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江西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宋旭景/文

明代以前的江西，文運昌盛，中國穀倉，“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都來自江西，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更是描繪了一個燦爛非凡的江西。只是，這樣的景象進入明代之後，並沒有得到延續。直到今天，江西也不算是發達省份。

那麼，江西是如何一步步衰落的？

在《矛與盾的共存—明清江西社會研究》一書中，韓國學者吳金城將明代中期視為江西盛衰轉折的分水嶺，並認為社會失序、中國南北遠距離貿易路線由內河向沿海轉移、太平天國時期的長時間拉鋸戰爭，關係甚大。

“盜亂”和民變

按照自然地理，江西應該分為三個地域：南部、中部和北部。南部山區是湘贛閩粵交界地區，“盜亂頻繁”；中部和北部地區，因為唐宋以來的南方開發、地處鄱陽湖和贛江流域，糧食產量高、文化上相對有優勢。

“盜亂”一般容易發生在山區和幾省交界處。宋至元之間，因為“私鹽”的問題，有不少“鹽賊”；在朝代鼎革之際，也有不少“盜寇”、“流寇”。江西“盜賊”的特殊性在於，湖南、福建、廣東的“盜賊”來回流竄過境，形成大勢，還有不受控制的少數民族“峒”、“畲”、“猺”參與其中。

明中期之後，裡甲制崩潰，大批流民進入贛南山區。“流民”當中，既有本地逃避賦稅徭役的，也有本省內其他地方的，同時有來自外省（主要是福建、廣東）的客民。一部分客民變成新的“流寇”，也有被客民排擠走的當地人淪為“流寇”。

人口流向江西南部山區的另一個原因是，這裡雖然耕地不多，但是人少，人均土地面積在江西省內比中部的吉安等府要高。

同時，也有客民進入一些手工業、商業為主的市鎮。明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商業性的市鎮在江西湧現，以瓷器聞名的景德鎮、以造紙聞名的河口鎮、以藥材聞名的樟樹鎮、在景德鎮之後興起的另一個瓷器鎮——吳城鎮，都是充分利用當地原材料和交通優勢而興起的市鎮。由於客民的湧入，景德鎮的土著和外來人的矛盾尤其突出，甚至出現了明萬曆年間的反礦監稅使的民變。在此前後的幾百年間，還有很多次民變。

贛南山區的“盜亂”以及市鎮中出現的民變，都共同指向一個問題：社會組織的薄弱、政府對社會的失控以及社會秩序的失衡。

在宋元之間，江西“盜亂”的問題被遮蓋，“盜亂”也僅集中在控制薄弱的山區。明廷對贛南“盜亂”頻發的情況，並非沒有采取過措施——重新設立之前被撤銷的南贛巡撫。1516年（正德十一年），王陽明作為第二任南贛巡撫上任，舉措尤多。

針對社會秩序失衡的每一個方面，王陽明逐步採取了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有些政策是慣常採用的，比如招撫“流寇”、善後、設置新的行政區劃；重整裡甲秩序；清丈土地、減免賦役；建立鄉兵等。有些是江西首次實行，比如“保甲法”及與之相配套《十家牌法》。“保”在鄉村，“甲”在城市，都是以10戶為一單位。《十家牌法》即每十家的所有信息記載於一個牌上，各戶籍貫、姓名、年齡、面貌、職業、人丁數、有無來往及暫宿人口等，每天各家要拿著此牌輪番到各戶門前，一一對照，一旦有可疑人出現，十家連坐，以避免藏匿流動人口。

為了避免《十家牌法》在山地廣大鄉村地區流於形式，王陽明又在鄉村地區實行了鄉約制。這些都是政府加強基層社會控制的手段。

雖然王陽明的陽明學一度興盛，但他終究還是沒能阻止贛南、江西持續衰落的命運。

南北貿易線路棄江就海

乾隆 22年至道光 22年（1757年—1842年），只開放廣州一個通商口岸，由“十三行”負責與外國人進行貿易。在沒有更先進交通工具的時代，從北京到廣州的內河運輸線是，京杭大運河—長江—鄱陽湖—贛江—珠江，鄱陽湖和贛江都在江西境內，江西無疑是對外貿易受益者。

但鴉片戰爭之後，清廷開放了除廣州之外的四處沿海通商口岸，遠距離貿易從上海開始，沿東海一路向南，繞過南方內陸地區，江西受到全方位的影響，經濟開始急劇衰退：從人員的職業到稅收的減少，再也沒有富商巨賈前來買賣了，政府稅收全靠本地產品的收入，自然消費也減少了。

對於山地面積居多的江西，紙和茶是本地的優勢品種，但開埠使得江西商人的榮光不再。

太平天國戰爭的大幅度破壞

江西處於太平軍活動範圍的中心。“太平軍從1853年正月佔領九江府至1865年退敗廣東之前的長達十餘年間，曾先後五次進入江西省，使其遭受極大破壞。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12府州60餘州縣被悉數佔領。其中，1855年11月至1859年7月的4年時間，是石達開的10萬軍隊和湘軍主力展開激烈戰鬥的地區。”“在太平軍進入江西時期，不但太平軍，而且流寇、土匪和無賴也蠢蠢欲動。”

清朝後期極重的厘金稅負，太平軍和湘軍團練戰爭的物資、費用，也都要從江西當地攤派。經濟上失去了商道已是致命打擊，再“太平軍”、“流寇”、“教匪”，破壞是全面的。

歷史的延續性

當然，除了江西何以衰落，《矛與盾的共存——明清江西社會研究》力圖展示一個立體的“江西”，著力描寫了明清江西社會的方方面面，但對於江西的獨特性點得還不明白。甚至在本書的序言中，作者多次表達的是與此相反的見解：江西社會各種各樣的現象不僅僅限於江西，而是整個中國的縮影。

確實，明代中後期全國都是動盪的，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是朝代鼎革之際，社會秩序都不會好到哪裡去；鴉片戰爭之後，整個中國都面臨著內憂外患。但這也並不能說明全國都一樣、江西只是縮影。

其實，作者的料都齊了，差的就是點明和重新按照問題組織順序、進一步闡釋問題背後的原因。這對於一本把多年的論文按照主題彙編成集的書來說是很困難的，因為作者不是帶著一個一以貫之的問題意識去寫的。這還與本書主要依賴檔案等官方正式文獻，對於真正的“地方性”資料用得過少，對江西全省、整個中國的宏觀把握不夠有關。

歷史的延續性對於江西來說，要特別予以關注。在古代中國，對於無法完糧納稅、應付差役的百姓來說，山區存在的“重要性”是可以逃離到此處、繼續存活下去，熬到減免政策或鼎革，所有的都一筆勾銷，再重新來過。而這部分人的身份在這個過程中也發生變化，由“編戶齊民”變成了不在冊籍的“流寇”、“盜賊”。現在很多人對過去的中國的理解，好像每個省都一樣。而其實每個區域是很不同的，找出大的歷史進程中的不同，是研究江西社會的意義所在。

江西是中國一個非常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省份。看起來，江西衰落的過程和古代中國的衰落過程是一致的，在近代遇到的問題也是相像的，但這無法解釋江西本地的“土客矛盾”；無法解釋“程朱理學”如何被“陽明心學”所替代；無法解釋從富庶、文運昌盛到現在與上海、廣東等的巨大差距。

這些都要回到歷史和本地實際去尋找答案。在小農經濟居於主要地位的古代中國，交通便利、物產豐富（米、茶葉、瓷器、藥材、茶油等）、科舉上佔優勢即可以過得不差；在工業時代，有礦產資源、深加工企業、大型工業企業能夠發展得很好，建國初期，並沒有在江西佈局大型工業企業；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也不是江西這樣的內陸省份；在後工業時代，靠人力資本取勝的今天，只有兩所高校的江西，在資源集聚和資本集聚都不佔優勢的情況下，是比拼不過的。

這不僅是江西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所有不發達省份及貧困地區普遍面臨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江西倒真有些中國縮影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