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城開辦勞動爭議案件調解和法律援助工作站 法院+工會”免費調解勞動爭議
惠城開辦勞動爭議案件調解和法律援助工作站啦
有朋友要問了，可以做什麼？
“法院+工會”免費為他們調解勞動爭議
好處可多啦
這種調解方式不僅有利於
企業與員工之間“化干戈為玉帛”
也可節省司法資源
減輕法官辦案壓力
……
掛牌
近日，惠城區總工會勞動爭議案件調解和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惠城區人民法院正式掛牌，這標誌著惠城區加強勞動爭議訴調對接合作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該工作站由法院提供場地，工會委派特約律師進駐，為勞動關係雙方提供自願、免費的調解服務，調解協議由法院確認，具有法律約束力。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區總工會主席容樹坤，區法院院長黃志強參加啟動儀式併為工作站揭牌。
2016年，區委常委、區委辦主任黃智勇為對接律師和企業工會發放聯繫卡。資料圖
以前
勞動爭議走司法程序耗時長
惠城區法院和惠城區工會召開聯席會議。
當天的揭牌儀式後，惠城區法院和惠城區總工會召開了首次聯席會議。惠城區法院向惠城區總工會通報勞動爭議案件的審理情況，雙方交流勞動法律法規的實施和執行情況等。
近年來，勞資糾紛隱患增多。據瞭解，2016年惠城區法院立案審理的勞資糾紛案件為300多宗，再加上其他案件，法官辦案壓力頗大，週末加班已成常態。對職工來說，如果每次勞動爭議都走司法程序，耗時長，拖不起。
惠城區總工會副主席鄧小明介紹，勞動爭議走司法程序，耗時最短都要兩個多月，長的甚至拖了好幾年。
例如2015年8月，惠城區一紡織廠因經營不善虧損，申請企業破產，遣散員工。隨後，惠城區總工會應該廠員工要求，為該廠109名員工提供法律援助。“我們嘗試調解，但沒有效果，然後申請勞動仲裁。”鄧小明說，工人對仲裁結果不服，然後又向惠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員工對一審結果不服上訴，2017年5月3日進行了二審，目前二審結果還沒有出來。
為了給職工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近年來惠城區總工會一直進行著各種各樣的探索，聘請工會法律顧問提供法律援助和訴前工會調解，是其中兩項較有成績的工作。
法律援助的確為不少職工提供了幫助，但訴前工會調解仍存在一定弊端，即使企業和員工雙方接受調解，但因為沒有法律效力，雙方隨時都可以反悔，一旦反悔，工會的調解工作就等於白做了。
如何能總結工會法律援助的新經驗
又能提高勞動爭議處理的質量和效率？
成立勞動爭議案件調解和法律援助工作站
既是“法院+工會”化解勞動爭議的試點
也是深化社會化勞資矛盾調解機制的一種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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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將法律幫扶和人民調解相結合
惠城區總工會常務副主席容梅澳介紹，該工作站的基本做法是，由法院提供場地，工會委派特約律師進駐，為勞動關係雙方提供自願、免費的調解服務，調解協議由法院確認，具有法律約束力，且馬上生效。
這種勞動爭議解決方式
具有時間短、效力強、
費用低、公平自願等優點
而且工會可以將提供法律幫扶和人民調解
兩種職能有效結合起來
既提升了工會的影響力
增加了工會調解的公信力和強制力
又有節約司法資源
減輕法官辦案壓力的作用
……
工作站成立後，法院可以委託工會法律顧問進行訴前和訴中調解，在訴後為職工做好解釋和安撫工作，引導工會法律顧問提供即時法律援助服務。
法院審判活動有了工會組織的參與，勞動糾紛雙方當事人之間就能更充分地敘述“法、理、情”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可使矛盾雙方在“和風細雨”中解決問題，往往更有利於企業與員工之間“化干戈為玉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發展
13名工會法律顧問上崗履責
容梅澳為惠城區第二屆工會法律顧問成員發放聘書。
成立工作站只是邁出了第一步。鄧小明介紹，接下來，惠城區法院和惠城區總工會將抓緊出臺有關訴調對接的文件，規範訴調對接的文本和流程；儘快發揮工會調解和法律援助工作站應有的作用，共同構建社會化的勞資矛盾大調解格局。
同時，建立健全法院和工會聯席會議制度、群體性勞資糾紛化解聯動機制、困難職工聯合救助制度等。定期組織工會幹部旁聽勞動爭議案件審理，聯合指導基層勞動爭議調解組織建設等。
在當天的首次聯席會議上，還舉行了第二屆惠城區工會法律顧問團成員的聘書發放儀式，新一屆的13名工會法律顧問上崗履責。
惠城區總工會律師在馬安鎮開展法律知識培訓活動。
工會法律顧問在惠州國美開展法律知識培訓。
這些法律顧問一方面要為工會維權“助力”，積極配合工會參與處置化解企業勞資糾紛，為工會提供法律意見，幫助工會尋找合法合理的解決之道；另一方面要為企業勞動關係“把脈”，通過進廠接訪、熱線電話、微信諮詢等多種形式，與企業工會、職工保持密切聯繫，瞭解企業勞動關係動態。
鄧小明介紹，計劃每週一天安排一名法律顧問到工作站值班，接待因勞資糾紛到法院起訴的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