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學的討論，近年來受到社會的關注。作為傳統文化的載體，國學在數千年的發展中，傳承著我們民族的優秀思想和文化傳統。悄然興起的“國學熱”，實際上是人們對傳統文化的一種“認祖歸宗”現象，是在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是中國人對自己精神故鄉的迴歸與認同。
說到國學，相信很多人都會想到“百家講壇”這個節目，易中天的品讀《三國》，于丹的解讀《論語》、《莊子》，錢文忠的解讀《三字經》、《弟子規》，馬駿的品讀《孫子兵法》等等都是對國學的一種再詮釋，也讓人們理解和接受起來並沒有那麼晦澀難懂。提到國學，就不得不提國學大師錢穆。
錢穆是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出生於江蘇無錫，為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曾歷任燕京、北京、清華、華西、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也曾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6年，錢穆移居臺灣台北市，在“中國文化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任職。1990年在臺北逝世，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神童自學成才，終成一代大師
錢穆是自學成材的國學大師，平生最敬佩三人：諸葛亮、王陽明和曾國藩。錢穆一生從未上過大學，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更未出國留學，通過十年鄉教苦讀，他探索出一套獨特的治學方法和治學門徑。1930年，因顧頡剛的鼎力相薦，才使他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開始任國文系講師，從此走向高校教書之路。
錢穆記憶力極佳，去私塾上學，“日讀生字二十，忽增為三十”，能強記不忘，又增為四十，每篇文字大約讀過三遍就能背誦。他最愛看《三國演義》，傍晚屋裡光線暗，乾脆就爬上屋頂讀。9歲時便能背誦《三國演義》。錢父的一位朋友聽說他能背《三國演義》，便當即考他“諸葛亮舌戰群儒”一節，錢穆居然一字不落地當眾背了出來，而且還繪聲繪色，十分傳神，眾人驚為神童。
被人譽為神童後，錢穆也沾沾自喜。第二日，他隨父親出門，經過一座橋時，父親指著橋問他：“你認識‘橋’字嗎?”錢穆答識。父親又問：“橋字何旁?”答：“木旁。”父親再問：“用木字易馬字旁，是什麼字?”答：“是‘驕’”。父親接著說：“驕字何義，知道嗎?”錢穆點頭道：“知。”到這時錢穆才知道父親的真意，臉一下子紅了。父親的教誨，錢穆從此一直銘記在心，讀書時絕對不能有驕傲的情緒。
自研讀書理論，著書立說千言
讀書貴有耐心、恆心，不可存懶惰、浮躁之心，這是錢穆在談讀書方法時十分強調的問題。錢穆在走向大學講臺前，先做過10年鄉村小學教師和8年中學教師。在這18年中，他篤志苦學，讀書極勤，“未嘗敢一日廢學”。在三兼小學，夜間讀《昭明文選》，極倦始入睡。在盪口鴻模學校，讀章學誠《文史通義》、夏曾佑《中國古代史》，“讀之甚勤”，“至形於夢寐間”。夏夜，為防蚊蟲叮咬，他把雙腳納入甕中堅持夜讀。
錢穆主張多讀書勤思考，觸類旁通，認為中國治學與西方不同，西方學問分門別類，互不相關，中國學問分門不別類。經史子集四部，是治學的四個門徑，入門後，觸類旁通，最後融而為一。錢穆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學，他主張現代中國人必讀九本傳統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六祖壇經》、朱熹《靜思錄》，以及王陽明《傳習錄》。
錢穆讀書常學習古人的治學與為人，及時反省自己。一次讀曾國藩家書，曾說自己每讀一書必認真從頭讀到尾。錢穆從此要求每本書都必須認真閱讀，不遺一字，讀完後再換一本。他從古人身上總結出一條行之有效的經驗，便身體力行，規定自己早上讀經子，晚上讀史，中間讀閒書，充分提高讀書的效率。從那以後，他都一字字，一本本從頭讀來，不知不覺中學藝精進，影響一生，終成大器。
錢穆一生著書立說，達一千七百萬言之多。錢穆說：“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裡，將來一定有用。”因此，錢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讀而在學術界確立地位的一個學者，他能有如此卓然成就，可以說與他的讀書觀、讀書做學問的態度是密不可分的。
錢穆讀書之法，與我等並無二異。然而，錢穆之所以高出眾人，是因為他善於察納雅言，兼收幷蓄，改正缺陷，日月精進。我們本來都是一棵樹，只不過錢穆們用心專注，善於給自己修枝、打杈、尋水、培肥，終成棟樑。人人皆可為堯舜，但不只要有其心，更要有其行。
創建新亞學院，潛心修習學術
1949年，錢穆和一幫學者朋友創辦新亞書院，當時名為亞洲文商學院，後於1950年3月改組並易名為新亞書院。其教育宗旨在於“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新亞書院校訓為“誠明”，語出《中庸》。
新亞學院創辦初期，當時環境極其艱難窮困，錢穆為了籌集辦學資金四處奔走，幾乎沒有休息的日子，還幾次身陷險境，差點喪命。作為後來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新亞學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世界漢學的中心之一，構成了歐洲。美國、臺灣、香港四個核心的落腳點之一，享譽全球。
文人相輕，而錢穆老師卻從不輕視他人。錢穆老師修習學術的雅量，是值得後人學習的地方。辦學、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勢必經受社會的考驗，這考驗可能是質疑、批評、辱罵，可也能是讚揚、追捧、盲從，錢穆老師鼓勵後學懷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種批評質疑，這就是一個學者應有的雅量。但這種開放的態度，不同於接受一切的意見。當有些概念相左之時，錢穆老師依舊會堅持自己認為更可靠的觀點，並與對方理智探討。
他在《國史大綱》序言中寫下以下幾句話，更是顯出其才氣磅礴、文筆勁悍的英姿。振聾發聵，乃一切史學研究者必熟記之訓誡。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 (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 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 (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 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無法對錢穆老師做出什麼一句話的評論，不如借引其得意門生余英時先生的話：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廣，近世罕見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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