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一旦某種經濟現象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裡反覆出現，那它大概率是由結構性矛盾引致的，週期性的因素起到強化或者弱化的作用。
“因為貿易的猜忌而動怒，一個現代民主大國何等地誤解了其真正利益之所在，並準備發動或繼續進行戰爭，以取得商業上的優勢，甚至只是為了實現商業均勢。”對照自2018年起由美國發起的針對全球的貿易戰，約翰•吉利斯在1797年出版的《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和政治學》中說的這句話，可謂完美地契合和描述了當下的時代背景。它還說明，全球貿易衝突古來便有之，只是“舊時代”往往通過槍炮解決。二戰之後，因為GATT（WTO的前身）提供了爭端解決機制，貿易摩擦更多的是通過法律或談判解決。
歷史經驗顯示，後起大國大多是通過貿易保護政策發展起來的，而守成大國則傾向於推動自由貿易政策。但當其霸權地位受到新興大國威脅時，往往又會退回到保護主義的狀態。這種政策的轉換，常發生在危機時期，因為自由化的國家更容易受到危機的衝擊，結果便是經濟實力下降，而原先實行保護政策的國家，受到的衝擊較小，可以趁機實現趕超。
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的英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而後轉向保護主義，在大蕭條期間更為明顯。美國自19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的追趕過程中，一直奉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後開始選擇了自由貿易政策。隨著德國、日本、中國的崛起，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力量開始佔據上風，主張對交易夥伴進行制裁。石油危機後，分別對日本和德國等國發動貿易戰，2008年金融危機後，又對中國發動貿易戰。
一旦某種經濟現象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裡反覆出現，那它大概率是由結構性矛盾引致的，週期性的因素起到強化或者弱化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勝國簽訂了《凡爾賽合約》，意欲摧毀德國再次強大的經濟基礎，以維繫歐洲大陸的和平，但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過分地關注政治目標，而忽視了德國之於歐洲經濟的重要性和歐洲經濟的統一性，“結果只能是喪失一切，什麼都得不到”。凱恩斯預言，《凡爾賽合約》製造的是一種“迦太基式的和平”，它對歐洲大陸的經濟將造成致命性的打擊，從而必將造成新的混亂，而這種混亂的秩序又將導致戰爭。不幸的是，凱恩斯的預言很快被驗證了。德國的經濟困境致使極端的民粹主義興起,僅僅過了20年，更具毀滅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二戰以後的美式和平和全球化見證了人類歷史上自由貿易和生產可能性邊界擴張的最高潮。一個優秀的國際經濟學理論應當可以解釋甚至是可以預見全球化發展的軌跡：從不斷上升的趨勢，到出現中斷點的危機，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從周邊到中心，以及全球化的低迷、倒退甚至逆轉。
很多問題，已經存在了上百年，甚至很多問題在經濟學這門學科誕生之前就存在，不同領域的學者們在這上百年裡，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但問題仍然存在。作為結語，筆者只想引用大衛•休謨的一句話：“在那些已經獲得一些商業進步的各國政府中，最常見的就是以疑懼的眼光旁觀鄰國的進步，將所有的貿易國當作對手，並想當然地認為，除非犧牲它（自己）的利益，否則它的鄰國就不可能繁榮富強。與這種狹隘而有惡意的觀點相反，我將大膽地斷言，財富和商業在任何國家的增長通常有利於而不是有損於其所有鄰國的財富和商業。當週邊所有的國家都被無知、怠惰和矇昧困擾的時候，一國很少能夠在貿易和工業上走得太遠。”
（作者邵宇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版權，違者將追究法律責任
轉載請註明來源：東方財經雜誌（ID：dfcj-bj）
長按識別二維碼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