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訓在過去10多年裡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校外教育的詬病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全民參與”校外培訓，給學生家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從而加劇了教育不公；其次，校外培訓給學生帶來沉重不堪的學業負擔；第三，補習機構野蠻生長，對全日制學校的教學秩序造成了衝擊。
儘管學界對校外培訓進行了一些探討，但校外培訓在過去很長時間裡都遊離於各項教育治理和改革政策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校外培訓的參與情況、提供者、培訓內容和形式、培訓效果等都缺少全面、深入地瞭解。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首次使用全國代表性樣本——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嘗試回答以下的問題：培訓服務的主要提供者有哪些？校外培訓的主要教學形式是什麼？校外培訓給學生學業負擔帶來怎樣的影響？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是國內首個專門針對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入戶調查，2017年，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與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合作，進行了第一輪調查。調查範圍覆蓋除西藏、新疆和港澳臺地區的29個省份，共363個縣，涉及40011戶的127012個家庭成員。其中，中小學在校生1.3萬多名。
經濟困難家庭學生校外培訓資源機會低於富裕家庭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顯示，隨著家庭經濟實力的提高，學科補習參與率和興趣拓展參與率不斷提高。家庭支出最低5%的學生的學科補習參與率和興趣拓展參與率分別是7.5%和0.8%，而家庭支出最高5%的學生則高達54.3%和45.7%。可見經濟困難家庭的學生獲得校外培訓資源的機會顯著低於富裕家庭。
校外培訓在過去10多年裡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校外教育的詬病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全民參與”校外培訓，給學生家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從而加劇了教育不公；其次，校外培訓給學生帶來沉重不堪的學業負擔；第三，補習機構野蠻生長，對全日制學校的教學秩序造成了衝擊。
儘管學界對校外培訓進行了一些探討，但校外培訓在過去很長時間裡都遊離於各項教育治理和改革政策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校外培訓的參與情況、提供者、培訓內容和形式、培訓效果等都缺少全面、深入地瞭解。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首次使用全國代表性樣本——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嘗試回答以下的問題：培訓服務的主要提供者有哪些？校外培訓的主要教學形式是什麼？校外培訓給學生學業負擔帶來怎樣的影響？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是國內首個專門針對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入戶調查，2017年，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與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合作，進行了第一輪調查。調查範圍覆蓋除西藏、新疆和港澳臺地區的29個省份，共363個縣，涉及40011戶的127012個家庭成員。其中，中小學在校生1.3萬多名。
經濟困難家庭學生校外培訓資源機會低於富裕家庭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顯示，隨著家庭經濟實力的提高，學科補習參與率和興趣拓展參與率不斷提高。家庭支出最低5%的學生的學科補習參與率和興趣拓展參與率分別是7.5%和0.8%，而家庭支出最高5%的學生則高達54.3%和45.7%。可見經濟困難家庭的學生獲得校外培訓資源的機會顯著低於富裕家庭。
此外，從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來看，隨著家庭經濟實力的提高，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總支出的比例是下降的。家庭支出最低5%的學生的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總支出的9.3%；而在家庭支出最高5%的學生群體中，這一比例降低到7.3%。這個結果意味著校外培訓對經濟困難家庭的確造成了較大的經濟負擔。
課題組建議，為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免費的學科補習，有可能降低由校外培訓帶來的教育不公。特別是後5%的家庭，應該是相關補助政策的主要目標人群。
“個體戶”是校外培訓服務的大頭
對於校外培訓的提供者，過去的研究較少涉及。課題組把校外培訓提供者簡單地分為兩類：一是個人，如在校大學生等兼職或全職從事校外培訓的“個體戶”；二是機構，包括在教育主管部門登記註冊的民辦培訓學校和大量的、僅進行了工商註冊的公司。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表明，只參與了由機構提供的校外培訓的學生不到20%。其中，小學階段為17.5%，初中18.4%，高中16.2%。
另一方面，在佔市場份額60%～70%的個人提供者中，在職教師是一個特殊群體。自教育部2015年印發《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以來，仍時有媒體報道個別教師上課不教，卻鼓勵學生參與自己課後提供的校外培訓的情況。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表明，截至2017年年中，在職教師給本校學生提供校外培訓的情況仍然存在，且在不同的地區，嚴重程度不同。中部地區比例較高，達40.7%，東北部也超過了30%；城鄉差異顯著，農村地區高達44.6%。
校外培訓在過去10多年裡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校外教育的詬病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全民參與”校外培訓，給學生家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從而加劇了教育不公；其次，校外培訓給學生帶來沉重不堪的學業負擔；第三，補習機構野蠻生長，對全日制學校的教學秩序造成了衝擊。
儘管學界對校外培訓進行了一些探討，但校外培訓在過去很長時間裡都遊離於各項教育治理和改革政策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校外培訓的參與情況、提供者、培訓內容和形式、培訓效果等都缺少全面、深入地瞭解。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首次使用全國代表性樣本——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嘗試回答以下的問題：培訓服務的主要提供者有哪些？校外培訓的主要教學形式是什麼？校外培訓給學生學業負擔帶來怎樣的影響？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是國內首個專門針對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入戶調查，2017年，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與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合作，進行了第一輪調查。調查範圍覆蓋除西藏、新疆和港澳臺地區的29個省份，共363個縣，涉及40011戶的127012個家庭成員。其中，中小學在校生1.3萬多名。
經濟困難家庭學生校外培訓資源機會低於富裕家庭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顯示，隨著家庭經濟實力的提高，學科補習參與率和興趣拓展參與率不斷提高。家庭支出最低5%的學生的學科補習參與率和興趣拓展參與率分別是7.5%和0.8%，而家庭支出最高5%的學生則高達54.3%和45.7%。可見經濟困難家庭的學生獲得校外培訓資源的機會顯著低於富裕家庭。
此外，從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來看，隨著家庭經濟實力的提高，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總支出的比例是下降的。家庭支出最低5%的學生的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總支出的9.3%；而在家庭支出最高5%的學生群體中，這一比例降低到7.3%。這個結果意味著校外培訓對經濟困難家庭的確造成了較大的經濟負擔。
課題組建議，為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免費的學科補習，有可能降低由校外培訓帶來的教育不公。特別是後5%的家庭，應該是相關補助政策的主要目標人群。
“個體戶”是校外培訓服務的大頭
對於校外培訓的提供者，過去的研究較少涉及。課題組把校外培訓提供者簡單地分為兩類：一是個人，如在校大學生等兼職或全職從事校外培訓的“個體戶”；二是機構，包括在教育主管部門登記註冊的民辦培訓學校和大量的、僅進行了工商註冊的公司。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表明，只參與了由機構提供的校外培訓的學生不到20%。其中，小學階段為17.5%，初中18.4%，高中16.2%。
另一方面，在佔市場份額60%～70%的個人提供者中，在職教師是一個特殊群體。自教育部2015年印發《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以來，仍時有媒體報道個別教師上課不教，卻鼓勵學生參與自己課後提供的校外培訓的情況。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表明，截至2017年年中，在職教師給本校學生提供校外培訓的情況仍然存在，且在不同的地區，嚴重程度不同。中部地區比例較高，達40.7%，東北部也超過了30%；城鄉差異顯著，農村地區高達44.6%。
課題組分析，這些地區差異一方面可能是各地相關政策的執行力度不同的結果；另一方面，結合機構的地區分佈來看，也可能是因為部分地區校外培訓的資源較少，在職教師仍然是滿足家長和學生校外學習需求的最佳選擇。
在教育部近期出臺的文件中，再一次明令禁止在職教師為學生補課，以期降低校外培訓對正常教學秩序的負面影響。
培訓機構的價格是“個體戶”的兩到三倍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顯示，從費用來看，小學階段，全部購買由機構提供的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培訓費用為7410元/年；而購買全部由個人或部分由個人提供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培訓費用為3310元/年。初中階段，購買由機構提供的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培訓費用為8739元/年；而購買由個人提供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費用為4610元/年。高中階段，購買由機構和個人提供培訓服務的費用分別是14042元/年和4904元/年。
由此可見，在中小學階段，購買由機構提供服務的家庭，在校外培訓上的花費是作出其他選擇的家庭的兩倍多。課題組分析，這有可能是由於機構服務的單位定價更高，但也有可能是機構為學生提供的培訓時間更長。
根據參與率和費用，課題組粗略地估計出培訓機構約佔整個市場份額30%～40%。儘管培訓機構在整個行業的佔比並未過半，但是因其資本力量雄厚、擴張勢頭迅猛，造成的社會反響巨大，因此近期很多監管政策都旨在規範機構的運作。
家庭背景影響學生選擇培訓機構還是“個體戶”
此外，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還顯示，校外培訓機構主要集中在東部。在東部地區，選擇機構服務的學生佔參與校外培訓學生的21.8%，而在補習率最高的東北部，這一比例則僅為7.5%。培訓機構分佈的城鄉差異明顯，城市學生選擇機構的比例為19.7%，農村僅佔7.3%。不同類型的城市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一線城市的機構佔36.2%，顯著高於二三線城市的29.7%和10.9%。
家庭經濟富裕的學生選擇機構服務的比例高於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顯示，在家庭總支出最高5%的參與校外培訓的學生中，選擇機構服務的比例達26.9%，而在家庭總支出最低5%的學生中，僅7.7%的學生選擇機構服務。
課題組認為，如果機構提供的服務在應試準備方面的效果整體上優於由個人提供的服務，那麼由於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較少會選擇購買機構服務，教育公平就可能受到更大的挑戰。
班級為主的面授仍然是校外培訓的主流
在校外培訓中，比較常見的授課形式包括以班級為單位面授課、一對一面授課和一對一或一對多的在線授課。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顯示，85%左右的學生參加的校外培訓仍然是線下的班級面授課。參與一對一面授課的學生的比例在13%左右。
不同科目之間，校外培訓的授課形式沒有太大的差異，均以班級面授課為主。不同學段之間則略有差異。具體來說，隨著學段上升，學生選擇班級面授課的比重逐漸降低，而選擇一對一授課的比重不斷上升。課題組分析，這有可能是因為隨著學習難度的提高，以及學生個人的學習基礎、學習方式等差異變大，學生對個性化學習的需求不斷增強，一對一授課能給學生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個性化輔導。
校外培訓在過去10多年裡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校外教育的詬病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全民參與”校外培訓，給學生家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從而加劇了教育不公；其次，校外培訓給學生帶來沉重不堪的學業負擔；第三，補習機構野蠻生長，對全日制學校的教學秩序造成了衝擊。
儘管學界對校外培訓進行了一些探討，但校外培訓在過去很長時間裡都遊離於各項教育治理和改革政策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校外培訓的參與情況、提供者、培訓內容和形式、培訓效果等都缺少全面、深入地瞭解。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首次使用全國代表性樣本——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嘗試回答以下的問題：培訓服務的主要提供者有哪些？校外培訓的主要教學形式是什麼？校外培訓給學生學業負擔帶來怎樣的影響？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是國內首個專門針對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入戶調查，2017年，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與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合作，進行了第一輪調查。調查範圍覆蓋除西藏、新疆和港澳臺地區的29個省份，共363個縣，涉及40011戶的127012個家庭成員。其中，中小學在校生1.3萬多名。
經濟困難家庭學生校外培訓資源機會低於富裕家庭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顯示，隨著家庭經濟實力的提高，學科補習參與率和興趣拓展參與率不斷提高。家庭支出最低5%的學生的學科補習參與率和興趣拓展參與率分別是7.5%和0.8%，而家庭支出最高5%的學生則高達54.3%和45.7%。可見經濟困難家庭的學生獲得校外培訓資源的機會顯著低於富裕家庭。
此外，從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來看，隨著家庭經濟實力的提高，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總支出的比例是下降的。家庭支出最低5%的學生的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總支出的9.3%；而在家庭支出最高5%的學生群體中，這一比例降低到7.3%。這個結果意味著校外培訓對經濟困難家庭的確造成了較大的經濟負擔。
課題組建議，為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免費的學科補習，有可能降低由校外培訓帶來的教育不公。特別是後5%的家庭，應該是相關補助政策的主要目標人群。
“個體戶”是校外培訓服務的大頭
對於校外培訓的提供者，過去的研究較少涉及。課題組把校外培訓提供者簡單地分為兩類：一是個人，如在校大學生等兼職或全職從事校外培訓的“個體戶”；二是機構，包括在教育主管部門登記註冊的民辦培訓學校和大量的、僅進行了工商註冊的公司。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表明，只參與了由機構提供的校外培訓的學生不到20%。其中，小學階段為17.5%，初中18.4%，高中16.2%。
另一方面，在佔市場份額60%～70%的個人提供者中，在職教師是一個特殊群體。自教育部2015年印發《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以來，仍時有媒體報道個別教師上課不教，卻鼓勵學生參與自己課後提供的校外培訓的情況。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表明，截至2017年年中，在職教師給本校學生提供校外培訓的情況仍然存在，且在不同的地區，嚴重程度不同。中部地區比例較高，達40.7%，東北部也超過了30%；城鄉差異顯著，農村地區高達44.6%。
課題組分析，這些地區差異一方面可能是各地相關政策的執行力度不同的結果；另一方面，結合機構的地區分佈來看，也可能是因為部分地區校外培訓的資源較少，在職教師仍然是滿足家長和學生校外學習需求的最佳選擇。
在教育部近期出臺的文件中，再一次明令禁止在職教師為學生補課，以期降低校外培訓對正常教學秩序的負面影響。
培訓機構的價格是“個體戶”的兩到三倍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顯示，從費用來看，小學階段，全部購買由機構提供的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培訓費用為7410元/年；而購買全部由個人或部分由個人提供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培訓費用為3310元/年。初中階段，購買由機構提供的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培訓費用為8739元/年；而購買由個人提供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費用為4610元/年。高中階段，購買由機構和個人提供培訓服務的費用分別是14042元/年和4904元/年。
由此可見，在中小學階段，購買由機構提供服務的家庭，在校外培訓上的花費是作出其他選擇的家庭的兩倍多。課題組分析，這有可能是由於機構服務的單位定價更高，但也有可能是機構為學生提供的培訓時間更長。
根據參與率和費用，課題組粗略地估計出培訓機構約佔整個市場份額30%～40%。儘管培訓機構在整個行業的佔比並未過半，但是因其資本力量雄厚、擴張勢頭迅猛，造成的社會反響巨大，因此近期很多監管政策都旨在規範機構的運作。
家庭背景影響學生選擇培訓機構還是“個體戶”
此外，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還顯示，校外培訓機構主要集中在東部。在東部地區，選擇機構服務的學生佔參與校外培訓學生的21.8%，而在補習率最高的東北部，這一比例則僅為7.5%。培訓機構分佈的城鄉差異明顯，城市學生選擇機構的比例為19.7%，農村僅佔7.3%。不同類型的城市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一線城市的機構佔36.2%，顯著高於二三線城市的29.7%和10.9%。
家庭經濟富裕的學生選擇機構服務的比例高於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顯示，在家庭總支出最高5%的參與校外培訓的學生中，選擇機構服務的比例達26.9%，而在家庭總支出最低5%的學生中，僅7.7%的學生選擇機構服務。
課題組認為，如果機構提供的服務在應試準備方面的效果整體上優於由個人提供的服務，那麼由於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較少會選擇購買機構服務，教育公平就可能受到更大的挑戰。
班級為主的面授仍然是校外培訓的主流
在校外培訓中，比較常見的授課形式包括以班級為單位面授課、一對一面授課和一對一或一對多的在線授課。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顯示，85%左右的學生參加的校外培訓仍然是線下的班級面授課。參與一對一面授課的學生的比例在13%左右。
不同科目之間，校外培訓的授課形式沒有太大的差異，均以班級面授課為主。不同學段之間則略有差異。具體來說，隨著學段上升，學生選擇班級面授課的比重逐漸降低，而選擇一對一授課的比重不斷上升。課題組分析，這有可能是因為隨著學習難度的提高，以及學生個人的學習基礎、學習方式等差異變大，學生對個性化學習的需求不斷增強，一對一授課能給學生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個性化輔導。
此外，課題組還發現，家庭經濟背景好的學生選擇一對一授課的比例更高，城市學生選擇一對一授課的比例更高。課題組認為，這可能和一對一課成本較高、價格較為昂貴有關。
在線課程雖然關注度高，但實際上參加在線校外培訓的學生不到總量的1%。課題組認為，這種更加便捷、相對低成本的在線教育還有待未來的發展。
小學生學期中的校外培訓時間最長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顯示，在學期中，中小學生校外培訓的平均時長為5.9小時/周；而暑假期間，花在校外培訓上的總時間平均長達15小時/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學期中，東北部地區的平均培訓時長為7.6小時/周，遠遠超過其他3個地區；城鄉差異則不顯著。暑假期間，東北部的學生校外培訓時間為17.4小時/周，也高於其他地區。
有趣的是，農村學生在暑期的平均校外培訓時間為19.2小時/周，高於城市學生的14.2小時/周。課題組認為，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城市學生在暑期有更多可選擇的活動，如旅行等。
此外，分學段來看，在學期中，小學生的平均校外培訓時長為6.4小時/周，初中生為5.4小時/周，高中生為5.2小時/周。隨著學段的提升，上學期間的培訓時長相應減少。在暑假期間，小學生的平均校外培訓時長為14.7小時/周，初中生為16小時/周，高中生為14.6小時/周。課題組認為，由此可見，我國中小學生的校外培訓時間較長，尤其是對小學生來說，在學期中的校外培訓時間可能過長。
課題組分析，僅從這些數據還不能把學生學業負擔重直接歸因為校外培訓的存在，而是需要再深入地分析學生大量補習的原因是什麼，從而制定改進正規教育體系的政策，並引導學生和家長作出理性的選擇。此外，學業負擔也不能只從時間維度來分析。在合理的時間長度內，學生參與一些寓教於樂或有利於身心健康的校外培訓，可以對在全日制學校學習形成有益補充。
關於校外培訓的五點建議
課題組綜合總結“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報告”中校外培訓的相關結果，給出五點建議：
第一，校外培訓市場規模龐大，且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別是一二線城市，東部和東北部體量遠大於中西部。因此，課題組建議在制定相關的治理政策時，可能需要因地制宜，在不同地區採取不同的策略。
第二，學科補習佔整個市場的近3/4，東北部的參與率最高。未來，課題組認為，有必要深入地研究在學科補習參與率最高的地區，導致部分學生非理性補習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究竟是全日制學校課程難度過高或教學質量不佳，還是招生考試製度存在弊病，又或者是學校教師鼓勵學生參與課外補習的情況較為嚴重，抑或是同伴壓力（或稱“劇場效應”）。並針對不同的原因，設計不同的政策，為非理性補習“降溫”。
校外培訓在過去10多年裡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校外教育的詬病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全民參與”校外培訓，給學生家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從而加劇了教育不公；其次，校外培訓給學生帶來沉重不堪的學業負擔；第三，補習機構野蠻生長，對全日制學校的教學秩序造成了衝擊。
儘管學界對校外培訓進行了一些探討，但校外培訓在過去很長時間裡都遊離於各項教育治理和改革政策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校外培訓的參與情況、提供者、培訓內容和形式、培訓效果等都缺少全面、深入地瞭解。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首次使用全國代表性樣本——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嘗試回答以下的問題：培訓服務的主要提供者有哪些？校外培訓的主要教學形式是什麼？校外培訓給學生學業負擔帶來怎樣的影響？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是國內首個專門針對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入戶調查，2017年，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與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合作，進行了第一輪調查。調查範圍覆蓋除西藏、新疆和港澳臺地區的29個省份，共363個縣，涉及40011戶的127012個家庭成員。其中，中小學在校生1.3萬多名。
經濟困難家庭學生校外培訓資源機會低於富裕家庭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顯示，隨著家庭經濟實力的提高，學科補習參與率和興趣拓展參與率不斷提高。家庭支出最低5%的學生的學科補習參與率和興趣拓展參與率分別是7.5%和0.8%，而家庭支出最高5%的學生則高達54.3%和45.7%。可見經濟困難家庭的學生獲得校外培訓資源的機會顯著低於富裕家庭。
此外，從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來看，隨著家庭經濟實力的提高，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總支出的比例是下降的。家庭支出最低5%的學生的校外培訓費用佔家庭總支出的9.3%；而在家庭支出最高5%的學生群體中，這一比例降低到7.3%。這個結果意味著校外培訓對經濟困難家庭的確造成了較大的經濟負擔。
課題組建議，為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免費的學科補習，有可能降低由校外培訓帶來的教育不公。特別是後5%的家庭，應該是相關補助政策的主要目標人群。
“個體戶”是校外培訓服務的大頭
對於校外培訓的提供者，過去的研究較少涉及。課題組把校外培訓提供者簡單地分為兩類：一是個人，如在校大學生等兼職或全職從事校外培訓的“個體戶”；二是機構，包括在教育主管部門登記註冊的民辦培訓學校和大量的、僅進行了工商註冊的公司。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表明，只參與了由機構提供的校外培訓的學生不到20%。其中，小學階段為17.5%，初中18.4%，高中16.2%。
另一方面，在佔市場份額60%～70%的個人提供者中，在職教師是一個特殊群體。自教育部2015年印發《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以來，仍時有媒體報道個別教師上課不教，卻鼓勵學生參與自己課後提供的校外培訓的情況。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表明，截至2017年年中，在職教師給本校學生提供校外培訓的情況仍然存在，且在不同的地區，嚴重程度不同。中部地區比例較高，達40.7%，東北部也超過了30%；城鄉差異顯著，農村地區高達44.6%。
課題組分析，這些地區差異一方面可能是各地相關政策的執行力度不同的結果；另一方面，結合機構的地區分佈來看，也可能是因為部分地區校外培訓的資源較少，在職教師仍然是滿足家長和學生校外學習需求的最佳選擇。
在教育部近期出臺的文件中，再一次明令禁止在職教師為學生補課，以期降低校外培訓對正常教學秩序的負面影響。
培訓機構的價格是“個體戶”的兩到三倍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顯示，從費用來看，小學階段，全部購買由機構提供的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培訓費用為7410元/年；而購買全部由個人或部分由個人提供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培訓費用為3310元/年。初中階段，購買由機構提供的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培訓費用為8739元/年；而購買由個人提供培訓服務的學生，平均費用為4610元/年。高中階段，購買由機構和個人提供培訓服務的費用分別是14042元/年和4904元/年。
由此可見，在中小學階段，購買由機構提供服務的家庭，在校外培訓上的花費是作出其他選擇的家庭的兩倍多。課題組分析，這有可能是由於機構服務的單位定價更高，但也有可能是機構為學生提供的培訓時間更長。
根據參與率和費用，課題組粗略地估計出培訓機構約佔整個市場份額30%～40%。儘管培訓機構在整個行業的佔比並未過半，但是因其資本力量雄厚、擴張勢頭迅猛，造成的社會反響巨大，因此近期很多監管政策都旨在規範機構的運作。
家庭背景影響學生選擇培訓機構還是“個體戶”
此外，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還顯示，校外培訓機構主要集中在東部。在東部地區，選擇機構服務的學生佔參與校外培訓學生的21.8%，而在補習率最高的東北部，這一比例則僅為7.5%。培訓機構分佈的城鄉差異明顯，城市學生選擇機構的比例為19.7%，農村僅佔7.3%。不同類型的城市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一線城市的機構佔36.2%，顯著高於二三線城市的29.7%和10.9%。
家庭經濟富裕的學生選擇機構服務的比例高於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顯示，在家庭總支出最高5%的參與校外培訓的學生中，選擇機構服務的比例達26.9%，而在家庭總支出最低5%的學生中，僅7.7%的學生選擇機構服務。
課題組認為，如果機構提供的服務在應試準備方面的效果整體上優於由個人提供的服務，那麼由於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較少會選擇購買機構服務，教育公平就可能受到更大的挑戰。
班級為主的面授仍然是校外培訓的主流
在校外培訓中，比較常見的授課形式包括以班級為單位面授課、一對一面授課和一對一或一對多的在線授課。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顯示，85%左右的學生參加的校外培訓仍然是線下的班級面授課。參與一對一面授課的學生的比例在13%左右。
不同科目之間，校外培訓的授課形式沒有太大的差異，均以班級面授課為主。不同學段之間則略有差異。具體來說，隨著學段上升，學生選擇班級面授課的比重逐漸降低，而選擇一對一授課的比重不斷上升。課題組分析，這有可能是因為隨著學習難度的提高，以及學生個人的學習基礎、學習方式等差異變大，學生對個性化學習的需求不斷增強，一對一授課能給學生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個性化輔導。
此外，課題組還發現，家庭經濟背景好的學生選擇一對一授課的比例更高，城市學生選擇一對一授課的比例更高。課題組認為，這可能和一對一課成本較高、價格較為昂貴有關。
在線課程雖然關注度高，但實際上參加在線校外培訓的學生不到總量的1%。課題組認為，這種更加便捷、相對低成本的在線教育還有待未來的發展。
小學生學期中的校外培訓時間最長
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的數據顯示，在學期中，中小學生校外培訓的平均時長為5.9小時/周；而暑假期間，花在校外培訓上的總時間平均長達15小時/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學期中，東北部地區的平均培訓時長為7.6小時/周，遠遠超過其他3個地區；城鄉差異則不顯著。暑假期間，東北部的學生校外培訓時間為17.4小時/周，也高於其他地區。
有趣的是，農村學生在暑期的平均校外培訓時間為19.2小時/周，高於城市學生的14.2小時/周。課題組認為，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城市學生在暑期有更多可選擇的活動，如旅行等。
此外，分學段來看，在學期中，小學生的平均校外培訓時長為6.4小時/周，初中生為5.4小時/周，高中生為5.2小時/周。隨著學段的提升，上學期間的培訓時長相應減少。在暑假期間，小學生的平均校外培訓時長為14.7小時/周，初中生為16小時/周，高中生為14.6小時/周。課題組認為，由此可見，我國中小學生的校外培訓時間較長，尤其是對小學生來說，在學期中的校外培訓時間可能過長。
課題組分析，僅從這些數據還不能把學生學業負擔重直接歸因為校外培訓的存在，而是需要再深入地分析學生大量補習的原因是什麼，從而制定改進正規教育體系的政策，並引導學生和家長作出理性的選擇。此外，學業負擔也不能只從時間維度來分析。在合理的時間長度內，學生參與一些寓教於樂或有利於身心健康的校外培訓，可以對在全日制學校學習形成有益補充。
關於校外培訓的五點建議
課題組綜合總結“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報告”中校外培訓的相關結果，給出五點建議：
第一，校外培訓市場規模龐大，且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別是一二線城市，東部和東北部體量遠大於中西部。因此，課題組建議在制定相關的治理政策時，可能需要因地制宜，在不同地區採取不同的策略。
第二，學科補習佔整個市場的近3/4，東北部的參與率最高。未來，課題組認為，有必要深入地研究在學科補習參與率最高的地區，導致部分學生非理性補習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究竟是全日制學校課程難度過高或教學質量不佳，還是招生考試製度存在弊病，又或者是學校教師鼓勵學生參與課外補習的情況較為嚴重，抑或是同伴壓力（或稱“劇場效應”）。並針對不同的原因，設計不同的政策，為非理性補習“降溫”。
第三，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參與率和培訓費用方面都存在顯著的差異。家庭經濟狀況越富裕，學生參與校外培訓的比例也越高，花費的金額也越高。對經濟困難家庭來說，校外培訓的確會造成較大的負擔。因此，課題組建議：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供免費的學科補習或補習津貼，降低校外培訓對教育公平的負面影響。
第四，參與培訓的學生，培訓時間普遍較長。尤其是對小學生來說，每週接近6個半小時的校外培訓，可能給孩子帶來過重的學習負擔。課題組建議：需要進一步分析小學生大量補習的原因是什麼，從而制定相應的改進正規教育體系的政策，同時有效地引導學生和家長作出理性的選擇。
第五，校外培訓的授課形式仍然以傳統的班級授課為主。課題組建議，政府可以引導行業，利用雄厚的資本，在教育創新方面作出更多探索，為整個教育的發展作出貢獻。
前不久，教育部辦公廳等4部門《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等文件的發佈，表明了政府治理校外培訓行業的堅定決心。課題組建議，未來，還可以繼續通過更精準瞄準的政策設計，降低和消除校外培訓帶來的負面影響，發揮其積極作用。我國未來教育的發展必須整合全社會的教育資源，激發全社會的教育活力，為教育創新尋找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