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海關月度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貨物貿易順差同比分別為92.50％、－87.80％、－755.30％、－51.92％，4個月之和為－802.51％，創2014年(該年為－1211.92％)以來的第二降幅。我國經濟依賴大宗商品貿易的現象較為嚴重，向國際產業鏈一體化貿易結構的調整已成必然的發展趨勢。

供圖 今日頭條

大宗商品出口依賴問題較嚴重

近日，聯合國貿發會議發佈的《2019年全球大宗商品依賴狀況報告》稱，全球有三分之二的發展中國家依賴大宗商品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大宗商品出口依賴問題最為嚴重。因大宗商品價格波動造成衝擊，致使64個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國家經濟增長放緩。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定義，如果一國出口總量的60％以上是大宗商品，該國即被認為是大宗商品出口依賴國家。

該報告顯示，大宗商品出口依賴國家從1998年至2002年的92個增加到2013年至2017年的102個，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國家數量達到20年來的最高水平。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國家和三分之二的發展中國家依賴大宗商品出口，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受到大宗商品出口依賴的影響，包括85％的最不發達國家、81％的內陸發展中國家和57％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九成國家依賴大宗商品出口，也是受衝擊最嚴重的地區，緊隨其後的是中東和北非，該區域65％的國家依賴大宗商品出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一半國家以及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一半國家也依賴大宗商品出口。大宗商品出口依賴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今年前4個月，我國貨物貿易累計順差減少432億美元，前4個月環比分別為－31.37％、－89.49％、692.98％、－57.61％，貨物貿易的下滑拖累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

國際貿易價值鏈調整新趨勢

然而，進一步分析發現，40年前國際貿易70％是產成品的交易，到10年前，有40％的產成品和60％的中間品貨物貿易交易，至2018年已變成70％以上為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間品的國際貿易交易。究其原因，服務貿易飛速發展是關鍵因素。一般而言，國際貨物貿易交易量每十年翻一番，而服務貿易卻每五年翻一番，其中，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又是每三年翻一番。因此，服務貿易促進了全球貿易產業生產力的提高，正影響著世界貿易新規則的形成。

產業集群和供應鏈紐帶、價值鏈樞紐等通過信息互聯和遠程智能管理，將全球中小企業組織在一起，形成世界級製造業巨頭。如手機涉及500多個零部件，遍及全世界上百家企業和幾十個國家，專利集群形成的配套企業、零部件廠、中間廠等，由此形成整體制造的專利，從而出現蘋果、三星和華為等整體商品貿易特徵。產業鏈上的中小企業和零部件供應企業提供專利，而主導企業制訂標準和產業紐帶。因此，主導企業是提升產業鏈競爭能力和掌控核心技術的競爭能力。其標準是引導中小企業專利發明的關鍵核心，而“三零”原則又將引導產業鏈的加速形成和快速發展。

“零關稅”是推動自由貿易的關鍵，目前我國平均加權關稅為7.5％，而世界貿易整體關稅為5％，美國為2.5％。如果中間產品經各國海關，加上FOB費用所形成的稅基將影響產業鏈的競爭力和控制力。因此，零關稅是適應產業鏈上幾十個國家和幾百家企業共同製造產成品的最合理佈局。“零壁壘”是促進產業鏈上百家企業在幾十個國家之間同步生產成為可能，產業鏈各國營商環境不同，准入與不準入對跨國公司的資源配置和佈局將形成一體化發展的瓶頸，若形成一致的營商環境，產業鏈國家之間才能協同生產貿易產成品。因此，營商環境要對接國際化和公平公正公開，適應零部件加工廠、物流運輸、倉儲服務等需求，以及國際貿易產業鏈一體化升級換代的需要。“零補貼”是國家為爭奪產業鏈企業的落戶需要，為企業提供稅務補助，使得跨國公司的世界各國布點會發生扭曲，從而影響國際貿易產業鏈一體化的形成。

近日，對外經貿大學發佈的《全球價值鏈與工業發展:來自中國、東南亞和南亞的經驗》認為，工業競爭力是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先決條件，而參與全球價值鏈將進一步提高工業競爭力。貿易自由化、基礎設施、融資可得性和勞動力技能等因素，將影響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前景和升級軌跡。雖然投資激勵和建立經濟特區等政策鼓勵了全球價值鏈的參與，但不應高估投資激勵的效果，外商投資的作用因國家而異，而且投資決策更多取決於市場需求等其他因素，如基礎設施和熟練勞動力等。參與全球價值鏈能為經濟發展和結構升級帶來更多的機會，但這並非自然形成和自動發生，而是取決於國內企業和整體經濟的吸收能力。

進一步分析發現，融入全球價值鏈有“高端路線”和“低端路線”之分，生產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所形成的“高端路線”，為國際貿易發展提供了可持續的升級路徑。而為避免“高、精、尖”利益衝突的資源消耗型，侷限於全球價值鏈中低附加值的生產經營活動，走“低端路線”融入全球價值鏈，必然處於受制於人的被動的貿易局面。這需要建立良好的貿易政策環境，在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基礎上，提升分工合作的地位以促進貿易結構的升級。因此，“三零”需要打開國門和消除關稅壁壘，而標準的制定則約束了各國互相間的爭議，提升了自我監督的自由度。因此，“三零”產業鏈一體化佈局成為國際貿易談判的新趨勢。

2002年，美國提出“三零”概念，希望世貿組織和G7國家的關稅由2010年降到5％以內，至2015年降到零。事實上到2010年，世貿組織主要成員國關稅已降至美國設定的第一階段要求5％以下。近年來，“三零”受美國放慢速度的影響，2017年和2018年關稅卻與2010年相等。究其原因，零關稅對發達國家服務貿易提供了有利的施展空間，而對服務貿易發展不足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則處於不利的局面。

供圖 今日頭條

加快貿易新舊動能轉換

從經濟增長動能研究看，無論是索洛關於餘量作為外生變量反映技術進步的貢獻理論，到羅斯托關於產業結構升級理論，還是庫茲涅茨關於經濟發展對農業部門收入和勞動力比重下降、對工業部門收入比重上升和勞動力比重穩定或小幅上升、以及服務部門勞動力比重上升等論述，再到錢納裡關於產業關聯理論，將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因素聯繫起來，並引入技術和制度等新的生產要素，以實現經濟長期增長等諸多理論分析，均揭示了貿易新舊動能轉換，在滿足新需求的同時，也需要不斷優化產品和服務，最終轉化成全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新的路徑依賴，形成貿易高質量持續發展的新動力。為此，需要認清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我國貿易新舊動能轉換將是長期的過程

我國進出口貿易新舊動能轉換是一個長期的系統性工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增長動能將長期並存，雙輪驅動將是未來一段時間我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發展的重要特徵之一，而傳統貿易卻是產業轉型升級的主戰場，新型的貿易產業發展方式的動能仍需積蓄成長。在積極培育發展貿易新動能的同時，貿易政策應充分發揮傳統大宗商品出口貿易產業的比較優勢，運用新技術、新模式推動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如上海作為我國貿易和金融中心，應將供應鏈金融作為貿易金融的突破口，以商流、資金流、信息流、物流等“四流合一”，梳理運用貨運單中核心企業的供應商和經銷商名稱、貨物名稱、地址、運輸貨物險、貨物價格等貨物貿易信息，依託核心企業信用，針對真實貿易背景，提供自償性貿易融資、應收賬款質押、貨權質押、跨境資金自由收付等，提供與保理業務、ABS業務相結合，形成應收、預付和存貨等供應鏈相關的金融服務，以推動傳統貿易的升級與培育壯大貿易新動能，催生貿易新需求，贏得貿易轉型的新空間和時間，從而實現我國進出口貿易的轉型發展。因此，政府部門要為加快供應鏈金融機制建設提供平臺支持，通過物流數據庫建設，如訂單、支付單、物流單等“三統一”，為銀行業貿易金融服務提供核心企業確權便利、無需提供擔保或差額回購、不佔用核心企業授信、降低核心企業准入門檻等政策便利措施，突破供應鏈貿易金融發展瓶頸，形成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發展的新動能。

二是金融科技賦能供應鏈貿易

金融政府應加大區塊鏈技術等金融科技運用的引導，為銀行的核心企業二級以下供應商和經銷商提供穿透式服務，幫助核實核心企業的供應鏈採購信息與銷售信息，積極推進產融結合、創新攻關與技術協作，向核心企業提供更加精準高效的服務，助推長三角優質科創企業上市融資和加快發展，同時助力銀行掌控線上商流與線下物流信息，利用線上線下的銀、政、企多方協作機制，為中小微企業融資提供更多解決方案。

三是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應轉型發展

優先發展服務貿易應成為促進我國服務業發展的重點，以此打造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和重要的發力點。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達到47萬億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9.7％，服務貿易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大行業部門和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預計到2020年，這一規模將超過50萬億元。去年10月，上海自貿試驗區率先推出首張服務貿易領域的負面清單，其管理模式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服務業的開放和服務貿易的發展，為跨境交付、境外消費、自然人流動等領域營造了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服務業市場環境。而加大版權、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以及減少對服務要素流動的限制，可以促進人員往來的便利化，加強資格互認、標準化等領域的磋商與合作，進一步激發服務貿易的發展潛力。為此，進一步加快對接長三角一體化國家發展戰略，銜接上海自貿試驗區新片區建設等前沿平臺的建設，進一步深化內外聯動型跨境服務貿易的負面清單等相關制度的新突破，是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的重要任務。

我國發展目標是到2035年成為世界現代化大國，到2050年成為現代化強國。為此，上海國際貿易發展需要對接“三零”原則以及適應國際貿易體系的發展趨勢。首先需要認識的是“三零”並非所有商品關稅全為零，其中有漸進的階段和趨勢性實現的過程，如日本對歐洲的貨物貿易，有86％的商品實施零關稅，另有14％的商品用15年的時間逐步歸零。其次，15年後有95％的商品為零關稅，還有5％或6％商品的關稅將始終存在。這就給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的轉型發展，以及通過上海自貿試驗區對“三零”原則先行試驗，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安排帶來了過渡性機遇期。因此，上海國際貿易發展戰略應瞄準國際產業鏈一體化目標予以實施和佈局，而制度設計是提升產業鏈核心競爭能力的關鍵因素。

作者：邵偉 （作者繫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