機構，然後經過金融機構賦能中小微企業和千家萬戶，成為數字普惠金融最強大的動力。

賦能鏈擴展的過程很重要，首先要開放合作，無論是哪一類機構，包括政府也要開放才能進行合作；其次是要相互賦能，不能蠶食他人或者是以鄰為壑；第三是應該共享價值，而不是單獨侵蝕別人的利益。

《金融時報》記者：順利實現金融科技賦能實體經濟、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在安全、監管、政策等方面還需要哪些條件？

黃震：金融科技服務實體經濟需要不斷完善五個方面的條件：

第一要安全築底。金融科技越發展，越要強調安全，無論是數據、網絡還是資金，每一層都必須高度重視。

第二是賬戶為王。無論是銀行還是其他的各類企業都必須有數字化的賬戶，尤其牌照機構靠的是賬戶的底層支持，才能夠絕地反擊。

第三要實現數字金融。各種金融服務和金融管理都正在數字化，特別是要實現場景和智能平臺的支持。

第四要有監管科技保駕護航。互聯網金融亂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監管沒有用技術化的手段。今天，“監管科技”和企業內部的“合規科技”已經在逐漸對接之中，魚龍混雜的情況正在改善。

第五是重視全球拓展。中國正迎來新一輪全球化，並且推動“一帶一路”倡議，通過中國的技術輸出和金融服務跟進，能夠更好地讓金融科技發揮賦能實體經濟作用，進而助力產業變革，推動全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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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