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不應該發生，至少不是在今天。”這是眾多點評昨天躥紅的“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在我國誕生”這條新聞時十分亮眼的一句話。咀嚼一下，這句話至少包含三層意思：第一，這事“不應該發生”；第二，這事“到底可不可以發生，還有待商榷”；第三，這事“至少今天不應該發生”。
基因編輯是個非常專業的術語，參與研究的專家屬於小眾，但一旦技術得以推廣，其涉及的又絕對是大眾，甚至每個人的安危與尊嚴。這項技術意在能夠讓人類對目標基因進行“編輯”，實現對特定DNA片段的敲除、加入等，以達到基因治療和遺傳改良等目的。昨天，深圳有關人士宣佈的“全球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於11月在中國誕生”，之所以輿論譁然，倒不是“外行看熱鬧”，而真的是茲事體大，事關千秋萬代。
圖說：CRISPR/Cas9基因改編技術創始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微生物學家Jennifer Doudna在TED關於基因改編的演講
為什麼“不應該發生”？有一則留言頗有代表性：“我不同意我的兒女不像我。”雖然有點戲謔，但反映的卻是一個生命延續的重大人倫問題。誰都希望自己的後代健康、漂亮，但誰又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像爹不像娘，倒像隔壁張木匠”。說白了，基因編輯用於醫療特定遺傳疾病，這肯定是未來醫學的方向，但用於人類非疾病的生理屬性變異，就值得探討了。以後，“基因人”滿大街，這會是什麼後果？現在我們努力踐行保護環境，就是為了保護生物的多樣性，進而保護人類自身。試想，如果通過基因編輯，“改良”出來的男生都像鹿晗，女生都像林志玲，失去了多樣性的人類，還有意義嗎？
國際醫學發展早就表明，基因編輯並非目前的原創成果，其技術難關早已攻克，但全球相關領域專家幾乎都恪守“不觸碰”的底線，就是為了避免鑽入“基因歧視”的死衚衕。因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有可能從基因的角度對人類全體的遺傳傾向進行出生前指導，這些遺傳信息的揭示和公開，將對攜帶某些“不利基因”或“缺陷基因”人士的升學、就業、婚姻等社會活動產生不利的影響。“基因歧視”可以是針對一個人、一個家族或一個民族。這樣的社會後果，誰也承擔不了，也承擔不起。
圖說：創始人Jennifer Doudna呼籲全球暫停CRISPR/Cas9技術在人體胚胎中臨床應用。
為什麼“還有待商榷”？皆因為基因編輯技術至今仍在世界上存有極大爭議。2018年7月，英國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學協會發布報告說，在充分考慮科學技術及其社會影響的條件下，通過基因編輯技術修改人體胚胎、精子或卵細胞細胞核中的DNA，被認為“倫理上可接受”。但是，該協會提出了兩大限制條件：一是基因編輯嬰兒，必須確保並符合未來出生嬰兒的福祉；二是符合社會的正義和團結，不會增加歧視和分裂。
為什麼“至少今天不應該發生”？因為目前這樣的醫學實踐活動尚缺乏法律的支撐與保護。但是，我國已經出臺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其中就明確：“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當遵循知情同意原則，並簽署知情同意書。涉及倫理問題的，應當提交醫學倫理委員會討論。”用基因編輯嬰兒，從大範疇來說，也應當屬於輔助生殖技術的一種手段，其法律和倫理邊界需要有嚴格的限定與規範。正如國家衛健委就此事的迴音，是依法依規處理，必須本著對人民健康高度負責和科學原則。從目前我國的法律法規來看，基因編輯用於生殖改善是沒有法律依據的，無論其動機如何，開展這樣的“科研”實踐，也是對人民健康的不負責。
圖說：國家衛健委高度重視“基因編輯嬰兒” 要求廣東衛健委核實。
現在必須立即讓“基因人”踩剎車，一個最基本的科學事實是，基因不是人的全部，人除受先天遺傳因素，還與社會環境長期作用密不可分。人的健康發展受制於先天和後天的雙重因素。正是從這點來說，堅決反對基因決定論是人類的不二選擇。事關人類安全與尊嚴的頭等大事，沒有任何“實驗性”可談。
作者 | 王蔚
編輯 | 包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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