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看了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書中研究了科舉制對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光是各地的方誌，何炳棣就查閱了數千份，足以見得用功之深。本書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是收錄的27條案例，從中可以一窺明清時期各個階層社會流動的狀況。
實際上，明清時期大多數人都處於社會底層，實現社會躍升的畢竟是少數，也有中西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固化的，何炳棣先生則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流動的，起碼明清時期是這樣的狀況。那麼科舉制對社會流動作用到底如何，本人就以《明清社會史論》附錄的案例為藍本，做一番闡釋。
中國傳統社會將人分為士農工商四類群體，但這是基於世襲分工，而不是職業的分工。因為早在隋唐之際，所謂的世家大族早已因為戰爭、政治打擊等分崩離析，後世所謂的四民的劃分更多是基於理想的法律形式，現實中的情況則是另一番面貌。
最近幾個月看了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書中研究了科舉制對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光是各地的方誌，何炳棣就查閱了數千份，足以見得用功之深。本書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是收錄的27條案例，從中可以一窺明清時期各個階層社會流動的狀況。
實際上，明清時期大多數人都處於社會底層，實現社會躍升的畢竟是少數，也有中西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固化的，何炳棣先生則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流動的，起碼明清時期是這樣的狀況。那麼科舉制對社會流動作用到底如何，本人就以《明清社會史論》附錄的案例為藍本，做一番闡釋。
中國傳統社會將人分為士農工商四類群體，但這是基於世襲分工，而不是職業的分工。因為早在隋唐之際，所謂的世家大族早已因為戰爭、政治打擊等分崩離析，後世所謂的四民的劃分更多是基於理想的法律形式，現實中的情況則是另一番面貌。
士農工商劃分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理想社會分層
為什麼這樣說？如果基於四民的劃分，那麼中國古代社會將是停滯的超穩定狀況，根本不存在階層流動的現象。顯然這樣的超穩定狀態不可能存在，否則也不會有改朝換代和內亂外患，在科舉考試製度實施之前，這樣的超穩定社會早已打破。
科舉制則是將無序的社會流動轉由政府掌控的具體實踐。雖然之前也曾經歷過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社會上升渠道，但以道德、出身的選拔標準很快便被少數家族操控，完全背離了政府掌控社會階層流動的目的。直到科舉制度的出現，以個人才能同臺競爭，為更多的出身寒微的家族提供了機會。
下面我們選取明代弘治三年進士唐貴的案例：
唐貴出生在武進縣的一個貧困家庭，父親有病在家休養，因此唐貴不得不外出工作補貼家用。但是唐貴一心想做個學者，所以在工作之餘加緊學習。他先是發現參加科舉士子的文章有著極大的市場價值，於是蒐集起來加以編排出版，獲得一部分錢奉養雙親，撫養弟妹，同時利用這些賺來的錢作為學習的費用，考上了生員。在此之後，他仍然無論寒暑還是白晝都加緊學習，又相繼通過了歲試、科試，因此名氣漸顯，有人聘請他擔任塾師，工資漸長。籌措了二十多年後，他終於攢夠了足夠的積蓄，購買三百畝田，辭去塾師的工作，專心讀書，最終考取了弘治三年二甲第五名，授予戶科給事中一職，其子嗣也通過科舉考試做官，成為當地的望族，實現了家族從底層到上層的躍升。
像唐貴這樣出身社會底層的案例明清時期還有很多，比如有出身卑微的鐵匠、鹽戶、漁民等等，都通過克服經濟困難，努力讀書，通過科舉實現了階層的躍升。即便從明代開始，各類社學、義學廣佈，官方的學院也設到縣一級政區，但是能夠獲得官方獎學金廩生的名額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連生存都負擔不起，遑論讀書科舉，真實情況則是更多的底層人民仍然無法接受教育，整日只能為生計奔波。所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對於大多數來說，只是一種幻想。
當然，案例中也有因為是大族，因為奢侈的愛好、外出交友、捐輸、戰爭等，最終使得一個家族沉淪，反映出中國社會“富不過三代”讖語的映射。山西介休範氏在清初因為與蒙古從事邊貿發家，其家族更是獲取了壟斷口北的貿易和銅貿易的特權，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間受到皇帝的恩寵，因此被授予太僕寺卿一職。其家族成員也通過科舉或者捐官的形式獲取官位，但在乾隆後期因為不再受到皇帝恩寵，取消了壟斷特權，這個家族迅速衰落，清嘉慶年間山西《介休縣誌》中記載範氏的名人已經很少。
這個案例可以說是紅頂商人的代表，其家族因為與政治結合，迅速發家，後來又因為政治失勢而迅速衰落，真是讓人有“其勃也興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我們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家族向下流動的案例。那到底是什麼導致家族之間在科舉制下上下流動，變化極快，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首先，從人口結構來看，只有少數人才有充足的時間和資金準備科舉考試。
上面我們列舉的唐貴的例子便是證據。唐貴因為家貧需要補貼家庭，因此只能輟學就工，等到家庭經濟條件明顯改善之後，才能專心讀書，光這個就耗時數十年，而且還有唐貴的堅持。在社會上，更多的貧困家庭則終其一生都在經濟的泥淖裡掙扎，根本沒有機會讀書。
最近幾個月看了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書中研究了科舉制對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光是各地的方誌，何炳棣就查閱了數千份，足以見得用功之深。本書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是收錄的27條案例，從中可以一窺明清時期各個階層社會流動的狀況。
實際上，明清時期大多數人都處於社會底層，實現社會躍升的畢竟是少數，也有中西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固化的，何炳棣先生則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流動的，起碼明清時期是這樣的狀況。那麼科舉制對社會流動作用到底如何，本人就以《明清社會史論》附錄的案例為藍本，做一番闡釋。
中國傳統社會將人分為士農工商四類群體，但這是基於世襲分工，而不是職業的分工。因為早在隋唐之際，所謂的世家大族早已因為戰爭、政治打擊等分崩離析，後世所謂的四民的劃分更多是基於理想的法律形式，現實中的情況則是另一番面貌。
士農工商劃分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理想社會分層
為什麼這樣說？如果基於四民的劃分，那麼中國古代社會將是停滯的超穩定狀況，根本不存在階層流動的現象。顯然這樣的超穩定狀態不可能存在，否則也不會有改朝換代和內亂外患，在科舉考試製度實施之前，這樣的超穩定社會早已打破。
科舉制則是將無序的社會流動轉由政府掌控的具體實踐。雖然之前也曾經歷過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社會上升渠道，但以道德、出身的選拔標準很快便被少數家族操控，完全背離了政府掌控社會階層流動的目的。直到科舉制度的出現，以個人才能同臺競爭，為更多的出身寒微的家族提供了機會。
下面我們選取明代弘治三年進士唐貴的案例：
唐貴出生在武進縣的一個貧困家庭，父親有病在家休養，因此唐貴不得不外出工作補貼家用。但是唐貴一心想做個學者，所以在工作之餘加緊學習。他先是發現參加科舉士子的文章有著極大的市場價值，於是蒐集起來加以編排出版，獲得一部分錢奉養雙親，撫養弟妹，同時利用這些賺來的錢作為學習的費用，考上了生員。在此之後，他仍然無論寒暑還是白晝都加緊學習，又相繼通過了歲試、科試，因此名氣漸顯，有人聘請他擔任塾師，工資漸長。籌措了二十多年後，他終於攢夠了足夠的積蓄，購買三百畝田，辭去塾師的工作，專心讀書，最終考取了弘治三年二甲第五名，授予戶科給事中一職，其子嗣也通過科舉考試做官，成為當地的望族，實現了家族從底層到上層的躍升。
像唐貴這樣出身社會底層的案例明清時期還有很多，比如有出身卑微的鐵匠、鹽戶、漁民等等，都通過克服經濟困難，努力讀書，通過科舉實現了階層的躍升。即便從明代開始，各類社學、義學廣佈，官方的學院也設到縣一級政區，但是能夠獲得官方獎學金廩生的名額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連生存都負擔不起，遑論讀書科舉，真實情況則是更多的底層人民仍然無法接受教育，整日只能為生計奔波。所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對於大多數來說，只是一種幻想。
當然，案例中也有因為是大族，因為奢侈的愛好、外出交友、捐輸、戰爭等，最終使得一個家族沉淪，反映出中國社會“富不過三代”讖語的映射。山西介休範氏在清初因為與蒙古從事邊貿發家，其家族更是獲取了壟斷口北的貿易和銅貿易的特權，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間受到皇帝的恩寵，因此被授予太僕寺卿一職。其家族成員也通過科舉或者捐官的形式獲取官位，但在乾隆後期因為不再受到皇帝恩寵，取消了壟斷特權，這個家族迅速衰落，清嘉慶年間山西《介休縣誌》中記載範氏的名人已經很少。
這個案例可以說是紅頂商人的代表，其家族因為與政治結合，迅速發家，後來又因為政治失勢而迅速衰落，真是讓人有“其勃也興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我們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家族向下流動的案例。那到底是什麼導致家族之間在科舉制下上下流動，變化極快，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首先，從人口結構來看，只有少數人才有充足的時間和資金準備科舉考試。
上面我們列舉的唐貴的例子便是證據。唐貴因為家貧需要補貼家庭，因此只能輟學就工，等到家庭經濟條件明顯改善之後，才能專心讀書，光這個就耗時數十年，而且還有唐貴的堅持。在社會上，更多的貧困家庭則終其一生都在經濟的泥淖裡掙扎，根本沒有機會讀書。
科舉士子
最近幾個月看了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書中研究了科舉制對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光是各地的方誌，何炳棣就查閱了數千份，足以見得用功之深。本書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是收錄的27條案例，從中可以一窺明清時期各個階層社會流動的狀況。
實際上，明清時期大多數人都處於社會底層，實現社會躍升的畢竟是少數，也有中西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固化的，何炳棣先生則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流動的，起碼明清時期是這樣的狀況。那麼科舉制對社會流動作用到底如何，本人就以《明清社會史論》附錄的案例為藍本，做一番闡釋。
中國傳統社會將人分為士農工商四類群體，但這是基於世襲分工，而不是職業的分工。因為早在隋唐之際，所謂的世家大族早已因為戰爭、政治打擊等分崩離析，後世所謂的四民的劃分更多是基於理想的法律形式，現實中的情況則是另一番面貌。
士農工商劃分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理想社會分層
為什麼這樣說？如果基於四民的劃分，那麼中國古代社會將是停滯的超穩定狀況，根本不存在階層流動的現象。顯然這樣的超穩定狀態不可能存在，否則也不會有改朝換代和內亂外患，在科舉考試製度實施之前，這樣的超穩定社會早已打破。
科舉制則是將無序的社會流動轉由政府掌控的具體實踐。雖然之前也曾經歷過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社會上升渠道，但以道德、出身的選拔標準很快便被少數家族操控，完全背離了政府掌控社會階層流動的目的。直到科舉制度的出現，以個人才能同臺競爭，為更多的出身寒微的家族提供了機會。
下面我們選取明代弘治三年進士唐貴的案例：
唐貴出生在武進縣的一個貧困家庭，父親有病在家休養，因此唐貴不得不外出工作補貼家用。但是唐貴一心想做個學者，所以在工作之餘加緊學習。他先是發現參加科舉士子的文章有著極大的市場價值，於是蒐集起來加以編排出版，獲得一部分錢奉養雙親，撫養弟妹，同時利用這些賺來的錢作為學習的費用，考上了生員。在此之後，他仍然無論寒暑還是白晝都加緊學習，又相繼通過了歲試、科試，因此名氣漸顯，有人聘請他擔任塾師，工資漸長。籌措了二十多年後，他終於攢夠了足夠的積蓄，購買三百畝田，辭去塾師的工作，專心讀書，最終考取了弘治三年二甲第五名，授予戶科給事中一職，其子嗣也通過科舉考試做官，成為當地的望族，實現了家族從底層到上層的躍升。
像唐貴這樣出身社會底層的案例明清時期還有很多，比如有出身卑微的鐵匠、鹽戶、漁民等等，都通過克服經濟困難，努力讀書，通過科舉實現了階層的躍升。即便從明代開始，各類社學、義學廣佈，官方的學院也設到縣一級政區，但是能夠獲得官方獎學金廩生的名額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連生存都負擔不起，遑論讀書科舉，真實情況則是更多的底層人民仍然無法接受教育，整日只能為生計奔波。所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對於大多數來說，只是一種幻想。
當然，案例中也有因為是大族，因為奢侈的愛好、外出交友、捐輸、戰爭等，最終使得一個家族沉淪，反映出中國社會“富不過三代”讖語的映射。山西介休範氏在清初因為與蒙古從事邊貿發家，其家族更是獲取了壟斷口北的貿易和銅貿易的特權，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間受到皇帝的恩寵，因此被授予太僕寺卿一職。其家族成員也通過科舉或者捐官的形式獲取官位，但在乾隆後期因為不再受到皇帝恩寵，取消了壟斷特權，這個家族迅速衰落，清嘉慶年間山西《介休縣誌》中記載範氏的名人已經很少。
這個案例可以說是紅頂商人的代表，其家族因為與政治結合，迅速發家，後來又因為政治失勢而迅速衰落，真是讓人有“其勃也興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我們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家族向下流動的案例。那到底是什麼導致家族之間在科舉制下上下流動，變化極快，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首先，從人口結構來看，只有少數人才有充足的時間和資金準備科舉考試。
上面我們列舉的唐貴的例子便是證據。唐貴因為家貧需要補貼家庭，因此只能輟學就工，等到家庭經濟條件明顯改善之後，才能專心讀書，光這個就耗時數十年，而且還有唐貴的堅持。在社會上，更多的貧困家庭則終其一生都在經濟的泥淖裡掙扎，根本沒有機會讀書。
科舉士子
科舉考試也是一場比拼體力的考試，在為期數日的考試中，大多數都要待在逼仄的房間裡吃喝拉撒。
何炳棣也承認，許多家庭在讀書與生存中往往首先解決生存問題，即便有少數有毅力的人成功，但也不能反映多數情況，即大多數人讀過一些書，或因為家中難以支持，或其他變故最終放棄科舉之路，而轉向其他方向發展。即便在某些宗族發達的地區，通過設立學田、宗田、宗學的方式資助宗族中的貧困聰穎子弟，但也是少數人能夠享受這樣的待遇。在中國北方宗族不發達的地方則沒有這樣的好條件。
其次，基於馬太效應，在科舉考試中也有反映。
據何炳棣的三類統計表，即三代以內有功名的家庭，三代以內有一人有功名的家庭、三代以內兩人有功名的家庭。清代以後，有兩人以上的功名的家庭在科舉上的優勢越來越明顯，三代以內無功名的士子的名額佔比越來越低，無法在各種資源上與這些大族競爭。
因為明清有蔭官制度，只要父親擔任一定職位的官員之後，子嗣能憑藉父親官位進入官場，而且他們升官也快，或者可以參加專門為其準備的特別考試，錄取率比一般的科舉考試要高很多。就是從準備科舉的經費、教師、圖書等來看，做過官的家庭也比沒做過官的家庭有優勢，科舉制實際上成為了少數人的遊戲。
最近幾個月看了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書中研究了科舉制對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光是各地的方誌，何炳棣就查閱了數千份，足以見得用功之深。本書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是收錄的27條案例，從中可以一窺明清時期各個階層社會流動的狀況。
實際上，明清時期大多數人都處於社會底層，實現社會躍升的畢竟是少數，也有中西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固化的，何炳棣先生則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流動的，起碼明清時期是這樣的狀況。那麼科舉制對社會流動作用到底如何，本人就以《明清社會史論》附錄的案例為藍本，做一番闡釋。
中國傳統社會將人分為士農工商四類群體，但這是基於世襲分工，而不是職業的分工。因為早在隋唐之際，所謂的世家大族早已因為戰爭、政治打擊等分崩離析，後世所謂的四民的劃分更多是基於理想的法律形式，現實中的情況則是另一番面貌。
士農工商劃分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理想社會分層
為什麼這樣說？如果基於四民的劃分，那麼中國古代社會將是停滯的超穩定狀況，根本不存在階層流動的現象。顯然這樣的超穩定狀態不可能存在，否則也不會有改朝換代和內亂外患，在科舉考試製度實施之前，這樣的超穩定社會早已打破。
科舉制則是將無序的社會流動轉由政府掌控的具體實踐。雖然之前也曾經歷過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社會上升渠道，但以道德、出身的選拔標準很快便被少數家族操控，完全背離了政府掌控社會階層流動的目的。直到科舉制度的出現，以個人才能同臺競爭，為更多的出身寒微的家族提供了機會。
下面我們選取明代弘治三年進士唐貴的案例：
唐貴出生在武進縣的一個貧困家庭，父親有病在家休養，因此唐貴不得不外出工作補貼家用。但是唐貴一心想做個學者，所以在工作之餘加緊學習。他先是發現參加科舉士子的文章有著極大的市場價值，於是蒐集起來加以編排出版，獲得一部分錢奉養雙親，撫養弟妹，同時利用這些賺來的錢作為學習的費用，考上了生員。在此之後，他仍然無論寒暑還是白晝都加緊學習，又相繼通過了歲試、科試，因此名氣漸顯，有人聘請他擔任塾師，工資漸長。籌措了二十多年後，他終於攢夠了足夠的積蓄，購買三百畝田，辭去塾師的工作，專心讀書，最終考取了弘治三年二甲第五名，授予戶科給事中一職，其子嗣也通過科舉考試做官，成為當地的望族，實現了家族從底層到上層的躍升。
像唐貴這樣出身社會底層的案例明清時期還有很多，比如有出身卑微的鐵匠、鹽戶、漁民等等，都通過克服經濟困難，努力讀書，通過科舉實現了階層的躍升。即便從明代開始，各類社學、義學廣佈，官方的學院也設到縣一級政區，但是能夠獲得官方獎學金廩生的名額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連生存都負擔不起，遑論讀書科舉，真實情況則是更多的底層人民仍然無法接受教育，整日只能為生計奔波。所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對於大多數來說，只是一種幻想。
當然，案例中也有因為是大族，因為奢侈的愛好、外出交友、捐輸、戰爭等，最終使得一個家族沉淪，反映出中國社會“富不過三代”讖語的映射。山西介休範氏在清初因為與蒙古從事邊貿發家，其家族更是獲取了壟斷口北的貿易和銅貿易的特權，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間受到皇帝的恩寵，因此被授予太僕寺卿一職。其家族成員也通過科舉或者捐官的形式獲取官位，但在乾隆後期因為不再受到皇帝恩寵，取消了壟斷特權，這個家族迅速衰落，清嘉慶年間山西《介休縣誌》中記載範氏的名人已經很少。
這個案例可以說是紅頂商人的代表，其家族因為與政治結合，迅速發家，後來又因為政治失勢而迅速衰落，真是讓人有“其勃也興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我們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家族向下流動的案例。那到底是什麼導致家族之間在科舉制下上下流動，變化極快，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首先，從人口結構來看，只有少數人才有充足的時間和資金準備科舉考試。
上面我們列舉的唐貴的例子便是證據。唐貴因為家貧需要補貼家庭，因此只能輟學就工，等到家庭經濟條件明顯改善之後，才能專心讀書，光這個就耗時數十年，而且還有唐貴的堅持。在社會上，更多的貧困家庭則終其一生都在經濟的泥淖裡掙扎，根本沒有機會讀書。
科舉士子
科舉考試也是一場比拼體力的考試，在為期數日的考試中，大多數都要待在逼仄的房間裡吃喝拉撒。
何炳棣也承認，許多家庭在讀書與生存中往往首先解決生存問題，即便有少數有毅力的人成功，但也不能反映多數情況，即大多數人讀過一些書，或因為家中難以支持，或其他變故最終放棄科舉之路，而轉向其他方向發展。即便在某些宗族發達的地區，通過設立學田、宗田、宗學的方式資助宗族中的貧困聰穎子弟，但也是少數人能夠享受這樣的待遇。在中國北方宗族不發達的地方則沒有這樣的好條件。
其次，基於馬太效應，在科舉考試中也有反映。
據何炳棣的三類統計表，即三代以內有功名的家庭，三代以內有一人有功名的家庭、三代以內兩人有功名的家庭。清代以後，有兩人以上的功名的家庭在科舉上的優勢越來越明顯，三代以內無功名的士子的名額佔比越來越低，無法在各種資源上與這些大族競爭。
因為明清有蔭官制度，只要父親擔任一定職位的官員之後，子嗣能憑藉父親官位進入官場，而且他們升官也快，或者可以參加專門為其準備的特別考試，錄取率比一般的科舉考試要高很多。就是從準備科舉的經費、教師、圖書等來看，做過官的家庭也比沒做過官的家庭有優勢，科舉制實際上成為了少數人的遊戲。
范進曾因考中舉人而精神崩潰
再次，鴉片戰爭後，實現社會上升的通道越來越多。
如淮軍中出身的劉坤一等人通過軍功、或者舉薦實現了階層的躍升，在科舉制廢除後，還有通過做實業，早期的洋行，實現了階層的躍升。上述許多人都沒有功名，或者較低的功名的代表。鴉片戰爭後是一個窗口期，為更多的無法通過科舉考試的人提供了機會，湘軍的左宗棠、江忠源、淮軍中的劉銘傳等均是無科名或較低科名的人，這些人的崛起於太平天國和洋務運動期間，成為同光中興的重臣。當然，這是大時代的特例。
最後，資本的加持作用。
明代中後期以來，隨著人口的大量增加，金錢作用的發揮，科舉考試的通過率越來越低，藉助科舉考試實現階層躍升越來越成為少數人的專利。
在何炳棣的統計中，明代中期以後，特別是清代以後，在東南省份，由於人口快速增加，而相應的錄取名額沒有增加，科舉考試通過率極低，以至於出現了冒籍的現象和全國廣佈的紹興師爺。
金錢也可以影響買官，明清政府規定，在朝廷出征、興修公共工程出資，可以獲取相應的功名。許多大商人出資購買官職，成為了亦官亦商的儒商，如山西介休的範氏，晚清的胡雪巖等等，不一而足。
最近幾個月看了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書中研究了科舉制對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光是各地的方誌，何炳棣就查閱了數千份，足以見得用功之深。本書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是收錄的27條案例，從中可以一窺明清時期各個階層社會流動的狀況。
實際上，明清時期大多數人都處於社會底層，實現社會躍升的畢竟是少數，也有中西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固化的，何炳棣先生則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流動的，起碼明清時期是這樣的狀況。那麼科舉制對社會流動作用到底如何，本人就以《明清社會史論》附錄的案例為藍本，做一番闡釋。
中國傳統社會將人分為士農工商四類群體，但這是基於世襲分工，而不是職業的分工。因為早在隋唐之際，所謂的世家大族早已因為戰爭、政治打擊等分崩離析，後世所謂的四民的劃分更多是基於理想的法律形式，現實中的情況則是另一番面貌。
士農工商劃分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理想社會分層
為什麼這樣說？如果基於四民的劃分，那麼中國古代社會將是停滯的超穩定狀況，根本不存在階層流動的現象。顯然這樣的超穩定狀態不可能存在，否則也不會有改朝換代和內亂外患，在科舉考試製度實施之前，這樣的超穩定社會早已打破。
科舉制則是將無序的社會流動轉由政府掌控的具體實踐。雖然之前也曾經歷過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社會上升渠道，但以道德、出身的選拔標準很快便被少數家族操控，完全背離了政府掌控社會階層流動的目的。直到科舉制度的出現，以個人才能同臺競爭，為更多的出身寒微的家族提供了機會。
下面我們選取明代弘治三年進士唐貴的案例：
唐貴出生在武進縣的一個貧困家庭，父親有病在家休養，因此唐貴不得不外出工作補貼家用。但是唐貴一心想做個學者，所以在工作之餘加緊學習。他先是發現參加科舉士子的文章有著極大的市場價值，於是蒐集起來加以編排出版，獲得一部分錢奉養雙親，撫養弟妹，同時利用這些賺來的錢作為學習的費用，考上了生員。在此之後，他仍然無論寒暑還是白晝都加緊學習，又相繼通過了歲試、科試，因此名氣漸顯，有人聘請他擔任塾師，工資漸長。籌措了二十多年後，他終於攢夠了足夠的積蓄，購買三百畝田，辭去塾師的工作，專心讀書，最終考取了弘治三年二甲第五名，授予戶科給事中一職，其子嗣也通過科舉考試做官，成為當地的望族，實現了家族從底層到上層的躍升。
像唐貴這樣出身社會底層的案例明清時期還有很多，比如有出身卑微的鐵匠、鹽戶、漁民等等，都通過克服經濟困難，努力讀書，通過科舉實現了階層的躍升。即便從明代開始，各類社學、義學廣佈，官方的學院也設到縣一級政區，但是能夠獲得官方獎學金廩生的名額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連生存都負擔不起，遑論讀書科舉，真實情況則是更多的底層人民仍然無法接受教育，整日只能為生計奔波。所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對於大多數來說，只是一種幻想。
當然，案例中也有因為是大族，因為奢侈的愛好、外出交友、捐輸、戰爭等，最終使得一個家族沉淪，反映出中國社會“富不過三代”讖語的映射。山西介休範氏在清初因為與蒙古從事邊貿發家，其家族更是獲取了壟斷口北的貿易和銅貿易的特權，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間受到皇帝的恩寵，因此被授予太僕寺卿一職。其家族成員也通過科舉或者捐官的形式獲取官位，但在乾隆後期因為不再受到皇帝恩寵，取消了壟斷特權，這個家族迅速衰落，清嘉慶年間山西《介休縣誌》中記載範氏的名人已經很少。
這個案例可以說是紅頂商人的代表，其家族因為與政治結合，迅速發家，後來又因為政治失勢而迅速衰落，真是讓人有“其勃也興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我們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家族向下流動的案例。那到底是什麼導致家族之間在科舉制下上下流動，變化極快，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首先，從人口結構來看，只有少數人才有充足的時間和資金準備科舉考試。
上面我們列舉的唐貴的例子便是證據。唐貴因為家貧需要補貼家庭，因此只能輟學就工，等到家庭經濟條件明顯改善之後，才能專心讀書，光這個就耗時數十年，而且還有唐貴的堅持。在社會上，更多的貧困家庭則終其一生都在經濟的泥淖裡掙扎，根本沒有機會讀書。
科舉士子
科舉考試也是一場比拼體力的考試，在為期數日的考試中，大多數都要待在逼仄的房間裡吃喝拉撒。
何炳棣也承認，許多家庭在讀書與生存中往往首先解決生存問題，即便有少數有毅力的人成功，但也不能反映多數情況，即大多數人讀過一些書，或因為家中難以支持，或其他變故最終放棄科舉之路，而轉向其他方向發展。即便在某些宗族發達的地區，通過設立學田、宗田、宗學的方式資助宗族中的貧困聰穎子弟，但也是少數人能夠享受這樣的待遇。在中國北方宗族不發達的地方則沒有這樣的好條件。
其次，基於馬太效應，在科舉考試中也有反映。
據何炳棣的三類統計表，即三代以內有功名的家庭，三代以內有一人有功名的家庭、三代以內兩人有功名的家庭。清代以後，有兩人以上的功名的家庭在科舉上的優勢越來越明顯，三代以內無功名的士子的名額佔比越來越低，無法在各種資源上與這些大族競爭。
因為明清有蔭官制度，只要父親擔任一定職位的官員之後，子嗣能憑藉父親官位進入官場，而且他們升官也快，或者可以參加專門為其準備的特別考試，錄取率比一般的科舉考試要高很多。就是從準備科舉的經費、教師、圖書等來看，做過官的家庭也比沒做過官的家庭有優勢，科舉制實際上成為了少數人的遊戲。
范進曾因考中舉人而精神崩潰
再次，鴉片戰爭後，實現社會上升的通道越來越多。
如淮軍中出身的劉坤一等人通過軍功、或者舉薦實現了階層的躍升，在科舉制廢除後，還有通過做實業，早期的洋行，實現了階層的躍升。上述許多人都沒有功名，或者較低的功名的代表。鴉片戰爭後是一個窗口期，為更多的無法通過科舉考試的人提供了機會，湘軍的左宗棠、江忠源、淮軍中的劉銘傳等均是無科名或較低科名的人，這些人的崛起於太平天國和洋務運動期間，成為同光中興的重臣。當然，這是大時代的特例。
最後，資本的加持作用。
明代中後期以來，隨著人口的大量增加，金錢作用的發揮，科舉考試的通過率越來越低，藉助科舉考試實現階層躍升越來越成為少數人的專利。
在何炳棣的統計中，明代中期以後，特別是清代以後，在東南省份，由於人口快速增加，而相應的錄取名額沒有增加，科舉考試通過率極低，以至於出現了冒籍的現象和全國廣佈的紹興師爺。
金錢也可以影響買官，明清政府規定，在朝廷出征、興修公共工程出資，可以獲取相應的功名。許多大商人出資購買官職，成為了亦官亦商的儒商，如山西介休的範氏，晚清的胡雪巖等等，不一而足。
胡雪巖是著名的官商，曾因捐助軍需獲得黃馬褂一件。
當然，我們也能看到科舉考試通過率低，還有科舉考試的不確定性在發生作用。在完全憑藉個人能力的考試中，雖然一些官員能夠為自己的子嗣提供最好的資源，但要獲取更高的官職，還是要參加科舉考試，對一些大族的子弟通過考試也有一定影響。
最近幾個月看了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書中研究了科舉制對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光是各地的方誌，何炳棣就查閱了數千份，足以見得用功之深。本書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是收錄的27條案例，從中可以一窺明清時期各個階層社會流動的狀況。
實際上，明清時期大多數人都處於社會底層，實現社會躍升的畢竟是少數，也有中西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固化的，何炳棣先生則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流動的，起碼明清時期是這樣的狀況。那麼科舉制對社會流動作用到底如何，本人就以《明清社會史論》附錄的案例為藍本，做一番闡釋。
中國傳統社會將人分為士農工商四類群體，但這是基於世襲分工，而不是職業的分工。因為早在隋唐之際，所謂的世家大族早已因為戰爭、政治打擊等分崩離析，後世所謂的四民的劃分更多是基於理想的法律形式，現實中的情況則是另一番面貌。
士農工商劃分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理想社會分層
為什麼這樣說？如果基於四民的劃分，那麼中國古代社會將是停滯的超穩定狀況，根本不存在階層流動的現象。顯然這樣的超穩定狀態不可能存在，否則也不會有改朝換代和內亂外患，在科舉考試製度實施之前，這樣的超穩定社會早已打破。
科舉制則是將無序的社會流動轉由政府掌控的具體實踐。雖然之前也曾經歷過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社會上升渠道，但以道德、出身的選拔標準很快便被少數家族操控，完全背離了政府掌控社會階層流動的目的。直到科舉制度的出現，以個人才能同臺競爭，為更多的出身寒微的家族提供了機會。
下面我們選取明代弘治三年進士唐貴的案例：
唐貴出生在武進縣的一個貧困家庭，父親有病在家休養，因此唐貴不得不外出工作補貼家用。但是唐貴一心想做個學者，所以在工作之餘加緊學習。他先是發現參加科舉士子的文章有著極大的市場價值，於是蒐集起來加以編排出版，獲得一部分錢奉養雙親，撫養弟妹，同時利用這些賺來的錢作為學習的費用，考上了生員。在此之後，他仍然無論寒暑還是白晝都加緊學習，又相繼通過了歲試、科試，因此名氣漸顯，有人聘請他擔任塾師，工資漸長。籌措了二十多年後，他終於攢夠了足夠的積蓄，購買三百畝田，辭去塾師的工作，專心讀書，最終考取了弘治三年二甲第五名，授予戶科給事中一職，其子嗣也通過科舉考試做官，成為當地的望族，實現了家族從底層到上層的躍升。
像唐貴這樣出身社會底層的案例明清時期還有很多，比如有出身卑微的鐵匠、鹽戶、漁民等等，都通過克服經濟困難，努力讀書，通過科舉實現了階層的躍升。即便從明代開始，各類社學、義學廣佈，官方的學院也設到縣一級政區，但是能夠獲得官方獎學金廩生的名額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連生存都負擔不起，遑論讀書科舉，真實情況則是更多的底層人民仍然無法接受教育，整日只能為生計奔波。所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對於大多數來說，只是一種幻想。
當然，案例中也有因為是大族，因為奢侈的愛好、外出交友、捐輸、戰爭等，最終使得一個家族沉淪，反映出中國社會“富不過三代”讖語的映射。山西介休範氏在清初因為與蒙古從事邊貿發家，其家族更是獲取了壟斷口北的貿易和銅貿易的特權，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間受到皇帝的恩寵，因此被授予太僕寺卿一職。其家族成員也通過科舉或者捐官的形式獲取官位，但在乾隆後期因為不再受到皇帝恩寵，取消了壟斷特權，這個家族迅速衰落，清嘉慶年間山西《介休縣誌》中記載範氏的名人已經很少。
這個案例可以說是紅頂商人的代表，其家族因為與政治結合，迅速發家，後來又因為政治失勢而迅速衰落，真是讓人有“其勃也興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我們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家族向下流動的案例。那到底是什麼導致家族之間在科舉制下上下流動，變化極快，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首先，從人口結構來看，只有少數人才有充足的時間和資金準備科舉考試。
上面我們列舉的唐貴的例子便是證據。唐貴因為家貧需要補貼家庭，因此只能輟學就工，等到家庭經濟條件明顯改善之後，才能專心讀書，光這個就耗時數十年，而且還有唐貴的堅持。在社會上，更多的貧困家庭則終其一生都在經濟的泥淖裡掙扎，根本沒有機會讀書。
科舉士子
科舉考試也是一場比拼體力的考試，在為期數日的考試中，大多數都要待在逼仄的房間裡吃喝拉撒。
何炳棣也承認，許多家庭在讀書與生存中往往首先解決生存問題，即便有少數有毅力的人成功，但也不能反映多數情況，即大多數人讀過一些書，或因為家中難以支持，或其他變故最終放棄科舉之路，而轉向其他方向發展。即便在某些宗族發達的地區，通過設立學田、宗田、宗學的方式資助宗族中的貧困聰穎子弟，但也是少數人能夠享受這樣的待遇。在中國北方宗族不發達的地方則沒有這樣的好條件。
其次，基於馬太效應，在科舉考試中也有反映。
據何炳棣的三類統計表，即三代以內有功名的家庭，三代以內有一人有功名的家庭、三代以內兩人有功名的家庭。清代以後，有兩人以上的功名的家庭在科舉上的優勢越來越明顯，三代以內無功名的士子的名額佔比越來越低，無法在各種資源上與這些大族競爭。
因為明清有蔭官制度，只要父親擔任一定職位的官員之後，子嗣能憑藉父親官位進入官場，而且他們升官也快，或者可以參加專門為其準備的特別考試，錄取率比一般的科舉考試要高很多。就是從準備科舉的經費、教師、圖書等來看，做過官的家庭也比沒做過官的家庭有優勢，科舉制實際上成為了少數人的遊戲。
范進曾因考中舉人而精神崩潰
再次，鴉片戰爭後，實現社會上升的通道越來越多。
如淮軍中出身的劉坤一等人通過軍功、或者舉薦實現了階層的躍升，在科舉制廢除後，還有通過做實業，早期的洋行，實現了階層的躍升。上述許多人都沒有功名，或者較低的功名的代表。鴉片戰爭後是一個窗口期，為更多的無法通過科舉考試的人提供了機會，湘軍的左宗棠、江忠源、淮軍中的劉銘傳等均是無科名或較低科名的人，這些人的崛起於太平天國和洋務運動期間，成為同光中興的重臣。當然，這是大時代的特例。
最後，資本的加持作用。
明代中後期以來，隨著人口的大量增加，金錢作用的發揮，科舉考試的通過率越來越低，藉助科舉考試實現階層躍升越來越成為少數人的專利。
在何炳棣的統計中，明代中期以後，特別是清代以後，在東南省份，由於人口快速增加，而相應的錄取名額沒有增加，科舉考試通過率極低，以至於出現了冒籍的現象和全國廣佈的紹興師爺。
金錢也可以影響買官，明清政府規定，在朝廷出征、興修公共工程出資，可以獲取相應的功名。許多大商人出資購買官職，成為了亦官亦商的儒商，如山西介休的範氏，晚清的胡雪巖等等，不一而足。
胡雪巖是著名的官商，曾因捐助軍需獲得黃馬褂一件。
當然，我們也能看到科舉考試通過率低，還有科舉考試的不確定性在發生作用。在完全憑藉個人能力的考試中，雖然一些官員能夠為自己的子嗣提供最好的資源，但要獲取更高的官職，還是要參加科舉考試，對一些大族的子弟通過考試也有一定影響。
桐城張氏，曾父子兩代為相，成就當時一段佳話。
這也導致一些大族到後來因為科舉表現的不盡如意，而最終衰落，比如桐城的張氏，雖然位極人臣，最後卻因為後代的科舉失意，最終向下滑動。科舉考試作為一項政府選拔官僚的制度，是政府有意識控制階層流動的一個孔道，它在促進社會流動方面確實發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否那麼大，就值得懷疑了，絕大多數百姓仍在社會底層掙扎。
參考文獻：
1.（春秋）左丘明：《左傳》；
2.（宋）汪洙：《神童詩》；
3.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