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正律師 江蘇震宇震律師事務所
7月17日，陝西漢中張扣扣故意殺人、故意毀壞財物一案，歷經一審、二審和死刑複核，最終被依法執行死刑。
往前一週，7月10日，河南洛陽常仁堯尋釁滋事一案，法院一審也作出了有期徒刑1年6個月的有罪判決。
在母親死亡21年之後，張扣扣持刀殺害了鄰居父子3人，理由是“為母報仇”。在20年之後，常仁堯攔路打老師耳光，理由也是報讀書時被老師體罰之仇。這是兩個“復仇”的故事，但也是兩個真實的判例，引發了全社會對於復仇與法律的大討論。
不可否認，我國的“復仇文化”源遠流長。例如，“臥薪嚐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詳。社會普遍認同“復仇文化”，不僅寬容復仇，有些甚至還會鼓勵復仇。大家的樸素正義觀似乎就是，復仇者即使犯了罪，也是英雄，也應當被法外開恩。
於是，張扣扣即使是殺了3人，濫殺無辜，很多人還是認為他罪不至死。於是，常仁堯即使是毆打了自己的老師並錄製視頻進行傳播，給老師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很多人依然認為他錯不至罪。張扣扣和常仁堯都是“復仇”英雄，他們的“復仇”故事都根植於中國人的“復仇”基因，自然能夠收穫巨量的支持者，這本是不足為怪的。
然而，在任何一個法治社會裡，“復仇”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勵志故事”，它的本質還是一種違法甚至犯罪的行為。對於任何一個“復仇”故事，大家當然可以各抒己見、快意恩仇；但對於每一個“復仇”案件，法律必須給出一個公斷、不容含糊。
公眾對於法律的偏見，代入司法領域，就是所謂的法官要不要聽取 “民意”的問題。毋庸置疑，法官當然需要聽取民意，司法不能與社會脫節，但是公眾也應當尊重法律，“民意”也不能干擾司法公正。法治社會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司法與“民意”應該努力做到並行不悖並相互促進。
所謂“冤冤相報何時了？”一個社會如果復仇之風盛行，後果必將不堪設想。復仇建立在仇恨之上，而仇恨起源於矛盾，至於是非曲直，當事人往往會各持一詞，這就決定了復仇本身就具有非常強烈的主觀色彩。一個人想要仇恨、想要復仇，很容易找到各種藉口，至於這些藉口是否成立，實際上是無關緊要的。
對於一個刑事案件，即使法院當年已經依法作出了公正判決，任何一方都可以在21年之後再認為司法不公，並且埋下仇恨的種子，精心實施了“復仇”計劃；對於一個老師的教育方式，即使在當年的教育環境之下並無明顯不當，任何一個學生都可以在20年之後再認為是體罰，並且埋下仇恨的種子，因偶遇而臨時起意進行“復仇”。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也非常重視對復仇“正當性”的審查：漢中市中級法院和陝西省高級法院經複查，認定張扣扣母親死亡案件的判決依法有效，不存在司法不公問題；河南省欒川縣法院判決也認定，現無充分證據證明老師對常仁堯的教育方式明顯不當，不能認定老師存在過錯。
令人遺憾的是，法院還原“復仇”真相的努力並沒有起到預想的作用，不僅被告人不認賬，而且很多網民也不認賬。其實，仇恨本身就是無法驗證的，哪些能夠仇恨，哪些不能仇恨，這難道還能制定出一個標準嗎？無論仇恨是否正當，在復仇者眼中，它始終就是正當的。既然仇恨的正當性無法驗證，又如何再去驗證復仇的正當性呢？
如果說復仇是一種私力救濟，那麼法律就是國家層面的一種公力保障。法律的作用在於定分止爭，有了法律的約束，就不應當再鼓勵復仇；有了法律的裁決，就更不應當去復仇。很多人忽視了一點，即使在我國古代社會，復仇也並非是絕對豁免的，相反，大多數朝代的法律都曾明令禁止復仇。
現代社會，法律應該成為“復仇”最好的替代品，司法也應該成為“復仇”最好的方式。法治社會，如果一個人一定要選擇私力復仇，那他就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復仇者必須明白，私力復仇只會讓自己身陷囹圄，甚至還會讓自己“家破人亡”。復仇者還須明白，復仇或許讓你一鳴驚人，但無論你有多少支持者，記者、律師以及網民都無法與你一起分擔風險。
退一步說，即使張母案件確實司法不公，難道張扣扣就殺人有理了嗎？即使張老師確實有過體罰，難道常仁堯就打人無罪了嗎？相反，復仇即使合理也不合法，復仇者即使獲得了公眾的同情，但是法律也不能法外開恩。這才是法治社會應當秉持的鮮明態度。
從張扣扣到常仁堯，法官的裁判與公眾的期待出現了較大的分歧，並且判決之後，分歧仍在持續發酵。這就啟發我們不得不反思一個問題：在當今社會“復仇”為何還有如此巨大的“市場”？
無須諱言，張扣扣“復仇”背後牽涉的是司法公正問題，常仁堯“復仇”背後牽涉的是教育公平問題，而司法和教育又是公眾長期關注的社會話題。實際上，公眾對於案件的關注和討論，已經超越了案件本身的事實與證據,支持者們並不關心“復仇”的真相,他們真正關心的是社會上抽象的公平正義。
面向現實，社會上確實存在各種不公平、不正義的現象，公眾對此難免會憤慨和不滿。而張扣扣和常仁堯，恰恰契合了公眾的情緒，他們是催化劑和導火索，他們的“復仇”正好成為了打破社會不公的代名詞。
判決下來了，案件結束了，但是“復仇”似乎還遠未結束，這超出了很多司法者的預料。歸根結底，這是因為案件背後的社會問題，特別是不公平、不正義的問題，並沒有隨之解決。
對於司法者而言，公眾的輿論海嘯自然會帶來巨大的辦案壓力，但是也不能苛求公眾能像法官一樣來思考問題。對於復仇事件，公眾看到的是故事，是社會的不公，如何評價是一種輿論自由；而司法者看到的是法律，是法律的公正，依法斷案則是一種應盡的法律義務。
試想一下，如果公眾都能像法官一樣思考問題，都能作出合乎法律的判斷，那法官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復仇”的輿論雖然可怕，雖有較大的副作用，但也折射了公眾對於社會公平正義的美好向往，迫使司法者更加謹慎地對待每一個案件，有利於促進司法的公開公正。事實也是如此，公檢法在辦理張扣扣和常仁堯兩案時，比平時更加小心翼翼，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取證和準確的定罪量刑，努力將兩案辦成“鐵案”。
但是，公眾的精力有限，輿論的資源也有限，不是每一個案件都能獲得關注，對於沒有輿論的案件，我們的司法者是否也能夠小心謹慎的、一視同仁的對待呢？否則，司法者今天辦理的每一個案件，在20年之後，都有可能成為引燃另一個“復仇”故事的地雷。
“復仇”之外，還有一個“避仇”的問題。對於張扣扣的家人來說，若干年後，被害人的子孫輩是否也會前來複仇？常仁堯即使服刑完畢，舊仇未除又添新恨，是否還會向老師“復仇”呢？政府和法院需要未雨綢繆，應當幫助各方制定出相應的“避仇”方案，避免“復仇”悲劇再次重演。
當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當司法變得更加公正之時，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復仇的分歧會越來越少，復仇的市場會越來越少，復仇的故事也會越來越少。
總之，在法治社會，法律需要維護好公平正義，需要充當好“復仇”的滅火器，既不能放任“復仇”肆虐，更不能對“復仇”法外開恩。
"作者：陳正律師 江蘇震宇震律師事務所
7月17日，陝西漢中張扣扣故意殺人、故意毀壞財物一案，歷經一審、二審和死刑複核，最終被依法執行死刑。
往前一週，7月10日，河南洛陽常仁堯尋釁滋事一案，法院一審也作出了有期徒刑1年6個月的有罪判決。
在母親死亡21年之後，張扣扣持刀殺害了鄰居父子3人，理由是“為母報仇”。在20年之後，常仁堯攔路打老師耳光，理由也是報讀書時被老師體罰之仇。這是兩個“復仇”的故事，但也是兩個真實的判例，引發了全社會對於復仇與法律的大討論。
不可否認，我國的“復仇文化”源遠流長。例如，“臥薪嚐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詳。社會普遍認同“復仇文化”，不僅寬容復仇，有些甚至還會鼓勵復仇。大家的樸素正義觀似乎就是，復仇者即使犯了罪，也是英雄，也應當被法外開恩。
於是，張扣扣即使是殺了3人，濫殺無辜，很多人還是認為他罪不至死。於是，常仁堯即使是毆打了自己的老師並錄製視頻進行傳播，給老師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很多人依然認為他錯不至罪。張扣扣和常仁堯都是“復仇”英雄，他們的“復仇”故事都根植於中國人的“復仇”基因，自然能夠收穫巨量的支持者，這本是不足為怪的。
然而，在任何一個法治社會裡，“復仇”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勵志故事”，它的本質還是一種違法甚至犯罪的行為。對於任何一個“復仇”故事，大家當然可以各抒己見、快意恩仇；但對於每一個“復仇”案件，法律必須給出一個公斷、不容含糊。
公眾對於法律的偏見，代入司法領域，就是所謂的法官要不要聽取 “民意”的問題。毋庸置疑，法官當然需要聽取民意，司法不能與社會脫節，但是公眾也應當尊重法律，“民意”也不能干擾司法公正。法治社會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司法與“民意”應該努力做到並行不悖並相互促進。
所謂“冤冤相報何時了？”一個社會如果復仇之風盛行，後果必將不堪設想。復仇建立在仇恨之上，而仇恨起源於矛盾，至於是非曲直，當事人往往會各持一詞，這就決定了復仇本身就具有非常強烈的主觀色彩。一個人想要仇恨、想要復仇，很容易找到各種藉口，至於這些藉口是否成立，實際上是無關緊要的。
對於一個刑事案件，即使法院當年已經依法作出了公正判決，任何一方都可以在21年之後再認為司法不公，並且埋下仇恨的種子，精心實施了“復仇”計劃；對於一個老師的教育方式，即使在當年的教育環境之下並無明顯不當，任何一個學生都可以在20年之後再認為是體罰，並且埋下仇恨的種子，因偶遇而臨時起意進行“復仇”。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也非常重視對復仇“正當性”的審查：漢中市中級法院和陝西省高級法院經複查，認定張扣扣母親死亡案件的判決依法有效，不存在司法不公問題；河南省欒川縣法院判決也認定，現無充分證據證明老師對常仁堯的教育方式明顯不當，不能認定老師存在過錯。
令人遺憾的是，法院還原“復仇”真相的努力並沒有起到預想的作用，不僅被告人不認賬，而且很多網民也不認賬。其實，仇恨本身就是無法驗證的，哪些能夠仇恨，哪些不能仇恨，這難道還能制定出一個標準嗎？無論仇恨是否正當，在復仇者眼中，它始終就是正當的。既然仇恨的正當性無法驗證，又如何再去驗證復仇的正當性呢？
如果說復仇是一種私力救濟，那麼法律就是國家層面的一種公力保障。法律的作用在於定分止爭，有了法律的約束，就不應當再鼓勵復仇；有了法律的裁決，就更不應當去復仇。很多人忽視了一點，即使在我國古代社會，復仇也並非是絕對豁免的，相反，大多數朝代的法律都曾明令禁止復仇。
現代社會，法律應該成為“復仇”最好的替代品，司法也應該成為“復仇”最好的方式。法治社會，如果一個人一定要選擇私力復仇，那他就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復仇者必須明白，私力復仇只會讓自己身陷囹圄，甚至還會讓自己“家破人亡”。復仇者還須明白，復仇或許讓你一鳴驚人，但無論你有多少支持者，記者、律師以及網民都無法與你一起分擔風險。
退一步說，即使張母案件確實司法不公，難道張扣扣就殺人有理了嗎？即使張老師確實有過體罰，難道常仁堯就打人無罪了嗎？相反，復仇即使合理也不合法，復仇者即使獲得了公眾的同情，但是法律也不能法外開恩。這才是法治社會應當秉持的鮮明態度。
從張扣扣到常仁堯，法官的裁判與公眾的期待出現了較大的分歧，並且判決之後，分歧仍在持續發酵。這就啟發我們不得不反思一個問題：在當今社會“復仇”為何還有如此巨大的“市場”？
無須諱言，張扣扣“復仇”背後牽涉的是司法公正問題，常仁堯“復仇”背後牽涉的是教育公平問題，而司法和教育又是公眾長期關注的社會話題。實際上，公眾對於案件的關注和討論，已經超越了案件本身的事實與證據,支持者們並不關心“復仇”的真相,他們真正關心的是社會上抽象的公平正義。
面向現實，社會上確實存在各種不公平、不正義的現象，公眾對此難免會憤慨和不滿。而張扣扣和常仁堯，恰恰契合了公眾的情緒，他們是催化劑和導火索，他們的“復仇”正好成為了打破社會不公的代名詞。
判決下來了，案件結束了，但是“復仇”似乎還遠未結束，這超出了很多司法者的預料。歸根結底，這是因為案件背後的社會問題，特別是不公平、不正義的問題，並沒有隨之解決。
對於司法者而言，公眾的輿論海嘯自然會帶來巨大的辦案壓力，但是也不能苛求公眾能像法官一樣來思考問題。對於復仇事件，公眾看到的是故事，是社會的不公，如何評價是一種輿論自由；而司法者看到的是法律，是法律的公正，依法斷案則是一種應盡的法律義務。
試想一下，如果公眾都能像法官一樣思考問題，都能作出合乎法律的判斷，那法官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復仇”的輿論雖然可怕，雖有較大的副作用，但也折射了公眾對於社會公平正義的美好向往，迫使司法者更加謹慎地對待每一個案件，有利於促進司法的公開公正。事實也是如此，公檢法在辦理張扣扣和常仁堯兩案時，比平時更加小心翼翼，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取證和準確的定罪量刑，努力將兩案辦成“鐵案”。
但是，公眾的精力有限，輿論的資源也有限，不是每一個案件都能獲得關注，對於沒有輿論的案件，我們的司法者是否也能夠小心謹慎的、一視同仁的對待呢？否則，司法者今天辦理的每一個案件，在20年之後，都有可能成為引燃另一個“復仇”故事的地雷。
“復仇”之外，還有一個“避仇”的問題。對於張扣扣的家人來說，若干年後，被害人的子孫輩是否也會前來複仇？常仁堯即使服刑完畢，舊仇未除又添新恨，是否還會向老師“復仇”呢？政府和法院需要未雨綢繆，應當幫助各方制定出相應的“避仇”方案，避免“復仇”悲劇再次重演。
當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當司法變得更加公正之時，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復仇的分歧會越來越少，復仇的市場會越來越少，復仇的故事也會越來越少。
總之，在法治社會，法律需要維護好公平正義，需要充當好“復仇”的滅火器，既不能放任“復仇”肆虐，更不能對“復仇”法外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