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怎樣才能成為真正的“國人之學”？'
來源：正心正舉公眾號
文丨阿蹦
據統計，中國23歲以上讀過《論語》或《道德經》的人群比例為4/10000，這是一個令國人汗顏的數據。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國學教育斷層，使儒道文化在今天的傳播面臨尷尬的處境。真正了悟國學精髓的國寶級學者寥寥可數，魚目混珠、濫竽充數者眾，而絕大多數國人因為長期以來的教育偏執，以及文化斷裂，對國學經典的瞭解幾乎一片空白。更要命的是，西方文化的強有力衝擊，以及來自精英層的質疑，使國學傳播面臨雙重壓力。
但一個偉大的國家，必須有與之匹配的文化軟實力。被稱為最後的儒者、中國的脊樑——梁漱溟大師說過，中國是一個文化早熟、理性早啟的國度。三千多年前，西周文化已經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石，至春秋時期，孔子又集前人之大成，創建儒家學派，開創了哲人輩出、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儒道文化幾千年的脈祚傳承，波瀾壯闊，其價值觀的前瞻性，生命力之旺盛，影響之深遠，傳承之悠久，體系之完整，比較世界其他文化，幾乎無與之比肩者。
當務之急，必先正本清源，讓更多人沐浴國學教育，瞭解國學的本質，掌握國學精髓，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個大國的文化自信。我們有理由自信，因為以儒道文化為代表的國學，是我們的民族之根，是我們的民族之魂。不管她曾經歷過怎樣的冷遇甚或摧折，她一直在那兒，從未遠離。
來源：正心正舉公眾號
文丨阿蹦
據統計，中國23歲以上讀過《論語》或《道德經》的人群比例為4/10000，這是一個令國人汗顏的數據。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國學教育斷層，使儒道文化在今天的傳播面臨尷尬的處境。真正了悟國學精髓的國寶級學者寥寥可數，魚目混珠、濫竽充數者眾，而絕大多數國人因為長期以來的教育偏執，以及文化斷裂，對國學經典的瞭解幾乎一片空白。更要命的是，西方文化的強有力衝擊，以及來自精英層的質疑，使國學傳播面臨雙重壓力。
但一個偉大的國家，必須有與之匹配的文化軟實力。被稱為最後的儒者、中國的脊樑——梁漱溟大師說過，中國是一個文化早熟、理性早啟的國度。三千多年前，西周文化已經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石，至春秋時期，孔子又集前人之大成，創建儒家學派，開創了哲人輩出、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儒道文化幾千年的脈祚傳承，波瀾壯闊，其價值觀的前瞻性，生命力之旺盛，影響之深遠，傳承之悠久，體系之完整，比較世界其他文化，幾乎無與之比肩者。
當務之急，必先正本清源，讓更多人沐浴國學教育，瞭解國學的本質，掌握國學精髓，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個大國的文化自信。我們有理由自信，因為以儒道文化為代表的國學，是我們的民族之根，是我們的民族之魂。不管她曾經歷過怎樣的冷遇甚或摧折，她一直在那兒，從未遠離。
幾千年來，儒道文化都是我們這個國家在制定制度、進行戰略設計的重要參照系。儒道文化對國民確立價值觀、道德準則產生的感召力，是任何外來文化都無法替代的。英國漢學家李約瑟這樣說過：“中國文化就像一棵參天大樹，而這棵大樹的根在道家。”中國歷史上，大凡新王朝建立之初，多采用道家無為思想治國，如西漢初年、唐朝初年、明朝初年，讓人民從前朝苛政之下解脫出來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力得到快速恢復；而在王朝守成時期，又大多采用儒家思想，其目的則是強調德化，進而穩定社會秩序。
國學經典莫不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但邏輯井然，無論儒道，都是一個龐大的哲學系統。在普及教育時，對象是誰？人群如何劃定？是由官方主導，還是民間主導？是學校教育還是培訓教育？普及過程是由點及面，還是由面及點？
只有讓國學，真正成為國人之學，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學普及率低這一問題。當下學者大多提倡在校園普及國學，我的觀點是，國學教育不僅要走向校園，也要走進社區。範圍人群要儘可能擴大，不分年齡和社會階層。當下中國，恢復傳統文化教育已是國策，由政府倡導、民間作為推手，雙管齊下應是因應之策。
除了上述問題，國學教育還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國學教育從何入手？國學教育，無非兩大塊，一為“道”的教育，二是“德”的教育。兩者雖自成獨立哲學體系，但從根源上講，是一不是二，不可截然分開。要想深入淺出講明白所有的思想環節，又讓所有思想環節環環相扣，組成一個邏輯鏈，要高質量完成這種普及工作絕非易事。
就我看，“由儒進，以道出”是較為實用的方法。中國是一個以宗族為基礎的社會。在中國古人的認識裡，家就是國，國即是家，家國一體。宗族首先是一個道德團體。起始是家庭的孝悌之道，然後是朋友間的誠信之道，接下來是鄰里鄉親的仁義之道，繼之推廣至族群、國家，構成一個完整的生命共同體。這個生命共同體，凝聚起來的最重要紐帶就是道德。道家側重本體論，儒家強調的是德在建構理想社會時的功用。因為中國社會特有的宗族性質，故從儒家入手會使受眾快速有感，心靈上能得到快速成長。
來源：正心正舉公眾號
文丨阿蹦
據統計，中國23歲以上讀過《論語》或《道德經》的人群比例為4/10000，這是一個令國人汗顏的數據。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國學教育斷層，使儒道文化在今天的傳播面臨尷尬的處境。真正了悟國學精髓的國寶級學者寥寥可數，魚目混珠、濫竽充數者眾，而絕大多數國人因為長期以來的教育偏執，以及文化斷裂，對國學經典的瞭解幾乎一片空白。更要命的是，西方文化的強有力衝擊，以及來自精英層的質疑，使國學傳播面臨雙重壓力。
但一個偉大的國家，必須有與之匹配的文化軟實力。被稱為最後的儒者、中國的脊樑——梁漱溟大師說過，中國是一個文化早熟、理性早啟的國度。三千多年前，西周文化已經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石，至春秋時期，孔子又集前人之大成，創建儒家學派，開創了哲人輩出、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儒道文化幾千年的脈祚傳承，波瀾壯闊，其價值觀的前瞻性，生命力之旺盛，影響之深遠，傳承之悠久，體系之完整，比較世界其他文化，幾乎無與之比肩者。
當務之急，必先正本清源，讓更多人沐浴國學教育，瞭解國學的本質，掌握國學精髓，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個大國的文化自信。我們有理由自信，因為以儒道文化為代表的國學，是我們的民族之根，是我們的民族之魂。不管她曾經歷過怎樣的冷遇甚或摧折，她一直在那兒，從未遠離。
幾千年來，儒道文化都是我們這個國家在制定制度、進行戰略設計的重要參照系。儒道文化對國民確立價值觀、道德準則產生的感召力，是任何外來文化都無法替代的。英國漢學家李約瑟這樣說過：“中國文化就像一棵參天大樹，而這棵大樹的根在道家。”中國歷史上，大凡新王朝建立之初，多采用道家無為思想治國，如西漢初年、唐朝初年、明朝初年，讓人民從前朝苛政之下解脫出來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力得到快速恢復；而在王朝守成時期，又大多采用儒家思想，其目的則是強調德化，進而穩定社會秩序。
國學經典莫不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但邏輯井然，無論儒道，都是一個龐大的哲學系統。在普及教育時，對象是誰？人群如何劃定？是由官方主導，還是民間主導？是學校教育還是培訓教育？普及過程是由點及面，還是由面及點？
只有讓國學，真正成為國人之學，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學普及率低這一問題。當下學者大多提倡在校園普及國學，我的觀點是，國學教育不僅要走向校園，也要走進社區。範圍人群要儘可能擴大，不分年齡和社會階層。當下中國，恢復傳統文化教育已是國策，由政府倡導、民間作為推手，雙管齊下應是因應之策。
除了上述問題，國學教育還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國學教育從何入手？國學教育，無非兩大塊，一為“道”的教育，二是“德”的教育。兩者雖自成獨立哲學體系，但從根源上講，是一不是二，不可截然分開。要想深入淺出講明白所有的思想環節，又讓所有思想環節環環相扣，組成一個邏輯鏈，要高質量完成這種普及工作絕非易事。
就我看，“由儒進，以道出”是較為實用的方法。中國是一個以宗族為基礎的社會。在中國古人的認識裡，家就是國，國即是家，家國一體。宗族首先是一個道德團體。起始是家庭的孝悌之道，然後是朋友間的誠信之道，接下來是鄰里鄉親的仁義之道，繼之推廣至族群、國家，構成一個完整的生命共同體。這個生命共同體，凝聚起來的最重要紐帶就是道德。道家側重本體論，儒家強調的是德在建構理想社會時的功用。因為中國社會特有的宗族性質，故從儒家入手會使受眾快速有感，心靈上能得到快速成長。
孩子們開蒙就學時，首先學《弟子規》、《三字經》是不錯的選擇，適合孩子們背誦或閱讀，既可識字，又可瞭解歷史故事，從這些故事裡學到做人做事的學問。但要認識到，兩本小冊子雖說屬儒學範疇，但其弊端也十分明顯，首先它是後世儒家學家所作，宋、清兩朝的儒家更加強調秩序，強調道德律令，對人的束縛性有增無減，其思想已與孔孟之道有所差異，而對道德律令的理論依據卻幾乎不提。在教育普及的過程中，普及者一定要放鬆孩子們的心靈，不能讓孩子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十歲至十五歲時期的少年，最好直接讀四書。四書亦要分先後，語錄性質的《論語》、《孟子》為先，側重哲理的《中庸》、《大學》隨其後。《中庸》和《大學》是儒家的思想總綱，要想講清楚並不容易。我的經驗是，讓孩子們當韻文背誦即可，不可深究。待其有興趣，或年齡增長至二十歲時，再將《大學》、《中庸》與《道德經》的思想融入一爐，互為表理來講，則是理想的康莊大道。
《中庸》、《大學》的總綱與道家思想如出一轍，道家以“道”為本體生髮的生命觀、自然觀、道德觀，在《大學》、《中庸》裡如珍珠一樣閃光。舉一例，《大學》開篇即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一段與禪家修行方法幾無差異，條分縷析地講清楚了抵“道”之途。這時候不說清楚“道”為何物，就沒有辦法說明白這其間的邏輯鏈。
還有《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這是《中庸》的開篇文字，也是綱要，講的也是“道”，但與《大學》不同之處在於：《大學》更多講的是抵道的方法，而《中庸》則偏重論述道之本體。如果沒有道家學識，就根本沒有辦法正確闡述它的要義。
先儒後道，最後儒道貫通。以此方式普及國學教育，很多技術上的難題便可迎刃而解。
勿庸諱言，儒道兩家都有一些不可取的思想。如道家的愚民觀念。
老子說：“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莊子》裡說：“至治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這些都是恨不能將人變成無知無慾、吃飽喝足的動物的典型愚民思想，後世保守學者替賢者諱，將這些語錄另作他解，但白紙黑字，不容置辯。
還有孔子的思想，也不全是精華，糟粕亦不少，根本原因在於他的階級立場。
如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愚民腔調與老莊如出一轍。他對等級制度的近乎偏執也與時人崇尚的平等觀念格格不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還比如這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明明白白地歧視女性，雖然歷代學者們因這句話極力為聖人辯護，這些皆表明孔子並非完人，他也有他的時代侷限性。
哲人非道成肉身，不可能事事正確。但我們不能以偏概全，就像希臘人不會否定蘇格拉底、柏拉圖，法國人不會否定盧梭、伏爾泰一樣，孔孟、老莊的偉大同樣值得國人肯定。我們要繼承的是，儒道兩家弘揚的主流文化，以及這些文化對社會機制的正面引導作用，對建構世道人心所發揮的積極功用。
當下中國學人，對於國學的態度，大多處於兩個極端，要麼全盤否定，要麼照單全收，兩個極端的長期拉扯，不僅耗時耗力，而且讓億萬國民無所適從，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學術態度。孔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怎麼繼承？怎麼糾錯？中國四十年改革都在糾錯，改革本身就是糾錯的過程。只要講真話，敢講實話，我們就能找到解決之途。
來源：正心正舉公眾號
文丨阿蹦
據統計，中國23歲以上讀過《論語》或《道德經》的人群比例為4/10000，這是一個令國人汗顏的數據。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國學教育斷層，使儒道文化在今天的傳播面臨尷尬的處境。真正了悟國學精髓的國寶級學者寥寥可數，魚目混珠、濫竽充數者眾，而絕大多數國人因為長期以來的教育偏執，以及文化斷裂，對國學經典的瞭解幾乎一片空白。更要命的是，西方文化的強有力衝擊，以及來自精英層的質疑，使國學傳播面臨雙重壓力。
但一個偉大的國家，必須有與之匹配的文化軟實力。被稱為最後的儒者、中國的脊樑——梁漱溟大師說過，中國是一個文化早熟、理性早啟的國度。三千多年前，西周文化已經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石，至春秋時期，孔子又集前人之大成，創建儒家學派，開創了哲人輩出、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儒道文化幾千年的脈祚傳承，波瀾壯闊，其價值觀的前瞻性，生命力之旺盛，影響之深遠，傳承之悠久，體系之完整，比較世界其他文化，幾乎無與之比肩者。
當務之急，必先正本清源，讓更多人沐浴國學教育，瞭解國學的本質，掌握國學精髓，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個大國的文化自信。我們有理由自信，因為以儒道文化為代表的國學，是我們的民族之根，是我們的民族之魂。不管她曾經歷過怎樣的冷遇甚或摧折，她一直在那兒，從未遠離。
幾千年來，儒道文化都是我們這個國家在制定制度、進行戰略設計的重要參照系。儒道文化對國民確立價值觀、道德準則產生的感召力，是任何外來文化都無法替代的。英國漢學家李約瑟這樣說過：“中國文化就像一棵參天大樹，而這棵大樹的根在道家。”中國歷史上，大凡新王朝建立之初，多采用道家無為思想治國，如西漢初年、唐朝初年、明朝初年，讓人民從前朝苛政之下解脫出來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力得到快速恢復；而在王朝守成時期，又大多采用儒家思想，其目的則是強調德化，進而穩定社會秩序。
國學經典莫不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但邏輯井然，無論儒道，都是一個龐大的哲學系統。在普及教育時，對象是誰？人群如何劃定？是由官方主導，還是民間主導？是學校教育還是培訓教育？普及過程是由點及面，還是由面及點？
只有讓國學，真正成為國人之學，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學普及率低這一問題。當下學者大多提倡在校園普及國學，我的觀點是，國學教育不僅要走向校園，也要走進社區。範圍人群要儘可能擴大，不分年齡和社會階層。當下中國，恢復傳統文化教育已是國策，由政府倡導、民間作為推手，雙管齊下應是因應之策。
除了上述問題，國學教育還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國學教育從何入手？國學教育，無非兩大塊，一為“道”的教育，二是“德”的教育。兩者雖自成獨立哲學體系，但從根源上講，是一不是二，不可截然分開。要想深入淺出講明白所有的思想環節，又讓所有思想環節環環相扣，組成一個邏輯鏈，要高質量完成這種普及工作絕非易事。
就我看，“由儒進，以道出”是較為實用的方法。中國是一個以宗族為基礎的社會。在中國古人的認識裡，家就是國，國即是家，家國一體。宗族首先是一個道德團體。起始是家庭的孝悌之道，然後是朋友間的誠信之道，接下來是鄰里鄉親的仁義之道，繼之推廣至族群、國家，構成一個完整的生命共同體。這個生命共同體，凝聚起來的最重要紐帶就是道德。道家側重本體論，儒家強調的是德在建構理想社會時的功用。因為中國社會特有的宗族性質，故從儒家入手會使受眾快速有感，心靈上能得到快速成長。
孩子們開蒙就學時，首先學《弟子規》、《三字經》是不錯的選擇，適合孩子們背誦或閱讀，既可識字，又可瞭解歷史故事，從這些故事裡學到做人做事的學問。但要認識到，兩本小冊子雖說屬儒學範疇，但其弊端也十分明顯，首先它是後世儒家學家所作，宋、清兩朝的儒家更加強調秩序，強調道德律令，對人的束縛性有增無減，其思想已與孔孟之道有所差異，而對道德律令的理論依據卻幾乎不提。在教育普及的過程中，普及者一定要放鬆孩子們的心靈，不能讓孩子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十歲至十五歲時期的少年，最好直接讀四書。四書亦要分先後，語錄性質的《論語》、《孟子》為先，側重哲理的《中庸》、《大學》隨其後。《中庸》和《大學》是儒家的思想總綱，要想講清楚並不容易。我的經驗是，讓孩子們當韻文背誦即可，不可深究。待其有興趣，或年齡增長至二十歲時，再將《大學》、《中庸》與《道德經》的思想融入一爐，互為表理來講，則是理想的康莊大道。
《中庸》、《大學》的總綱與道家思想如出一轍，道家以“道”為本體生髮的生命觀、自然觀、道德觀，在《大學》、《中庸》裡如珍珠一樣閃光。舉一例，《大學》開篇即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一段與禪家修行方法幾無差異，條分縷析地講清楚了抵“道”之途。這時候不說清楚“道”為何物，就沒有辦法說明白這其間的邏輯鏈。
還有《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這是《中庸》的開篇文字，也是綱要，講的也是“道”，但與《大學》不同之處在於：《大學》更多講的是抵道的方法，而《中庸》則偏重論述道之本體。如果沒有道家學識，就根本沒有辦法正確闡述它的要義。
先儒後道，最後儒道貫通。以此方式普及國學教育，很多技術上的難題便可迎刃而解。
勿庸諱言，儒道兩家都有一些不可取的思想。如道家的愚民觀念。
老子說：“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莊子》裡說：“至治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這些都是恨不能將人變成無知無慾、吃飽喝足的動物的典型愚民思想，後世保守學者替賢者諱，將這些語錄另作他解，但白紙黑字，不容置辯。
還有孔子的思想，也不全是精華，糟粕亦不少，根本原因在於他的階級立場。
如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愚民腔調與老莊如出一轍。他對等級制度的近乎偏執也與時人崇尚的平等觀念格格不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還比如這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明明白白地歧視女性，雖然歷代學者們因這句話極力為聖人辯護，這些皆表明孔子並非完人，他也有他的時代侷限性。
哲人非道成肉身，不可能事事正確。但我們不能以偏概全，就像希臘人不會否定蘇格拉底、柏拉圖，法國人不會否定盧梭、伏爾泰一樣，孔孟、老莊的偉大同樣值得國人肯定。我們要繼承的是，儒道兩家弘揚的主流文化，以及這些文化對社會機制的正面引導作用，對建構世道人心所發揮的積極功用。
當下中國學人，對於國學的態度，大多處於兩個極端，要麼全盤否定，要麼照單全收，兩個極端的長期拉扯，不僅耗時耗力，而且讓億萬國民無所適從，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學術態度。孔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怎麼繼承？怎麼糾錯？中國四十年改革都在糾錯，改革本身就是糾錯的過程。只要講真話，敢講實話，我們就能找到解決之途。
我的觀點，釐清精華與糟粕，做好梳理工作。國學能為今人所用的精華居多，少量糟粕大可由傑出的學人挑出來，優缺點分別編輯成冊，交給大眾討論，並向民眾一一做清晰說明。而編輯成冊的圖書，則可以作為普及國學教育的教材。
中國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改革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作為經濟大國，文化大國，必須有道義擔當，文化擔當。但國學教育迄今為止的傳播，並不理想。這就是要求我們的國學專家們，要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文末，想起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的一句話，他這樣說道：“我常常感到，國家亡掉了不可怕，還可以復活，要是國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遠不會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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