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7年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到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習近平總書記一直以來關於金融業講話精神的延續和深化。”近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殷劍峰在接受《中國保險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是一個新鮮名詞。2015年11月10日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就首次提出了這個概念。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中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
那麼，為什麼要明確提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殷劍峰表示，金融體系的首要和根本性的任務是服務實體經濟，經濟面臨的問題決定了金融政策的導向。提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目前的金融體系已經難以完成經濟結構性轉變提出的任務要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巨大障礙。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金融結構，提升金融供給的質量和效率，從而更好地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殷劍峰說，同時，金融改革離不開其他領域的改革，需要與養老保障體制、財政體制、政府職能等多領域改革相互配合，協調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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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的六大變化
殷劍峰認為，當前的經濟結構性轉變體現在6個方面。
第一是人口結構的變化。自2010年起，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到頂峰，並趨勢性地下降，與此同時，老齡人口占比迅速上升。與人口結構轉變相伴的是，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自2010年同樣見頂，並開始趨勢性下降。儲蓄率和投資率的同時下降，首先意味著人口紅利時期動員儲蓄、推動大規模投資的任務已經完成。這種變化給金融體系本身帶來了兩個嚴峻的挑戰。第一個挑戰是，隨著儲蓄率的下降，居民存款佔比不斷下降，金融業負債端越來越短期化，越來越不穩定；第二個挑戰是，隨著投資率的下降，容易識別、回報穩定的資產業務越來越少。金融體系必須面臨這對新的矛盾。
第二是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作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我國自2012年以來，第三產業的產值就超過了第二產業，經濟已經進入服務化的過程。不過，我國服務業不僅落後於發達國家，而且落後於處於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例如，2016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佔比只有52%，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全球平均的服務業增加值佔比分別是59%和69%。金融業本身就是服務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金融業的高效發展是經濟進入服務化進程中的應有之義。
第三是經濟需求結構的調整。從近些年三大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看，消費的貢獻超過了投資和淨出口，中國已經成為消費驅動型的經濟體。但是，消費尤其是家庭部門消費佔GDP的比重依然非常低。2016年，家庭消費佔GDP的比重在中國只有39%，而在美國、日本和德國分別是69%、56%和53%。就金融體系而言，促進消費有兩個方面的措施：其一，提高居民的信貸可得性；其二, 提高居民的財產收入。過去幾年金融行業主要著重於第一點，但是，過度借貸消費不可持續且蘊含風險。促進長期可持續的消費增長要從提高居民財產收入入手。金融業需要為此發展資本市場，提供更多可投資產品。
第四是城鄉與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目前，我國的城市化率還很低，進一步推動城市化發展是必然趨勢。過去幾年主要依靠土地財政的“城市化”模式已經不可持續，接下來如何為城市化進程提供有效服務，特別是處理好可能涉及的地方政府融資問題，是金融體系需要變革的另一大推動力。
第五是增長動力轉換的問題。人口結構、產業結構和需求結構的轉變都意味著未來經濟發展需要從主要依靠資本、勞動力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長模式，轉向依靠技術進步的內涵式增長模式。 推動科技進步需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當前的金融體系在體制上存在歧視，比如，在信貸市場上，國有企業獲得的信貸份額佔到信貸存量的一半以上。這些問題使得金融體系難以為技術進步服務，無法適應增長動力的切換。
第六是如何適應全球金融治理體系。在金融領域，全球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制度安排就是國際貨幣體系。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以美元為絕對主導、歐元及其他貨幣輔助的不穩定體系。如果人民幣能夠成為關鍵儲備貨幣，國際貨幣體系將能夠形成美元、歐元、人民幣三足鼎立的穩定架構，也將為人口老齡化的中國帶來巨大的鑄幣稅收益。而人民幣若要成為關鍵儲備貨幣，在金融領域需要一個高度發達、富於流動性、開放的資本市場作為支撐。
優化金融結構 加快對外開放
事實上，金融業一直在服務實體經濟，但正是由於經濟結構出現了上述新的變化，使得金融在服務實體經濟中，需要進一步提升質量和水平。“因此，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立足於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需求，優化調整金融體系結構，促進金融資源有效配置和經濟結構調整。”殷劍峰說。
如何優化金融結構？一個廣泛共識是要發展資本市場。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還有很多體系性問題，特別是在基礎制度、市場監管、投資者權益保護方面都需要改進。
而在殷劍峰看來，發展資本市場，首先需要改變過往資本市場為國企脫困解憂的職能，建立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發行、退出和交易機制。同時，需要改變資本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的分割狀況，實現統一互聯的多層次市場體系，其中最需要的是打破銀行間債券市場與交易所市場間的分割。
其次，國外的經驗表明，資本市場的發展需要依靠包括養老金、共同基金和壽險公司等在內的機構投資者。機構投資者不僅可以推動資本市場的規模擴張，而且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結構，通過長期持有公司證券，降低市場的波動性。
優化結構之外，加快對外開放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殷劍峰表示，過去幾年，我國資本市場開放步伐不斷加快，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先後成立，A股先後被納入MSCI和富時羅素指數。但是相對於商品貿易，我國的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相對滯後，所以，未來還需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並在此過程中推動人民幣成為關鍵儲備貨幣。
此外，殷劍峰認為，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必須要管理好金融風險，其中的關鍵一環是“去槓桿”。2018年4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到“堅持結構性去槓桿”，首先應該關注居民部門過去幾年持續加槓桿的行為，特別是與房地產市場風險的聯動。
在非金融企業方面，過去的一個普遍共識是，中國槓桿率高在於企業，企業槓桿率高在於國企。但從2017年開始，私營企業資產負債率也在快速攀升，風險逐漸暴露，應當妥善處理。在金融機構方面，要建立合理的准入、退出機制，擴大存款保險制度的覆蓋範圍。在現階段，還要處理好支持民營、小微發展與防範金融風險的關係。
對於政府部門去槓桿，應關注區域金融風險，完善地方政府融資機制。“一直以來，我國中央政府槓桿率很低，但地方政府槓桿率高，其中很重要因素是財政體制。事權下放，財權上升，導致了財政體制縱向不平衡。”殷劍峰說，因此，政府部門去槓桿應該與財政體制改革相結合。
最後，在對外開放過程中，要管理好外部輸入風險。
記者 張爽
編輯 韓業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