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鬆：我二叔是老三屆，作為知青去了寧夏永寧縣，在那裡遇到一個美麗的姑娘，兩人很快戀愛了。有一天，我二叔閒不住的一個人，於是就拿各種手頭僅有能找到的元器件做一個收音機，然後兩個人在那聽收音機。
寧夏那個地方離蘇聯就比較近了，結果那個收音機就收到了蘇聯電臺。那個時候wen ge時期，如果你敢聽蘇聯電臺，蘇修美帝都是我們的敵人，你要敢聽美國之音，立刻被抓起來，你就是特務。也可能確實那個電臺裡是有暗號的，我也不知道，反正長輩跟我講說不能聽敵臺，因為敵臺會有暗號。總之他們收到了蘇聯電臺，兩人都嚇壞了，兩個小孩你想十幾歲，趕緊關了，不敢聽了。結果這一天，我二叔辭別了這位姑娘，還沒走到自己村子就聽說村裡出事了。人家來抓蘇聯間諜，他就嚇壞了，他想那就是我啊。誰能知道這個事，誰知道我偷聽到了蘇聯電臺，但是肯定是被告密了，於是嚇得沒敢回村就跑了。然後什麼行李都沒有，就是一雙白手套跟一根黑管，從寧夏永寧縣自己就逃亡了。
大家知道那個年代控制之緊，知青回城是要被抓起來的。那時候戶口、糧票是你的所有東西的緊箍咒，你沒有戶口沒有糧票是寸步難行，你是活不了的。出差到北京你要拿自己的杭州糧票去申請，由單位給你寫介紹信，說要去北京出差三天，拿三斤杭州糧票換三斤全國糧票，才能離開杭州到北京或者上海去出差，才能吃著飯。在那樣的情況下，他能怎麼逃亡，逃亡沒多久就被收容了。收容的時候還碰見一個you派，1957年就已經關起來了，那是一個知識分子。57年到那個時候已經過了十多年了，那時候差不多是1968年、1969年了，他也是越獄逃出來的。然後兩個人在收容的地方，you派給他講說，你這麼逃是沒有用的，我告訴你在東北大興安嶺深處有一個麻風病人的村子，但是我已經打聽好了，那個村子裡其實有很多是逃犯，對外說是麻風病，這樣別人不敢來。他說我就打算逃到那兒去，要不然你就跟我一起去，否則天下之大你無處可逃。
我二叔就說不行不行，我不能去，我害怕，我想回家，最後他就拿那個黑管賄賂了看守。我二叔長得很帥，游泳也很好，曾經在長江邊上當了半年的救生員，然後一路就是打點零工，有的時候就討飯，走了一年之久走回到杭州。因為他是逃回來的知青這是一個大事，當然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怎麼辦呢，就在我們家大院子裡挖一個地窖，藏在那裡。沒有工作只好撿破爛、撿廢鐵，結果賣破爛的時候在垃圾站看到好多貝多芬的唱片，他就特心疼，說多好的唱片那我收了吧，就用廢鐵換了一堆貝多芬的唱片。然後自己偷偷摸摸在那兒聽，還曾經組織過舞會。結果過了沒多久又傳來消息說，現在突然出現了一個叫貝多芬fan dang集團，要抓人，結果把他嚇得又開始逃亡。
這回逃亡就不知道去哪了，就想起大興安嶺的麻風病村子，於是就長途跋涉往大興安嶺走。在路上他就開始思考是誰告的密：我做了一個收音機搜到蘇聯電臺，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弄了幾張貝多芬唱片，開個舞會，怎麼就會被人知道？其實那時候他精神上已經有問題，就開始怎麼想怎麼覺得他們有一種儀器，能接收人的腦電波。於是他就開始避開所有人群自己走，到餓的時候沒辦法，走到有人的地方他就拿一個鐵鍋扣在自己頭上。這是真事，編劇絕對編不出來這種細節。為什麼扣一個鐵鍋，因為他無線電好，他知道這個鐵鍋屏蔽信號，這樣能屏蔽他的腦電波不會被人接收到。所以一見到人就扣著鐵鍋，沒人的時候用這鐵鍋做點飯。還真的讓他找到了這個大興安嶺的麻風病村。
我長大以後從我們家一個朋友那裡聽到他也去過這個村子，所以這個村子住了一些逃犯這件事看來是真的，因為我從兩個地方聽到真實的口述歷史。我二叔就在那個村子躲了一些年，主要的工作除了生存，就是大家寫申訴材料。我二叔就寫他這兩個案子，直到有天傳來消息說可以回城了，於是特別高興就趕回杭州，排大隊去平反，無數人在那兒排著隊去遞交自己的申訴材料。結果一查，最可笑的事情發生了，當年寧夏的間諜案根本抓的不是他，是另外有人而且已經平反了。那個貝多芬集團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抓的是杭州交響樂團的一個指揮以及那個指揮周圍的一幫人。兩件事都跟他一丁點關係沒有。他完全是出於恐懼自己逃亡了十年。結果人家平反還能補發工資，還能恢復名譽等等，結果他呢根本沒人迫害你啊，就什麼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