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國家和廣東省的多份文件中，多次提及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路徑問題。廣東省第十二次黨代會報告提到，珠三角必須以全球視野，對標先進國家和地區，努力打造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先行區，引領帶動全省向更高發展水平邁進。5月26日，廣東公佈《實施珠三角規劃綱要2017年重點工作任務》提及“發力建設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群”。而今年的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表態，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發展規劃。
“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已經不再令人陌生，但從概念提出到政策落地，再到成果顯現，這中間卻有著不可小視的挑戰和困難。在廣東省省政府剛剛公佈的《實施珠三角規劃綱要2017年重點工作任務》中，要求優化城鎮建設管理，其中尤為引人矚目的兩條便是：廣州、深圳市嚴格開發規模、強度、邊界管控，有序向周邊城市疏解非核心功能；佛山、東莞、中山市實施強心戰略，做大做強主城區。
“疏解非核心功能”這一表述最近很流行，原因在於首都北京率先提出這一點，並通過設立“雄安新區”來實現疏解非首都功能。廣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早就超過了1000萬，都屬於超級城市。雖然大城市病的問題沒有北京那般嚴重，但疏解的必要性也客觀存在。值得一提的是，廣深的發展更依賴市場選擇，諸如交通、文化中心這樣的功能，不太可能向外疏解，而產業、人口、醫療教育的疏解，客觀上已經發生了。例如東莞松山湖接納了包括華為在內的許多深圳高科技企業的製造基地，增城、南沙則承接了廣深兩地的一些工廠、倉儲。
佛山、東莞和中山市的城市發展戰略則是“做大做強主城區”。佛山的順德區、南海區，再加上東莞市和中山市，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崛起的“廣東四小虎”。這四個地方的發展特點在於沒有絕對的中心，縣、市政府所在城鎮的發展並不是最強的。用現在流行的話語來說，這四個地方屬於“多中心治理”的模式，擁有多個C PU。沒有絕對強大的區域中心，政府的資源動員能力相對較弱，這本是一種“核心劣勢”。但過去近40年的發展表明，這種“核心劣勢”在開放的市場經濟的運行中，反倒成了“核心優勢”。四小虎都以一個“縣”的地域發展成了內地幾個地級市甚至一個省的經濟規模。問題在於，這種“多中心治理”的模式經常面臨高素質人才流失的問題，這跟中心城區分散，公共服務水平較低，文化供給程度不足，都密切關聯。
“疏解非核心功能”“做大做強主城區”顯然都有相應的現實針對性，不過它們都是基於各個城市自身的利益，在考量的過程中，還未將自己納入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座標系中去。
從客觀條件來看，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珠三角城市群，符合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四個“灣區”特徵。但要形成真正的灣區，各方還需要制定出真正符合灣區定位和自身發展條件的政策。因城施策，錯位競爭，而不是各自規劃、惡性競爭，這一點特別關鍵。
頂層設計還停留在概念層面，但相信很快會有進一步的跨境協同政策出爐。而來自地方政府和民間的聲音，也完全有理由積極鍛造從“利益共同體”到“命運共同體”的認同感。尤其是在灣區中心的競爭上，香港、深圳、廣州三者的定位、功能劃分問題，將極為考驗主政者。比照美國加州灣區而言，經濟、科技、文化可以存在交叉錯位同時彼此融合的狀態。例如好萊塢是文化中心，硅谷是科技中心，舊金山是交通、經濟中心，這種錯位狀態值得“粵港澳大灣區”參考。
在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將陸續通車的背景下，灣區中心功能的規劃、重組、整合，這是一個宏大的問題，也是不容繞開的問題。在這一背景下，以製造業為主的佛山、東莞、中山如何發揮區位優勢，澳門、珠海、肇慶、惠州、河源、江門又該如何搭上快車，也必然成為它們面臨的歷史性選擇。
“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經濟、文化和交通等要素面臨整合，在“順勢發展”的基礎上，行政力量如何“大力推動”，如何打破藩籬與障礙，這將考驗施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