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掃黃”，古代中國也“掃黃”，且一旦被抓住後果很嚴重

東周時期，齊國上卿管仲在王宮中開設了“內閭”，“內閭”也稱女閭，並且，還一次性從民間挑選了七百名女子充入其中。

那麼，管仲是在為齊桓公挑選宮女嗎？

並非如此，這些女人雖然都是人間尤物，但是，她們的身份比較特殊。管仲從風月場所中挑選出這七百名妓女，於王宮中開設了世界上第一座“官辦妓院”，比西方政治家梭倫開設的“國家妓院”早了幾十年。

當然，官妓最早可追溯到夏桀時期，不過，像這種有固定經營場所的“女閭”，是從管仲之後才有的。據說，因為管仲建立了讓風車女子遮風擋雨的安樂窩，後世的性工作者都將其尊為“祖師爺”。管仲是歷史上有名的賢臣，他開設妓院的初衷，是為了給國家增加財政收入，“以充國用”。

但是，畢竟管仲這種斂財的行為不太清白，所以，時人對此頗多非議。

《戰國策》中出現了這樣的記載：“桓公宮中七市，內閭七百，國人非之。”這裡，所謂的“非之”，即是反對開妓院這件事，時人並不支持這種有組織的合法妓院。由此可見，當時有許多有識之士鄙夷管仲的行為，這或許是我國最早的“禁娼”聲音。

管仲的妓院就這樣在國人的非議中開張了，雖然不少人都鄙視管仲的行為，但“內閭”的生意十分火爆，看樣子當時齊國男人雖然嘴上義正言辭，身體還是比較誠實的。“女性產業”就這樣在管仲的帶動下蓬勃發展。

到了秦漢以後，這個產業便逐漸演化為“樂戶制度”，還衍生出所謂的“青樓文化”。

雖說，古代中國的青樓文化融入了民俗文化，但是，兩千年來朝廷有關禁娼的呼聲從未斷絕，民間更是對娼妓制度深惡痛疾。

別看有那麼多風流士子出入於花街柳巷，更多的老百姓對做妓女和嫖娼行為嗤之以鼻，畢竟，娼妓制度破壞了無數和睦的家庭。所以，老百姓常用“浪蕩子”或“賤人”，甚至，用比之更粗俗的語言，來責罵或詛咒進行骯髒交易的男女雙方。

通過口誅筆伐來抵制這種行為，這算是一種“輿論禁娼”。但是“輿論禁娼”只是民間自發的抵制，沒有朝廷法令的支持，所以，還是比較乏力的。針對老百姓禁娼的呼聲，本著引導社會風氣、規正倫理秩序、約束官僚行為的需要，朝廷不得不從政策上對娼妓進行限制。

於是，也就有了“法律禁娼”。

雖然，“法律禁娼”的執行過程與現在的“掃黃”差不多，但是，朝廷的目的是“限制”而非“根治”。

我國古代娼妓的“經營模式”相當複雜，其中，就包括了皇親國戚專屬的宮妓、為官僚服務的官妓、在軍營中的軍妓、富貴人家養的家妓、仗著官府背景從事經營的私娼、躲在角落裡經營的暗娼。起初，這些妓女的出身都帶有奴隸的性質，到了後來，賣淫的娼妓以喪偶的寡婦、罪人的女兒、主動從事皮肉生意的賣身女為主。

那麼，朝廷限制的是什麼呢？

主要是“逼良為娼”，從准入機制上入手，防止良女被拐入妓院，避免國民道德素質敗壞。打個比方來說，《大明律》中有一條明文規定：“凡娼優樂人買良人子女為娼優，杖一百，屢犯者，流放或處死。”這就是一條從准入機制上控制娼妓來源的法令。

單從經營者入手，肯定不會取得顯著的效果，對此古代統治者還制定了一些針對需求者性消費行為的法令。例如：社會責任重大的官員禁止嫖娼。宋仁宗時期有這樣一條規定，負責分管刑獄的大小官吏，一律禁止“赴妓樂”。宋神宗即位後，又將這項規定擴大到整個監司範圍，所有監察大臣一律禁止出入風月場所。

不過，考慮到大臣們的生理需要，每年在宋神宗過生日這一天，會臨時開放這一政策。所以，每逢“聖日”，京城便會出現這樣的場面，大大小小的官員勾肩搭背，在花街柳巷中流連忘返，青樓滿座，女性工作者們樂得合不攏嘴。時人的詩句中，就有提到“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鍾猶是春”，說的就是“聖日”這一天的情形。

在歷朝歷代中，女性產業最發達的莫過於唐朝，當時，從事皮肉生意的妓女個人素質非常高。朝廷正式確立了“官妓制度”，從法律上認同女性工作者的地位，並將娼妓視作合法產業。當時，朝廷開設的“教坊”就是一種官設妓院。朝廷將所有長安娼妓統一收容到教坊中，統一管理。所有從事這種生意的女人必須到教坊報道，登記註冊。

甚至，為了規範行業標準，教坊還為娼妓提供培訓。例如：有音樂天賦的妓女會被訓練成樂妓，聲音甜美的會擔任歌妓，身段妖嬈的發展成舞妓，酒量較好的則成為侑酒的飲妓。正因為唐朝的妓女專業性強，每個都有才藝傍身，所以，唐朝文人的風流詩句中經常會出現風塵女子的影子。唐朝的官妓制度對後世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直到明朝這種制度才被朝廷取締。

我國曆史上的禁娼運動以明朝為分界線，在明朝以後呈現一種嶄新的趨勢。

實際上，明初朝廷並不禁娼。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非常體諒勞苦大眾，他亦希望處於社會底層的娼妓能夠獲得更好的待遇。朱元璋以唐、宋兩朝的官妓制度為基礎，將“教坊”升級成更加完善的“教坊司”。

根據明朝文人留下的《蓉城詩話》來看，朱元璋在南京城中開設了不少妓院，單聚寶門附近就有十四家妓院。在建國之初，這些妓院中的女性工作者很少，朱元璋便將全國各地從事皮肉生意的妓女全部召入京城，讓她們在官設妓院中工作。

因為，朱元璋的大力支持，逢迎朱元璋的文武大臣自然要做出表率，在此期間的女性產業帶動了大明王朝的“內需”。在達官顯貴的聚會中隨處可見妓女的身影，公務應酬也允許官員請飲妓助興。

不過，官妓的蓬勃發展很快便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老百姓對“禁娼”的呼聲越來越高。明宣宗即位後，尊重了百姓的意願，取締了官妓，由此，展開了一段“禁娼運動”。然而，當時的社會風氣並未因此好轉。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被遣散的女性工作者失去了生計，來到私人妓院中謀生。雖說，官妓衰落，但是，私妓卻愈發“繁榮昌盛”。畢竟，朱瞻基的政令只是限制了官設妓院，對土豪們蓄養的家妓以及自由經營的女性工作者並無限制。當時全國各地出現大量“私窠子”，女性工作者只增無減。

由此可見，朱瞻基只是考慮到“官場風氣”，並未關注“社會風氣”，由娼妓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依舊嚴重。妓女“由官轉私”的現象持續到明朝末期，明末的性產業盛況空前。崇禎年間，南京秦淮河兩岸妓院酒樓林立，河面上飄著數不清的畫舫。

可以說，當時的風流雅士在閒聊時一提到秦淮河，便會不約而同地會心一笑，秦淮河兩岸已成為明末清初規模最大的“紅燈區”，亦是全國女性產業的中心。

與明朝相比，清朝的禁娼力度更大，不過，清廷禁娼之初實行的政策反反覆覆。清初沿襲了前朝洪武年間的娼妓制度，在京城開設了“教坊司”。不過，順治帝很快便意識到官妓制度的弊端，先後兩次展開了禁娼運動。

1651年，順治下令教坊停止招收新的從業人員，邁出了禁娼的第一步。

1659年，順治帝裁革女樂，在皇宮舉辦典禮時，由太監取代樂工。

康熙登基後，不但繼承了順治的禁娼政策，還加大了禁娼的力度，將禁娼的範圍延伸到私娼。1680年，康熙將禁止私娼收錄到律例中，規定：“夥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

1811年，嘉慶復令重申禁娼，並在康熙禁娼令的基礎上，再添新規：“京城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雖說，朝廷的禁娼運動聲勢浩大，從表面上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並不能徹底禁絕娼妓。

這裡，我們就以揚州為例，當時的性工作者們以“私窠子”、“半月門”、“揚濱”、“船孃”的形式繼續經營，每當聽說朝廷要進行“掃黃”，他們就會在短時間內蟄伏起來。從《揚州鼓吹詞》的開篇中我們能看到這樣的記載：“一逢禁令，轍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由此可見，清朝的禁娼制度實屬“雷聲大雨點小”，民間女性產業依舊發達。

在咸豐登基後，奕詝對禁娼毫不關心，導致京城各式各樣的妓院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頭。清朝末年，由管仲開創的性產業迎來了最後的輝煌，當時全國各地有幾十個規模不等的“紅燈區”，例如：黃浦江上的“十里洋場”、京城的“八大胡同”等。

古代統治者的禁娼，始終在“禁”與“不禁”中搖擺不定。最終，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禁娼終於成了現實。

但即便是這樣，放眼城市的街景，在燈紅酒綠、雕樑畫棟的背後，總是湧動著的是不可扼止的慾望。所不同的是，古代的青樓是公開的，而現在的青樓是變相的，也許就藏在那些裝潢豔麗的洗浴中心、歌舞廳、髮廊等等場所的裡面。

這種社會現實的頑強存在，就在一點點地腐蝕和瓦解社會的道德精神世界。

參考資料：

【《史記·卷六十二·管晏列傳》、《戰國策》、《大明律》、《蓉城詩話》、《揚州鼓吹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