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唱歌的“痴人”，面對爭議，她越挫越勇，在這些年成為電視節目的“當紅炸子雞”；她不排斥在電視上扮醜、扮怪、PK，她覺得只要能傳播她的音樂，就是值得的。

她是龔琳娜。

東方君在拿到樣書，翻閱龔琳娜專訪的這章之前，除了那首著名的“神曲”，對她瞭解並不多。這本書中的她，顯然跟被網民群嘲的那個“神曲教母”不同。東方君好奇地去翻了她的微博，那裡沒有磨皮自拍，沒有文藝雞湯或譁眾取寵的造作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對龔琳娜的印象，東方君會說——

這是一個在認真生活的人。

1

這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也是一個心裡裝滿了故事的女人。說到艱難處，她潸然淚下，卻剋制著情緒，用手指抹掉眼淚，轉瞬說到了高興處，立時神采飛揚，對我們“咿咿呀呀”哼唱起她最近悟到的歌唱心得。唱歌時眼睛瞪得又圓又大，舞臺上的妝容怪異、有趣，表演格外放得開。當她脫下舞臺上的“戰袍”，換上瑜伽服坐在沙發上與我們聊天時，眼裡退去了凌厲，簡直是兩副完全不同的臉孔。生活中的龔琳娜眼角含笑，十分溫和，只有在憤憤不平時，才會瞪大眼睛，翻個漂亮的白眼。

龔琳娜和丈夫、知名作曲家老鑼的工作室位於奧林匹克森林公園附近一處小區，那裡入住率不高，他們在一層，十分幽靜。屋內陳設古色古香，木板凳彎曲不平，舊櫃子上放著一塊苗族風情的長布，牆角處矮木櫃上放著一塊南方農村的木窗櫺，菱花圖案含四方形和菱形，較為少見。木窗櫺旁邊還豎立著一架印有“高山流水”四字的古箏。

“都是老鑼從四處淘來的寶貝，他非常珍愛。你們真該和老鑼也聊聊，他在商業方面的思考非常多。”一位工作人員對我們介紹，目前龔鑼工作室處於小團隊獨立自主的狀態，全職員工並不多，“龔老師沒有經紀人，我以前是一名化妝師，後來才轉為全職，現在也幫著打理一些宣傳上的事情。”

這是一個到處都是忽悠的時代，在龔琳娜看來，真正在踏實做事的人卻步履維艱。龔琳娜已經成名，她和老鑼也算同時在娛樂圈和音樂圈“撲騰”出一定地位的名人。即使這樣，龔琳娜也在感嘆“經濟壓力”，回國這6年，夫妻倆一路走來摸爬滾打，沒遇到能做藝術管理的經紀公司，也沒遇到一位懂“商業”又有“情懷”的經紀人。

龔琳娜是一位藝術家，她痴迷的是如何唱好歌，如何做好音樂，在藝術與商業之間，她疲於奔命，並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去平衡。龔琳娜曾天真地提出或許資本能幫她搭建起一支懂商業懂執行的團隊。畢竟，她有名氣、有資源、懂音樂，缺的只是管理團隊。

2016年5月，龔琳娜在北京連續辦了三場《愛·五行》音樂會，票賣光成本也收不回來，她去找贊助商，也沒有贊助商願意贊助藝術，所以到了第三場她乾脆做了公益演出，讓不能進入劇場的小朋友進來看。

前一段時間，龔琳娜見了很多資本方，但同樣的困難讓她處處碰壁，她是藝術家，並不懂得如何與資本的回報率打交道，她不懂商業計劃書，諮詢了很多朋友，一些懂行的朋友寫出來的BP卻不是“她”，她很苦惱、無措卻也無可奈何。

見過龔琳娜的人經常會被她身上那股子生命力和嗓門給震到，或許正是這股力量讓她在困頓中也能保持勃勃生機，突破人為設置的各種框框，找到自我。如今，她家庭幸福，在從“小我”到“大我”的思考中，她更是充滿了戰鬥力：要讓中國新音樂走出去……

2

我明白了，我們文化的根是中國音樂，我們做的新藝術音樂就一定要受到中國觀眾的認可。我們走出去了，我現在要走回來，得到中國最廣大觀眾認可的時候，我們才可以再走出去。老鑼說靠外國人欣賞的時候該過去了，中國人要熱愛自己（的文化），這樣才能代表中國。

我們不懂商業，2002年的市場不像今天，那時沒有網絡、沒有融資、沒有所有的這種投資藝術。我們在國內找不到舞臺，找不到藝術經紀人，沒辦法去把我們的東西展現出來，不得不離開中國。

2002年7月份，我應老鑼的邀請去德國參加了一個音樂節，只有三天的音樂節卻讓我眼界一下子打開了，這終於讓我當時下定決心組建了五行樂隊，後來我們樂隊在德國做了三場音樂會，都是老鑼在安排。第一場音樂會在Ingolstadt，是一個音樂酒吧，老鑼聯繫了在巴伐利亞廣播電臺的朋友，他們答應來錄製這場音樂會，這樣這場音樂會就有一些固定收入了。第二場音樂會在法蘭克福，可以拿到一些固定的演出費用，可惜500人的場地只來了80多個人。第三場我們就只能靠賣票了，來了150多個人，還挺成功。三場音樂會做完了，也沒有什麼收入，也沒有贊助商。2003年，五行樂隊又去參加紐倫堡的夏天音樂節舉辦專場演出，臺下9個觀眾要演滿90分鐘，那個時候我明白了，可能人家真的對中國音樂沒什麼興趣。

和唱歌需要突破一樣，樂隊也需要突破，我們樂隊在紐倫堡和斯洛文尼亞演出之後，老鑼跟我說：“你該給我們在中國聯繫演出了。”我的天哪！我原來永遠都是團裡給安排好的，而現在我要自己去聯繫演出，變成製作人，自己搭臺了。

那時候真的覺得很難，同時我也開始思考商業和藝術的關係，因為我已經不光是在唱歌了嘛。我做任何事情都得想明白。當時我也跟老鑼交流，他說：“我們要有商業化，因為商業化了才能發展。有了錢，有了基礎，才可以選擇。”那次的演出最後談成了，第一次體會當經紀人的感覺，那個時候我明白了，以後再聯繫演出，我需要從頭到尾考慮這些事。

五行樂隊迎來了成長的一年，甚至被世界音樂博覽會WOMEX選中。WOMEX是總部設在柏林的一個國際化的世界音樂項目，2002年老鑼就給WOMEX送過我們的資料，但那年我們沒被選上。2004年，我們很幸運地被選上了，但是組委會只負責食宿，所有的路費需要自己出。幾萬元的路費呢，後來貴州畢節地委宣傳部出錢給我們安排了一次演出。給了我們幾萬塊錢演出費用，正好夠去德國的路費。

沒想到的是，在WOMEX演完之後，我們幾乎沒有收到一個邀請。而且來看音樂會的人特別少，對我來說，這也是一個轉折和失敗點。我們在WOMEX的演出並沒有獲得期望中的機遇，五行樂隊就卡那了。

2004年以後，我和老鑼重新開始，回到歐洲做小小的音樂會，在這段時間裡，我無數次站在小小的舞臺上，與觀眾近在咫尺。在德國，老鑼本身有自己的經紀人，經紀人會給你推薦到各個音樂節，或者是每一座城市的固定音樂會，你就在各種各樣的小型音樂會裡演出，所謂小，有的時候觀眾只有20多人，多一點就50個人，最多就80人，那種環境是適合我們音樂的。

剛開始其實是老鑼的獨奏音樂會，德國的經紀人給他聯繫的。當時老鑼的收入就是靠這個，他去彈琴，做一場一場的專場音樂會，要演90分鐘。後來我唱，老鑼彈琴，就兩個人，沒有別的樂器，也沒有豪華的舞臺。

在這之前，我沒有（小場地演出的）經驗。因為中國小型音樂會特別少，我（民歌）沒有上小舞臺的機會。而在西方，這種音樂會很普遍。過去西方的室內樂就是這種方式，現在歐洲沒有貴族的概念了，但是這種小音樂會保持了下來，在每個城市、每個村鎮都會經常舉辦小型音樂會。我們當時的收入就是靠這種小型音樂會。

但是慢慢地，我們就覺得這個舞臺不夠大，我們想進入更寬更大，更注重藝術的音樂環境裡演出。不是說你唱得好不好，我們都請你，因為他們需要中國的特色。現在中國的民謠音樂節，不管你唱得好不好，反正我們現在需要節目，那麼當時我們也是因為人家需要中國的音樂那我們就去。我就發現在世界音樂的環境裡，並不是第一重視藝術，而是重視特色。

所以我們想進入更高雅的環境，高雅的意思是說更注重藝術性。當時在歐洲更注重藝術的環境就是音樂廳。但是當時進入音樂廳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沒有經紀人，因為德國的經紀人只能幫我們聯繫這種小小的音樂會，國外往上的話會有更高層的經紀人，再高層一些的經紀公司他們只管理古典音樂。

沒有經紀公司願意幫助我，因為他們覺得你是中國人，你就應該放在那個世界音樂的環境裡。古典音樂廳裡演的要麼就是貝多芬、莫扎特這種已經去世了的大師，要麼就是那些音樂學院的教授，就沒有我們的機會了。而別人覺得中國音樂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不瞭解，所以他們聽都沒聽你的音樂就把你排斥在外。所以那個時候到我們只能靠自己整理資料遞資料，沒有經紀人了，一切都自己聯繫。

我想說的是，如果有一個好的藝術經紀公司，他們把這些東西溝通好，就不再存在這些問題，經紀公司會去幫你找到合適的合作。但是我們非常辛苦，因為我們為了能夠“上”到被人尊重的藝術環境，在歐洲遇到了挫折，發現歐洲上層的音樂環境沒有給中國音樂空間。

2009年的時候，我們得到一個機會，因為2010年世博會在上海開，這對中國來說是一件大事。葡萄牙政府就邀請我們和他們的吉他大師合作，做一臺節目放到上海世博會。老鑼分別給葡萄牙的歌手和我還有吉他大師，寫了一套的專場。然後又到了北京中山音樂廳演，到了深圳保利劇院演，又到了澳門的音樂廳演，就很受歡迎。

那一次是我2002年選擇做新音樂以來，正兒八經專場走進中國的音樂廳。2010年是我和老鑼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裡的演出對我們的事業有著非常大的影響。

那時候我明白了，我們文化的根是中國音樂，我們做的新藝術音樂就一定要受到中國觀眾的認可。我們走出去了，我現在要走回來，得到中國廣大觀眾認可的時候，我們才可以再走出去。因為我們不是靠外國人多欣賞我，老鑼說這個時代該過去了，中國人要熱愛自己（的文化），這樣才能代表中國。

3

我這幾年在娛樂環境裡看到的現象，比如我的同行，你能不能每天練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唱歌？哪個人不是早上都在睡覺，中午以後再起床？我看到的就是怪不得原來很有水平的人現在都唱不了，沒有老，就是不用功，不練了，但還可以賺錢啊，還可以坐在那高高在上地當評委，要換我都害臊，什麼新作品都沒有出來，連演唱會一年都搞不了一個，我還在這當評委去說人家。

娛樂要有度，不管怎麼樣，你都不要改變自己的初心。我們現在面對電視節目就是，如果是跟音樂相關的內容我就做，如果可以賺錢，但要耗太多力量跟音樂也沒有什麼關係，那我們就可以迴避。

如果說我個人，我更願意住在森林裡過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不需要去做什麼明星，因為對我來說每一次在舞臺上唱好音樂的時候，那一分鐘就是最幸福時候，而不是你拿到多少錢出多大名，被多少人追捧。你被人追捧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你會丟掉自己，我們之所以能夠願意留在這，還要跟各種勢力去抗爭，是因為如果說我們這些人都不能在北京活下去，那整個市場就被那些忽悠的和短淺的事情佔領了。

我希望能夠把藝術教育和公益合為一體來做。就像我這次做音樂會，我做了藝術，但是我又把孩子們請來，跟他們一起上臺唱了歌，那麼公益同時也做了。我做“聲音行動”的研發，我會做成商業的模式，比如說肯定會有各種各樣的教育培訓機構，或者是學校會用我的這個教學法去教，這都可以。

我每個星期一都在小區教這些老頭老太太合唱團唱歌，但是我一個人做不了那麼多事，我最重要的是要把這個“教學系統”弄出來，怎麼教，然後老鑼要把這些曲弄出來。民間合唱團自然和聲不會由我來做，民間合唱團是靠野生的，但是我認為兒童合唱團比較重要。因為只有孩子從小唱這個，中國音樂才能夠傳下去，所以我覺得要做這樣的事情，必須研發出這樣的一套能夠推廣的教學法，不能每一個培訓中心就拿這個模式純粹去賺錢了，我希望他們一定要做公益，這就是條件。我們也可以培養童聲合唱團，然後培養出更多唱歌好的（流行）組合。

我覺得國家要支持這樣的研發項目，教育培訓的項目我可以自己來做，因為教育本來是可以盈利的。但是我認為國家最需要的是自己的代表作品——藝術類的作品。這麼多學民樂的人，沒有一支民樂樂團是高級的，就是因為你沒有文化自信啊！

為什麼我從小就有自信心？就是因為文化——我會唱那些歌你不會，我一唱你就會覺得自己是發光的，那我可不就有自信了嗎？所以我認為只有文化能給一個民族帶來真正的自信，而不是錢。

全世界的華人都沒有自信心。國外文化圈不是你從耶魯讀書出來就可以融入的，（很多人）不懂你的魅力其實來自於自身文化的獨特性。我們家就是以中國文化為主的，我老公愛的是中國文化，我們家請人吃飯都是吃紅燒肉，炒土豆絲，喝功夫茶，所有的鄰居對我的文化都很有興趣，所以我婆婆公公也以我為自豪，他們也喝功夫茶。

本文節選自《春歌叢臺上：對話33位音樂人》一書，有刪減，更多內容請查閱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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