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張軍
口述丨趙金樓
高考改變了我的人生，而不是人生觀
1975年剛剛開學，任課語文兼班主任的張興城老師召集高三應屆生開會。會議傳達了教育部門的指示精神，告知我們高三學生不再繼續受課，將分設拖拉機班、電工班和文藝班，面向農村需要大家自選分班，必須學習和掌握一門農村實用技能。
我是被班主任安排到文藝班的，任務比較簡單，排練大合唱、演“三句半”和跳“忠字舞”等節目，手握毛主席語錄到農村田間地頭宣傳和演出。高三上了不到半年就畢業了，三角函數等知識還是高考前自學的。
那一年國家已經不再硬性要求下鄉，所以舊社會國高畢業的父親安排好讓我去當鐵路電工，在那個時代屬於相當不錯的工作。但是到了6月份畢業季，我還是堅定選擇了插隊落戶當知青。我要獨立走路，自立苦煉。
這受母親的影響較大，她要求我們8歲以後凡是自己能做之事都要獨立去做，所以我從小就學會了縫補衣裳。
離校下鄉的場面歷歷在目，我們兩男三女同學胸帶紅花坐在馬車上，師生們敲鑼打鼓，夾道歡送，好熱鬧好激動啊！但是父母都沒到場，也沒有給我準備被褥，他們對我是失望的。
過去農村生活實在太艱苦了。青年點就是制瓦房西側一間屋，一個大土炕，中間木隔斷，外邊住兩男生，裡邊住三女生，土炕還要自己燒。如何吃飯是首要解決的問題，最後商定由同學黃金華做飯，工分大家均攤。
青年點旁邊是公用廁所，熱氣騰騰的饅頭一上桌，蒼蠅落一層。日製炮彈殼做的鐘就掛在青年點旁，特別響，隊長一敲，心都要跳出來！
夏天鏟地忙季，我們早上兩點半起床， 三點半必須出村到地，否則扣工分。黃金華頭一天夜裡11點半起床做飯，第二天早上兩點把麵食和鹹菜用報紙打包好，每人一份放在桌上，她就去睡覺了。黃金華做的飯菜十分可口，特別是饅頭，好吃得不行。前年不幸患癌症去世，大家都非常想念她。
我們夾著紙包，扛著鋤頭，幾乎是邊走邊睡。大雨澆個透，冰雹手捂頭，因為路遠曠野，只能忍受。北方農村蚊子特多，抽菸惡習就是這麼學會的。
有一次拉小麥，由於女生無力絞緊繩索，只好幫忙，當我幫助第二個同學時，突然感到天黑一片，隨之倒下，被緊急送到了大隊衛生所，第一次知道這是中暑了。
在地裡割茅草的北大荒知青。圖片與文中人物無關。攝影/翁乃強
北方寒冬，零下30多度，“煙炮”颳得睜不開眼，但也要到野外刨糞積肥。春種、夏除、秋割、冬送，我樣樣都幹過，留下傷疤刀痕無數，下鄉使我養成了不畏艱難的性格。從未向父母要過錢，年終工分分紅還能給家裡一百多元錢，在當時也算不少。
我是高中入的黨，又是青年點隊長，屬於“根紅苗正”，不久被選調到縣“基本路線教育工隊（基教隊）”。當時農村條件很差，幾個人蓋一床被子。
基教隊有嚴格的“三同”要求，同吃同住同勞動，因此我對農民有基本的瞭解。這種艱苦生活對於農民來說是終生的，但是他們仍然樂觀、勤勞、樂於助人。農民到了過年才肯殺頭豬吃到肉，但是常請我們到家吃“殺豬菜”，嘮家常，平時幹活幫助知青接壟是常事。這種真誠關愛難忘至今，也使我受益終生。
坎坷高考路
1977年9月，小道消息說要恢復高考了，大家都很興奮並準備迎戰。到了10月，正式聽到恢復高考的廣播通知，我們5位知青開始挑燈夜戰。大家齊努力，好不容易才湊齊了教材，但實情是你問我，我問你，都不會啊！高三差半年，基礎又不好，加之忘得差不多啦，無奈只好回校求助老師。
那個年代風氣真好！老師聽說我們要參加高考，比我們還高興，無論何時何地，隨到隨問，百問不煩，甚至幫我解題。他們好像無私幫助還不夠似的，有時還留我們吃住在家，指導到深夜。
後來，我回去看望老師多次，但還是感覺做得不夠。當時自己非常著急，需要補的基礎知識太多了，真的是拼了，一週不上炕，困了就趴在桌上睡，醒了再學。
誰都不知道如何填報志願，只好“自力更生”。午夜雖靜，我卻煩躁不安，走來走去，舉棋不定。昏暗的燈光照著牆壁上僅有的一張全國地圖，我凝視著它，漸漸有了思路：第一志願報雲南農業大學園林專業。那時幼稚的想法就是兩省距離遙遠且又是農科，苦難的知青不會再願意到遙遠的地方讀農科，這樣基礎較差的我或許有望。
考場設在縣城，大家只好步行八里，再乘火車，提前一天住在縣招待所。考物理那天早飯後，我照例在走廊上背記動量守恆定律公式，太投入了。
忽然，我看了一眼借來的手錶，不好，已經開考10分鐘！我推門撒腿就跑，那真是拼了命。正值北方的12月下旬，寒風凜冽，雪花飛舞，竟然跑得我頭上直冒熱氣。虧我年華二十，加之天賦短跑，只晚了20多分鐘。
監考老師看著滿頭大汗的我，狠狠地說，“你怎麼才來！”，但沒攔我。我跑得已經說不出話了，不顧一切地徑直奔向我的座位。此時的我，張著大嘴，喘著大氣，心如敲鼓，手直髮抖，連筆都握不住了，身心好久才平靜下來。
1978年的高考考場。圖片與文中人物無關。攝影/翁乃強
結果，解題步驟沒寫全，還有一道力學題沒做完。無疑，物理考得最糟。但我真的很感謝他，很遺憾不知道這位監考老師的名字。那年黑龍江省高考作文題目是《每當我唱起“東方紅”》。據班主任講，高考作文滿分30，我得了29分，這得益於初中時看過劉厚明撰寫的《如何寫作文》一書。
高考失利，情緒低落到極點。有一天，同學捎信說，班主任找我有事。我低著頭，邁進了老師的家門，還沒等我開口，班主任就說：“金樓，有件事現在才告訴你。你是咱校高中階段唯一的預備黨員，我認為你第一志願填報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更合適。因此，我改了你的第一志願，也希望你能理解老師的期望。”
聽完此話，我真是欲哭無淚。心想，完了！我的求學生涯可算被您斷送了。此時此刻，填報志願前師生們議論該校的情景又浮現在我的眼前。招生簡章上的“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哈軍工）”幾個字樣至今還浮現眼前。
老師說，哈船院前身就是哈軍工，是國內知名省內最好的重點院校。該校政審嚴，分數高，許多我們國家領導人的子女都曾就讀過該校，是優秀青年人嚮往的院校。原本填報園林植物專業就是一個或許，如今物理考試的不幸，加之志願的提升，使得自己認定大學希望徹底破滅了。
沒過兩天，我的一顆切牙就疼了起來，側臉腫得老高，像個饅頭。我仰望著群星燦爛的天空，問老天為何對我如此不公，不讓我讀完高三，高考為何偏我遲到？我不是唯心主義者，但卻企盼奇蹟的發生，期盼老天再給我一次機會。
1978年2月初，郵遞員老遠見到我就喊，“金樓，金樓，你的掛號！”我急忙跑過去，一看是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寄來的。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刻反而有點不敢拆信了，生怕再發生什麼意外。
這是一張再普通不過的入學錄取通知書了，大約只有A4紙的1/3，上面清晰的寫道“趙金樓同學：你已被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哈軍工）動力工程系內燃機專業錄取”。白紙黑字，但我還是又看了一遍。沒錯！我高喊起來，“錄取了，錄取了！”連蹦帶跳，忘了說聲謝謝，忘了一切。
大學歲月
77級入學最特殊，三月初開學。我二月下旬啟程，坐了一夜硬座，記得是早上5點多鐘下的火車。當時哈爾濱零下三十多度，我戴著狗皮帽子，穿著一件黑色夾克，棉花都漏了出來。揹著行李，帶著碗筷，獨自坐公交來到了學校。
報道之後，王指導員找我簡單交談了幾句，任命我擔任了77-311班班長，一直連任四年，這很少見。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最小的不足18歲，最大的四川老吳當時是帶著兩個孩子報道的，年齡相差近20歲。
文章作者趙金樓。
那時候上大學不收費，助學補助分等級，我拿的是一等，每月19.5元，學校裡的一切開銷，教材、牙膏、伙食……都得從這裡出。伙食很差，最貴的菜也就八分錢，白菜清水裡面搞點肥油，能見到一兩片肥肉就非常不錯了。
也不是你想買什麼就能買，買飯除了給錢還得給糧票。男同學一個月是32斤，根本不夠吃，吃完了就得餓著，所以得省著用。這32斤裡面只有四斤是細糧，其餘全部是粗糧，像南方的學生就受不了它那大碴子，窩窩頭，同學們都長得很“苗條”，見不到胖子。
大家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都想多學點科學知識，十分刻苦，我覺得這四年就是苦心學習，人人都一樣。同學們手持卡片是一道亮景，卡片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漢字。
31號海軍樓有固定的輔導室，也是四年大家學習的地方，中午大都趴在桌子上休息。同學們從31號樓回到宿舍14號樓大都獨立而行，買飯排隊長達十幾米，都是低著頭背單詞，非常專注。有些同學“吃書”，買本小英語詞典，背會一頁撕一頁，然後再買一本再撕，現在我看不到此景了。當時那麼厚的蘇聯吉米多維奇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同學們至少做一遍。
在那個年代，大家生活簡潔，事也很少。記得只學過政治經濟學和中國革命史，沒有現在這麼多的政治課程，學時主要用在專業科學知識上。下午跟晚上從沒上過課，只有上午有課，其餘時間都去圖書館借書，再回輔導室自習。
哈船院實行軍事化管理，無論冬夏，6點吹軍號，10分鐘後要列隊點名，跑步千米。定置化管理也是學校一大特色，四年飯桌固定，輔導室固定，座位固定，作為班長曾為同學調座位傷過腦筋。
軍工的學生管理是出了名的嚴格，大學絕對不允許談戀愛的，一旦被發現同時開除，基本沒有商量的餘地。因此，男女雙行看不到，一男兩女或兩男一女倒是允許。回想起來，倒也有好處，養成了守紀律、做事有規矩的習慣。當年哈船院77級招生總數才600多人，女生不足10%，導彈系全是男生。
當時調皮搗蛋的同學見不到，但是維權意識很強。食堂的飯做得不好了，少斤短兩了，為此同學們貼過大字報，畫過漫畫，罷過餐。有件事給我的記憶最深，在大一下學期，有位50多歲的老教師人很好，但是剛農村下放從教，講偏微分方程，有時講錯，有時習題不會解了，很尷尬，開始同學們還上講臺幫助解題，後來聯名上書炒了他魷魚。
我們本科論文（那個年代只有畢業證，沒有學位證，所以還不能叫做學士學位論文）做了一年半，現在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真正做論文的時間又是多長呢？記得指導老師蘇文地拿出一本幾百頁的英文原版《內燃機原理》書說，“你們三個同學拿回去翻譯，一個月之後交稿” 。我們得用格紙一個字一個字地、工工整整的寫好交給老師，可想翻譯後的稿紙有多厚！
從教35年
1982年元月10日，系裡管了頓散夥飯，沒帶學士帽，沒有頒證儀式，我就如此簡單地本科畢業了。那個時代，畢業是要服從組織分配的，基本沒有挑選的餘地。由於是文革後首批大學生，自然供不應求，加之年齡偏大者居多，因此絕大部分同學選擇了就業。我開始被組織分配到北京國家幹部局，後來又要我留校。
留校幹了三年指導員（也兼點課），每個男生宿舍我都住一週，實行宿舍標準化管理，因此學生工作一直走在全校前頭。時任校黨委書記卓明同志在校《船工週報》第5期頭版頭條發表文章，號召全校師生學習。
在後來的幾年裡，學校黨委和省委幾次選調過我，曾有過坐“直升機”經歷。1985年11月，時任校組織部長李鐵民說，黑龍江省120個處級幹部候選人中我排名第一，直接任命我為黑龍江省教委大學黨委基層處正處長，還把我的檔案給調走了。我一個星期沒去上任，因為這事李部長還挺生氣說，“這不是你個人的事，你去有利於學校發展的”。感覺那個年代你做的怎樣，組織上都能看得見，想著你。
我當過動力系指導員、團委書，負責過分配工作，受到的干擾不少，但不願違心去做。我向校領導彙報說，還是想靜靜地做點自己喜歡的事，多看點書，更充實一些，覺得當老師蠻好。
高考改變了我的職業生涯和人生軌跡，但不是人生觀。我的人生觀得益於家教和下鄉鍛鍊。從教35年，無論做什麼，還是認認真真，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前行，這得益於我的自立自信、不畏艱難和勤奮執著的精神，但不是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