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年前的國際飯店們，是如何在中國開啟了一場建築和社會的雙重實驗？

建築貝聿銘美國金陵飯店好奇心日報 2017-05-06

1982 年，貝聿銘在北京香山公園的那場實驗並不順利。

最初北京市政府為這位曾一手打造出漢考克大樓的華裔建築大師在故宮旁選了一塊地，希望能為開放國門後湧入的外國遊客建一座摩天大樓式的賓館。但貝聿銘表示無意破壞北京城的舊城肌理，轉而選址遠離市區的香山公園。甲方對最終白牆灰瓦的飯店並不買賬——它看起來一點都不“摩登”。

Dale Keller 是香山飯店的室內設計者，他的回憶同樣不愉快。空調的位置是他們與甲方的僵持點之一，甲方明確表示，所有的空調都需要放置在顯眼的位置，讓人一眼看到就能信服這是一間高規格的住所。而 Daele 則堅持儘可能地隱藏這些科技與人為的痕跡，這樣才能與貝聿銘總體蘇州園林式的設計風格相洽。

所有這些歷史都成了香港大學建築系副教授羅坤（Cole Roskam）的研究素材，他於 4 年前開啟一項研究，追溯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國各地拔地而起的國際飯店和它們的締造者。

早在七十年代初期，隨著中國重返聯合國、尼克松訪華，開放的信號釋放，出國考察的中國官員對現代化的居住空間歎為觀止。一個理想中的國際飯店，關乎建築高度、客房數量、造型、外立面、現代化的電器，或是先進的建造技藝。

但更重要的是，它們是一則信號。“那些越是看起來摩登、大型，越是能證明這片土地已經走出文革浩劫的陰霾，開啟四個現代化進程的項目，越是能獲得政府支持。”羅坤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

怎樣才是現代化的“面孔”

1978 年，中國的入境遊客數量達到了180多萬，這超過了前二十年中國接待遊客數的總和，1979 年更激增到了 420 多萬，而當時北京只有 7 間涉外飯店，達到接待標準的只有 1000 個床位。人們意識到急需建立一批符合國際標準的飯店，但很少人知道它應該長啥樣。

1979 年，第一批引入外資的三個試點項目獲批，001 號是中國航空食品公司，002 號和 003 號是北京建國飯店和長城飯店。國務院成立了“利用僑資、外資建設旅遊飯店領導小組”。

國際飯店是一個相對獨立而可控的小空間，羅坤稱其為一個個“迷你的經濟特區”，商業貿易可以在這個舒適現代化甚至社會的空間內靜悄悄地進行，而被門衛攔在門外的普通人並不知道里面發生了什麼，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幢幢抬頭仰望會掉下帽子來的現代化奇觀。

“你們那個充其量是招待所，不是飯店！”陳宣遠（Clement Chan Jr.）是建國飯店的締造者，這個美籍華人在與當時北京市旅遊局副局長侯錫九爭論飯店管理權時，毫不客氣地指出北京的飯店設施落後，毫無管理經驗可言。羅坤收集到北京飯店的設計草圖，可以看到當時國內設計師，甚至沒有為客房規劃出獨立的洗手間，公共的洗手間被設計在樓道的盡頭。

1970 年代，陳宣遠在舊金山唐人街的那座擁有 566 間客房的酒店已成為中國內地官員赴美的一個到訪之處。“建國飯店幾乎可以被看作舊金山那間的復刻，實際上，當年的甲方要的就是那個復刻”，羅坤說，建築本身的結構並不新鮮，與北京飯店東樓相比，建國飯店的尺度要小得多。

但建國飯店擁有當時一流的酒店設施，包括游泳池、噴泉，和北京第一家法國餐廳傑斯汀Justine’s，每一間客房都配備有彩色電視機和撥號電話。“陳宣遠很清楚當時中國建造施工的水平，也明白中國官員想要的是什麼，建國飯店的成功在於它滿足了一整套對‘現代化’的想象。”

建國飯店獲得巨大成功，開業後一年的入住率都保持在 95% 以上。跨國銀行的代表住在這裡，並在一樓辦公，這裡也一度被稱為北京的“華爾街”。

夏偉（Orville Schell）曾在 1983 年為《紐約時報》的一篇撰文中詳盡描繪建國飯店門後的世界：

“壁毯覆蓋了每一面牆，客房內是成套的窗簾、床單，上面印著的植物圖案讓你聯想到的不是中國，可能是遙遠的格陵蘭島。客房的浴室裡是產自中國的黑白大理石拼貼——這可能是極少數能讓你回想起自己還身處中國的一絲痕跡，特大號的床是美國進口的，彩色電視機、獨立空調、撥號電話和有著金色鏈條的美式吊燈，推開移門走到陽臺上，你能看到飯店花園中水池裡噴泉的波光粼粼。”

用夏偉的話說，當保安為你推開飯店那扇玻璃門，“似乎中國已被甩在了身後，你進入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被阻隔在門外的不只是中國的街道、車流或是空氣，還有人。“私家車司機站在噴泉旁等待著小費，一旁站著的是普通百姓，他們透過落地窗向內凝望著明亮的大堂。”

中國官員對現代化的另一種想象，除了摩天樓和玻璃幕牆，還有每小時可以轉一週的旋轉餐廳。

中國第一間旋轉餐廳在南京金陵飯店得以實現——“璇宮”。這是繼 1967 年 John Portman 在亞特蘭大設計建造的凱悅酒店，以及 1981 年的香港合和中心之後全球第三個同類建築物。

羅坤找到了當年參與設計的一位香港建築師，他在設計溝通會上發現了幾位北京來的“合作代表”。代表們在會議中竭力勸說大家降低金陵飯店的高度，以及放棄旋轉餐廳的設想。“他們可能希望，最先進的技術和國內第一高樓的記錄應該誕生在北京，而不是南京”。

璇宮位於 36 層，配備了國內第一部高速電梯，從底部直達璇宮只需要 29 秒。最初如所有的國際飯店一樣，金陵飯店並不對公眾開放，人們排隊購買璇宮的入場券，再由服務生帶領搭乘電梯，在 36 層的高度俯瞰城市。

這段歷史的典型見證者之一，還有更為晚近的上海商城，它也被稱為“上海波特曼”。

波特曼的締造者就是 John Portman。1979 年中美邦交正常化，鄧小平正式訪美期間曾下榻 John Portman 設計的亞特蘭大威斯汀桃樹廣場酒店，後者也是當年全球最高的建築。之後，John Portman 就在香港開設了第一間國際辦事處。

羅坤在 Portman 公司的檔案中找到了這個項目最初的設計稿，一開始這只是一座簡單的酒店。但之後的版本中，它成為一座“城中之城”。歷經多次反覆，最終方案是一個高達 152.1 米的“山”字形建築，八層的裙房內包括一座能容納 1500 個觀眾的劇院，一個三層的購物廣場，三萬平方米的高檔辦公區，以及中庭展場。無需走出這座“微型城市”的大門，在建築內部就可以獲得城市所能提供的幾乎一切功能，從居住、餐飲、零售、娛樂、商業、文化，到辦公，這一連串“濃縮的都市體驗”就是為上海波特曼所定義的“現代性”。

上海商城最初計劃選址外灘，但因該地區較為鬆軟的土質而作罷。最終，官員和建築師選定了一處位於中蘇友好大廈北部的地點，後者也就是如今的上海展覽中心。這座始建於 1955 年的建築具有“冷戰”風格，與上海商城站在南北向的軸線上。

“官方對於這一批國際飯店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無法判斷究竟這些微型的經濟特區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到社區鄰里，和更廣大範圍的城市空間。這些靜悄悄的變化是否會催化城市的轉變？這對官方的管理也提出了挑戰，沒人能預判。”羅坤說。

建築師的挑戰與困惑

香山飯店是貝聿銘回國後第一個設計項目，團隊內部成員在描述它的受重視程度時稱，“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參與草圖階段的討論”。

18 歲就離開中國、50 多歲才回來的貝聿銘想在香山飯店追尋一個具有中國傳統建築價值的“現代性”。

香山飯店由三至四層的翼樓組成，圍繞中央大廳展開，與生長了幾個世紀的雪松、柏樹、雲杉比鄰。羅坤讚揚他對“本地性”嘗試的勇氣，“對於剛剛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而言，談歷史、傳統是敏感的，走過‘破四舊’的人會條件反射地聯想到這是封建殘餘”。

貝聿銘對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的借鑑在當時的建築學界和業界引發激烈討論，特別是他將江南的建築風格移植到了北方。一些人認為貝聿銘對建築帝制時期建築語言的借鑑是一次突破，回溯建築歷史和傳統文化。而另一派則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需要在技術上更先進、視覺上更搶眼的建築方案，這需要如貝聿銘一般的國際知名建築師的貢獻——儘管在如今看來，選擇用蘇州園林式的美學體系在北京打造一座全然不同的建築，這種“混搭”並不能算得上是“在地”。

“你得記住，這批建築誕生在一個非常敏感的時期，改革開放初期，黨內有支持改革派和相對保守派，他們關於改革的速度、尺度和改革的方式爭論不休。”羅坤說。

但更現實的挑戰可能是，建築師的設想到底能不能實現。

語言是一個問題。羅坤採訪到了當年曾為長城飯店工作，並受僱於其中一個投資方 Unison Group 的美國人，他憑藉流利的中文成為來自美國貝克特的建築設計師與中國施工方之間的翻譯。當時，像這個美國人那樣擔任專職國際飯店建築溝通的“翻譯”還有很多。

語言的障礙能夠被克服，但文化差異和建造技術的不同同樣造成阻礙。羅坤舉例鋪設線路的流程，美方是先鋪設管道，再用混凝土覆蓋，而當時的中國工人們會先鋪好水泥，等到需要安裝線路時再挖開一條管道埋線，之後再封上水泥。

其實，在 1981 年至 1984 年建造的長城飯店原本的設計稿中，其頂樓就有旋轉餐廳——遠遠早於金陵飯店的設計——但當時的中國工人不具備技術支持，反覆多次最終未果。雙方都非常沮喪，只能放棄。

“讓美國的工人進入中國現場來施工，無疑是太過敏感了。”羅坤說。

國際飯店門後的世界

與其說這一歷史時期的國際飯店是服務業，不如說它們是一個試驗場。這些現代化的室內空間、酒店設施和其間發聲的商務活動可以在室內靜悄悄地發生，普通人並不知道里面有什麼——這一時期的國際飯店都採用了嚴格的門禁制度，能穿過大門走進來的是外籍人士和官員們，或是來自香港、新加坡的投資商。

羅坤曾採訪到一位在南京出生成長的記者，她回憶小時候和父母專程穿過城市跑來看這座高樓，他們知道頂層有一個能旋轉的餐廳，但他們無法進入飯店的大堂。

夏偉稱建國飯店被門衛嚴格看管的是一片“特權者的綠洲”（An Oasis of Privilege in China），他採訪到了陳宣遠，後者在電話裡坦誠：“如果我讓打開大門，數千人會湧進這裡只為了喝一杯茶，然後就會四處閒坐，吹著免費的空調打發掉一整天的時間。這樣沒辦法做出一個一流的國際飯店”。

羅坤曾引述《北京日報》在 1981 年的一篇報道，“北京飯店堅持抓反腐蝕教育”，記錄北京友誼賓館在培訓中國員工時，提醒大家要提高“免疫力”，特別是對客房內客人遺留下來的物件，比如《花花公子》等“黃色書刊”。

政府一方面試圖打造現代化的視覺符號，一方面希望能隱藏由改革帶來的負面作用，“但中國人民很難不注意到他們身邊隆隆巨響中的空間變化和社會變化，許多人逐漸不滿為什麼自己被這樣新的龐然大物拒之門外。”

建國飯店被當作一個理想的範本進行宣傳，《人民日報》曾在 1984 年頭版頭條報道了這家飯店，從經營模式分析到讚揚酒店的締造者成功邀請到香港半島集團進行專業的員工培訓和酒店管理，國家旅遊局繼而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全國飯店學建國”的活動。

國際名流成為最早國際飯店的座上賓。尼克松、安迪·沃霍爾、伊麗莎白·泰勒、格里高利·派克都曾下榻北京飯店。1981 年，皮爾·卡丹在這裡舉辦了第一次面向公眾的時裝秀。兩年後，他在崇文門飯店的二層建起巴黎馬克西姆西餐廳的“分號”。在此之前北京只有“老莫”和新僑飯店等俄式餐廳。馬克西姆的一桌法式大餐需要上百元，而當時普通市民的月薪只有幾十元。

當年北京的國際飯店是搖滾樂手的發聲地，有人戲謔“搖滾並不接近人民，搖滾只接近馬克西姆”，“崔健們”早年在此演出，外國遊客是他們最早的一批觀眾。

由霍英東投資 5000 萬美元的廣州白天鵝賓館是個例外，它被形容“是親民的”。

1000 套客房、菱形的建築結構內有一個結構複雜的三層中庭，其中含有室內瀑布，傳統帝制時期的亭臺與水池。這座改革開放初期的第一個完全由中國建築師設計的飯店，還引進了當時先進的計算機酒店管理系統。

白天鵝賓館較早對公眾開放，甚至有民眾專程前往去看這裡簇新的洗手間。羅坤在香港大學上海學習中心策劃了一次展覽“空間改革：國際飯店在中國 1974-1990”，展覽現場展出了他在孔夫子等渠道淘到的 1986 年的白天鵝賓館的婚禮請柬。八十年代中期，這間飯店已經向社會開放，租用場地舉辦活動。

1991 年，美國公民被允許在中國領養兒童。白天鵝賓館因為靠近美國駐廣州領事館，許多領養人為了方便辦理手續大多選擇在此下榻。白天鵝也因此被人們稱為“嬰兒酒店”（Baby Hotel）。賓館還與跨國玩具公司美泰合作，在領養人的客房內設置嬰兒車，並在酒店公共區域設置兒童樂園。

後來，它們被忘記了

三十年後，人們當初被攔在門外大排長龍的國際飯店似乎被遺忘了，人們仍然能在攜程、TripAdvisor 等網站上訂到這些賓館，但點評中常見的高頻詞是“老派”、“設施老舊”和“服務態度傲慢”。

早期建築技術的缺陷往往帶來高昂的維護和改造成本。貝聿銘的代表作漢考克大樓，一度因為玻璃幕牆的脫落催生了一支奇特的維護工隊，工人們站在街頭，用望遠鏡“監測”每一片玻璃幕牆的顏色變化，以預判和及時更換有問題的玻璃。

第一批摩天樓式的國際飯店在中國誕生，大部分城市還沒有出臺高層建築消防規範，白天鵝賓館一度被要求進行消防整改。一些被評為不可移動文物的國際飯店難以加設地下停車庫，而在改造重建時發現並未保留當時的圖紙，或是圖紙與最終施工後的結果差異巨大。

建造國際飯店熱潮中同樣伴有對酒店管理人才的培養。建國飯店在最初的五年間由香港半島集團進行酒店管理與員工培訓。早在 1980 年，第一批由 5 人組成的公派酒店管理專業留學生赴夏威夷旅遊管理學院學習。1982 年，中國酒店史上首個酒店自辦專科學校“麗都培訓學校”正式創辦，首期招募了 530 名學員，兩年的培訓後，第一批畢業生進入全國酒店“開荒”。

麗都飯店由新加坡華人富商羅新權投資 8000 萬建造，後期追加投資至兩億元。1994 年，羅新權將麗都轉給李嘉誠。這幾乎是所有國際飯店的模版：外資或僑商帶來資本，中國政府提供人力、土地或一部分的資金，建築師提供技術支持。

但總體而言，內地的酒店職業技術培訓仍然被長期忽視和低估。香山飯店由中國政府管理，建國飯店則邀請了半島酒店的專業管理團隊負責員工培訓和管理。長城飯店也是如此。

隨著中國加入 WTO，第一批中外合資的國際飯店在主動出擊的國際酒店巨頭和本土品牌面前幾乎沒有還手之力。假日集團、喜來登、希爾頓、雅高、香格里拉、半島、凱悅等三十餘家酒店管理集團早在 1980 年代末已經進入中國市場，它們更為靈活，也更為激進。

國際飯店在此後受制於體制。它們大多為合資屬性，大致上是中方佔 51%，外資佔49%。合資合同延續 10～20 年，之後通過協商將控制權收歸國有。是否能跟上市場的腳步，各家面臨的狀況皆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