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19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眾所周知，在當前存在的各種發展不平衡之中，城市化的空間不均衡尤為突出，由此引發的特大城市房價居高不下、中小城市人口外流、經濟發展乏力以及交通運輸季節性緊張等一系列問題，是每一個老百姓都親身感受得到的。因此，城市化的空間均衡發展，已成為我國必須考慮的緊迫問題。
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大多經歷了幾個階段:先是人口和各類生產要素向城市集聚；其次，城市郊區成為集聚人口和生產要素的重心，面積巨大的超大城市出現；此後，逆城市化顯現：人口和各類生產要素從城市流出，而且城市中心區比郊區流出的速度更快；再下一階段是大城市中心區復興，人口迴流；此後進入區域城市化階段：特大城市周圍出現密集的小城市網絡，形成城市群或城市地帶，城市化進入“分散化”過程。當城市群、城市地帶出現時，生產要素從向少數的集聚點集聚轉為向更多的集聚點集聚。這時城市在空間分佈上更加均勻了。而且，城市群、城市地帶內區域性基礎設施高度發達，不同城市間緊密聯繫、相互依賴，形成有機的區域經濟聯合體，從而在一個較大範圍的地域空間內形成了一種空間整合關係，它取代了自從城市出現就因城鄉分異而導致的地域衝突和對立。這就是城市化空間格局的均衡化。
然而，不同國家達到這種城市化的空間均衡狀態，有兩種不同的模式，一種是以英、美、日三國為代表的被動的均衡城市化；另一種是以德、法兩國為代表的主動的均衡城市化。被動的均衡城市化是指，隨著城市化發展過程中集聚階段的推進，大城市越來越大，城市病日益突出，導致人口、資本、產業自發（或者由政府引導）外遷，逐漸在大城市周邊形成星羅棋佈的衛星城，最後在大城市較多的區域形成大城市和衛星城連綿不斷的城市群或城市帶。主動的均衡城市化是指，政府在城市化的某個階段，從戰略上提出要在國土內均衡地佈局各類城市，讓全體居民享受大致均衡的生活設施條件，並具體落實這一戰咯，幫助中小城市乃至村鎮的發展。最終形成國土內城市密集、中小城市數量眾多，而大城市規模相對較小的城市體系。德國在城市化發展的較早階段就採取了這一均衡城市化模式，形成了至今沒有400萬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但中小城鎮數量眾多，單位國土面積（萬平方公里）上的城市數量（378座）遠超英(2.7座)、美（11.3座)、日(20.6座)三國的城市體系。法國走了一些彎路後也選擇了主動的均衡城市化，因此也形成了中小城市眾多的高密度城市體系，但前期所走的彎路仍導致其存在著另一種大尺度的空間不均衡——大巴黎地區集中了過多的人口。相關研究表明，德國積極主動的均衡城市化戰略，不僅加快了德國的城市化進程，而且推動了德國1871年以後規模龐大、流向分散、以近區流動為主的人口流動，為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良好的勞動力資源環境。而且，為德國國民提供了更多可選擇的定居城市，大大緩解了房地產市場的供求矛盾，使得德國這個歐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卻在房價、房租、房價收入比三項指標上都大大低於其他發達國家，而其人均住房面積（47平方米）指標卻名列前茅，同時房價、租金長期保持穩定。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始終重視推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平衡，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戰略政策以促進發展相對滯後地區。近十多年來，我國省際間城市化率差異逐步收窄，除直轄市之外的省份，2008年城市化率最高（廣東）與最低的省區（西藏）的倍數是2.89倍，2017年縮小至2.26倍。但是，城市化發展的空間不均衡依然明顯，至2017年，仍有5個省區城市化率不足50%，且都是西部省區。此外，東三省城市化率增速乏力，人口增長停滯並漸趨外流。2001年以來，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同時，人口遷移繼續延續向京津滬及浙江、廣東、江蘇、福建等沿海省市集中的流向，人口遷移流向導致4個直轄市和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沿海省城市人口在全國城市人口中的佔比長期保持前列。“大城市化”已成為我國城市化空間不均衡的一個突出特徵。目前，4個直轄市已全部成為1000萬人口以上的超級特大城市。而在全國27個省區中，2001年還沒有一座人口超過500萬人的城市。而至2010年，不僅出現了5座人口在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還出現了廣州、蘇州2座人口超過700萬的特大城市。超大、特大城市的過快發展，不僅造成這些城市內部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也對周邊地區產生了人口、資本、產業的虹吸效應。因此，如何解決包括城市化空間不均衡在內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已成為我國下一輪發展中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我國國土面積遠超德、法等歐洲國家，國土範圍內自然、經濟、社會發展差異巨大，如何積極、穩妥地推進城市化均衡發展，更加考驗中國人民和政府的智慧與決心。選擇一些局部差異相對較小的區域進行區域整體化發展試驗無疑是明智之舉。
2018年11月15日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中央宣佈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並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著力落實新發展理念，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更高起點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同“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互配合，完善中國改革開放空間佈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是一項很早就由長三角地區的地方政府和學界提出的區域一體化發展思路，旨在立足於長三角原有的眾多城市和地區經濟基礎，通過構建一體化的市場、交通、社會保障與服務體系等，加強區域內的合作與協同，推進長三角地區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此次上升為與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平級的區域一體化發展戰咯，而且要與“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相互配合，無疑是這一概念的全面提升。
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已體現出中央政府推進區域社會經濟均衡發展的決心，長三角中小城市建設藍圖也表明了中央政府推進均衡發展的思路和智慧。在長三角一體化的實踐進程中，有助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新模式、新思路，將會逐步提出、試驗、總結，並在全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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