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在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的紛爭中沉浮'

作者 |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著名歷史學家，曾任美國曆史學會會長（2013—2014），“加州學派”代表人物。

今人普遍認同現在是“全球化”時代，但對於“全球化”的意涵卻幾無共識。我們無意在此徹底解決這一問題，但我們深信，以更早期全球化時代為背景，檢視現今跨地區往來日益密切的現象，不僅可以更深入理解何謂“全球化”，還至少可以釐清關於“全球化”的一些謬誤。今日的世界是個立即滿足、即刻通信、風潮短暫、流行歌手一夜成名的世界，是鼓吹形象即是一切的廣告大行其道的世界，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學生，特別是有錢人家的學生，看到的、關心的，可能只有眼前短期的趨勢和爭議。我們之所以推出這本書，是因為我們認定，即使在後現代時期，世人除了會想了解這個更刺激、更繁忙而瞬息萬變的世界，也會想了解支持社會、經濟變遷但隱而不顯、演變緩慢的重要結構，以及大時代環境中的循環變化。我們以過去五百年在全球各地發生的事件為焦點，蒐羅探討這些事件的文章，以更清楚瞭解我們今日所處的時代，世界是如何演變成今日的風貌。

因此，我們從反向切入，我們要問：“全球化”不是什麼？首先，全球化的過程，並非一直是由經濟主導，政治、文化因素有時也扮演主導角色。正如先前所闡述的，在過去，傳教士、戰士、科學家以及其他不以取得物質為主要目的的人，往往加強了全球不同地區的交流，同樣，今日的國際特赦組織、紅十字會、紅新月會，似乎是前景看好的投資對象，結果外來投資卻一直付諸闕如，這表明，不管是好或壞，本土的體制的確影響全球網絡滲透的程度。

其次，誠如上述例子所表明，全球化的主要特色，既非過去所認為的，在於國家與公共領域不可阻擋的擴張，也非如今日所較流行的看法——在於國家的萎縮。事實上，誠如某教授語帶嘲諷的說法，國家只在一個地方真正地在萎縮，即在某些政治科學家心裡。如今，中央銀行或許無法隨心所欲設定利率，但它們能這麼做的時期其實甚短，而且只出現於某些國家。即使是五十年前已列強國之林的國家，如今仍有許多更新且更大的發展空間，例如在互聯網和遺傳學之類新領域施行知識產權。現有或即將誕生的偵察科技，使人類更有可能更大程度掌控社會、市場。民意調查使今日的領導人，比羅斯福、丘吉爾或斯大林，更能掌握民意動向，更懂得如何讓人民相信新觀念或新奮鬥目標。（至於他們運用這些工具是否一樣高明，則是另一回事。）如果將一兩個世代前國力薄弱的一些國家（或不存在的國家）納入思考，會發現這些國家所具有的影響人民生活的力量，增長幅度往往非常顯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其兒童大部分（雖非全部）已享有小學義務教育，甚至往往享有初中義務教育；全球各地仍過著遊牧生活的民族，大部分已被迫定居生活，接受國界與土地私有的觀念，且在某些例子裡，因為築水壩和政府在偏遠地區進行的其他工程而被迫遷居他處。

此外，與世界經濟更進一步的接軌，已同時強化又弱化了國家的力量，即使在晚近亦然。一方面，我們應思考，有些產油國家，在靠著石油收益而得以由上而下建立國家之前，往往沒有辦法向人民徵稅，進而無法在其他方面影響人民。1970年時仍然只能粗略掌握境內人口數目的沙特阿拉伯，只是其中幾個例子之一，如今它已擁有世界上某些最先進的軍事和警用技術。諸如迪拜和阿布達比等酋長國，也已利用石油歲入或是通過向鄰近的石油酋長國提供服務而賺取的錢，來補貼少數公民相對較高的生活水準，同時准許大量臨時移民入境去幹髒活兒，卻只享有有限的權利。對於定居公民而言，這並非萬全之策，發生在巴林的緊張衝突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最莫名的弔詭之一就是，在伊拉克戰爭期間臭名昭著且在美國身陷各式法律問題的黑水（Blackwater）保安公司，其創始人埃裡克·普林斯（Erik Prince）如今以阿布達比為基地又經營起一家新的安保公司，並已為當地政權抵抗包括恐怖主義到外來契約勞力暴動等任何動亂做好了準備。這些唯利是圖者本身當然就是外來契約勞力，儘管屬於一種精英類型：大多數人的軍銜和檔案都是來自哥倫比亞（通常是在那裡參加過毒戰的老兵），其他的則是南非人；訓練官基本上都是美國和歐洲特種部隊的退役軍人。（計劃的一部分似乎是避免僱用穆斯林，以防他們可能不願向其他穆斯林開火。）

因此，加速的全球化中的外部聯結，通常可以令國家更為強大、更無拘無束，以至於忽視國內的選民。但另一方面，我們應思考，有許多國家，為取得國際信用，而不得不接受“結構調整”政策，從而被迫拆掉其福利國家體制：在這些國家，往往可見到人民的效忠對象由國家轉向種族——宗教運動組織（包括中東地區伊斯蘭基要派組織的分支、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美洲的新教福音派），這些組織提供一部分基本醫療、教育、國家已不再提供的其他服務。在其他地方，例如哥倫比亞、薩爾瓦多，乃至美國部分都市地區，販毒組織和街頭幫派已擔負起社會福利、保險的職責。但即使在這些例子裡，國家仍得保護私人財產，維持公共秩序。事實上，由於福利國家的安全網嚴重失靈，已有人再度強調國家的憲兵角色，例如在伊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這些地區，國家似乎唯一能做得相對較好的就是暴力。更復雜的情況是，作為局外人的我們很難區分哪些政府屈從於全球經濟壓力，還是藉由這些壓力獲得了更多權力：人們懷疑（儘管很難證實）精英群體時常歡迎那些削減他們更貧困的同胞之利益並弱化曾經強大的同盟的機遇，卻聲稱事實上是銀行家們逼迫他們如此。總體而言，“全球化”對政權的影響相當複雜，且遠非那麼明朗。

再次，我們應該知道，“全球化”不是單向的“西化”，更不是“美國化”。從經濟上看，眾所周知，過去三十年增長最快速的地區乃是東亞和東南亞；但比較少人知道的是，這份增長除了得益於亞洲與西方的貿易增長，還得益於亞洲內部貿易的增長。事實上，從1870年代起，亞洲內部貿易的增長速度，絕大部分快於全球整體貿易的增長速度。從文化上來看，沒錯，幾乎每個地方都認得米老鼠，但跨國流行文化的增長有許多部分是地區性的，例如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的流行文化在中國大陸的風靡，拉丁美洲國家與南歐國家間電視小說（telenovela）的交流，印度電影在亞洲的普受歡迎。從咖喱到壽司到漫畫等各種事物的流行，顯示西方除了在文化上影響他人，也在文化上接受他人影響。事實上，我們正在經歷的飛速且徹底的文化融合，令究竟“西方”意味著什麼，也成了問題。

從種種角度來看，推動當代“全球化”的動力，其存在似乎比我們有時所認知的還更早幾十年、幾百年。例如，我們在本書前文已指出，致癮性食品貿易乃是近代世界經濟裡重要但普遍未獲承認的一環，而這一貿易如今仍是規模最大的國際商業活動之一。陸上的劫掠和互聯網上的仿冒、大海上的劫掠，一如多種形式的奴隸制和強制性勞役，如今仍非常普遍。（以絕對數值來看，當今或許比19世紀的解放之前存在更多的奴隸，這取決於人們如何定義“奴隸”這個詞。）但五百多年“全球化”的積累效應，無疑已使今日的世界迥異於1492年的世界。其中許多改變肇因於世界經濟的增長和滲透。這兩個世界間有哪些主要差異？

首先，今日世上的人口無疑比當時多了許多。地球人口在1800年左右才突破十億大關。再過一百二十年，才增長至二十億。然後，再過七十年，人口就超過六十億！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預期壽命幾乎是一百年前的兩倍，因而人存活於世的時間比過去長了許多。在每個階段，世界貿易都是人口增長的推手：將玉米和馬鈴薯帶給非洲、歐洲農民，將鳥糞和其他肥料帶給更往後幾代的農夫；在19世紀創造出遼闊的小麥、稻米輸出地區，在20世紀散播綠色革命科技和新醫學方法。

與此同時，人均消耗量急遽增加，每個人對環境的衝擊變大。人類竭盡所能擴大個人所得、集體收得，從而主宰了全球的動植物，那種主宰程度絕非五百年前的明朝官員或西班牙探險家或達荷美酋長或阿茲特克戰士所能想象。自最早的人科動物問世以來，人類所消耗的能源，約有一半消耗於1900年迄今。每年最終為生物所使用的太陽能中，大概有將近四成，最終為人類所佔用。人類對地球的瞭解，細微到每平方米的程度，天上的衛星提供地面上精確的位置，深海潛水器探索大洋深處——但藏身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邊遠地區或亞馬孫河流域的叛亂分子，行蹤至今幾乎無法掌握。有人認為，現今地球上無一處能免於人類喧囂的侵擾。

隨著人類充斥於地球各地，自然萬物與人類財產的分界正逐漸泯滅。人類將愈來愈多生物據為己有、駕馭、複製，在這同時，將動植物馴化或滅絕。人類破解基因組和製造合成物的舉動，不只為了像過去一樣增加自然的產物，享受自然的成果，還為了控制、取代自然。有些經基因改造過的種子，商品化程度高到天生就具有過時的特性，以至於農民若不向跨國性種子經銷公司再購買種子，就無法收成，無法再使用。我們發現許多解決辦法，例如為了有更高的蜂蜜產量而引進外來昆蟲（非洲蜂），為清除水道而引進外來魚種（蟾鬍子鯰），為提供動物飼料而引進外來植物（野葛），結果它們本身尾大不掉，反而成為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世界變得愈來愈不是菜園或農田，而愈來愈是個龐大市場。人類所建構、發明而非本然固有的財產權，不斷被髮明出來，且不斷擴大。財產權除了將既有的植物、牲畜、地表土地納歸己有，還變得更為無中生有。大型期貨市場拿預期的產量來賭注；職業球隊拿簽下球員，使其不得改投其他球隊的權利來買賣。企業拿汙染配額來買賣，製造汙染較少的企業將自己的美德善行賣給製造汙染的別地企業，讓後者取得汙染許可權，得以繼續汙染它們設廠生產的所在地。年輕人購買虛擬的互聯網身份和工具，供線上遊戲使用。網址名稱成為買賣標的。

簡而言之，新型財產權的創造——通常是觀念而非物質實體方面的產權——已經成為利益和衝突的新的重要源頭。同時，正如我們已經從2007—2008年的大蕭條中看到的，諸如合成抵押債務等新型金融工具，以及諸如對衝基金等未受監管的機制，在帶來利潤和繁榮的同時，也能造成毀滅。將各種各樣的權利變成可以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可以鼓勵對有價值資產的創造、謹慎監管、安全性提高，但也可能全然相反，將才華轉移到對投機策略的鑽研上，或是以投機導致的漲落取代儲蓄、房產及其他資產的價值。

太平洋島國瑙魯是商品化走火入魔的最怪例子之一。瑙魯起初一塊塊地出售領土，領土賣完後，轉而賣它身為主權國家所具有的特權。最初，靠著販賣磷酸鹽開採特許權，在海外積聚可支付給其人民的資產，讓人民過了幾年較富裕的生活。也因為磷酸鹽的開採，該島大抵上消失，這些支付款變得愈來愈重要。如今，該島九成土地是荒地，因而該國基本上成為紐約、倫敦、墨爾本所掌握的一組金融資產，公民權成為這些資產裡的一部分。由於管理不良，這些資產縮水，該國朝著抽象化之路又邁了一步，即將該島化為商品以彌補損失：它讓外國人不必親赴該島就可設立“瑙魯”銀行，成為（俄羅斯黑手黨等組織的）洗錢、避稅中心。據稱，它還曾向美國兜售在中國設立“大使館”的權利，供美國情報機構以該使館為掩護，從事各種情報活動。

因為那股愈來愈商品化的勢頭，某些人主張今日的世界經濟乃是完全不受束縛的獨特經濟，不管那束縛是來自國家，還是文化上對貪取行為的限制，或是來自未受抑制的人性。但同樣因為那股勢頭，另有人懷疑我們的經濟是否註定要和這些束縛中的一個或多個起嚴重衝突。這些論點幾乎是形形色色，不可勝數，但可約略歸為三類。有些人關注不平等的問題，預言若任由當前經濟肆無忌憚地發展下去，可能導致消費不足或政治反對勢力升高或兩者皆有的危機。還有些人關注文化問題，指出反對商品文化趨於同質，可能催生出反向運動。另有些人關注自然，指出不管是關鍵資源的供給有限還是大規模汙染的可能發生，都會使地球變得遠比今日更不適於人類活動。在此，我們不提出預測，而是簡要檢視這三大類論點，以瞭解當今的世界經濟與我們所認為的過去的世界經濟，有多大的差異。

長期來看，不平等現象愈來愈嚴重，乃毋庸置疑。1750年，長江三角洲（中國最富裕的地區）的人均所得，約略等於英格蘭（歐洲最富裕國家）的人均所得。有人估算，1800年時，最富裕諸國與最貧窮諸國的人均所得比率，仍只有三或四比一。但到了1900年，比率達到十二或十五比一；2002年時，超過五十比一。

當然，各國國內的財富分配也不平均。如果從個人角度切入，有人估算，1988年時在全球財富排行榜上居前5%者的所得，是後5%的五十七倍之多；數年之後的1993年，這比率遽升到一百一十四比一。即使在以擁有民主中產階級文化而自豪的美國，21世紀開始時，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一人的資產淨值，據估計比美國國內後一億人的資產淨值總和還要多。而沃爾瑪百貨的沃爾頓家族（Waltons），富裕又超過比爾·蓋茨。如此刺目的不平等導致了2011—2012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公開譴責人口中最上層的1%的特權地位，也間接地將餘下99%都歸併為（比較而言地）沒有錢的人。財富集中在一小撮大型企業手中，這些企業不只主宰了世界經濟裡最有利可圖的領域（例如石油業、能源業、航空業、電子業、汽車業），還將勢力伸進銀行業、保險業以外的服務業，打造出沃爾瑪百貨之類的龐大國際連鎖店。從中國進口美國的耐久品裡，有三分之一由沃爾瑪百貨輸入。一小撮公司掌控了報業、廣播與電視媒體、出版、電信業。如此少數人如此緊密掌控如此多的產業，這在史上前所未有。

但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所預測的資本主義危機，卻未以他所預想的形式發生。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1970年代的油元震撼，1980年代金融泡沫化和高速起飛的日本經濟在1990年代突然失速，都危及世界經濟。但消費不足的情景並未出現：這有部分得歸因於信用卡、自動提款機之類新金融工具的問世，有利於較有錢者增加消費和借款；還有部分得歸因於窮人所採取的集體行動，使至少一部分窮人得以更容易獲得世界的財富；更有一部分得歸因於在最窮的那些國家國力江河日下的同時，龐大的消費性“中產階級”如今已在一些窮人居多的社會（印度、中國、墨西哥、巴西等國）裡成形；以及，最後，部分歸因於北美人在鈔票已經因房價遽增而縮水的情況下，直到近期仍在增加消費，即便他們的收入已經大幅停滯。他們間接地從東亞節儉者那兒借來了這些錢，特別是官方政策致使儲蓄並非出於自願的中國。美國公債中的外來剩餘投資，尤其保證無需同等程度地減少政府支出就可以實現反覆的稅收削減。自從房產泡沫爆破，美國的個人貸款就開始下降，由此導致的需求縮減被政府債務的進一步增長所部分抵銷。如果“赤字鷹派”（deficit hawks）在政府借貸遽減上最終獲勝，會發生什麼，目前尚不明朗，但很可能結局並不樂觀。

如上所述，我們正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形勢下完成本書的這一版。國際危機已經令發達世界中持續增長的不平等顯而易見得多。大蕭條帶來了數百萬被取消抵押權的房產持有者，上千被迫關停的工廠和商鋪，以及急劇減少的公共服務設施，然而針對富有的個體和企業的稅率在很多情況下都處於數十年來的最低水平。進入這一時期五年之後，或許最顯著的發展會是對現狀不滿的程度和多種多樣的性質。改革方案千差萬別，有人提出減少政府赤字（一般是通過減少服務和削減公務員薪酬）某種程度上會刺激投資和消費者需求（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稱之為“依靠信心童話”），有人呼籲強化對新型稅收的凱恩斯式刺激和金融交易的監管，也有人提倡旨在弱化金錢在政治中的角色（一直在擴大，尤其是在美國）的政治改革，還有人表達了更為激進的財產權、勞力市場等方面的基本變革的訴求。相對而言，似乎很少有人認為我們可以只是等待“體制”（不論如何去定義它）去修正自身。

與此同時，消費，以及對總體消費水平的調控，已經成為經濟學討論中更為核心的議題，在富裕國家尤其如此。過去三十年左右，政策分析家和政客們已經表達了越來越多對於政府是否應該嘗試規劃“產業政策”以鼓勵某些類型的生產的疑慮，儘管這一做法還在繼續（例如，就像美國許多關於免稅代碼的條款所反映的）。舉例而言，政府對非軍事研究的支持，在許多富裕國家已經明顯減少，然而對“自由貿易”（至少是在理論上）的信奉令人很難公開擁護鼓勵選址某地開展某種生產的政策。（即便是在全球變暖時代似乎沒有爭議的清潔能源技術，在大多數富裕國家也只能得到極少的支持，而確實存在的那些項目通常補助的是對這些技術[例如太陽能電池板]而非其產品的購買。）那些高科技產業的相對後來者，例如韓國和中國，更傾向於讓公共政策注重促進某些產業，而老牌工業化國家這麼做也會從中獲利：2009年對美國汽車業的解救以及關於英國（服務業和製造業之間）“再平衡”的對話，都是實時案例。不過大多數公共討論仍舊是關於政府到底應不應該調控需求。

其間，私營部門——同樣，尤其是在富裕國家——也越來越關注需求的調控，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是通過增加需求（政府至少有時希望減少需求以抑制通貨膨脹）。一個世界浸沒在需要被再投資的利潤中，促使大量高功率的機器生產出供遠大於求的產品讓人們去購買，這樣的舊日夢魘如今已不像在上一個年代能夠激起那麼大的焦慮了。這部分是由於最近數十年，許多擴散最為迅猛的技術，例如電視、計算機、手機等等，製造的是詞彙和形象，而非物件。它們可以藉由廣告來製造更多的熱情消費者，併為人們創造全新的服務和體驗以供消費。臉書（Facebook），在本書第2版上市時才剛剛興起，如今已擁有八億世界各地的用戶，以及超過八百億美元的市值。換句話說，現代世界經濟已表明，人類不只有能力製造愈來愈多商品，還能相反地，藉由強調人所欠缺的東西製造出不滿，進而製造出愈來愈難饜足的慾望。為滿足日益高漲的消費慾，資本家、商人、政府官員發明出易於借款的方法。在某些例子裡，這類借款方法讓較不富裕的人得以從事最終縮小貧富差距的投資，例如1950、1960年代美國政府補助自用住宅貸款的政策，就發揮了這一作用，而助學貸款大概仍在繼續發揮這樣的作用；在其他例子裡，低利率的借款只擴大了負債和不公平。但近來的情況是信貸緊縮、就業前景晦暗、政府援助和僱傭急遽萎縮。

批評者指出，消費、廣告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愈來愈大，預言最終將遭到文化的反撲。有些批評家指出，恪守非商業價值觀的團體（例如宗教團體、環保團體），面對這些價值觀遭到多種商品化活動的威脅，起而反抗。還有些人反對性意涵濃厚的廣告，或者反對營銷業者鼓勵年輕人以其他地方的同儕為師，而非以自己社會之大人為師的作為。還有人指控零售業者褻瀆文化，例如墨西哥沃爾瑪百貨在特奧蒂瓦坎（Teotihuacán）兩座兩千年曆史的神聖金字塔近旁設立百貨商店。有些人撰文指出，對休閒文化的強調，破壞了工作倫理，導致社會裡充斥著消極、肥胖的觀眾。手機和計算機正在促使人們成為害怕孤單的難以集中精神的多任務處理者，有些人擔心職業倫理已經被溝通（或八卦）精神所取代。然而另一些人認為，適應了恆常的網絡化和觀念“眾包”（crowd-sourcing）的人，會成為未來創新的寶貴源泉。

生態團體強調人類虧欠於其他動物與生態系統之處，並提醒我們，我們所正汙染的世界並非只有我們人類居住。他們主張，最珍貴的商品是集體共有的，且或許應該是不可買賣的：乾淨的空氣和水、未遭汙染的海、未受破壞的土地。相對的，還有人擔心消費主義可能走火入魔，亦即世界經濟將創造出其實和經濟學基本原則裡的“理性行動者”一樣心胸狹窄、只關注自身利益的人，進而將破壞經濟領域以外的機構（例如家庭、國家），削弱人對它們的忠誠，從而危及社會的正常運作。新自由派宣稱服膺自利掛帥之市場的效率和解放力量，但就連這些人也常強調愛國精神、社群行動主義（community activism）、宗教規範，乃集體社會生活存續所不可或缺。總而言之，市場需要競爭，也需要合作。

文化衝突在今日無疑處處可見，但誠如本書先前所闡明，那並非現在才有。經銷者和消費者都以符合自己所屬文化的方式，而非拒斥所屬文化的方式，運用大量製造的商品，從而不斷在利用市場強化大量製造商品為人所認定的價值。基督教搖滾樂團的音樂下載到iPod，銀行推出可為某些人的母校或最喜愛的社會運動提供收入的Visa聯名卡，中國鄉村農民將新式消費性商品納入古老贈禮儀式的現代精緻翻版中（從而重申自己在所屬社群裡的地位），都是說明這一趨勢的例子。全球經濟在某些方面變得同質，但人們仍不斷在想方設法區別彼此，標榜差異。事實上，世上許多最成功的企業，其成功有一部分得歸功於它們懂得迴應這些差異。因此，我們發現，在穆斯林人口眾多的地方，麥當勞販賣齋戒月餅乾，在齋戒月期間營業至深夜，開在印度的麥當勞沒有牛肉食品，而在另外一些國家裡，由於可供年輕人長期逗留休閒的場所不多，麥當勞成為他們時常逗留的地方，麥當勞順應當地民情，鼓勵顧客久留，從而使麥當勞不再是“速食場所”。

另一個涵蓋層面甚廣的文化憂慮——隨著每個人愈來愈熱衷消費，我們將失去擔負其他重要社會角色的能力——則帶來較難察覺的問題。市場模式似乎正入侵其他領域，且正改變“公民”這類語詞的意涵。例如，美國各級政府如今動不動就提到要滿足其“消費者”的需求，就是非常鮮明的例子。在半個地球外，我們看到中國媒體群起鼓勵零售業者仿效雷鋒精神（雷鋒是中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宣稱以“為人民服務”為其人生宗旨的英雄），但這些運動的目的不在鼓勵他們以自家店裡的貨物，提供廣大人民立即而討人喜歡的幫助，其所要改造的東西，遠比這更為深層。這些趨勢和許多國家似乎愈來愈不願意通過稅收支付集體財產，兩者間有多大關係，難以斷定；而那趨勢可能走多久，則更難以確定。套句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話，這些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而這些矛盾無疑確有其事，且必然會不斷製造出衝突。這可能會干擾正如火如荼進行的全球化。馬、恩更為激進的預言——隨著幾乎每樣東西都商品化，摧毀了其他賦予事物以意義的方式，使“人與人間的關係只剩赤裸裸的自利關係”，進而揭露工人遭剝削的真相，在這情況下，反是必然的結果——似乎沒有發生的跡象。但是受宗教因素影響的反抗政暴的運動，例如中東和北非的“阿的春”，以及拉丁美洲發生的追求社會敏祝的紅色浪潮，挑戰了不受約束的市場和“經濟理性”人的勝利。

歐盟將愈來愈多的歐洲國家納入，美國試圖將其鄰邦納入“自由貿易”區，在這情況下，建立以資本跨國界自由流動為特色的全球市場，似乎也變得不如前些年那樣全然地樂觀。首當其衝的就是那些戲劇性的、不可預見的事件的衝擊。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摧毀的不只是世界貿易大樓。新“和平世紀”的夢想破滅（“和平世紀”一詞出自經濟學家波蘭尼[Karl Polyani]，指稱拿破崙落敗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間的一百年）。突然間，世界經濟裡的逆流躍然浮上臺面，這些逆流雖沒有“9·11”攻擊事件那麼壯闊，對結構的影響卻或許更大，且可能削弱邁向全球化的勢頭。2011年的海嘯和隨後的核電站洩漏摧毀了日本的部分地區，這不僅突顯了世界經濟體的全球性互賴，也挑明瞭過度依賴少數幾家高科技產品製造商的危害。這再一次將那些持久性的問題提到眼前：我們究竟能否假定私人企業或公共部門監管者正在充分考慮工業化技術的風險和副作用。

美國一向主張應讓資本和產品（但不包括人）毫無阻礙地流動，且以政治手段推動這一體制的建立。美國在這方面的積極，向來非他國所能及。但如今，美國卻有史上任何國家所未曾擁有的最高貿易赤字和政府預算赤字；這是否會削弱美國追求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熱情，不得而知，但無疑有這可能。治安維持會會員，在美國政府默許下，自發巡邏南方國界，就是美國反向而為的鮮明例子。歐洲雖打造了凌駕於國家之上的超級地區，對於全球化曖昧含糊的態度，相較於美國，只有過之而無不及。2005年，法國通過公民投票否決歐盟新憲法。投反對票者大部分表示他們反對不受規範的跨國資本主義。這並不叫人意外，真正叫人吃驚的，是有相當多投贊成票者也說，他們是在投票反對全球資本，認為唯有更強大的歐洲，才能在今日世界經濟裡保住人道的社會契約。當今在富裕的歐盟國家中，有人大聲疾呼取消歐盟，或至少要求放棄某些脆弱的經濟體，如希臘、愛爾蘭、西班牙和葡萄牙；這些國家中的抗議者認為，如果留在歐元區的代價是進一步的節衣縮食，那麼他們的國家就應該離開。其他人則認為，擴大後的歐盟一定要保留並運作起來，但唯一可行的是更加緊密的一體化：它是共享貨幣聯合體，然而得放棄在製造當下這些麻煩的其他層面（例如財政政策）上做更大協調。那些人相應地就是否更大的協調意味著所有人都要節衣縮食，抑或是某些更富裕的國家出現通貨膨脹，而有所分歧。簡而言之，面向“同一個世界”的運動，如今在最富有的那些國家裡，越來越具有爭議性。其中的某些走向在本書上一版付印之時就已顯明，但當時只是來自最顯而易見的“外圍”的抱怨罷了：在東南亞，人們為了大型採礦或能源計劃而將未受監管的貨幣投機棄置一旁，受害者們已經剝奪了被外來武裝強化的政權中的公民權，如此等等。

全球化之所以在較富裕國家遭到排斥，有一部分源於外移的工作機會不再只限於製造業；信息科技已使許多服務業可以外包。跨國性服務業的營業總額據估算為3.6兆美元，仍遠遜於國際商品貿易的14.9兆美元，但前者成長快速，意味著有一技之長的中產階級在服務業的工作不再是鐵飯碗。服務、生產兩領域愈來愈常見的外包安排，激起較富國從業人員的敵意，而這敵意裡往往還摻雜了對移民沙文主義式的懷疑，激發出反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

在這同時，較窮國家為保護自身利益所採取的新行動，也使情勢更為複雜難解，不管那行動被視為“支持”或“反對”全球化皆然。在世界貿易組織2003年舉行的坎昆（Cancun）回合全球貿易談判上，由印度、中國、巴西、南非領軍的一群國家（以窮國居多），反將富國一軍，叫全球前幾大富國的領導人（其中許多人常愛宣說自由貿易有何好處）當場難堪，談判隨之破裂。這些國家毫不客氣地點出，富國大幅補貼本國農產品，對農產品貿易設立嚴重障礙，使較窮國家難以和它們競爭。（歐盟對每隻乳牛的補貼達到每年八百多美元之多，比十億成年人每年賺的還多，發達國家對本國農民的補貼，比其投入於對外開發援助的金額還高出數倍。）在地方層級，已有小農和少數民族暴動，以對抗他們所感受到的全球化後果。玻利維亞的艾馬拉族（Aymara）和蓋丘亞族印第安人，智利的馬普切族（Mapuche）印第安人，墨西哥的瑪雅人，還有其他許多原住民族，都已採取實際行動，抗議他們的家園遭商品化，抗議外來投資。反對聲浪的發出，往往訴諸民族主義口吻，從而重啟、強化了例如中國與日本、法國與阿爾及利亞、韓國與日本、俄羅斯與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之類國家間的世仇宿怨，以及更為普遍的反美情緒（特別是在中東地區）。

還有一個領域，在某些人眼中，遭少數最有權勢之大國最牢牢掌控的領域，也已出現反全球化行動：軍權。毀滅力量前所未有地集中在一些國家手裡，但販賣先進武器和販賣對付市場社會擴散的簡單土製炸彈、自殺炸彈謀利的國際軍火掮客，已打破這集中現象。在像伊拉克這類國家中，以這些廉價武器武裝起來的部隊已經妨礙了大國所需的出口增長。另一些國家，如哥倫比亞、阿富汗和墨西哥，則在保護大國希望叫停的非法貿易。還有一些情況，與全球化貿易的聯繫很脆弱，但對文化全球化和依賴國際支持的不受歡迎的政府的抵制則日漸彰顯。

我們還應切記，人與信息的流動雖然速度驚人，但這世上仍有很大一部分地區，只有局部和這一流動網絡接軌。我們常聽人說，這世上仍有一半的人從未打過電話。這說法幾可確定是誇大之詞，但若說是四分之一人未打過電話，則相當合理。這並不是說那些人完全與全球網絡無關，事實上，當全球商品價格或貨幣匯率變動時，他們可能是受影響最厲害的人之一，因為他們往往是接近最邊緣化的人。但根植於地方者與非根植於地方者間的互動，仍在左右我們的世界，一如這互動已左右了世界至少五百年。

那互動使我們難以將改變歸因於任何一個過程。過去二十五年裡，雖然貧富差距日益懸殊，地球人口持續增加，但經濟增長已使全球窮人減少了約3.5億（至少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如是說）。但更仔細檢視會發現，整個淨減少人數幾乎全來自中國的滅貧成果。這告訴了我們什麼？在這期間，中國的確大幅開放，擁抱世界經濟。中國的商品輸出金額佔全球商品輸出金額的比例，由1994年的2.8%增加為2011年的10.6%，增長了三倍多。貧窮人數的減少，與這有莫大關係：不只因為出口創造了工作和收入，還因為進口原材料和農產品使原本會日益稀少的初級產品之價格不致因繁榮刺激需求而上漲。但在這同時，有的國家採行了一些幾乎談不上任由市場自主運作的政策，從控制貨幣到通過政府支出、官方投資（從汽車到綠色能源等部門）等。這些政策的利弊得失見仁見智，但近些年有的國家快速的資本積累，大概與這些政策脫不了關係；從這些政策的施行，我們看不到國家力量有衰弱的跡象。因而，眼前的“奇蹟”究竟發生於何時，或者在堅決反全球化、反市場時期所積聚的人力資本，對於日益全球化時期某個地區的繁榮究竟有何貢獻，也就遠更難以斷定。

當然，從世界貿易增長中得益、受害的，不只是人類。其他物種也受到大規模影響。許多物種消失，或變得較不常見（但拜其他種類的全球網絡之賜，其中有些物種現正受到保育）。還有些物種，例如乳牛、雞，變得遠更普及，但其生活環境與一個世紀前生活在較不工業化之農莊裡的先祖（更別提更久遠以前的野生先祖），大不相同，因而已幾乎變成了別種動物。過去一百年生物多樣性的降低，已大到可察覺的地步，即使是以十億年為觀察基準亦然。簡單舉個例子來說，自有生物以來所消失的陸棲脊椎動物的種類，超過一半消失於1880年後。這通常肇因於土地使用的集約和因此造成的棲地喪失，因狩獵活動增加所造成的物種滅絕反倒較少發生；當然，這兩個趨勢都與人口增長、生活水平提高、市場擴大脫離不了關係。

人類自己所處環境的未來吉凶（和在世界經濟日益增長下環境的永續問題），特別無法預測。這些議題指向兩個問題，一是如果人類活動毫不收斂，繼續如此下去，整個地球的健康會受到何等影響（例如全球溫室效應的影響）；二是人類從事那些活動所使用的資源，能供應到何時。能源供應問題尤其受到重視。大量石油和天然氣仍存在（更別提海量的煤炭），但許多能源所在地區環境告急，需要專門的垃圾分解處理（就像瀝青砂油所要求的那樣），不然就是在政治方面也相當敏感（比如在亞馬孫部分地區或尼日爾三角洲鑽探）。與此同時，工業文明的存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賴將煤、石油副產品轉化為幾乎所有東西，包括取代土地的肥料，取代各種金屬、纖維和諸如此類東西的塑膠，以及眾所周知的動力。現階段，我們無疑擁有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曾有過的優勢，但那並未能讓我們確切預知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一方面，科技仍有可能有新的發展，使人類在全球生產和消費持續增長的同時，減輕其本會帶來的衝擊。另一方面，環境的變遷可能突然加遽，因為許多科學家警告說，現今自然界看似緩慢但穩定的變化，一旦跨過某些個仍然不為人所知的門檻，可能突然加快。因而，即便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更加綠色的技術會被髮明出來，並以某個時段為限被分階段採用，或者說政治選擇（例如一定規模的碳排放稅）會以某個未知量加速這一進程，我們仍然無法確知，在持續增長所象徵的如此高風險的博弈中，那是否可以給我們充分的安全保證。（當然，增長放緩也會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尤其是如果佈局依舊不變的話。）

資源吃緊的問題，在淡水供應上已可感受到。最近幾十年，淡水供應量的改變尤其厲害：過去一萬兩千年地球淡水供應量的所有淨減少量中，有超過一半發生於1955年後。許多地區已出現嚴重短缺；經濟過程有很大範圍不能沒有水，對數百萬人而言，生活水平改善的指標，就是用水量增加。可以測量地下蓄水層變化的新技術顯示，在某些人口密集、靈敏度高的地區，例如中國北方和印度西北部以及巴基斯坦，水資源消耗的速度已經拉響警報；而從加利福尼亞到哈薩克斯坦，許多重要的地表水源的消耗和汙染甚至更為嚴重。水的許多功用，很難找到替代品；將水視為商品，通過大規模國際貿易，供應水資源特別吃緊的地區，是行不通的，至少現在是如此。然而現今大量的水資源正在被浪費。

在這些情況下，有個眾所建議的解決之道，即將自來水業民營化，並提高水價，以鼓勵水的保存和有效率輸送。從更長遠的眼光來看，這個辦法只會使水成為“天然”商品的一員，也就是成為和過去幾百年裡變成商品的木柴、土地、礦物一樣的東西。而一如過去這些東西在商品化過程中所常發生的現象，欲將水變成商品的舉動，已在玻利維亞、南非、烏拉圭、印度及其他地方，引發激烈且往往成功的抗議。反對的動機，不僅出於人自私的考量，即擔心這會使他們已岌岌可危的安全網更形土崩瓦解。在許多例子裡，我們還看到觀念所引發的義憤，因為那些人認為水是再基本不過的東西，同生命本身，同人對土地與人的關係的看法，密不可分，因而，將水變成另一個供人買賣的商品，在他們眼中是大錯特錯的事。在大多數社會中，用於農業灌溉的水資源每加侖的收入要大大少於其他用途，部分是由於物質浪費，但也有一個原因是農產品價格低，這一事實令這個議題變得愈加艱難。因此就農業而言，更高的水價很有可能會導致用水量的最大規模縮減。但是農民又通常是其所處社會中最貧窮的群體，因此讓他們承受更高水價的衝擊對很多人來說相當不公平。除此之外，農民可以減少用水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種植更少的莊稼——這個策略如果在全世界範圍內被採用無疑會帶來麻煩。

另一方面，如果發展中的社會不能抑制對水的需求（就如價格增長會導致的），唯一可行的替代可怕剝奪的方案就是增加供應。但這同樣有風險。譬如說中國，目前正在修建前所未有的最大規模的建設項目：長達數百英里的三條引水線路，將中部和西南地區的河水引入更為乾旱的北方地區。這個項目承受著巨大的環境和社會風險，而且可能並不起作用，因為有跡象表明，輸出地區也嚴重缺乏乾淨的水資源，而且西藏地區的冰川，作為這些河流和中國以外超過十億人口的重要水源，正在以相當高的速度消退。其他擴大供應的技術措施，例如大規模的海水淡化項目，也有自身的難題：現今的海水淡化技術仍屬能源密集型，會製造惡劣的副產品。另一種越來越常見的策略是購買海外農田，伴隨而來的就是水的使用權：近年來這類銷售有增長趨勢，大多發生在非洲或是東南亞，並且大多數買主要麼就是從富有但貧瘠的國家而來（尤其是中東產油國），不然就是來自人口密集的強大的工業集團（例如韓國）。但是這種解決辦法顯然會讓其他人更加岌岌可危，或許也會更加憤怒。

因此，欲瞭解我們的世界，除了要考慮市場經濟，也應將道德經濟納入考量，也就是應考慮到什麼是人所認為正當的事，考慮到影響人評斷貨物、勞力之價值的文化傾向。在某些例子裡，文化差異賦予同一物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用途和價值，使套利行為有利可圖，從而推動了交易；在其他例子裡，文化差異抑制交易的發生。有時這是一個兩步走的過程。墨西哥農民發現，從1990年代起，他們就被排除出本國市場了，取代他們的是美國中西部更為高效（且接受補貼）的資本密集型農場，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無法因應市場競爭而增長，許多農民喪失了自己那本來也可提供一些市場外儲備以果腹（因為不能售賣獲利的還可以吃掉）的小農場。至少從美國進口的玉米似乎壓低了食物的價格。然而大量的玉米被用來生產乙醇，美國的政治性保護燃料，然後價格就上漲了。許多墨西哥人因此發現，他們無法用自己種植的食物保證最低生活，也無法買到足夠的玉米圓餅（tortilla），它們既能滿足生理需求，也是墨西哥人貼近自身文化的象徵（就像其他國家的麵包或大米）。

但各地的文化仍在影響經濟，且往往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在這同時，一度似乎快要完全臣服於人類需求、技能之下（簡而言之通過市場臣服於文化之下）的自然，也已重現於舞臺。或者更貼切地說，我們已重新發現“自然”其實一直在舞臺上：現代文明通過大規模運用能源，替幾乎任何東西都找到了替代品，如今卻愈來愈理解到，製造那些能源的過程，其實一直在改變地球，且是以可能根本危及自然棲地和人為棲地的方式在改變。自然和文化繼續在限制世界經濟，即使世界經濟繼續在改造它們。我們知道未來會是不同面貌，但現今，無法確知那會是什麼面貌。未來會帶給這個由貿易所打造的世界什麼樣的風貌，我們只能靜觀其變。又或者，我們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而不只是旁觀。19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震動世界時，馬克思說了這麼一句有先見之明的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