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21世紀經濟報道
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改善分配，避免發達國家發展停滯、分配失衡的弊端。
近日，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債券市場進行的國際套利活動，正幫助推低長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他信心十足地斷言“沒有什麼能阻止美國陷入政府債券收益率為負的趨勢”。
這不是一個讓市場驚訝的觀點。早在2016年，美聯儲副主席費希爾就公開表示美聯儲正在研究國外負利率的經驗。今年上半年，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在一次演講中向市場提出，一起關注和解決負利率的挑戰。
格林斯潘提出美國債券收益率為負的潛在趨勢，主要是迴應當前美國長期政府債券（比如十年期）收益率不斷下行的現象。由於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風險增加，導致投資者湧入美國債券市場避險，壓低了收益率。事實上，目前全球已經有高達15萬億美元的政府債券以負收益率交易，佔市場份額的25%，主要集中在日本和歐洲。
經濟學界解釋，儲蓄過剩和負利率背後的一個可能因素是負的“時間偏好”。傳統上，經濟學認為人們更偏好今天消費，而不是明天消費，表現出正的時間偏好。因此，人們會要求以正利率形式補償，以放棄當前的消費，為未來儲蓄。但是，現在發達國家的人口可以預期活得更長，在退休後有大量的消費時間，越來越多的人表現出負的時間偏好，因為他們更重視退休期間的未來消費，而不是現在的消費。為此，通過現在的儲蓄行為，將購買力轉移到未來，他們願意接受負利率。
這個解釋的背景是日本和德國兩個主要負利率國家存在比較嚴重的老齡化，而且都是發達國家。但是，這個說法難以獲得認同的一個原因是，資本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而不僅僅是在本國。因此，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而不僅僅是富裕國家儲戶的時間偏好發生逆轉。之所以在德國與日本發生，主要與這兩個國家經濟較安全、信用水平高有關。
2008年後，發達國家通過寬鬆貨幣政策維持了10年的經濟增長，但帶來更多債務。現在，發達國家一方面存在頑固的低通脹、低利率現象；另一方面，則是高債務、高赤字。有些發達國家存在高貧富差距以及日益不滿的民眾。
近年來，在美國互聯網領域裡產生了許多壟斷巨頭，其巨大的收益主要集中在少數科技人員與股東手裡，而且這些新經濟公司估值越來越高。這種科技公司以及資產擁有者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得過多不成比例的財富，產生了一定規模的儲蓄剩餘。隨著美聯儲降息，利率越來越低，美股下跌時，令一些科技公司不得不大規模回購股票以維持股價，而股票回購抬高了公司高管的薪酬。根據相關最新數據顯示，在截至最近財季報告的12個月內，美國股票回購領域最活躍的20家科技公司，股票回購的資本支出超過2610億美元。
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從事傳統產業的中低收入者真實收入並未增加多少，這種財富分配加劇了失衡，大部分人沒有能力擴大消費，反而受到房價、教育等成本上漲拖累，再加上老齡化產生的負時間偏好，構成了儲蓄過剩以及消費不振的現象。政府在應對經濟疲軟時，向市場注入大量資金（美聯儲降息）並且揹負更多債務，降息和減稅“省下來”的錢，其中大部分資金並未流向實體經濟，反而被用於購票回購，財富流向了富人，加劇了貧富分化。
令人憂慮的是，機器人、自動化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或將減少一些工作崗位，會令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失業，財富可能還會更加集中。美國政界近日有相關人士提出，應該每個月給每個18至64歲的美國人發放1000美元，作為“全民基本收入”，增加消費、解決就業。而這項計劃的資金主要向科技巨頭公司徵收增值稅以及金融交易稅。事實上，國債負利率也是一種改善分配的方式，即向富人儲蓄徵稅。
中國比發達國家擁有更為主動的利率空間。在過去幾年，中國一方面通過鼓勵創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質量與效率，另一方面通過共享、協調以及扶貧等方式改善分配以及需求，中國應該、也有能力避免發達國家發展停滯以及分配失衡的弊端，維持經濟長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