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法國大革命稍有了解的讀者，應該會對革命中的一個政治現象有著深刻的記憶，這個現象就是，巴黎民眾對於行政部門有著極大的不信任，即使行政系統的首腦按照民眾的意願換了又換，他們仍然無法得到民眾的信任。
在革命之前就享有極大聲譽的拉法葉特侯爵時常因其保皇黨傾向遭到議員的批判，杜穆裡埃被懷疑為叛國者，作為行政權力代表的路易十六原本就不受信任，在經歷了10月事件、國王出逃、以及被指通敵之後，人們對他的信任徹底喪失，最終導致了他被處決。早期領袖米拉波也因與宮廷頻繁接觸被人們將遺體拉出先賢祠。
即使是通過救國委員會掌握了幾乎全部行政權力的雅各賓派，也在國民公會的指控下，迅速失去權力，最終被送上斷頭臺。這些掌握了巨大行政權力的人士，時刻讓民選代表們回想起專制君主的那個時代，並時時刻刻不提防著他們的行動。
對法國大革命稍有了解的讀者，應該會對革命中的一個政治現象有著深刻的記憶，這個現象就是，巴黎民眾對於行政部門有著極大的不信任，即使行政系統的首腦按照民眾的意願換了又換，他們仍然無法得到民眾的信任。
在革命之前就享有極大聲譽的拉法葉特侯爵時常因其保皇黨傾向遭到議員的批判，杜穆裡埃被懷疑為叛國者，作為行政權力代表的路易十六原本就不受信任，在經歷了10月事件、國王出逃、以及被指通敵之後，人們對他的信任徹底喪失，最終導致了他被處決。早期領袖米拉波也因與宮廷頻繁接觸被人們將遺體拉出先賢祠。
即使是通過救國委員會掌握了幾乎全部行政權力的雅各賓派，也在國民公會的指控下，迅速失去權力，最終被送上斷頭臺。這些掌握了巨大行政權力的人士，時刻讓民選代表們回想起專制君主的那個時代，並時時刻刻不提防著他們的行動。
不可一世的羅伯斯比爾，僅僅因為國民公會的指控，就立馬跌下神壇
與之相反，民選的立法部門卻掌握了極大的權威。制憲會議與國民公會的權力遠遠超過了單純的立法機關。民選的議員們在行使制憲立法職能的同時，對行政與司法權力不斷進行著僭越。政區的劃分由議會進行，對法律的解釋權掌握在議會手裡，國王被迫將受議會信任的波爾克和吉倫特黨人作為大臣，戰爭策略的制定也被議會所幹涉，對國王路易十六的審判，直接由議員的投票結果決定，即使在雅各賓專政時期，救國委員會成員仍需通過國民公會的定期選舉來決定。在外省，一部分行政官員，甚至也由選舉產生。
對法國大革命稍有了解的讀者，應該會對革命中的一個政治現象有著深刻的記憶，這個現象就是，巴黎民眾對於行政部門有著極大的不信任，即使行政系統的首腦按照民眾的意願換了又換，他們仍然無法得到民眾的信任。
在革命之前就享有極大聲譽的拉法葉特侯爵時常因其保皇黨傾向遭到議員的批判，杜穆裡埃被懷疑為叛國者，作為行政權力代表的路易十六原本就不受信任，在經歷了10月事件、國王出逃、以及被指通敵之後，人們對他的信任徹底喪失，最終導致了他被處決。早期領袖米拉波也因與宮廷頻繁接觸被人們將遺體拉出先賢祠。
即使是通過救國委員會掌握了幾乎全部行政權力的雅各賓派，也在國民公會的指控下，迅速失去權力，最終被送上斷頭臺。這些掌握了巨大行政權力的人士，時刻讓民選代表們回想起專制君主的那個時代，並時時刻刻不提防著他們的行動。
不可一世的羅伯斯比爾，僅僅因為國民公會的指控，就立馬跌下神壇
與之相反，民選的立法部門卻掌握了極大的權威。制憲會議與國民公會的權力遠遠超過了單純的立法機關。民選的議員們在行使制憲立法職能的同時，對行政與司法權力不斷進行著僭越。政區的劃分由議會進行，對法律的解釋權掌握在議會手裡，國王被迫將受議會信任的波爾克和吉倫特黨人作為大臣，戰爭策略的制定也被議會所幹涉，對國王路易十六的審判，直接由議員的投票結果決定，即使在雅各賓專政時期，救國委員會成員仍需通過國民公會的定期選舉來決定。在外省，一部分行政官員，甚至也由選舉產生。
在大革命時期的國民公會中，每天都在進行著富有激情的辯論
如托克維爾所說：“儘管他們一直在盡力地使自己從舊制度中剝離出來，但不知不覺之中，他們還是繼承了舊制度下的很多感情、習慣與思想。”大革命中，民選的議會代表們將行政權集中在作為立法機構的議會手上，而不願將大部分行政職能放心地交給一位或一群行政官僚，正是出於對舊制度中行政體制的反感。
在舊制度的行政體制中，中央行政集權是其最核心的內容。與大革命中的集權不同，舊制度的行政權並非集中於議會手中，而是集中在非民選的行政部門手中在具體運作中，“中央行政集權”實際體現為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體系。如果用一幅圖來形象地表現這套體系的話，應當選擇樹狀圖：位於頂端的其餘點衍生出分支向下延伸，分支再衍生出更多的分支，最終形成一副如同埋於地下的樹根一般的圖像。
對法國大革命稍有了解的讀者，應該會對革命中的一個政治現象有著深刻的記憶，這個現象就是，巴黎民眾對於行政部門有著極大的不信任，即使行政系統的首腦按照民眾的意願換了又換，他們仍然無法得到民眾的信任。
在革命之前就享有極大聲譽的拉法葉特侯爵時常因其保皇黨傾向遭到議員的批判，杜穆裡埃被懷疑為叛國者，作為行政權力代表的路易十六原本就不受信任，在經歷了10月事件、國王出逃、以及被指通敵之後，人們對他的信任徹底喪失，最終導致了他被處決。早期領袖米拉波也因與宮廷頻繁接觸被人們將遺體拉出先賢祠。
即使是通過救國委員會掌握了幾乎全部行政權力的雅各賓派，也在國民公會的指控下，迅速失去權力，最終被送上斷頭臺。這些掌握了巨大行政權力的人士，時刻讓民選代表們回想起專制君主的那個時代，並時時刻刻不提防著他們的行動。
不可一世的羅伯斯比爾，僅僅因為國民公會的指控，就立馬跌下神壇
與之相反，民選的立法部門卻掌握了極大的權威。制憲會議與國民公會的權力遠遠超過了單純的立法機關。民選的議員們在行使制憲立法職能的同時，對行政與司法權力不斷進行著僭越。政區的劃分由議會進行，對法律的解釋權掌握在議會手裡，國王被迫將受議會信任的波爾克和吉倫特黨人作為大臣，戰爭策略的制定也被議會所幹涉，對國王路易十六的審判，直接由議員的投票結果決定，即使在雅各賓專政時期，救國委員會成員仍需通過國民公會的定期選舉來決定。在外省，一部分行政官員，甚至也由選舉產生。
在大革命時期的國民公會中，每天都在進行著富有激情的辯論
如托克維爾所說：“儘管他們一直在盡力地使自己從舊制度中剝離出來，但不知不覺之中，他們還是繼承了舊制度下的很多感情、習慣與思想。”大革命中，民選的議會代表們將行政權集中在作為立法機構的議會手上，而不願將大部分行政職能放心地交給一位或一群行政官僚，正是出於對舊制度中行政體制的反感。
在舊制度的行政體制中，中央行政集權是其最核心的內容。與大革命中的集權不同，舊制度的行政權並非集中於議會手中，而是集中在非民選的行政部門手中在具體運作中，“中央行政集權”實際體現為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體系。如果用一幅圖來形象地表現這套體系的話，應當選擇樹狀圖：位於頂端的其餘點衍生出分支向下延伸，分支再衍生出更多的分支，最終形成一副如同埋於地下的樹根一般的圖像。
國王位於整個“樹根”的頂端，行政權集中於他和他的御前會議手中。在地方上，代替國王的則是各個地方的總督。當整個體制運作時，國王需要使用這套官僚體系層層遞進地將權力以政令的形態由頂端向下傳輸。
但是，位於“樹根”末端的不是職位最低的行政官僚，而是遊離於官僚體系之外的臣民。這些體制外民眾在理論上雖與官僚稱不上是上下級關係，卻是政令的最終落實對象！他們雖身處於行政體制之外，卻是切身感受到體制內高層人員關於公共事務的決策的影響的一群人。
法國社會在中央行政集權下趨於“官僚化”。在法國中央行政集權最強大的地區，由於社會基層的自治團體的式微，或是被取締，來自頂端的權力可以垂直傳導至每個人身上。民眾難以找到一個自己從屬的、需要自己對之負責的自治團體，卻很容易找到管理自己的行政官員。行政官僚是政令的執行者，而非決策者。政令和政治決策的方向在決策層早已完成，下面的官僚們需忠實的執行政令，才能保證效率的最大化。
對法國大革命稍有了解的讀者，應該會對革命中的一個政治現象有著深刻的記憶，這個現象就是，巴黎民眾對於行政部門有著極大的不信任，即使行政系統的首腦按照民眾的意願換了又換，他們仍然無法得到民眾的信任。
在革命之前就享有極大聲譽的拉法葉特侯爵時常因其保皇黨傾向遭到議員的批判，杜穆裡埃被懷疑為叛國者，作為行政權力代表的路易十六原本就不受信任，在經歷了10月事件、國王出逃、以及被指通敵之後，人們對他的信任徹底喪失，最終導致了他被處決。早期領袖米拉波也因與宮廷頻繁接觸被人們將遺體拉出先賢祠。
即使是通過救國委員會掌握了幾乎全部行政權力的雅各賓派，也在國民公會的指控下，迅速失去權力，最終被送上斷頭臺。這些掌握了巨大行政權力的人士，時刻讓民選代表們回想起專制君主的那個時代，並時時刻刻不提防著他們的行動。
不可一世的羅伯斯比爾，僅僅因為國民公會的指控，就立馬跌下神壇
與之相反，民選的立法部門卻掌握了極大的權威。制憲會議與國民公會的權力遠遠超過了單純的立法機關。民選的議員們在行使制憲立法職能的同時，對行政與司法權力不斷進行著僭越。政區的劃分由議會進行，對法律的解釋權掌握在議會手裡，國王被迫將受議會信任的波爾克和吉倫特黨人作為大臣，戰爭策略的制定也被議會所幹涉，對國王路易十六的審判，直接由議員的投票結果決定，即使在雅各賓專政時期，救國委員會成員仍需通過國民公會的定期選舉來決定。在外省，一部分行政官員，甚至也由選舉產生。
在大革命時期的國民公會中，每天都在進行著富有激情的辯論
如托克維爾所說：“儘管他們一直在盡力地使自己從舊制度中剝離出來，但不知不覺之中，他們還是繼承了舊制度下的很多感情、習慣與思想。”大革命中，民選的議會代表們將行政權集中在作為立法機構的議會手上，而不願將大部分行政職能放心地交給一位或一群行政官僚，正是出於對舊制度中行政體制的反感。
在舊制度的行政體制中，中央行政集權是其最核心的內容。與大革命中的集權不同，舊制度的行政權並非集中於議會手中，而是集中在非民選的行政部門手中在具體運作中，“中央行政集權”實際體現為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體系。如果用一幅圖來形象地表現這套體系的話，應當選擇樹狀圖：位於頂端的其餘點衍生出分支向下延伸，分支再衍生出更多的分支，最終形成一副如同埋於地下的樹根一般的圖像。
國王位於整個“樹根”的頂端，行政權集中於他和他的御前會議手中。在地方上，代替國王的則是各個地方的總督。當整個體制運作時，國王需要使用這套官僚體系層層遞進地將權力以政令的形態由頂端向下傳輸。
但是，位於“樹根”末端的不是職位最低的行政官僚，而是遊離於官僚體系之外的臣民。這些體制外民眾在理論上雖與官僚稱不上是上下級關係，卻是政令的最終落實對象！他們雖身處於行政體制之外，卻是切身感受到體制內高層人員關於公共事務的決策的影響的一群人。
法國社會在中央行政集權下趨於“官僚化”。在法國中央行政集權最強大的地區，由於社會基層的自治團體的式微，或是被取締，來自頂端的權力可以垂直傳導至每個人身上。民眾難以找到一個自己從屬的、需要自己對之負責的自治團體，卻很容易找到管理自己的行政官員。行政官僚是政令的執行者，而非決策者。政令和政治決策的方向在決策層早已完成，下面的官僚們需忠實的執行政令，才能保證效率的最大化。
行政系統的頂點——路易十六
由於制定政策的法國宮廷缺乏最基層民眾的意見，這些與政令相關的民眾無法成為決策者，只能被置於最末端，成為官員執行政令或進行管理的對象。通過強行要求民眾服從自己未曾參與決策的政令，社會中不隸屬於官僚體系的民眾也被作為行政體制的最末端納入其中。通過這種方式，法國宮廷完成了社會的官僚化，把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嚴格執行上級命令的行政機制。
法國民眾對政治的參與感太少，而受到的統治太多，這便導致一個現象——“政府取代上帝”（托克維爾語）。在“政府取代上帝”的體制中，民眾難以參與到對政令的決策過程中，卻要按照那些不符合自身情況的政令去實行。而且，自上而下的政令幾乎沒有道德優勢，那些對民眾自己產生切身影響的政令，竟不是出於自己、或是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士手中，而是出自與自己並無交集的總督，甚至是更加遙遠的國王之手。
對法國大革命稍有了解的讀者，應該會對革命中的一個政治現象有著深刻的記憶，這個現象就是，巴黎民眾對於行政部門有著極大的不信任，即使行政系統的首腦按照民眾的意願換了又換，他們仍然無法得到民眾的信任。
在革命之前就享有極大聲譽的拉法葉特侯爵時常因其保皇黨傾向遭到議員的批判，杜穆裡埃被懷疑為叛國者，作為行政權力代表的路易十六原本就不受信任，在經歷了10月事件、國王出逃、以及被指通敵之後，人們對他的信任徹底喪失，最終導致了他被處決。早期領袖米拉波也因與宮廷頻繁接觸被人們將遺體拉出先賢祠。
即使是通過救國委員會掌握了幾乎全部行政權力的雅各賓派，也在國民公會的指控下，迅速失去權力，最終被送上斷頭臺。這些掌握了巨大行政權力的人士，時刻讓民選代表們回想起專制君主的那個時代，並時時刻刻不提防著他們的行動。
不可一世的羅伯斯比爾，僅僅因為國民公會的指控，就立馬跌下神壇
與之相反，民選的立法部門卻掌握了極大的權威。制憲會議與國民公會的權力遠遠超過了單純的立法機關。民選的議員們在行使制憲立法職能的同時，對行政與司法權力不斷進行著僭越。政區的劃分由議會進行，對法律的解釋權掌握在議會手裡，國王被迫將受議會信任的波爾克和吉倫特黨人作為大臣，戰爭策略的制定也被議會所幹涉，對國王路易十六的審判，直接由議員的投票結果決定，即使在雅各賓專政時期，救國委員會成員仍需通過國民公會的定期選舉來決定。在外省，一部分行政官員，甚至也由選舉產生。
在大革命時期的國民公會中，每天都在進行著富有激情的辯論
如托克維爾所說：“儘管他們一直在盡力地使自己從舊制度中剝離出來，但不知不覺之中，他們還是繼承了舊制度下的很多感情、習慣與思想。”大革命中，民選的議會代表們將行政權集中在作為立法機構的議會手上，而不願將大部分行政職能放心地交給一位或一群行政官僚，正是出於對舊制度中行政體制的反感。
在舊制度的行政體制中，中央行政集權是其最核心的內容。與大革命中的集權不同，舊制度的行政權並非集中於議會手中，而是集中在非民選的行政部門手中在具體運作中，“中央行政集權”實際體現為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體系。如果用一幅圖來形象地表現這套體系的話，應當選擇樹狀圖：位於頂端的其餘點衍生出分支向下延伸，分支再衍生出更多的分支，最終形成一副如同埋於地下的樹根一般的圖像。
國王位於整個“樹根”的頂端，行政權集中於他和他的御前會議手中。在地方上，代替國王的則是各個地方的總督。當整個體制運作時，國王需要使用這套官僚體系層層遞進地將權力以政令的形態由頂端向下傳輸。
但是，位於“樹根”末端的不是職位最低的行政官僚，而是遊離於官僚體系之外的臣民。這些體制外民眾在理論上雖與官僚稱不上是上下級關係，卻是政令的最終落實對象！他們雖身處於行政體制之外，卻是切身感受到體制內高層人員關於公共事務的決策的影響的一群人。
法國社會在中央行政集權下趨於“官僚化”。在法國中央行政集權最強大的地區，由於社會基層的自治團體的式微，或是被取締，來自頂端的權力可以垂直傳導至每個人身上。民眾難以找到一個自己從屬的、需要自己對之負責的自治團體，卻很容易找到管理自己的行政官員。行政官僚是政令的執行者，而非決策者。政令和政治決策的方向在決策層早已完成，下面的官僚們需忠實的執行政令，才能保證效率的最大化。
行政系統的頂點——路易十六
由於制定政策的法國宮廷缺乏最基層民眾的意見，這些與政令相關的民眾無法成為決策者，只能被置於最末端，成為官員執行政令或進行管理的對象。通過強行要求民眾服從自己未曾參與決策的政令，社會中不隸屬於官僚體系的民眾也被作為行政體制的最末端納入其中。通過這種方式，法國宮廷完成了社會的官僚化，把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嚴格執行上級命令的行政機制。
法國民眾對政治的參與感太少，而受到的統治太多，這便導致一個現象——“政府取代上帝”（托克維爾語）。在“政府取代上帝”的體制中，民眾難以參與到對政令的決策過程中，卻要按照那些不符合自身情況的政令去實行。而且，自上而下的政令幾乎沒有道德優勢，那些對民眾自己產生切身影響的政令，竟不是出於自己、或是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士手中，而是出自與自己並無交集的總督，甚至是更加遙遠的國王之手。
參加三級會議的成員是來自全國的代表，地方代表們對於國王相當不滿
與官僚體系一樣，官僚化的社會中，很容易區分上級與下級，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在日常生活中，法國民眾已然習慣將所有問題訴諸管理著自己的政府，因此，當被管理的下級——民眾們感受到政治上的不滿時，便會理所當然地向上望去，並輕易察覺到是誰在頒佈這些令人厭惡的政令，並強迫自己接受。因此，他們開始痛恨國王、宮廷和總督
當一切不滿之情的源頭被找到後，不滿之情就不再限於某一條具體政令身上，而是直接施加在行政系統上。托克維爾提到過因為總督關於買賣官職的言論：“（買賣官職的）鉅款本當用於有益的事上，為城市及市民謀福祉，然而……城市和市民只感受到了政府的壓迫……”可見，民眾不單單是對買賣官職一事不滿，還將其視為一種政府的壓迫行為，不滿隨即被轉移至體制身上。輸入此類的政令越多，對於體制的不滿也會隨之不斷積累，最後讓民眾徹底喪失對行政體制的信任。
對法國大革命稍有了解的讀者，應該會對革命中的一個政治現象有著深刻的記憶，這個現象就是，巴黎民眾對於行政部門有著極大的不信任，即使行政系統的首腦按照民眾的意願換了又換，他們仍然無法得到民眾的信任。
在革命之前就享有極大聲譽的拉法葉特侯爵時常因其保皇黨傾向遭到議員的批判，杜穆裡埃被懷疑為叛國者，作為行政權力代表的路易十六原本就不受信任，在經歷了10月事件、國王出逃、以及被指通敵之後，人們對他的信任徹底喪失，最終導致了他被處決。早期領袖米拉波也因與宮廷頻繁接觸被人們將遺體拉出先賢祠。
即使是通過救國委員會掌握了幾乎全部行政權力的雅各賓派，也在國民公會的指控下，迅速失去權力，最終被送上斷頭臺。這些掌握了巨大行政權力的人士，時刻讓民選代表們回想起專制君主的那個時代，並時時刻刻不提防著他們的行動。
不可一世的羅伯斯比爾，僅僅因為國民公會的指控，就立馬跌下神壇
與之相反，民選的立法部門卻掌握了極大的權威。制憲會議與國民公會的權力遠遠超過了單純的立法機關。民選的議員們在行使制憲立法職能的同時，對行政與司法權力不斷進行著僭越。政區的劃分由議會進行，對法律的解釋權掌握在議會手裡，國王被迫將受議會信任的波爾克和吉倫特黨人作為大臣，戰爭策略的制定也被議會所幹涉，對國王路易十六的審判，直接由議員的投票結果決定，即使在雅各賓專政時期，救國委員會成員仍需通過國民公會的定期選舉來決定。在外省，一部分行政官員，甚至也由選舉產生。
在大革命時期的國民公會中，每天都在進行著富有激情的辯論
如托克維爾所說：“儘管他們一直在盡力地使自己從舊制度中剝離出來，但不知不覺之中，他們還是繼承了舊制度下的很多感情、習慣與思想。”大革命中，民選的議會代表們將行政權集中在作為立法機構的議會手上，而不願將大部分行政職能放心地交給一位或一群行政官僚，正是出於對舊制度中行政體制的反感。
在舊制度的行政體制中，中央行政集權是其最核心的內容。與大革命中的集權不同，舊制度的行政權並非集中於議會手中，而是集中在非民選的行政部門手中在具體運作中，“中央行政集權”實際體現為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體系。如果用一幅圖來形象地表現這套體系的話，應當選擇樹狀圖：位於頂端的其餘點衍生出分支向下延伸，分支再衍生出更多的分支，最終形成一副如同埋於地下的樹根一般的圖像。
國王位於整個“樹根”的頂端，行政權集中於他和他的御前會議手中。在地方上，代替國王的則是各個地方的總督。當整個體制運作時，國王需要使用這套官僚體系層層遞進地將權力以政令的形態由頂端向下傳輸。
但是，位於“樹根”末端的不是職位最低的行政官僚，而是遊離於官僚體系之外的臣民。這些體制外民眾在理論上雖與官僚稱不上是上下級關係，卻是政令的最終落實對象！他們雖身處於行政體制之外，卻是切身感受到體制內高層人員關於公共事務的決策的影響的一群人。
法國社會在中央行政集權下趨於“官僚化”。在法國中央行政集權最強大的地區，由於社會基層的自治團體的式微，或是被取締，來自頂端的權力可以垂直傳導至每個人身上。民眾難以找到一個自己從屬的、需要自己對之負責的自治團體，卻很容易找到管理自己的行政官員。行政官僚是政令的執行者，而非決策者。政令和政治決策的方向在決策層早已完成，下面的官僚們需忠實的執行政令，才能保證效率的最大化。
行政系統的頂點——路易十六
由於制定政策的法國宮廷缺乏最基層民眾的意見，這些與政令相關的民眾無法成為決策者，只能被置於最末端，成為官員執行政令或進行管理的對象。通過強行要求民眾服從自己未曾參與決策的政令，社會中不隸屬於官僚體系的民眾也被作為行政體制的最末端納入其中。通過這種方式，法國宮廷完成了社會的官僚化，把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嚴格執行上級命令的行政機制。
法國民眾對政治的參與感太少，而受到的統治太多，這便導致一個現象——“政府取代上帝”（托克維爾語）。在“政府取代上帝”的體制中，民眾難以參與到對政令的決策過程中，卻要按照那些不符合自身情況的政令去實行。而且，自上而下的政令幾乎沒有道德優勢，那些對民眾自己產生切身影響的政令，竟不是出於自己、或是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士手中，而是出自與自己並無交集的總督，甚至是更加遙遠的國王之手。
參加三級會議的成員是來自全國的代表，地方代表們對於國王相當不滿
與官僚體系一樣，官僚化的社會中，很容易區分上級與下級，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在日常生活中，法國民眾已然習慣將所有問題訴諸管理著自己的政府，因此，當被管理的下級——民眾們感受到政治上的不滿時，便會理所當然地向上望去，並輕易察覺到是誰在頒佈這些令人厭惡的政令，並強迫自己接受。因此，他們開始痛恨國王、宮廷和總督
當一切不滿之情的源頭被找到後，不滿之情就不再限於某一條具體政令身上，而是直接施加在行政系統上。托克維爾提到過因為總督關於買賣官職的言論：“（買賣官職的）鉅款本當用於有益的事上，為城市及市民謀福祉，然而……城市和市民只感受到了政府的壓迫……”可見，民眾不單單是對買賣官職一事不滿，還將其視為一種政府的壓迫行為，不滿隨即被轉移至體制身上。輸入此類的政令越多，對於體制的不滿也會隨之不斷積累，最後讓民眾徹底喪失對行政體制的信任。
托克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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