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劉林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2019年一季度的回暖後近期有所調整，再加上中美貿易摩擦升級，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心中國經濟的中長期走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仍然具有非常大的韌性、潛力和發展空間。
她對界面新聞指出，中國經濟的韌性來自六個方面：一是創新驅動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二是我國具有世界上最為完備的製造體系，三是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市場，四是中國正在逐步形成了具有縱深感的區域佈局，五是日趨完善的軟硬基礎設施，六是“舉國體制+市場微觀主體活力”的制度優勢。
在採訪中，陳文玲強調，我國需要重新確立製造業發展的指導思想，深刻地認識到製造業是大國之要、強國之基、大國之重器，必須不斷髮展壯大。
面對外部的不確定性，陳文玲表示，我們既要防範輸入型金融風險、應對以及貿易衝突帶來的新挑戰和新問題，同時也不能讓風險打斷我們的發展進程。
以下是界面新聞對陳文玲女士的採訪
界面新聞：目前，有不少人對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走勢頗有憂慮，您怎麼看？
陳文玲：確實，大家現在有很多的迷惑，中國到底能不能扛得住，經濟會不會受到重創？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從歷史發展的長週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全局出發，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要有非常清晰的分析和判斷。
我認為，中國有長期抗風險能力，有長期保持向好的能力，中國經濟仍然具有非常大的韌性、潛力和發展空間，經濟發展的週期會繼續延長。
界面新聞：這個判斷基於什麼原因？
陳文玲：原因有多個方面，第一，中國已經形成了若干開放和創新的戰略高地，這些開放和創新高地是中國獨特的經驗，也是我們在大國競爭與博弈中的底氣。創新驅動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它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創造力，給中國帶來的發展動能不可限量。
過去四十年，國家陸續推出了一批特殊經濟功能區，形成若干創新的開放和創新的戰略高地。到目前為止，已經建設了219個國家級開發區、168個高技術開發區、19個新區、37個跨境電商試點。中國實際上已經在多個地方形成了若干非常有特色的創新高地，比如北京中關村系、武漢光谷系、合肥的中科系（也叫科大系），比如貴陽、成都、重慶的大數據、電子信息產業，比如長三角G60科技創新長廊等等。此外，新的創新高地正在形成，如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國的開發區、園區、特區等，現在成為世界各地學習模仿的樣板，特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國家都在複製中國經驗。
第二，中國經濟總體上以實體經濟為主，具有比較強的抗風險能力。2018年我國第一產業增加值佔GDP的7.2%，是同期美國第一產業增加值的2倍；第二產業增加值佔GDP的40.6%，是美日歐的總和，中國製造業佔比較高，擁有體系最完備的製造能力。中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總體上是均衡的，還沒有出現像美國這樣過度虛擬的產業形態。美國從小布什、奧巴馬到特朗普，一直夢想重振製造業，想讓製造業迴流，現在特朗普的減稅政策也是希望製造業回到美國，但談何容易。
第三，中國還有世界最大的市場，去年市場銷售規模已經超過美國。美國3.2億人，中國14億人，其中有4億中產階級，我們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進出口貿易總額、物流市場總額加起來達到352萬億元。中國的市場紅利還會持續很多年，這將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大底氣。世界各國的投資者看重的也是中國強大的市場需求，中國的市場就像一片汪洋大海，它不僅是中國的市場，還將成為世界的市場、世界轉口貿易的中心、世界交易的中心。而這個市場是我們中國的底氣所在。
第四，中國正在重塑區域佈局，目前已經出現了重大調整與演化，逐步形成了具有縱深感的區域佈局，從京津冀協同發展、雄安新區到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乃至正在成為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前沿和橋頭堡的延邊地區。我們還形成了若干個世界級的大城市群，我們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形成了內外聯動的新的區域佈局。與此同時，原來發展最快的地方在東部沿海，現在也在向中部和西部轉移，等等。這些變化增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和迴旋空間。
第五，日趨完善的基礎設施，可以支撐中國延長經濟發展的週期。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們就開始了基礎設施的超常發展，開始是高速公路，2008年以後是高鐵，到2030年，將要建成八縱八橫的高速鐵路網，覆蓋全國、網絡更密，高鐵時代會改變城鄉的空間佈局，還有城市之間連接方式。除了硬基礎設施外，互聯網、雲服務、大數據、人工智能等軟基礎設施也發展迅速，下一步中國軟基礎設施的發展可能會走在世界前列，特別是5G。軟基礎設施會支撐中國從硬基礎設施的連接走向軟硬兩方面的連接，這種連通會給老百姓帶來更大的好處，會使中國經濟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具有更大的韌性。
第六，中國經過建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的探索，形成了“舉國體制+市場微觀主體活力”的制度優勢。過去四十年，我們重塑了經濟制度，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我們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進入世界市場體系，我們成為了市場經濟國家、開放型經濟國家。開放給我們國家帶來了重大機遇，市場經濟體制激發了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中國發展快的確是中國人民幹出來的，但是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國人民也在幹，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人民也在幹，但為什麼今天能夠積累財富、能夠取得快速發展？中國實際上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優勢，我認為就是“舉國體制+市場微觀主體”的活力。
改革開放重塑了我國的經濟微觀主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中出現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邁入國際一流企業的行列，中國的企業充滿了活力、動力和競爭力。這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長期保持發展動力的重要基礎。
此外，地方政府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很大助力和動力。這些年中國的地方政府形成了競爭機制。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地方政府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對微觀主體的支持態度和力度上，地方政府比中央一些部委更大、更直接。如果加大生產關係的調整力度，使之適應生產力發展，加快上層建築改革使之適應經濟基礎的調整，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週期會進一步延長。
界面新聞：對於舉國體制的優勢，國際上似乎常有批評之音？
陳文玲：雖然美國批評了我們國家的舉國體制，但是，事實上，美國也在搞舉國體制。美國用舉國體制來打壓華為，用舉國體制阻止中國留學生赴美學習，用舉國體制來搞國家安全，以此為藉口限制中國企業赴美投資。
我曾經梳理了一下，美國從2011年開始連續出臺振興製造業的產業政策，比我們多得多，奧巴馬時期出臺的最多，特朗普政府2018年發佈了《2030年人工智能計劃》，在這個計劃裡，美國政府的支持力度和發揮的作用比中國還要大。美國政府採購也是一種舉國體制，國家財政出錢，列入國家預算，由國防部設計若干重大項目，特別是面向下一代信息技術和戰略性創新的重大項目，然後向企業招投標，比中國政府的補貼力度大得多。
比如，阿里雲在研發下一代智慧城市，企業計劃投資十幾億元，而美國通過國防部招投標，委託亞馬遜、谷歌、英特爾這些企業，通過招投標支持資金就達到幾百億美元，只不過美國與我們補貼的方式不同而已。
當然，中國也有中國的優勢，我們有龐大的資產做基礎，也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中國還有兩個一百年的藍圖、長週期15年的科技發展規劃，五年一個週期的五年規劃，有每年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政府工作報告，這樣的舉國體制確實是獨特的。中國始終都在學習借鑑世界上各國先進經驗，漸進地推動工作。
我們的舉國體制加上人民群眾的創造，這是中國成功之道。我認為沒有必要害怕國外一些國家對我們的質疑。他們也搞舉國體制，只不過方法不一樣，我們實際上是學習了西方的經驗和做法，經濟制度再造、微觀經濟基礎再造，已經形成了若干微觀主體，使整個經濟充滿了生機、活力、爆發力。繼續學習美國等國家政府採購的方式，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界面新聞：近期，美國頻頻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這會對中國的科技創新發展之路產生什麼影響？
陳文玲：短期內，中國企業確實會受到一定影響。但是，我們要看到，一方面受影響更大的其實是美國的高技術企業，無論是高通、博通，還是英特爾，這些企業生產的核心零部件特別是芯片，60%以上是賣給中國企業的，中國的市場體量這麼大，並沒有可替代者。如果對中國斷供，我想早晚有一天，美國企業的損失會讓美國政府轉回頭來。另一方面，我們的創新體系、企業的創新能力，早晚也會打破這種技術上的限制，從建國到現在，美國每次封鎖中國，最後都未能成功。
不過，我們還是得小心。我們有一些對外依賴度較高，與國際產業鏈關係緊密，而又處於中低端的產業鏈，這些產業鏈會否出現被打斷或者被分割的風險，這可能會影響到製造業的整體發展。
界面新聞：您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這一次中美貿易摩擦，使我們懂得了一個道理：貿易摩擦是一個表象，而製造業發展水平才是競爭核心”。最近幾年，不少製造業產業正在向東南亞、南亞轉移，製造業投資增速也在持續回落。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繁榮製造業？
陳文玲：傳統的製造業確實在放緩，但是，高端製造業增長速度卻在加速。2018年，我國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1.7%，佔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達到13.9%，在沿海一些地區比重還要高；高技術製造業投資比上年增長16.1%，比製造業投資快6.6個百分點。
不可否認，過去一段時間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一些地方曾經出現了偏差。在三次產業結構調整中，不斷縮小製造業比重，增加服務業比重，並以此作為產業轉型升級的目標，盲目追求服務業佔比。我認為，這種做法是有失偏頗的，服務業儘管要在三次產業結構中佔主體，佔比卻不是越大越好。把服務業佔比作為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重要指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走美國和日本的老路。如果製造業過快轉移，造成產業空心化，我國的轉型將比這些國家要難得多。
我國需要重新確立製造業發展的指導思想。整個製造業體系不能過快地轉移，不能過度地空心化，製造業不能被作為產業調整必須壓縮的一部分，而是要作為必須壯大的一部分。
如果說以前我們在這個方面認識還有欠缺的話，那麼通過當前這種大國博弈，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製造業是大國之要，是強國之基，是大國之重器。所以製造業核心地位不能丟，主體地位不能丟。
當然，重視製造業並不等於眉毛鬍子一把抓。我們需要看到，全球第五輪產業轉移已經開始，正在從中國向東南亞、南亞、非洲、拉美一些國家和地區轉移，特別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鞋帽、箱包等，很多已經轉移到印度、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孟加拉等國家。這主要是因為資源環境難以支撐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同時，土地、勞動力等綜合成本也在不斷抬升。
我們具有世界最完備的製造體系，製造業正在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一些領域正在邁向高端或者頂端，智能製造將是下一個突破口。
中國已經先後推出工業化與信息化兩化融合戰略、《中國製造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9年將圍繞基礎理論、關鍵共性技術、新型感知、智能芯片等方面，繼續在5G以及後5G更高速的移動互聯網布局研發項目和基礎能力建設，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製造業轉型同步進行，支撐智能製造高質量發展。
我們看到已經有一批創新型城市在崛起，如深圳、北京、上海、廣州、重慶、西安等，聚集了一大批高端製造與創新載體。此外，為保證中國製造業穩步邁向中高端，中國構建了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立了3個知識產權法院（分別在北京、上海、廣州）、16個知識產權法庭、200多個知識產權保護中心。
我認為，中國漸次形成的巨大產能，將成為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的優勢，將大大拉長中國製造業的繁榮週期。
界面新聞：但有不少人指出，在創新方面，我們似乎比較缺乏原始創新，更多的是集成創新，是引進消化吸收。
陳文玲：其實，我們已經從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創新，更多的轉向了原始創新。目前，我們的原始創新在前沿領域，已經奠定了基礎，比如5G。雖然有些國家在某些領域還具有壟斷地位，但是，我認為這個局面不會太久。
中國目前的研發投入在全球排名第二，約佔經濟總量2.18%，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分享經濟等為代表的新動能不斷壯大。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幾乎所有重大項目都被攻克了。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佈《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這個報告基於80個指標對世界126個主要經濟體的創新能力進行評價，中國排在第17位，是唯一進入前20位的發展中國家。
2018年，科技部發布《關於加強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在這份文件中，設定了非常具體的目標，也就是說，到2020年，國家重點實驗室總量保持在700個左右。其中，學科國家重點實驗室保持在300個左右，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保持在270個左右，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保持在70個左右。到2025年，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全面建成。
不僅如此，不少企業建立了自己的創新體系。我曾經到阿里巴巴去調研，2018年8月份去的時候，阿里巴巴達摩院剛成立，只有70多位世界頂尖級科學家，今年1月我再去的時候，已經有500多人。另外，中國和新加坡建立了中新知識城，引進國際知名的頂尖科學家，給出的條件和待遇已經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
目前，我們的企業主體，包括國有、民營、個體，有1.1億個，差不多每3個人就有一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他們是創新主體，當他們的創意轉化為商品、甚至是一個產業的時候，整個的創新就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我們的人才隊伍，也是其他國家沒法比的。中國有超過600多萬的工程師，現在每年有800萬左右的大學畢業生。可以說，中國創新的動能來自國家，來自企業，來自社會，來自每一個人，這是擋不住的。
界面新聞：很多人擔心老齡化問題將會嚴重拖累中國經濟，對此，您怎麼看？
陳文玲：2018年中國人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6.4歲，北京、上海超過80歲。按照中國健康2030規劃，到2020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將達到77歲，到2030年達到79歲。
中國人生命週期延長，也蘊含著新的消費需求。消費者全生命週期的消費需求，健康消費、醫療消費、體育消費、養老消費、休閒旅遊消費、文化消費、時尚消費、顏值消費、網絡消費等，這些滿足人們吃穿用住基本消費需求之外的潛在消費需求，將成為中國保持世界第一大市場的新增長點，將成為拉動中國不斷產生市場紅利的基本動因。
中國社會基本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人的全生命週期的需求。生命週期延長疊加購買力水平和生活品位提高，將使消費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另外，我們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框架，將實現100%的社會保障全覆蓋。按照中央部署，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意味著，2.55億老年人口的養老保險、13.9億人的醫療保險將實現100%的全覆蓋。
界面新聞：請問我們還需要防範哪些主要風險？
陳文玲：最大的風險可能來自輸入型的金融風險，第二個風險取決於中美貿易衝突能否化危為機，第三個風險來自在全面開放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和挑戰。對於這些可能的風險，我們不能望而卻步，得學會監控風險、防範風險，更不能讓風險打斷我們的發展進程。
我們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現在中國和美國的競爭與博弈，實際上是在一個歷史長週期裡比拼誰的制度設計最優、誰的開放步伐最大、開放程度最高，誰能通過經濟全球化大勢進行好的設計和行動，能夠更大程度地贏得未來。我們需要在新的起點上面向未來思考問題，不僅是中央政府、包括各級地方政府、各個企業以及社會都要形成新的認知和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