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起餘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的京杭大運河，是隋之後歷代王朝的重要水運交通方式。也是古代最便捷、最快速、最安全的連通南北的交通方式，可以說就是古代的“高鐵”。
當權者以它為基礎建立了將各地物資輸往京師，歷時千餘年的運河漕運體系，維持著封建帝國的運轉。京杭大運河以其特有的溝通功能將全國的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連接在一起，將不同江河流域的生產區域聯繫在一起。
大運河上運送的糧食數量是非常驚人的，舉個例子，土木之變後，瓦剌部入侵北京。于謙為防止瓦剌部到通州搶糧，就從通州向外運糧，用了五百輛大車，日夜搶運，一直運了半個月才運完。
大運河的開通，溝通了北起京城、南到杭州的大大小小的東西走向的自然河道，形成了以運河為中軸線的水上交通網。縱橫交錯的水路通道，熙熙攘攘的運河沿線不僅成為商人逐利的舞臺，也帶動了運河沿岸城市的繁榮。
運河流經的地方，使得原本一個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落、小集鎮，發展成為一個個繁華的都市。
中國運河之都濟寧
從元代開始，濟寧就因其居於“運河要害”之地成為運河的管理中樞，被稱為“中國運河之都”，有“濟寧通則全河活，濟寧塞則全河停”之說。
濟寧段為運河的“河脊”，南北船隻經過濟寧，必須落帆停船等候過閘，有的貨船就地卸貨轉銷各縣，濟寧因此成為當時最繁忙的河港和北方最大貨物集散中心。元明清三代的濟寧，朝廷關注，重臣駐節，百官聚集，是運河全線的政治中心。由此，濟寧商賈雲集，檣帆林立，兩岸貨物堆積如山，發展成為一個“車馬臨四達之衢，商賈集五都之市”。
風月楊州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白居易這句詩中的瓜洲即位於揚州。揚州臨長江北岸，是運河與長江相匯的“交點”。從唐代起，國內外商人們就沿著運河來到揚州，唐代揚州成為全國最繁華的工商業城市。在唐代詩人眼裡，更是“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
清代以後，揚州又有“鹽商興、揚州昌”之說。揚州鹽商富甲天下，而其鉅富則是利用清朝政府給予他們的特權——鹽引制，通過壟斷經營、賤買貴賣等手段取得的。揚州鹽商每年賺銀1500萬兩以上，上交鹽稅600萬兩以上，佔全國鹽課60%左右。當時，中國的經濟總量是全世界的32%，揚州鹽商提供的鹽稅就佔了全世界8%的經濟總量。
揚州是被運河和商人改變的城市，鹽商的消費帶來了整個城市的繁榮，他們是“為拉動城市內需”買單的人。《揚州鹽商傳奇》記載：“鹽商喜歡優美的居住環境，於是形成了成熟的園林建築市場，養活了大批的花匠、瓦工、木工；鹽商喜歡燈紅酒綠，於是揚州出現了發達的戲曲藝術和戲院；鹽商喜歡山珍海味，於是出現了淮揚菜系和名廚；鹽商喜歡悠閒，於是出現了大量的茶館和澡堂。鹽商喜歡逛妓院，妓女又好打扮，於是揚州出現了香粉業。
人間天堂蘇杭
杭州是大運河的終點，唐代開始，從福建、廣東、浙南、浙東等地來的商人都得通過杭州沿運河前往北方，使其“富兼華夷，百事繁庶，地上天宮也”。
古城蘇州，因京杭運河而成為萬商雲集的天堂。又因蘇州湖光山色、玲瓏清秀，所以許多達官貴人，富商大賈，都在這裡築宅院，修園林，頤養天年，從而造就了獨特的的蘇州園林。
大運河載來的天津
民間有“天津是大運河載來的城市”的說法，道出了天津城市的形成和發展與大運河息息相關。可以說，沒有運河、沒有漕運，就沒有天津的形成、興起與發展，運河是天津的“母親河”。
漕運發達時期，從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每年要承載2萬艘運糧的漕船，官兵12萬人次，連同商船共3萬艘。
明清時期漕運的興盛使天津出現“商業區發達，水陸雲集，車檣如織，店鋪林立”的繁榮景象。
隨著鐵路和海運的興起，運河功能逐漸消亡，有的城市繁華雖已落幕，但運河印記卻已融入到這些城市的血液裡。即便運河的運輸功能已經消失，京杭大運河依舊是這些城市最重要的文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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