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00年——公元前300年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德國哲學家卡爾·西奧多·雅斯貝爾斯認為,這個時代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古印度的文化發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完成了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世界，同時產生了宗教。在這個時代分別誕生了蘇格拉底、耶穌、孔子和釋迦牟尼四位偉大的精神導師。四位偉大的精神導師被尊稱為四大聖哲。
在“軸心時代”還誕生了另外一位沒有被雅斯貝爾斯列入偉大精神導師的思想巨人——老子。
一、老子其人、其書
老子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周朝勢微，諸侯爭霸，戰爭不斷。老子致虛極，守靜篤，集畢生所學，針對時弊，為時而作，完成了洞察世事、洞察人心，超越時空，具有普適價值的偉大著作《道德經》。
有些人將《道德經》、道家和道教混為一談，是不對的。《道德經》是中國古代先秦諸子分家前的著作，道家是一個學派，道教是一個宗教組織，三者不可混為一談。
《道德經》自從問世之日起就產生了巨大影響，兩千餘年歷久彌新。魯迅說：“不讀《老子》一書，就不知中國文化，不知人生真諦”。前德國總理施羅德在電視上呼籲，每個德國家庭買一本《道德經》，以幫助解決人們思想上的困惑。美國科學家威爾杜蘭說：“或許除了《道德經》外，我們將焚燬所有的書籍，而在《道德經》中尋得智慧”——《世界文明歷史》。
《道德經》是一部國家治理哲學專著，涉獵了哲學、數學、生物學、物理學、天文學、政治學、軍事學、外交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知識。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其深刻和深遠的影響。其治國理政的理念、理論、方法和方略至今不失為一面鏡子。
《道德經》被譽為萬經之王，又稱《周書》《老子》《老子經》《五千言》《老子五千文》《上至經》《義經》《道德真經》等等。清代以前《道德經》版本已有100餘種，迄今為止中文校訂已本達三千多種。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在湖北荊門郭店楚墓中出土的戰國竹簡本《道德經》。歷史上流傳最廣的版本是魏晉時期的王弼本《道德經》。王弼本《道德經》又稱通用本《道德經》，分為八十一章。清代魏源認為王弼本《道德經》分為八十一章是錯誤的，重新將《道德經》為六十八章。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初年的帛書本早王弼本400餘年，不分章。《道德經》版本問題是人類文化史上獨有的現象。足見兩千年來人們對《道德經》的重視程度。
二、老子與四位精神導師的比較
老子《道德經》的影響既然如此巨大，為什麼在世界級聖哲——偉大的精神導師（model）中沒有老子？這是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和研究的課題。在此僅從著作、教育目標等方面，將老子與四位聖哲進行比較，分析研究老子《道德經》的文化價值和歷史地位。
（一）著作
《佛經》是釋迦牟尼逝世（公元前484年）後由其弟子整理成書的。
《論語》是孔子逝世（公元前479年）後由其弟子整理成書的。
《對話錄》是蘇格拉底逝世（公元前399年）後由其學生柏拉圖整理成書的。
《聖經》的作者超過40人，各自成文後，口耳相傳，最後集結成書。《聖經》的寫作時間從最早成書的約伯記（約公元前1500年）到最後成書的啟示錄（公元90-96年之間），歷時約1600年。
所以，釋迦牟尼、孔子、蘇格拉底和耶穌生前均無著作。
《道德經》成書於公元前5l6年，早於《佛經》至少32年，早於《論語》至少37年，早於《對話錄》至少117年，早於《聖經》至少606年。老子年長釋迦牟尼6歲，年長孔子20歲。老子與釋迦牟尼和孔子是同時代的人，其學說可能互有影響。老子年長蘇格拉底102歲，年長耶穌567歲。所以，老子的學說有可能會影響到蘇格拉底和耶穌。
人類早於《道德經》的著作都已經失傳。比如，中國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希臘哲學家泰勒斯的作品等等。我們現在看到的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孔子刪、定、贊、修編述的，而非原作，而泰勒斯的作品只能從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瞭解一些端倪。孔子編述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成書都晚於《道德經》。
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出版的《<道德經>三味》證明了《道德經》是一部主題明確、結構完整、邏輯清晰、內容詳實，涉獵了哲學、數學、預測學、政治、軍事、外交等學科知識，在哲學高度講治理，把治理昇華到哲學高度的治理學專著。《道德經》全書分為八篇，各篇之間承接有序，互相呼應，完整無暇，一氣呵成。第一篇無為，闡述無為的定義和內容。無為的概念是治理，是《道德經》的主題。第二篇聖人，講治理者的素質。聖人的概念是治理者。第三篇執道，講借鑑歷史經驗，古為今用。第四篇為和，講治理目標。第五篇修身，講治理者的身心修煉。第六篇濟事，講治理。第七篇宗旨，講為什麼治理。第八篇歸一，是全書的總結。
由此可知，《道德經》是迄今為止，人類能夠見到的最早、最系統、最完整的著作之一。
（二）教育目標
佛教講“普度眾生”，眾生就是大眾。所以，佛教的教育對象是大眾。儒家講“有教無類”，即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教育可以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所以，儒家的教育對象也是大眾。蘇格拉底提倡人人都應該懂得做人的道理，過有道德的生活。教育方式是在公共場合與市民討論各種問題。所以，蘇格拉底的教育對象也是大眾。《聖經》的教育對象是“普羅大眾”，“普羅”是法語普羅列塔利亞的簡稱，意思是無產階級的。所以，《聖經》的教育對象也是大眾。綜上所述，四位聖哲的教育是開啟大眾心智的啟蒙教育、普及教育。教育目標是使大眾成為心智健康、品格高尚的人。
老子《道德經》的教育是精英教育。教育對象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為民（大眾）表率的聖人——精神導師（model）和按照“聖人之治”進行治理的聖人——卓越領導者（leader）。教育目標是使其成為“為無為，則無不治”的聖人——德才兼備的領導者（modelleader）。
成為德才兼備領導者（modelleader）的充分必要條件：
（一）是開啟大眾心智的聖人——精神導師（model），精神導師就是按照“處無為之事”修煉自己，通過“行不言之教”為民（大眾）表率的道德楷模，精神領袖；
（二）是按照“聖人之治”進行治理的聖人——卓越領導者（leader）。
（三）並且能夠實現“無不治”的治理結果。
此三者缺一不可。
三、結論
歷史上，中外名人對老子《道德經》有著極高的評價。這些評價真誠，恰如其分。可謂真知灼見，畫龍點睛，入木三分。
德國明斯特大學赫伯特·曼紐什教授在《中國哲學對西方美學的重要性》中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哲學是我們這個精神世界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公正地說，這個世界的精神孕育者，應當是柏拉圖和老子，以及其它一些人。可惜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哲學著作總是習慣於僅提歐洲古代的一些哲學家，卻忽視了老子的《道德經》，從而很不明智地拒絕了一種對歐洲文化的極為重要的源泉”。
唐貞觀二十一年（647年），玄奘就將《道德經》譯成了梵文，傳入東天竺。日本使者名代，請《老子經》及老子“天尊像”歸國，對日本社會發展產生過影響。從16世紀開始，《道德經》就被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各國文字，據世界教科文組織資料，截至2014年為止，可查到的各種外文版的《道德經》典籍也已有一千多種。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道德經》是除了《聖經》以外被譯成外國文字發佈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一）四大聖哲有四個共同點：
（1）生前均無著作，《佛經》《論語》《對話錄》和《聖經》均由其弟子、學生或後人在其逝世後所作。
（2）教育對象是大眾。
（3）教育目標是使大眾成為心智健康、品格高尚的人。
（4）授教內容是大眾心性修養。
（二）老子與四大聖哲比較：
（1）老子生前著有《道德經》，《道德經》成書早於《佛經》《論語》《對話錄》和《聖經》。
（2）老子《道德經》的教育對象是聖人——精神導師（model）和卓越領導者（leader）。
（3）老子《道德經》的教育目標是成為“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聖人之治”“為無為，則無不治”的聖人——德才兼備領導者（modelleader）。
（4）老子《道德經》的授教內容是“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聖人之治”三個方面九個層次的內容。
所以，《道德經》即是中華文化的基因，也是人類文化的源頭。“無為”的三個方面“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聖人之治”至今不失為領導者個人修養的目標和標準。“為無為，則無不治”的治理思想、理念、方略，對當下國家治理、企業治理仍然具有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可以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鑑。
老子不僅是與四位聖哲並駕齊驅的精神導師；還是德才兼備領導者——聖人之師。所以，雅斯貝爾斯沒有將老子列入偉大的“精神導師”“世界聖哲”的序列是正確的。
正確認識和研究老子《道德經》，不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增強“文化自信”的需要，還是確立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應有地位的需要。不僅具有現實意義和價值，更具有歷史意義和價值。
對老子《道德經》的深入研究學習將是一件改寫世界文化史的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