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治安（1896-1954），字仰之，河北省故城縣東辛莊村人。原為馮玉祥西北軍高級將領，追隨馮玉祥經歷了直奉戰爭、南口戰役、五原誓師、北伐戰爭和中原大戰，其後為宋哲元國民革命軍29軍及第一集團軍主要將領。
在對日態度上，馮治安旗幟鮮明地表示要以牙還牙，堅決抵抗。在長城抗戰中，他率領37師一馬當先，用大刀、手榴彈痛擊日軍，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大捷。在就任國民政府河北省主席後，他抗日的態度更加堅決，所部何基灃旅曾消滅了西犯的冀東漢奸“民團”，還活捉了3個日本“顧問”。
馮治安（1896-1954），字仰之，河北省故城縣東辛莊村人。原為馮玉祥西北軍高級將領，追隨馮玉祥經歷了直奉戰爭、南口戰役、五原誓師、北伐戰爭和中原大戰，其後為宋哲元國民革命軍29軍及第一集團軍主要將領。
在對日態度上，馮治安旗幟鮮明地表示要以牙還牙，堅決抵抗。在長城抗戰中，他率領37師一馬當先，用大刀、手榴彈痛擊日軍，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大捷。在就任國民政府河北省主席後，他抗日的態度更加堅決，所部何基灃旅曾消滅了西犯的冀東漢奸“民團”，還活捉了3個日本“顧問”。
華北事變後，面對日軍的頻頻挑釁，蔣介石認為國力不足，主張忍辱退讓，29軍軍長、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哲元則願維持和平局面，對日軍的屢屢尋釁事件均以退讓來“解決”。為擺脫日軍騷擾，宋哲元於1937年5月11日借修祖墳之機回山東樂陵老家。離開北平前，宋哲元把29軍的外交權交給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軍權則交給了時任37師師長、河北省主席馮治安，並任命其代理軍長職務。
盧溝橋和宛平城是馮治安特別重視的守備地區。七七事變之前，日軍在這一地區越來越頻繁地進行軍事演習，並且規模越來越大，以此向中國軍隊炫耀日軍的“威儀”。對此，29軍駐軍官兵義憤填膺。面對日軍的挑釁，馮治安毅然下令：要和日軍的演習針鋒相對，今天日軍在哪裡演習，明天我軍就在哪裡演習，而且一定要練出威風、演出水平。於是，37師官兵與日軍的一場場演習對抗就在北平西南郊展開。為此，日軍把馮治安視為眼中釘。日本駐華特務機關曾將29軍及冀察政權的首領們進行分類排隊，分別為“親日派”、“知日派”、“抗日派”三類。馮治安不但被劃為“抗日派”，還單獨加戴“頑固抗日派”的帽子。在日本特遣軍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的回憶錄中，也特別提到馮治安是“冀察第二十九軍頭號實權者”，“被日本視為最可怕的人物”。
自1937年7月5日開始，駐豐臺等地的日軍準備演習一週，引起當地百姓不安，馮治安令37師加強監視和警戒。6日，日軍駐豐臺的清水節郎中隊藉口到長辛店演習，提出穿越宛平城的無理要求，遭到駐城守軍嚴詞拒絕。雙方相持10多個小時，日軍發覺天色已晚，才悻悻離城而去。為此，馮治安給守軍下達指令：嚴密注意日軍行動，日軍如果挑釁，就堅決回擊，要與城橋共存亡。
馮治安（1896-1954），字仰之，河北省故城縣東辛莊村人。原為馮玉祥西北軍高級將領，追隨馮玉祥經歷了直奉戰爭、南口戰役、五原誓師、北伐戰爭和中原大戰，其後為宋哲元國民革命軍29軍及第一集團軍主要將領。
在對日態度上，馮治安旗幟鮮明地表示要以牙還牙，堅決抵抗。在長城抗戰中，他率領37師一馬當先，用大刀、手榴彈痛擊日軍，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大捷。在就任國民政府河北省主席後，他抗日的態度更加堅決，所部何基灃旅曾消滅了西犯的冀東漢奸“民團”，還活捉了3個日本“顧問”。
華北事變後，面對日軍的頻頻挑釁，蔣介石認為國力不足，主張忍辱退讓，29軍軍長、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哲元則願維持和平局面，對日軍的屢屢尋釁事件均以退讓來“解決”。為擺脫日軍騷擾，宋哲元於1937年5月11日借修祖墳之機回山東樂陵老家。離開北平前，宋哲元把29軍的外交權交給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軍權則交給了時任37師師長、河北省主席馮治安，並任命其代理軍長職務。
盧溝橋和宛平城是馮治安特別重視的守備地區。七七事變之前，日軍在這一地區越來越頻繁地進行軍事演習，並且規模越來越大，以此向中國軍隊炫耀日軍的“威儀”。對此，29軍駐軍官兵義憤填膺。面對日軍的挑釁，馮治安毅然下令：要和日軍的演習針鋒相對，今天日軍在哪裡演習，明天我軍就在哪裡演習，而且一定要練出威風、演出水平。於是，37師官兵與日軍的一場場演習對抗就在北平西南郊展開。為此，日軍把馮治安視為眼中釘。日本駐華特務機關曾將29軍及冀察政權的首領們進行分類排隊，分別為“親日派”、“知日派”、“抗日派”三類。馮治安不但被劃為“抗日派”，還單獨加戴“頑固抗日派”的帽子。在日本特遣軍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的回憶錄中，也特別提到馮治安是“冀察第二十九軍頭號實權者”，“被日本視為最可怕的人物”。
自1937年7月5日開始，駐豐臺等地的日軍準備演習一週，引起當地百姓不安，馮治安令37師加強監視和警戒。6日，日軍駐豐臺的清水節郎中隊藉口到長辛店演習，提出穿越宛平城的無理要求，遭到駐城守軍嚴詞拒絕。雙方相持10多個小時，日軍發覺天色已晚，才悻悻離城而去。為此，馮治安給守軍下達指令：嚴密注意日軍行動，日軍如果挑釁，就堅決回擊，要與城橋共存亡。
7日上午，日軍又到盧溝橋北側龍王廟一帶演習挑釁，氣勢洶洶。當夜10時許，從日軍演習地方發出一陣槍聲後，日軍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並以“武力保衛前進”相要挾，駐守官兵斷然拒絕。日方即調動駐豐臺日軍第三大隊包圍了宛平城。何基灃旅長向馮治安請示辦法，馮當即指示：“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寸土都不許退，可採取武力自衛及斷然處置。國家存亡在此一舉，設若衝突，盧溝橋即是你們的墳墓！”
他與秦德純、張自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先報告國民黨中央並請尚在原籍的宋哲元火速返回北平坐鎮指揮，馮治安到長辛店指揮作戰，秦德純和張自忠留北平坐鎮，分別負責與中央和日方聯繫，重要電文由三人聯名簽署，以示共同負責。隨後，馮治安立即趕回北平，召集37師將領開會，佈置應變措施，並下達了武力抵抗的命令。在馮治安堅決態度影響下，所部官兵奮起抵抗，將日軍多次擊退。
據日軍史料記載，盧溝橋事變前後，日軍“作戰主要目標指向二十九軍中抗日意識最強烈的馮治安的第三十七師”，決定“陸軍會戰之前，先以航空部隊主力集中威力對最富於挑釁的第三十七師進行攻擊”；他們叫囂“（對二十九軍）採取強硬措施”，並點名要處罰責任者馮治安。
7月8日凌晨，中日雙方代表在宛平城談判，日方代表雖承認“失蹤”士兵已歸隊，但仍無理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宛平城，以便日軍進城“調查失蹤原因”，還要求中方賠償他們的損失，同時懲辦守城營長金振中，否則就把宛平城化為灰燼。
馮治安（1896-1954），字仰之，河北省故城縣東辛莊村人。原為馮玉祥西北軍高級將領，追隨馮玉祥經歷了直奉戰爭、南口戰役、五原誓師、北伐戰爭和中原大戰，其後為宋哲元國民革命軍29軍及第一集團軍主要將領。
在對日態度上，馮治安旗幟鮮明地表示要以牙還牙，堅決抵抗。在長城抗戰中，他率領37師一馬當先，用大刀、手榴彈痛擊日軍，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大捷。在就任國民政府河北省主席後，他抗日的態度更加堅決，所部何基灃旅曾消滅了西犯的冀東漢奸“民團”，還活捉了3個日本“顧問”。
華北事變後，面對日軍的頻頻挑釁，蔣介石認為國力不足，主張忍辱退讓，29軍軍長、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哲元則願維持和平局面，對日軍的屢屢尋釁事件均以退讓來“解決”。為擺脫日軍騷擾，宋哲元於1937年5月11日借修祖墳之機回山東樂陵老家。離開北平前，宋哲元把29軍的外交權交給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軍權則交給了時任37師師長、河北省主席馮治安，並任命其代理軍長職務。
盧溝橋和宛平城是馮治安特別重視的守備地區。七七事變之前，日軍在這一地區越來越頻繁地進行軍事演習，並且規模越來越大，以此向中國軍隊炫耀日軍的“威儀”。對此，29軍駐軍官兵義憤填膺。面對日軍的挑釁，馮治安毅然下令：要和日軍的演習針鋒相對，今天日軍在哪裡演習，明天我軍就在哪裡演習，而且一定要練出威風、演出水平。於是，37師官兵與日軍的一場場演習對抗就在北平西南郊展開。為此，日軍把馮治安視為眼中釘。日本駐華特務機關曾將29軍及冀察政權的首領們進行分類排隊，分別為“親日派”、“知日派”、“抗日派”三類。馮治安不但被劃為“抗日派”，還單獨加戴“頑固抗日派”的帽子。在日本特遣軍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的回憶錄中，也特別提到馮治安是“冀察第二十九軍頭號實權者”，“被日本視為最可怕的人物”。
自1937年7月5日開始，駐豐臺等地的日軍準備演習一週，引起當地百姓不安，馮治安令37師加強監視和警戒。6日，日軍駐豐臺的清水節郎中隊藉口到長辛店演習，提出穿越宛平城的無理要求，遭到駐城守軍嚴詞拒絕。雙方相持10多個小時，日軍發覺天色已晚，才悻悻離城而去。為此，馮治安給守軍下達指令：嚴密注意日軍行動，日軍如果挑釁，就堅決回擊，要與城橋共存亡。
7日上午，日軍又到盧溝橋北側龍王廟一帶演習挑釁，氣勢洶洶。當夜10時許，從日軍演習地方發出一陣槍聲後，日軍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並以“武力保衛前進”相要挾，駐守官兵斷然拒絕。日方即調動駐豐臺日軍第三大隊包圍了宛平城。何基灃旅長向馮治安請示辦法，馮當即指示：“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寸土都不許退，可採取武力自衛及斷然處置。國家存亡在此一舉，設若衝突，盧溝橋即是你們的墳墓！”
他與秦德純、張自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先報告國民黨中央並請尚在原籍的宋哲元火速返回北平坐鎮指揮，馮治安到長辛店指揮作戰，秦德純和張自忠留北平坐鎮，分別負責與中央和日方聯繫，重要電文由三人聯名簽署，以示共同負責。隨後，馮治安立即趕回北平，召集37師將領開會，佈置應變措施，並下達了武力抵抗的命令。在馮治安堅決態度影響下，所部官兵奮起抵抗，將日軍多次擊退。
據日軍史料記載，盧溝橋事變前後，日軍“作戰主要目標指向二十九軍中抗日意識最強烈的馮治安的第三十七師”，決定“陸軍會戰之前，先以航空部隊主力集中威力對最富於挑釁的第三十七師進行攻擊”；他們叫囂“（對二十九軍）採取強硬措施”，並點名要處罰責任者馮治安。
7月8日凌晨，中日雙方代表在宛平城談判，日方代表雖承認“失蹤”士兵已歸隊，但仍無理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宛平城，以便日軍進城“調查失蹤原因”，還要求中方賠償他們的損失，同時懲辦守城營長金振中，否則就把宛平城化為灰燼。
對於日方的無理要求，中方代表嚴詞拒絕。正在談判進行時，日軍突然炮轟宛平城，同時向盧溝橋北側的平漢鐵路橋進攻。當晚，馮治安派敢死隊到宛平夜襲龍王廟、鐵路橋一帶，用大刀奮勇殺敵，猛擊日軍，堅守了陣地。
馮治安、張自忠、秦德純在當天致電何應欽，除報告反擊日軍戰況外，還表明決心：“彼方要求須我方撤出盧溝橋城外，方免事態擴大。但我以國家領土主權所關，未便輕易放棄，現仍在對峙中。倘對方一再壓迫，為正當防衛計，不得不與之竭力周旋。”
馮治安在7月10日致何應欽電文中寫道：“全軍將士已具決死與決戰之決心”。16日，29軍發表戰字第一號令：命馮治安為總指揮，以統一指揮北平一帶的29軍所有部隊。但此令僅為作戰計劃，並未準備實施，參戰者仍為馮治安師。21日，日方再次炮擊宛平城及長辛店駐軍。25日，日軍突向通縣增兵，形勢危急。在全國同胞的聲援下，馮治安指揮37師官兵浴血奮戰，以劣勢裝備多次粉碎日軍猛烈炮火的進攻，直至29軍奉命撤出北平，日軍始終未能攻下盧溝橋和宛平城。
馮治安（1896-1954），字仰之，河北省故城縣東辛莊村人。原為馮玉祥西北軍高級將領，追隨馮玉祥經歷了直奉戰爭、南口戰役、五原誓師、北伐戰爭和中原大戰，其後為宋哲元國民革命軍29軍及第一集團軍主要將領。
在對日態度上，馮治安旗幟鮮明地表示要以牙還牙，堅決抵抗。在長城抗戰中，他率領37師一馬當先，用大刀、手榴彈痛擊日軍，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大捷。在就任國民政府河北省主席後，他抗日的態度更加堅決，所部何基灃旅曾消滅了西犯的冀東漢奸“民團”，還活捉了3個日本“顧問”。
華北事變後，面對日軍的頻頻挑釁，蔣介石認為國力不足，主張忍辱退讓，29軍軍長、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哲元則願維持和平局面，對日軍的屢屢尋釁事件均以退讓來“解決”。為擺脫日軍騷擾，宋哲元於1937年5月11日借修祖墳之機回山東樂陵老家。離開北平前，宋哲元把29軍的外交權交給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軍權則交給了時任37師師長、河北省主席馮治安，並任命其代理軍長職務。
盧溝橋和宛平城是馮治安特別重視的守備地區。七七事變之前，日軍在這一地區越來越頻繁地進行軍事演習，並且規模越來越大，以此向中國軍隊炫耀日軍的“威儀”。對此，29軍駐軍官兵義憤填膺。面對日軍的挑釁，馮治安毅然下令：要和日軍的演習針鋒相對，今天日軍在哪裡演習，明天我軍就在哪裡演習，而且一定要練出威風、演出水平。於是，37師官兵與日軍的一場場演習對抗就在北平西南郊展開。為此，日軍把馮治安視為眼中釘。日本駐華特務機關曾將29軍及冀察政權的首領們進行分類排隊，分別為“親日派”、“知日派”、“抗日派”三類。馮治安不但被劃為“抗日派”，還單獨加戴“頑固抗日派”的帽子。在日本特遣軍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的回憶錄中，也特別提到馮治安是“冀察第二十九軍頭號實權者”，“被日本視為最可怕的人物”。
自1937年7月5日開始，駐豐臺等地的日軍準備演習一週，引起當地百姓不安，馮治安令37師加強監視和警戒。6日，日軍駐豐臺的清水節郎中隊藉口到長辛店演習，提出穿越宛平城的無理要求，遭到駐城守軍嚴詞拒絕。雙方相持10多個小時，日軍發覺天色已晚，才悻悻離城而去。為此，馮治安給守軍下達指令：嚴密注意日軍行動，日軍如果挑釁，就堅決回擊，要與城橋共存亡。
7日上午，日軍又到盧溝橋北側龍王廟一帶演習挑釁，氣勢洶洶。當夜10時許，從日軍演習地方發出一陣槍聲後，日軍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並以“武力保衛前進”相要挾，駐守官兵斷然拒絕。日方即調動駐豐臺日軍第三大隊包圍了宛平城。何基灃旅長向馮治安請示辦法，馮當即指示：“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寸土都不許退，可採取武力自衛及斷然處置。國家存亡在此一舉，設若衝突，盧溝橋即是你們的墳墓！”
他與秦德純、張自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先報告國民黨中央並請尚在原籍的宋哲元火速返回北平坐鎮指揮，馮治安到長辛店指揮作戰，秦德純和張自忠留北平坐鎮，分別負責與中央和日方聯繫，重要電文由三人聯名簽署，以示共同負責。隨後，馮治安立即趕回北平，召集37師將領開會，佈置應變措施，並下達了武力抵抗的命令。在馮治安堅決態度影響下，所部官兵奮起抵抗，將日軍多次擊退。
據日軍史料記載，盧溝橋事變前後，日軍“作戰主要目標指向二十九軍中抗日意識最強烈的馮治安的第三十七師”，決定“陸軍會戰之前，先以航空部隊主力集中威力對最富於挑釁的第三十七師進行攻擊”；他們叫囂“（對二十九軍）採取強硬措施”，並點名要處罰責任者馮治安。
7月8日凌晨，中日雙方代表在宛平城談判，日方代表雖承認“失蹤”士兵已歸隊，但仍無理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宛平城，以便日軍進城“調查失蹤原因”，還要求中方賠償他們的損失，同時懲辦守城營長金振中，否則就把宛平城化為灰燼。
對於日方的無理要求，中方代表嚴詞拒絕。正在談判進行時，日軍突然炮轟宛平城，同時向盧溝橋北側的平漢鐵路橋進攻。當晚，馮治安派敢死隊到宛平夜襲龍王廟、鐵路橋一帶，用大刀奮勇殺敵，猛擊日軍，堅守了陣地。
馮治安、張自忠、秦德純在當天致電何應欽，除報告反擊日軍戰況外，還表明決心：“彼方要求須我方撤出盧溝橋城外，方免事態擴大。但我以國家領土主權所關，未便輕易放棄，現仍在對峙中。倘對方一再壓迫，為正當防衛計，不得不與之竭力周旋。”
馮治安在7月10日致何應欽電文中寫道：“全軍將士已具決死與決戰之決心”。16日，29軍發表戰字第一號令：命馮治安為總指揮，以統一指揮北平一帶的29軍所有部隊。但此令僅為作戰計劃，並未準備實施，參戰者仍為馮治安師。21日，日方再次炮擊宛平城及長辛店駐軍。25日，日軍突向通縣增兵，形勢危急。在全國同胞的聲援下，馮治安指揮37師官兵浴血奮戰，以劣勢裝備多次粉碎日軍猛烈炮火的進攻，直至29軍奉命撤出北平，日軍始終未能攻下盧溝橋和宛平城。
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在事變中，馮治安堅決抗日的態度與及時採取的應對措施，讓日軍始料未及。據馮治安後來回憶：“起初他們原是恐嚇性質，覺得中國人畏懼日本，已成普遍心理，一經恫嚇，沒有不屈服的。他們這個靈丹妙藥，不想這次竟失掉效力。我們認為已到最後關頭、忍無可忍的階段。兵力雖少，但有全國同胞的熱情及實力來支持，使我們勇氣倍增，所以才能以寡敵眾，以弱撼強，在盧溝橋彈丸之地，在日寇猛烈炮火之中，支持戰事達二十天之久，使日寇不得不收斂僥倖的心理，拿出陸海空全力來與我們周旋。”
馮治安去世後，故友秦德純送上輓聯：“喜峰口論第一功，盧溝橋肇千秋業。”這是對馮治安所作貢獻的最好詮釋。在彪炳史冊的盧溝橋戰鬥中，馮治安的歷史功績不該被遺忘。
來源： 清風明月逍遙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