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基石資本深圳論壇上的演講速記整理稿。演講共分為四個部分，分別分析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以及如何看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以及發展的可行路徑；中國的國際形勢以及如何處理中美關係；新常態下企業應該如何做投資。

第一部分，賈康先生指出，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化解由不平衡的結構失衡導致的發展不充分。

他還強調，黨中央於十九大強調了必須對我國基本國情和國際地位保持清醒頭腦，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企業家需深刻領會中央精神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

第二部分，賈康先生追溯了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綜合觀察，通過分析挖掘機指數、PPI指數、CPI指數、PMI指數、全社會用電量、貨運量、企業增加值與利潤、就業、消費和房地產價格等數據，指出我國近些年的總體宏觀經濟形勢是“複雜局面穩中向好”，而外部的不確定性帶來了新的下行壓力。他還分析了民企投資的下降和重新轉好的問題。同時，他也對未來的發展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第三部分，賈康先生分析瞭如何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之下抓住中國自己發展的確定性。他認為中國必須牢牢把握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線。

他重點分析了當前的中美關係和未來可能的發展，提出處理中美關係應“鬥而不破，有理、有利、有節”，要變壞事為好事，變壓力為動力，並給出了善於守拙、擴大內需、全面開放、改革攻堅等8條具體建議。

第四部分，賈康先生表達了自己對於新常態下企業發展路徑的思考。他認為企業要爭取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的基礎上，力求在微笑曲線左右端往上延伸，即努力發展創新設計打造自己的品牌和做好品牌營銷、售後服務與市場擴展等價值鏈中較高的部分，以“全要素”生產率形成新的動能，實現“升級版”的發展。

PART ONE 從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看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1、“不平衡”：我國社會矛盾的新判斷、新分析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新判斷。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前半句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這樣的表述基於過去已有認識的基礎，以人為本地面對需求方，前所未有地表述了相關概念最大限度的包容性。過去說的是“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既有物質文明，也有文化生活所代表的精神文明，而現在強調“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我認為是領導人意識到，人民需要更加有尊嚴的生活，不僅需要物質、精神文明，還需要社會公平正義，需要政治文明，需要人的全面發展。

那麼我們面臨的問題和制約是什麼？

發展的不充分。不充分永遠存在。供給方的不充分，是不斷和需求方進行互動，實現經濟循環，在動態中不斷克服的。關鍵是，中國現今這個“不充分”，是主要由不平衡帶出來的。不平衡又是什麼問題？是結構問題。過去經濟學主流觀點認為，實現總量的平衡，就是反週期，就解決了宏觀調控的基本問題。中央19大之前已經意識到，以需求管理“反週期”的框架仍然要用，但是已經不夠了。解決中國今後現代化發展問題所需化解矛盾的關鍵，在於解決供給側的結構優化。

2、“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化解社會主要矛盾的主線

解決主要矛盾，就是要化解由不平衡的結構問題導致的不充分。這其中有三個層次的訴求與認識遞進：

第一層：制度結構必須通過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來優化利益格局和整個社會關係格局。改革到了深水區，“要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其實就是我們市場研究人士說了多年的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礙，否則就是光說不做，就是光表態，像冰上加油門一樣空轉不向前走。這就需要大家攻堅克難了。破解不平衡要從解決制度有效供給、衝破利益固化藩籬入手，從而帶動整個供給體系實現質量和效率的提升。

改革的本意是什麼？是要通過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來解放生產力。制度結構的優化與攻堅要落實在實際生活中，使我們整個供給體系的有效供給水平，在結構優化的支持之下實現升級版的高質量發展。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一個關鍵主題：怎樣從高速而粗放、不可持續的發展，調整為中高速而集約、可持續的發展，發展質量必須實現從低中向中高的提升，從而在已有成就基礎上實現升級版的發展。

第二層次的訴求是在問題導向之下，落到了帶有學理支撐的、意在如何把握主要矛盾方面的改革全稱認識：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中國改革的承前啟後，在改革的深水區攻堅克難，力求把“硬骨頭”啃下來。第三層次：明確肯定我們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後剛提出這個表述的時候，有很多朋友，都在問這個看著文縐縐的概念和當年鄧小平說的改革開放的改革是什麼關係？我認為，這個改革就是當年鄧小平所說的“改革開放”的“改革”，在深水區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這個表述確實體現了中國最高決策層期望科學決策和政策優化，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支撐的明確意圖。

因為所謂改革是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就是解決我們制度上的主要矛盾。這個制度供給問題的源頭當然是在供給側，而制度優化的基本任務在於結構的攻堅克難，要通過制度結構優化帶動整個供給體系的優化和效率提升。所以要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個概念放在一起說。學理上講，這三個概念是很嚴謹地連在一起的，“可以簡稱為供給側改革，但是不要忘了關鍵是結構”。

3、變化中的不變：對我國基本國情和國際地位保持清醒頭腦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構建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上，我們要準備長期奮鬥。但畢竟時間表上有迫切的要求，現在距離實現我們偉大民族復興的目標就剩下三十幾年，“行百里者半九十”，這三十年是衝破中國現代化“歷史三峽”的最關鍵時期。根據我們觀察研究，可以認為，特別關鍵的是在前面這十幾年：中國現在已經到了人均國民收入在世界銀行可比的口徑下的中等收入階層的上半區，9000美元左右了。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哪怕增速有所下調，還是非常有希望在未來的十年裡實現人均國民收入較為穩定地達到1.3萬美元以上，成為高收入經濟體。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坎。過往全球100多個經濟體的統計數據表明，衝不好，各種矛盾會更加凸顯，相互糾結在一起，把經濟體拖到突然減速甚至失速，從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那樣的不良狀態。前面大半個世紀，全球達到中等收入階段狀態的經濟體有一百多個，但真正如願衝到高收入經濟體的只是其中極少數，大約1/10左右。而且最近二三十年，沒有一個成功的先例。未來十年，就要看中國能不能夠經受這樣的歷史性考驗。

我們現在的發展，在仍然保有黃金髮展特徵的同時，也確實已經感受到不少矛盾的凸顯。當然很多宣傳更多地還是在講主旋律，但一些敏感的知識分子已經指出了很多令人擔心、不能掉以輕心的矛盾和糾結問題。企業家們應該更有感受。和企業家交往的過程中，最讓我受到啟發的是當很多人感到糾結、彷徨甚至失望的時候，企業家們卻往往能夠看到其中的機遇和希望。當整個社會都瀰漫著彷徨心態的時候，優秀的企業家卻恰好可以在其中尋找到出手的機遇點。

國內外優秀的企業家都如此。比如特斯拉的馬斯克，在中美貿易關係較為緊張的時候，他突然出手，來到上海簽約，建設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資單體工廠。現在工廠的生產線很快就要開工運轉了，投資當量是500億元人民幣。他在大家都不看好中美關係的時候，有魄力做出這樣的姿態與大手筆舉措，對我們來說也很有啟發，我們也要更多地看到曲折創新過程中的機遇。

同時，我們在底氣方面，還要進一步領會19大里面所說的兩個沒有變。對於企業家朋友來說，這兩個沒有變是我們主心骨。

第一條：中央明確地講，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強調只有認清這個最大實際，才能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條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這是明確有所指的。當年全黨全國反覆討論的時候，鄧小平一錘定音，說我們處於“初級階段的初級階段”，而且要準備經歷幾代、十幾代甚至可能幾十代人的努力，才能走完這個階段。這一階段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走過去。這是我們保持戰略耐心與戰略定力，能夠實事求是地抗拒各種錯誤思潮衝擊的第一個非常重要的主心骨。

第二條：中央明確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國際地位沒有變。這又是一個具有非常強烈現實意義的指導。咱們不必諱言，此前有段時間我們過於高調的宣傳定位，其實包含一種失誤，客觀上促使美國朝野上下較快地、空前一致地形成了一定要打壓中國的統一意見。19大黨中央這方面的一錘定音，是在非常清醒、冷靜地告訴我們，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前兩天中美電視主播的辯論，實際上是一個十七分鐘的採訪，中國方面的劉欣女士抓住要點進行了強調：雖然看總量我們是世界老二，但我們的人均水平還相當低。人均收入仍然處於中等階段，全球排名經過多年努力，現在也只是排在第七十幾位。等再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我們的主要人均指標，如能如鄧小平所期待的，達到發達陣營的中間水平，再結合綜合國力提升等各種因素，我們才算能夠達到偉大的民族復興。中國當下人均水平仍然較低，工業化和城市化還有相當可觀的發展縱深與空間，正是為我們企業家提供了別的經濟體難以比擬的廣闊舞臺，正好可以看看我們身手如何。

現在社會對於中央“兩個沒有變”基本定位的認同度大大提高。為什麼呢？其中因素之一要說到貿易戰客觀上給了我們一服清醒劑：我們已經發展得很有規模與聲勢的中興公司，被別人的芯片“一劍封喉”，必須屈辱地接受制裁條件才能活下去，包括支付十幾億美元的天價罰款，撤換全部高管，接受美方派出的“欽差大臣”性質的管理者駐紮中興十年以上。接受這些都是不得已的。

所以我們要深刻理解這兩個“沒有變”：一方面是我們要保持長期奮鬥的定力和戰略耐心；另一方面是對於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來說，需要認清中央的判斷是堅持實事求是，不要太在意後續還可能會時而出現的種種違背基本路線、違背中央判斷的風潮，要把干擾當做過眼雲煙。中央領導同志都說了，民營企業是自己人，批評了民營企業離場論、新的公私合營論和直接控制企業論。

認識到中央所說的實事求是態度和兩個“沒有變”，是企業家保持自己的戰略耐心和定力，抗拒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潮干擾的非常重要的根基。

PART TWO 中國近年宏觀經濟形勢：複雜局面“穩中向好”

接下來我們談一談，如何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導下理解近年宏觀經濟的運行和在當前繼續貫徹現代化的訴求。

1、近年宏觀經濟形勢：複雜局面“穩中向好”

從最簡單直觀的數據來看，體現經濟態勢的龍頭指標GDP，在我國成功抵禦世界金融危機後，於2010年又出現了兩位數的增長：10.4%。這一兩位數的高速增長狀態和我們前面幾十年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從改革開發到那時平均年度增幅是9.8%，從鄧小平南巡到當時平均增長是10%以上。

但是中央那時候已經意識到矛盾凸顯問題不可忽視。

在物質層面，典型的如環境汙染問題：全社會都極為不滿的霧霾問題，還有水流汙染，土壤汙染等；食品安全問題：中國出口的產品經常被國際市場指責有害物質超標，我們的茶葉產量如此之高，在國際上卻就是打不開市場，因為確實存在有害物質超標的情況。在物質層面視角已可以明顯看出矛盾凸顯。

人際關係層面，最主要的是議論多年的收入分配問題：似乎人人都有一股怨氣，覺得分配不公，但對於什麼是分配公平，怎樣能夠達到和諧狀態，大家卻還沒有共識和思路。

中央認為必須犧牲一些速度，向下做必要的調整，實現軟著陸。把過去要求的“又快又好”換成“又好又快”，轉入一個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新的可持續狀態。當然那時候也覺得歐洲主權危機、債務危機的變數很大，我們必須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穩字當頭從提出以後，一直堅持貫徹到現在。已可以看得很清楚：2010年是中國“經濟起飛”後高速發展狀態最後一年的“迴光返照”，以後再也不可能寄希望於中國某個年度可以實現兩位數的增長。其後經濟發展速度一直在調整，最早兩年迅速地使增速低到8%以下之後，中央提出要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再後面三年放慢了下滑的速度，在2015年下半年回落到7%以下之後，開始出現了長達12個季度的平臺運行狀態，在窄區間6.7%-6.9%增速內波動。

如果沒有貿易戰的不期而至，我們原本是可以乘勢完成所規劃的L型轉換的。2016年權威人士（國家領導層面）在人民日報上對於經濟發展給出過這樣的判斷：中國發展階段的轉變在經濟增速上不可能是V型或U型的，不能寄希望於後續仍有高速增長，要爭取實現L型轉換，即爭取降速後在中高速的平臺上較穩定運行，並著力推動結構的優化，實現真的高質量運行。

但貿易戰打響之後，原來已出現的平臺底部被擊穿。2018年第三、四季度都在6.7%以下運行，即使在出現了一段中美談判向好的利好消息，市場預期也有向好調整的情況下，在2019年第一季度仍然是6.4%。從預計來說，2019年第二季度指標依然可能會回落。第三、第四季度表現如何，主要取決於中美這一輪的談判能不能達成哪怕是階段性的妥協方案。

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要做好思想準備，經濟繼續下行是大概率事件。但也不需要為此過分恐慌，中國的宏觀政策已經有重大的調整，方方面面正在消化這些市場不良預期。最開始有誇張特點的應激反應式的恐慌心態已經有所收斂。即使出現下滑，預計中國今年的經濟運行整體結果，增長率還是會在6%以上，實現兩會上所提出的今年6%-6.5%的引導性增長目標。

基於目前的態勢，我們基本的看法是：要肯定前些年，在貿易戰發生之前，中國經濟生活中已經出現了的一系列的成績與亮點，在此基礎上，要立足於作出中國自己的正確選擇，做好“自己的事情”，以調動潛力活力在消化不良外部因素，儘可能減少不確定性對我們的干擾，把握好我們自己的確定性，爭取未來一段時間，如願地完成經濟L型轉換的確認。應發力擴大內需，努力爭取在未來幾年時間裡保持6%左右的增長速度，在十三五末期的“全面小康”之後，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礎。如果基本態勢可以得到控制，我們希望通過努力，讓這個6%左右的增長平臺維持得越長越好。

我們認為這個目標通過努力還是很有希望實現的。雖然外部形勢對於中國經濟的而發展的影響不可以忽視，但我們內需的貢獻逐步凸顯，在2016年的時候就已經能夠衝抵貿易方面商品貿易中淨出口的負值了。

2、關於穩中向好的基本判斷依據：綜合各類重要數據

前些年我們在經濟結構優化和引領新常態方面的努力中，實現的一些成績，是值得肯定的。

從2015年底三一重工發佈的“挖掘機指數”地圖可以看出，中國人口主要聚集區域中，除了東三省和山西外，經濟活動都已趨於活躍，工程機械施工量基本都在平均水平之上，表明中國經濟是有希望出現景氣上升勢頭的，那麼後續各類生產要素投入，鋼材、建材等等的行情，也會逐步向好。果然，2016年一季度鋼鐵行業產品價格企穩，隨需求逐步上升，二季度鋼鐵行業全行業回暖，到三季度，煤炭行業價格迅速回升。在鋼鐵和煤炭行業價格回升後，當年9月，製造業的製成品出廠價格PPI終於結束了長達了54個月的負增長，開始回正。

PPI實現正增長，在研究者看來是非常重要的定心丸——終於熬過了長達54個月的負增長觀察期，也證明了中央反覆掂量後做出中國不存在通貨緊縮的判斷是正確的，咬緊牙關沒有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的堅持，是值得的。

還有一個重要的指標是CPI——消費物價指數，也是綜合經濟生活的反映。很有意思的是，這些年無論地方、企業反映經濟如何困難，老百姓過日子的CPI始終波瀾不驚，穩定維持在1%-2%左右，最近因為豬瘟和春節因素，最高也就到2.2%。

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物價水平和全球各國相比，是比較令人滿意的，既不通脹，也不通縮。當然這個局面還需要進一步觀察。前些年怎樣實現的這種令人滿意的物價狀態，是有些經驗可以總結的。

還有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這個指數非常敏感。2016年的下半年明顯向上增長，到了51以上。貿易戰之後PMI就出現回調。最新的狀況是落在榮枯分界線下方，又有可能回到上方。我們不用太在意它每個月的數值，要看季度、年度整體下來的態勢。

其他還有很多指標，用電量、貨運量企業增加值、利潤、貨運量、貿易摩擦前後進出口值的對比，等等。總體來說這些指標幾乎都是亮點。

這裡還需要強調一下房地產行業。房地產對於中國經濟很有支撐。雖然從2012年之後，中國房地產市場“冰火兩重天”分化嚴重，觀察成交均價對於市場具體決策而言意義已不大，但均價數字仍對我們觀察整體經濟形勢中的景氣有一定的反映功能。在沒有政府行政命令打壓的情況下，房地產市場的景氣支撐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是一線城市。2015年開始，對房地產市場強調去庫存、消化過剩部分的時候，一線城市價格已在發力猛衝，依靠行政手段強行控制，二線跟著熱度上升，2016年不得不推出“530新政”。總體而言，市場力量在支撐中國房地產繼續釋放需求，呼喚有效的供給迴應。這始終是我們重要的引擎和動力源。

中央強調建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主要是要做好基礎性的制度建設。現在中國的真實城鎮化水平充其量只到50%，後面還有可觀的城鎮化高速發展期。城鎮化水平與中國工業化水平相互印證。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判斷不應簡單照搬西方指標。整個中國除了一些沿海區域工業發展階段已經在從中期走向後期，絕大多數還處於從初中期、中期走向中後期的階段。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指標結合來看，對我們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的判斷，也是一個印證。

我們的這種成長性，依然伴隨著相當可觀的超常規發展空間。其中的內涵也就是中央在強調的韌性、迴旋餘地，以及抗打擊能力。

這些年的我們的城鎮就業情況也相當值得肯定。每年就業人數完成量一直在1300萬以上。中央一直強調，只要經濟增長在可接受的區間以內，就不會貿然啟動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其中的底線，一個是GDP，一個就是城鎮就業水平,而關鍵是後一個，因為其是民生託底的保障。就業指標這些年一直表現良好，但仍需要隨時保持高度關注。

過去我們根據經驗數據認為，經濟增長和新增就業崗位之間應該是1%的GDP增長，對應100萬個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現在在經濟增速已低於7%的情況下，我們是如何保持1300萬個以上的就業增長呢？這顯然和這些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導向之下的商事制度改革、結構性減稅、支持輕資產型的服務業發展等系列優惠支持政策的出臺及落地有關。中央、國務院指導的一系列配套改革，與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措施結合在一起，真正實現調結構，惠民生，卓有成效地體現在就業上。面對目前的經濟壓力，國務院又特別地在強調，各行政區一定要嚴守就業底線。

居民消費指數的表現也很有意思，從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經濟增速已小於7%，居民消費水平略高於GDP，但從幾年前一致延續到現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一直在10%左右波動。這一指標說明，老百姓越來越敢花錢了。即使局部地區、部分人口確實因為特定因素，有“消費降級”，但整體而言的社會確實是在“消費升級”。雖然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在貿易戰之後出現回落，但仍在8%以上，目前又有回升表現。如果能處理好，中國的消費潛力一定還是有較大的釋放空間的。

當然，有一些地方和企業的發展困難仍不可忽視，但總體氛圍還是在向好發展。

作為研究者，我最擔心的不是中國的發展潛力不足，而是與經濟問題社會化、正式化相關的各種意料之外的風險因素。中央現在也高度重視，提出準備應對意想不到的驚濤駭浪。其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經濟問題的社會化和政治化。作為當年被稱作中青年、現在已經是老年的經濟學者，我們對於80年代由1984年銀行突擊放貸導致的嚴重貨幣超發、通貨膨脹最終引起的系列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仍然心有餘悸，牢牢銘記。對經濟問題沒有恰當處理，一步步發酵為社會政治問題，步步升級，結果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損害。最終還是依靠鄧小平同志的南巡，才將經濟發展與改革重新拉回到主航道，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使我們更有信心地走向現代化。

從全局來看，結合當下外部壓力造成的不確定性，我覺得不可掉以輕心，要充分領會中央說的防範風險，爭取把未來這十幾年的歷史考驗期，過得更好一些。

3、民企投資的下降及重新好轉態勢

民營企業本土投資從2016年2月開始迅速下滑，震動中央。其後中央領導同志出席工商聯和民主黨派聯席會議，發表重要講話，重申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意在給民營企業定心丸。其後中央和國務院陸續出臺一系列文件，要求保護產權、加快編纂民法典、以及平反一些冤假錯案等，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一系列動作之後，數據表現開始出現回調。

然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指標值得關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表現為2018年之後近乎慘不忍睹，全年只有5.4%左右，投資活躍度明顯不足。現在面對外部的巨大壓力，只有內部以投資與活力和向好預期帶動消費能力，才能充分擴大內需。2018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指標的表現，告訴我們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值得反思和需要高度重視。

4、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建議

關於中國經濟發展，可以有很多觀點和建議，這裡簡單強調6點。

（1）第一就是必須堅定不移堅持市場決定論：結構優化要經濟手段為主，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為主。去產能決不僅僅是去過剩產能的問題，真正要去除的是落後產能。像北京4號線、16號線這兩條地鐵線路的項目，需要天文數字資源投入，就是依靠機制創新引入PPP形式來做。這是前所未有的新嘗試，不引入港資，這兩條幹線什麼時候能夠動工，還完全是未知數。一旦有了新機制，項目一簽約，一大批鋼材、建材、施工機械、產品設備的訂單就進入市場，瞬間把相當可觀的所謂過剩產能轉為有效產能。關鍵就在於有沒有好的機制能夠調動高水平的產能，在市場化競爭的過程中，把效率低下、汙染嚴重的落後產能自動淘汰。所以一定要堅持使優勝劣汰的機制在公平競爭環境之下發揮作用。

（2）我國有效投資的空間相當可觀，值得我們充分利用。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在未來幾十年時間中還將要迎來4億人從農村到城鎮定居，成為市民。伴隨而來的是一輪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及其升級，一輪一輪的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一輪一輪的人力資本培育的升級。這是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彌合二元經濟過程中所釋放的巨大市場需求潛力，這些釋放出來的需求將會得到中國本土和全球的供給迴應。這就是中國和平發展的底氣。

和平發展是鄧小平一錘定音的戰略判斷的原點：時代主題變了，不再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而是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了。當時這話說出來的時候，似乎沒有多大的衝擊力，但以我作為研究者幾十年的觀察，我意識到這個判斷非同小可。只有深刻領會這個戰略判斷的原點，才能說清楚，為什麼到現在我們與美國的鬥爭，都是在堅定不移地爭取形成一個繼續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客觀的條件是什麼？就是供給側的改革創新，已經把人類社會帶到了共享經濟時代，中美已共處於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產業鏈，同時核威懾使得人類社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成為極小概率事件。所以鄧小平當時就在強調，再也不可錯失戰略機遇期，要緊緊扭住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也就是中國這幾代人，要利用和平發展時期，把中國真正帶到現代化的境界，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維去爭取走通共贏共榮這條大道。中國怎麼處理好本土有效投資的巨大潛力，也是要通過活力把它在擁抱全球化、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中發揮出來。

（3）高度注重尊重科研創新規律。這也都是非常現實的重大問題。我國多年來雖然不斷增加對科研教育的投入，但還遲遲不能破解錢學森之問和李約瑟之謎。

（4）繼續給企業家吃好定心丸。比如，企業家們大家心中都有數，對於冤假錯案平反以及未來如何避免這些情況的再次發生，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團結起來促進法治國家的進步歷程。

（5）我認為房地產在中國一定還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至少15年左右，是國民經濟中強有力的支柱產業。我們要把房地產發展領域的基礎性制度建設通過相關改革來做好。

（6）減稅讓利要講全景圖，正稅繼續減的同時，稅外的五險一金、幾百種行政性收費、隱性成本，等等通通都得往下調，真正通過配套改革，做好“拆香火”等啃硬骨頭的事，才能如願。

（未完待續）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國成本研究會副會長，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祕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